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3年3月10日，由江蘇省作家協會主辦的江蘇青年文學論壇在如皋舉行。省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副主席丁捷，如皋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劉曉潔，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紀樹華等出席會議。論壇以“地域文化與作家成長”為主題，《當代》主編徐晨亮、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項靜、中國作協創研部助理研究員李壯、蘇州大學副教授臧晴，青年作家郭爽、魏思孝、葉遲展開對談，對談活動由省作協創研室副主任韓松剛主持。

從左至右：韓松剛、魏思孝、郭爽、徐晨亮、項靜、李壯、臧晴、葉遲

丁捷在致辭中介紹，江蘇青年文學論壇是江蘇省作家協會推出的一項旨在促進青年作家成長、推動省際文學青年交流的文學活動，自2019年啟動以來，已在南京大學等六所省內高校舉辦了多場對談，對當下青年寫作的諸多熱點話題展開了充分深入的交流探討。如皋歷史悠久、文韻悠長，近年來，如皋市正在申請創建“中國文學之鄉”，文學活動豐富多彩，文學氛圍日益濃厚，為與文學之鄉有所呼應，本場江蘇青年文學論壇以“地域文化與作家成長”為主題，希望在場的本地作家積極參與到話題的思考與討論中，也希望更多人關注到如皋的文學創作。

近年來，地方性寫作漸漸蔚為大觀。“在當下談論地域空間與作家創作的關系，需要更加開放的視野。”徐晨亮指出。參與討論的青年作家和批評家一再強調，地方性不等于地理區位；他們援引諸多地域寫作文本，深刻提示地域空間在當下文學寫作中的審美意義和價值寄托。

徐晨亮以青年作家陳志煒、胡曉江、羅周、何襪皮為例，指出青年作家的精神背景或依托的精神空間往往是很開闊的，他們的精神世界深為動漫、電影乃至專業背景、新聞事件所影響和滲透，因此當下去理解某個地域的創作特征時，可能不是事先去假定這個行政區域的寫作公約數，而是要“以一種測繪學的方式把跟這個地域有關的代表性作家的寫作軌跡描畫出來，然后把這些軌跡連接起來，構成更大的圖形”，從而地域性的探討提供新的可能性。

三位青年作家延續這一話題，以自己的創作經驗為例，為豐富地域寫作的思考提供了不同的視角。出生于省際移民家庭的郭爽，從小就生活在多語言、多風俗的環境里，大學來到福建，畢業后又去了廣東、上海。“這是物理遷移軌跡，但同時你的精神內在是什么？或者說哪些構成了你的大腦，構成了你的恐懼，構成了你的夢，是更為復雜的事情。”郭爽直言，自己其實對作為物理空間的家鄉十分陌生，她在寫作中尋求的是心靈和精神的安放空間。“隨著小說敘事藝術的發展，時間變得充滿了可能性，時間是散點的、環狀的，這時小說中的空間是什么樣的呢？”

葉遲有著類似的成長背景：母親是蘇州人，父親是鹽城人，但葉遲兩邊的方言都不會說；后來畢業去了北京，2016年寫了第一篇小說《青色蟬》，“這時我已經在北京待了十多年，對蘇州的印象已經很稀薄了；但寫的時候會發現這些東西是刻在你基因里的東西。”葉遲對于自己的地方背景介于熟悉和陌生之間，時而親近時而疏離，“覺得地域性起初會帶來一些便利，但慢慢地就會想要撕掉標簽”。在他看來，地域是時時刻刻在流動的，“比如你看《流浪地球》或《星際穿越》，你當下是把自己和整個地球聯系在一起，那一刻你不是蘇州人不是鹽城人，你就是地球人”。

魏思孝的地理遷移代表了一種相反的方向。他畢業后決心寫作，后來因為生活開銷問題搬回農村，依靠雜志稿費和簽約作家補貼。“我一直在農村里面，寫的也都是農村題材。”去年疫情剛放開的時候，魏思孝去鎮上趕集，看到村里的男女老少曬得黝黑，滿臉都是皺紋，“我看到他們，內心就充滿了力量，覺得他們每個人都有很多故事。”他講了一件和母親去買粉皮的小事，“他任何溝通都有玩笑似的懟你的成分，我聽了就覺得很有意思。”魏思孝說，自己小說里很多素材都來源于母親，包括小說的語言風格也受了她的影響。

當郭爽思考人的精神空間時，她寫下《月球》，探討現代人如何生活在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交互界面；感受到地理空間的流動后，葉遲不斷開拓著小說的時空維度；返鄉的魏思孝賦予鄉村世界及世情人心以鮮活的細節和生機。從地理軌跡來說，郭爽、葉遲和魏思孝的經歷恰好對應了項靜和李壯提到的“中心-邊緣”結構。在項靜看來，世界各國的寫作似乎都會經歷這樣兩個階段：首先是往大城市，從邊緣去往中心；然后是往小地方，從中心走到邊緣。“城市與鄉村，地方與中心——這不僅是地理概念，還代表了我們對生活的某種想象。”項靜也贊同要用更加開闊的角度來看地域空間。談到地方性寫作，《繁花》似乎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存在，但項靜指出《繁花》恰恰“不只是一個單純的上海方言的作品，它里面有蘇州的成分，有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其實跟大時代的交融是有關系的。”這種呈現出來的地域寫作是地方融合之后生長出來的新東西，這個新東西能夠與正在進行中的生活相對接。“地域一定要包含著先鋒性的東西，一定要與生活的想象勾連起來，才有可能被激活，成為一種有效的文學元素。”

項靜提醒我們，“地方”是一個相對“中心”的政治文化指認。然而，在時空重塑的現代社會，“地方”生發的生活經驗和心理想象又發生了怎樣的裂變？李壯引用卡爾維諾對蒙塔萊《也許有一天清晨》的分析，提到后視鏡的意象，“后視鏡出來之前，人永遠不會知道自己的身后世界是怎么樣的，你可以想象背后有一個靈魂世界、神秘世界”；但發明后視鏡以后，前方、后方被取消了，沒有任何一個世界對你是封閉的，可見和不可見某種意義上也被取消了，人的經驗發生了本質性的改變。李壯認為，當下對地域性的重視建立其實在對現代文明的反思之上，“大量的經驗的不連續感會激發出保護機制，那就是懷舊。”從這個層面上看，地域寫作具有強大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也面臨著自身的瓶頸和困境：地方和中心的縱向的二元對立結構在小說中已經被書寫得相當充分，新的突破亟需作家將注意力轉移到二者的橫向結構，把有辨識度的地方特色以日常經驗的方式融入寫作當中。他以宋阿曼《啊朋友再見》為例，指出當下“與地域有關的，與漂泊有關的敘事里”，作家越來越趨向內心的探索和自我的尋找。

由此，地域成為作家寫作的空間支點，他們以此想要撬開的是對人類生存處境和精神世界的思考。這也是臧晴觀察到的變化。在她看來，近年來地域寫作的變化，一是越來越偏重空間背后依托的人的情感、人的價值和人的記憶；一是開始脫離鄉愁鄉情的審美范疇，轉而借助故鄉來尋找自己的個性和內心，“它代表的是在當下急劇變化的時代中，反映到創作和研究領域中的動向。”

參與論壇的作家和批評家還與如皋當地作家和文學愛好者進行了互動交流，大家認為，地方性寫作應當在地方性知識的基礎之上，深度建構一種可以被異鄉人所認識、所理解的“地方生活”，地域文學的“個性”最終還是要指向現代人實際生存體驗和精神情感的“共性”。

在如皋期間，省作協還組織作家走進如皋安定小學，開展文學進校園活動，并舉行了全省文學內刊聯盟年會。如皋市委領導何益軍、丁興華、高峰看望了部分作家，并就如皋文學史整理、如皋建設文學之鄉等課題進行交流、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