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劉碩良

中華讀書報：漓江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您的《與時間書：劉碩良口述回憶錄》，既是您個人成長、工作、生活的歷史，也是時代發展的縮影。同時也是一部出版編輯工作實錄，是新聞出版發展真實的歷史切片。能否結合這本書談談您的閱讀和出版經歷？先談談您的早期閱讀？

劉碩良：我的出生地是湖南寧鄉和湘鄉交界的地方，寧鄉縣讀書風氣比較盛。岳麓書院的院長有六個都是寧鄉的，寧鄉也辦有四個書院，還辦過一個民國大學。我上過私塾，跟著學《論語》《孟子》，四書五經也沒有完全讀完，但也基本上涉獵了這些傳統經典，包括《詩經》《左傳》《戰國策》《史記》，還有《洪秀全演義》等通俗小說。自從學了新的歷史著作后，還是覺得新的歷史觀吸引人，很熱衷于看中國學者的歷史著作。實際上我是在新舊交替中前進，舊的知識學了一點，新的知識也學了一點，混雜著，對我一生的成長有直接的影響。

中華讀書報：您是從什么時候確立了新聞出版方面的志向？

劉碩良：小時候不管你看書的習慣是好是壞，還是中性的，往往在后面就看到它的影子、它的影響。我家里有點新書，比如茅盾的《子夜》是我看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我上初中最先讀的現代作品，是鄒韜奮的《萍蹤寄語》《萍蹤憶語》，從這里引發出我對新聞出版的向往與熱愛。當時我看了那些書以后，就覺得當個記者很好。但是也沒想到在這條道上坎坷數十年。2003年我獲得了韜奮出版獎，有幸成為韜奮旗下的一員。

中華讀書報：作為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新聞出版人，在《廣西日報》16年新聞工作的經歷對您有怎樣的影響？

劉碩良：我們旁邊楊柳灣那里有個郵政代辦所，報紙都寄到那里。代辦所那個人的兒子跟我哥是同學，有時候我會到那里把報紙拿回來看，看了以后還回去。那個時候，我才知道報紙是怎么回事，對鄒韜奮也發生了興趣。從事新聞工作的經歷，是我職業生涯的入門階段，我一生的生活習慣、文化習慣都受其影響。這段經歷對于后來做出版也有著重要的意義：我由此養成了高度的政治敏銳性和職業敏感性，鍛煉了整合信息和資源的能力，形成了較強的時間觀念和效率意識，對于媒體宣傳、對于市場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和把握，積累了排版、印制等方面工作的豐富經驗。這些鍛煉和收獲，都是做出版的寶貴財富。

中華讀書報：48歲才進入出版界，又在廣西這樣相對文化邊緣的地區，但您主持編寫了“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域外詩叢”“世界中篇名作選”“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等極具影響力的叢書，甚至被稱為出版界的“漓江現象”。您認為在整個出版系統中，究竟哪個環節最為重要？

劉碩良：做好出版工作，首先得有好的想法、好的眼光，要能抓住好的選題、好的作品，還要設計好，形式要新穎、美觀。但是光做好這些工作，還遠遠不夠，還得做好印刷、發行、營銷等工作。有什么樣的思路，就走什么樣的道路；開什么路子出來，就會有什么樣的過程和結果。比如從事外國文學出版，必須要熟悉三本地圖，一個是世界歷史地圖，一個是世界文學史地圖，一個是外國文學翻譯出版地圖。要對世界文學的大格局了然于心，要對外部世界有所了解。

中華讀書報：能否以“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為例具體談談？

劉碩良：“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是漓江出版社的大工程，也是中國外國文學出版的大工程。這套叢書不是我們最先想出來的，是在中國社科院外文所讀過研究生的兩個年輕人鄭克魯和金子信的設想。他們和其他出版社聯系過，有的出版社看到計劃太大不敢接，也擔心開了頭不知道接下去怎么收場。后來他們寫信和我聯系，我看了大吃一驚：這個計劃太好了！漓江出版社當時已經在幾套叢書的銷售上旗開得勝，正需要一個更大、更有分量的叢書做主打工程。我把信拿給編輯室的同志看，陳肖人、劉名濤、阮同，還有出版局副局長王東燾，都表示支持，“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計劃分十批出版，一批十種。選目上先易后難，分輯分批推開。出版“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有兩個目的：一個是要給國人提供了解西方現代文學的載體，因為諾貝爾文學獎從1901年開始頒獎一直延續到現在，中間雖然有過停頓，但整體還是延續下來，20世紀的世界性文學獎項只有這個獎是連貫的，它產生的影響很大，促進了世界文學的發展；另外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實際是世界文學的大花園，是一條大河，獲獎作家作品中，各種流派紛呈，藝術特色鮮明，我們要通過這套叢書的翻譯出版，為中國文學創作提供參考、借鑒。

中華讀書報：當時決定出版是不是也有很大風險？

劉碩良：是有風險的，有些出版社不敢接，怕政治上名聲不好，怕隨時可能夭折。好在我們當時沒想那么多，只是覺得這個東西充滿神秘感和新鮮感，為什么不出？我們有個簡單的想法，諾貝爾文學獎既然是世界上第一個有那么大影響，而且貫穿了整個20世紀唯一的大獎，必定有其存在的緣由和資格。這套叢書的出版對中國作家走向世界，對中國作家獲諾貝爾文學獎，也是有積極的推動作用的。你想一下，你想要得諾貝爾獎，卻連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的作品都不敢介紹、出版，人家怎么會給你獎呢？出版局謝盛培局長去北歐訪問，帶了我們這套書的出版信息向瑞典方面介紹。之后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馬悅然教授在上海約見了我，向我了解了這套書的出版情況。

中華讀書報：2003年，您以71歲高齡獲第八屆韜奮出版獎。作為出版人，您有什么特殊的習慣或經驗分享一下嗎？

劉碩良：我喜歡跑書店。我把書店工作人員當作第一個讀者、第一個客戶。有時我還去看他們的訂單，各個地方報過來，比如說玉林多少本，荔浦多少本，外省某個省會要多少本……從中你可以看到我們這本書的目標市場達到預期沒有，是哪些地方的人感興趣，是哪些地方在關注，哪些書在哪些地方是很不受歡迎的，漓江出版社的讀者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這個就是個“晴雨表”。北京、上海是最主要的城市，可能占了差不多半壁江山。漓江出版社一開始就想怎么在北京打響，而不是想到首先在廣西打響。在廣西打響是順理成章的事，關鍵的考驗是你能不能進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如果這些地方沒有你的書，或者你的書很少，何談“面向全國”？我記得剛到出版社的時候，我們請河池、百色、巴馬、東蘭這些山區的書店代表，或者有關人員向我們介紹農村需要什么書，希望我們出什么樣的書，也就是征求讀者的意見。

我跟發行部門和新華書店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有些書我們打了校樣出來，先送一份給他們看，聽取他們的意見。他們有豐富的經驗和職業的敏感和訓練，往往看得很準，對市場把握得很好。拿《西方愛情詩選》這本書來講，他們也認為書挺好，但是最先報來的印數只有幾萬冊，后來我把校樣送給他們的主管何慶養，和他講，我們這個不是泛泛的外國愛情詩選，比如說俄羅斯的阿赫馬托娃，英國的湖畔派的詩人華茲華斯等，這些詩在中國很少被介紹。還有法國的大詩人阿波里奈爾和作家雨果的詩，雨果的小說介紹得多，但雨果的詩介紹得并不多。我舉這些例子一說，何慶養覺得有道理，一下把訂數由6.7萬冊加到10萬冊。后來新華書店在四川師范大學飯堂擺攤賣漓江出版社的書，學生排隊買《西方愛情詩選》，把桌子都擠壞了。

中華讀書報：您最喜歡的出版家是誰？有偶像嗎？

劉碩良：鄒韜奮。我希望像他那樣，在新聞出版兩方面都取得成績。新聞出版和國家社會文化發展關系密切，是實踐問題，就新聞問題談新聞，就出版問題談出版遠遠不夠，要結合整個社會進步談。

中華讀書報：您最常讀的書有哪些？

劉碩良：我常讀的書有兩類，一類是固態的書，包括歷史類圖書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我對毛澤東很敬仰，系統地看了《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等書。我把能夠買到或是借到的魯迅作品全部看了，看得非常仔細；我初中時就閱讀袁了凡的《了凡綱鑒》、周谷城的《中國通史》、錢穆的《國史大綱》；到高中閱讀錢亦石的《中國政治史講話》、沈志遠的《新經濟學大綱》、曹伯韓的《通俗社會科學二十講》、李劍農的《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等等。到了晚年，為了主編《中國地域文化通覽·廣西卷》，我到廣西人民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廣西民族出版社、漓江出版社找了一兩百本書，包括《新桂系史》《壯族通史》《廣西通史》，看了很多書，每個史料每個句子我都做了比較和考究。從事新聞出版，沒有歷史武裝頭腦、沒有歷史文化積累是很難有大的發展的。搞文學也要先懂歷史，文學是歷史的一部分，有歷史的眼光和功底，對文學的了解才能全面中肯。一類是活態的書，包括《中華讀書報》和《南方周末》等南方報系的報紙我一直都很關注，還有《三聯生活周刊》和《南風窗》等，這些報刊上經常發表類似前奏的報道，作為新聞出版人應該經常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