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2023年第3期｜葉文玲：真實的人
年近八旬的我，總覺得時間過得太快了，要寫的人和事依舊很多，特別是每當想起這位年過九旬的老先生，總覺得如果不寫寫他，就會覺得自己欠了一筆“賬”，感到寢食難安。
此刻，在我的眼前，正放著他送我的一本特別的書——《茶余飯后舊事》，并注上一句：“與親友交流”。這說明了他一貫的自謙。
他真的一直都是那么謙和而平易近人，我的老朋友——沈祖倫老先生。
我細細把這本《茶余飯后舊事》從頭到尾拜讀了一遍：雖然他長期擔任領導工作，這一輩子和革命工作、和社會、和人民始終緊密相連；但他一直以來，都是用一種虛懷若谷的平常心去看待一切榮譽與頭銜的。他所寫的一些事，看起來都是再尋常不過的家長里短，但只要是那些真正認識并了解他的人，那些從過去到現在幾十年間始終都和他保持聯系的人，來評論這本書和他這個人，我相信，那只會是一個字：好！
從認識他至今，我也一直都是將他看作自己最親切的老朋友，從來不因為他是大領導而有所拘束。人與人之間的相知、幾十年時光留下的友誼，有時候想想，真的只能說是一種奇妙的緣分。
1986年初春，在當時浙江與河南的兩位省長共同關注下，我從闖蕩多年的中原回到了浙江。我1983年在河南時，就已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回浙后，自然也是繼續參加每年的全國“兩會”。
1996年春的時候，恰好在“兩會”閉幕后回杭的某天，我從省府大樓旁邊走過來，遠遠看到幾位領導一邊說著話一邊走過來。忽然，我聽到有人叫著我的名字，還向我招手，仔細一看，是省長沈祖倫。
很早之前，我便見過他，也知道這位全省上下都很熟悉的主管農業的老省長，是一位很有能力的省長。不過他那么忙……今天為什么會有工夫叫我呢？
我一走近他，他就開口說道：“我看到你寫了很多文章，都很好！我和作家們見面少，哎……我看過你寫的《秋瑾》，這本書也很受大家歡迎。哎，你寫《秋瑾》，你是充滿激情寫出來的，是吧！”
在老省長的鼓勵下，我說起自己幾十年前還在河南工作時，就已經立下想要寫《秋瑾》的心愿，說起從第一次動筆一直寫到1994年才完成，說起自己怎樣歷經千辛萬苦去尋找相關資料，最后我說：“這是我必須要償還的宿債。”
他很細心地聽我說了這一切，然后說：“怪不得翟泰豐同志對這本書大加贊揚……盡管你沒有去過秋瑾在日本待過的地方。哎，你沒有去過日本，對吧？下一次，你可以再去看一下與秋瑾有關的地方……嗯，可以和省外事部的同志聯系一下。哎，徐鴻道你和他很熟嗎，他就是‘日本通’，又做對外友協的工作……嗯，我們正在商量與日本方面有關的事，想讓你與幾位同志去日本細細地走一走，你愿意嗎？”
我一聽他這么說，簡直是喜出望外。就這樣，經過與對外友協的幾次聯系后，我們一起踏上了訪問日本之路。
第一次去日本參觀訪問，我就做好了寫一本書的打算，從最早的歷史人物——兩千多年前，秦始皇派遣的第一位使者徐福開始說起：從他東渡的傳說，一直到由他開始的中日之間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交往，把徐福的形象，提升到傳播知識文化的高度；而后再細寫古代“金印作證”“遣唐使的奇聞”“今古幾人如”“海上飄來學問僧”等等故事。
在日本，我看到了很多歷史人物的珍貴史料，從空海、鑒真在奈良唐招提寺內的真實形象，孫中山先生和日本儒俠宮崎非常珍貴的合影，以及秋瑾在日本見到孫中山先生后拍的照片，和從日本回國直到1907年7月15日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在最后時刻寫下的那句“秋雨秋風愁煞人”的照片……
這次訪問和寫作的過程，讓我對從古到今中日之間的歷史文化交往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作為作者，我并不滿足于自己細細聽聞了關于中日友好的故事，更期望中日兩國的青少年，特別是期望于那些原先并不熟悉這些史實的年輕朋友能有興趣閱讀這些故事，從而在兩國朋友的心頭“留下一片綠蔭”，溫情長存，心香永駐。
不是嗎？當我在寫下這些最真的“故事”時，特別是后面寫到魯迅先生與他的老師藤野先生的師生情——那真是“一日為師，終生為父”，也是“涓滴之恩，涌泉相報”的君子之風的形象展現：在日本東北大學史料館，一直保留了魯迅當年在醫專讀書時的許多資料照片……無論是當時初次看到時的心情，還是我自己在寫作時的回味，都是那么珍貴而又讓人感動！
魯迅先生逝世在1936年10月；而他的老師藤野先生，卻是直到1945年8月，才知道當年自己的學生周樹人，原來是中國的一代文化巨匠——魯迅！
后來，我也參觀了1917年年僅19歲的周恩來在日本留學時所寫的詩句碑刻，那首當年英眉一揚、鋪紙揮毫的七言：“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如此讓人激動的壯志抒懷的詩文，那是只有十九歲的周恩來才能夠寫出來的氣勢！
在有關周總理的篇章后面，我又寫了聶榮臻元帥救助日本孤女的故事：那是在1940年8月20日，赫赫有名的“百團大戰”正在進行的時候，那時聶帥的親生女兒聶力，寄養在千里之外的老百姓家里；滿口四川話的聶帥，把一個真名“美穗子”的日本孤女（當時叫她“興子”）在炮火連天的戰爭中全力保護下來，成就了讓人最為動容的戰地插曲。直到1980年，美穗子和四十年前救她的恩人在人民大會堂留下了珍貴的合影，為這樁義舉，記錄下了最動人的瞬間。
在世紀交替的那些年，我曾前后數次去日本參觀訪問，特別是跟著老省長同去日本的兩次，幾乎把日本大大小小的地方都走了一遍。
2003年秋，我把前前后后訪問日本的經歷寫成了總計190千字的十余篇文章，在2004年完成并出了一本特別的報告文學或者說傳記文學——《情有獨鐘》。書中所寫的主要人物都曾在刊物上發表過單篇，老省長也都一一看過，他對我的訪談和寫作內容都很放心，只有在聽到書名的時候問了一句：“為什么用這個書名？”
我心想：這本書的出發點，就是為了讓更多的人知道中日友好往來的故事，而我前前后后所記錄和寫下的一切，都讓我深深感受到中日之間源遠流長的文化交流，始終都讓兩國人民為之心馳神往，而在兩國文化當中，都有一些與眾不同的獨特性，深深地吸引著對方……我覺得這本書名也要與眾不同。于是，我就把書名定為：“情有獨鐘”。
我告訴他這些想法后，他想了一想，點了點頭，表示認可。我知道他的毛筆字很好，在當年的省府大院內赫赫有名，于是就借勢請他為這本書題名，他馬上說：“不，不，當然是你自己來寫！也用不著請書法家寫，你就自己寫最好！”
就這樣，《情有獨鐘》這四個字，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為自己的書題寫了書名。
在這本書里，我以一篇詳盡的《后記》，寫下了本書的誕生經過：首先源自原中國政協常委、浙江省人民對外友協會長沈祖倫先生的倡議和鼎力支持；隨后我寫到1998年那一次出訪靜岡、櫪木、福井時，就曾強烈感受到日本友人對代表團的誠摯歡迎；也不能不想起在2001年4月，沈會長再一次率團訪日，參加“中日友好交流第八次會議”，并在會上作了動情的發言。就是在此次會后，沈會長提出了編寫并出版一本《中日友好史話》這一極有遠見的設想。這一提議也首先得到時任政協副主席徐鴻道、對外友協副會長蔡舜等主要人士的積極相助，以《一衣帶水兩千年》為題的“史話”形式先行。
所以第一次我和鮑志成同志一起前去日本的時候，是先以采寫“史話”為主，我傾盡全力地去完成這本書的寫作。幾年間，我先后跑了日本的很多地方，從汪洋大海一般的史料之中搜集素材；連一直對我有“威脅”的高血壓也顧不上了，案頭書稿堆積如山，夜不成寐、魂不守舍的寫作狀態再次出現，心里的緊迫感更是日甚一日……
也許正因為未能完稿的不甘愿和不放棄，最后又加上當時中國對外友協會長陳昊蘇同志的有力幫助，2003年3月下旬，我和小鮑同志還有擔任翻譯的王敏，組成了“中日友好史跡調查團”，又一次踏上了東瀛的土地。
這一遠行，我們從最先抵達的福岡開始，自南向北先后經過長崎、山口、滋賀、京都、奈良、和歌山、新宮、宮城、東京、仙臺、茨城、水戶、常陸太田等縣（市），歷時二十天，行程幾乎遍及大半個日本。白天馬不停蹄地走訪，晚上則是夜以繼日地記錄和寫作。雖然辛苦非常，但始終在積極工作的那種忙碌與快樂，只有經歷過的人才能感同身受。
當大家看完我的初稿時，普遍對這本書予以了肯定。而我在最后完成時，已把最早寫出的那些“半成品”予以重新分解，也將原來搜集的內容作了增刪和調整，一篇篇重新撰寫，最終在原計劃的時間內付梓出版。
這本新書印刷出版后，在老省長的主持下，《情有獨鐘》的首發式和討論會得以舉辦，原定四十分鐘的訪談會，最終延長到了兩個多小時，似乎是有說不完的話。作為作者，我想要說的話、想要感謝的人有很多，但我心里更明白的是：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為建筑中日友好大廈添加了一塊小小的磚瓦，而真正一直在為此事奔忙、真正在建設這座“大廈”的、這本書的真正完成者，是他——老省長沈祖倫！
這本書雖然已經完成，但與這本書有關的很多事，我其實并沒有說完；特別是老省長前前后后為這本書所做的一切努力，他簡潔、快速、有效的工作方法，還有在日本訪問時，日本友人對他的支持和信賴溢于言表，一次又一次地讓我這個旁觀者為之動容。
每每翻開這本書，我都不能不想到兩位人物：其一當然是平山郁夫。在《情系敦煌》一文中，我寫了有關他的歷史：他自幼貧病交加，成年后追求藝術，如同苦行僧一般努力學畫，在接觸到三藏法師玄奘的事跡后，猶如醍醐灌頂一般大徹大悟，畫出了自己的傳世名作《佛教傳來》，讓整個日本畫壇為之轟動！
這幅畫給予并激發出平山先生無窮的靈感，此后，他以佛教歷史和故事為題材，畫了二十年：也正是因為這幅畫，他走遍了世界各地追求藝術的真諦；而當他終于來到敦煌走進莫高窟時，看到眼前的一切，他幾乎是一見鐘情地頂禮膜拜！自從1979年首訪后，他又為敦煌的遺跡保護等活動，捐獻了賣畫所得的兩億日元；1988年，他又募集了一筆十億日元的資金，為不損傷原物而建設的陳列館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平山郁夫先生，也是多年以來一直讓我尊敬和景仰的人；正如我在寫他的那篇文章里說的那樣：“平山郁夫有關佛教題材的藝術創作，在當代日本或世界范圍內，可說是無出其右。他的畫，動也好，靜也好，融‘動’與‘靜’渾然一體也好，都是為了點燃他心中的那盞‘燈’，他再次力求表達的是一種理想，表達那個永恒的主題：和平。”
眾所周知，和平，是人類追求的終極目標，艱難而永恒。但是，有毅力、有恒心的人并不因其艱難而放棄追求。這就是平山郁夫的價值。而他送給我的這本親筆簽名的畫作，也是我去日本訪問時得到的最珍貴的禮物。
《漢字的魅力》，是這本書的最后一篇，而其中的主人公也正是我想要說起的第二個人：南鶴溪。
也無須再重復絮叨她的清雅容貌，我只記得與她第一次相見時，她是如何別出心裁地安排接待我們一行：作為女主人，她有一種風姿綽約的清麗，和儀態萬方的雍容，精致的和服裙擺上，繡著一群翩然起飛的白鶴，與她的芳名相映成趣、渾然一體。她將中國式的待客之道，演繹得如此諳熟又極富人情味和藝術味！于是，我就暗暗地猜想：她一定與中國在某一點、某件事上有什么因緣？
經過交談后方才得知，原來，她早早就在書法這件事上，與中國結了緣！中國書法藝術，特別是書圣王羲之，是她頂禮膜拜的偶像。
家學淵源的她，從小鐘情于中國文化，特別是書法藝術。這位從懂事起就知道中國是漢字之國的才女，定下了一生學習守護中國文化的平生之愿！22歲，她師從日本鳴鶴流第三代傳人；1970年，在多年的積極努力下，她終于正式成為日本著名漢字書法研究天溪會的第四代會長！
與南鶴溪的第一次相見，我們一起欣賞她那獨具魅力的書法，看到她親筆簽名的小柬，似乎是滿樹櫻花在紙上綻放……
第二次見面是在杭州，她前來拜謁一向景仰的吳昌碩墓地，順道前往嵊州前去拜謁王羲之的墓地，對她而言，這一切如同朝圣一般虔誠。后來，在對外友協及方方面面的努力下，她書寫的《文字的魅力》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她滿懷感激之情，用秀麗瀟灑的語句和文字，不遺余力地表達出自己對于中國文化和漢字書法的由衷熱愛，正如她在《文字的魅力》卷首的抒懷：“文學是最寶貴的生命，文字之外無文學”；并且說，“自漢字傳到日本至今，我們從中汲取了無窮的智能”“為了進一步表示日本人對漢字的崇敬與感激之情”，為了她與她的天溪會的宗旨，他們發出誓言：尊崇漢字，世代相傳！
而我又一次見到她時，已是2003年春——她稱我是老朋友，堅持邀請我們去做客。這一次，南鶴溪女士不僅和以前一樣對我們盛情款待，在夜雨如絮的一片幽雅寂靜中，特意為我們精心準備了佳肴香茗，并且在餐后小敘時，為我們講述了以“貧者一燈”為主題的清雅而動人的故事。后來，她又拿出自己為皇后美智子的《寫真集》所書寫的《御歌》，請我們細細賞閱……
平山郁夫先生和南鶴溪女士與我們的來往交流，已經不僅僅是例行公事的友好往來，而是滲透了深厚友情的誠摯之舉；這其中除了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的強大吸引力和向心力之外，更重要的，我想應該是老省長沈祖倫的個人的魅力，以及他出類拔萃的能力！
因為參加過多屆政協會議，以及在采訪寫作的過程中，我曾見過許多位省長，一定程度上對他們的工作行程有所了解。但是工作以外的事，基本上可以說是知之甚少。而正是一次偶然相遇，才讓我了解到一個以前從來沒有想到過的事實：省長居然會和老百姓一樣，一個人走到菜市場去買菜！
當然，我自己是常常到菜場買菜，但是那天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居然在菜場遇見他——老省長沈祖倫！在這樣的場合遇見，我有點不好意思與他打招呼，而他卻很坦然自在，完全像個普通老百姓一樣，拎著個竹籃子。他沒有看見我，買了菜就離開了，我悄悄地問賣菜的大姐：“你認識剛才買菜的那位老先生嗎？”她馬上就開懷地笑了起來：“我們都認識他，是我們的老省長呀！他也常來買的！”
我這才省悟過來：今天是星期日，又是家家團圓的中秋節，是所有人都在休息的日子！……
后來，我從他的秘書小陳那里得知：老省長從到浙江工作后，就幾乎從來不在工作時間之外麻煩工作人員。休息日，他往往都是去菜場買菜回家，自己動手做飯。他說這樣很好，一方面可以多運動一下，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加了解民情、農村和農業的很多小事……
也是從這一件小事中，我對他更加了解和熟悉了。大多數時候，他與夫人張亦梅都在我們大樓食堂，像普通工作人員一樣就餐，從來不會因為他是省長的關系而有什么特殊待遇。
他的夫人為人做事同樣十分低調，正如老省長對她的追思里描述的那樣：好學上進。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她就是機關的模范，也有著一定的工作能力。其次是她絕對溫和低調，從不張揚或是指手畫腳，同時對子女的要求和監督都很嚴格。第三是她的寬容，樂于助人。這些都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張老師是2016年10月去世的，這件事我直到半年多以后才得知。老省長對夫人始終是心里“常記起她的好，想起她不在的缺失”……老省長對她的懷念，讓人仿佛重新見到了那個溫和低調的張老師：“她默默無聞……使她獲得了成功的人生”。所以她的追思會，也是在她去世一周年之后，僅限于全家人和至親好友之間小范圍內舉行的。
讓我難以忘懷的還有另一件事。
那些年里，我曾多次去他辦公室談工作。有一天，我一眼看到他的辦公桌邊上，多了一張已經裱糊好的大字：“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落款是他自己。
我一看，就覺得這幅字很有氣魄——要知道，老省長很少對外展示他寫的字，而裱糊得這么好，想必是有什么特別的用處。他看我很喜歡，就說：“這幾個字，我是隨便寫寫的，我寫的字不怎么樣……這個字，我本來是寫來給我老伴張亦梅的，你如果喜歡的話……哎，你喜歡，那就送給你吧！”
我一聽，真是喜出望外！他怕我當時不好拿，便叫秘書小陳隔天專程拿來送給我。
就這樣，我收到了這份意外的禮物！可惜家里地方不夠大，沒有合適的地方可以掛這幅字。后來，我就將它專門放在了臺州的“葉文玲文學館”里，打算永遠好好保存。
這也是我在文學館里最珍貴的收藏。
說到文學館，我又不能不想起2011年春，我的故鄉——臺州，建立“葉文玲文學館”的前后經過。在三年前的那次突發腦溢血中，我幾乎是死里逃生，在大家的幫助下才脫離了險境。所以，當文學館開幕的時候，幾乎我所有的老朋友都來了，帶著對我的衷心祝福。
印象深刻的是，開會那天，老省長沈祖倫做了“激情滿懷”的發言，與他往日的習慣大為不同的是，他居然整整講了四十分鐘！
當時的場面，和老省長講話所用的時間，多少有點出乎在場眾人的意料之外，但卻一樣地令人非常感動！不少老朋友至今都記得老省長對文學的期許、對文化教育的祝福，特別是對我的鼓勵之情溢于言表，他所說的每一句話，和他當時的神情，一直銘記在我們的心里。
日月如梭，一晃又十來年過去了。
這些年，我和老省長不像以前那樣，能夠經常見面——他已正式離休，基本上不來大樓食堂吃飯了。但我知道，在他心里一直都是把我當成他親如家人的好朋友。所謂友情的心心相印，大抵就是如此，即使彼此難得見面，甚至少通音信，但是你知道，對方的心里始終有你，就像你的心里，同樣也一直有他一樣……
有時候，我會翻翻他以前寫給我的有關工作的意見和批示，心里難以平靜，總覺得他似乎沒有退休，還在工作著……
去年年末，我去北京參加全國作協第十次會議。已是耄耋之年的我，是少數幾個仍有精力參會的老作家之一，而之所以鼓起“余勇”前往，只不過是想在會上，多見到幾個多年難得見面的老朋友。
沒想到的是，報到的時候，省作協的同志一見我就說：“我們省里的有關領導，都很期待這次會議的召開——特別是老省長沈祖倫，他知道你也去北京，特別高興，他很掛念你，向你問好！”
我一聽，心里再一次被深深打動了。這時候，我才了解到他現在的住地：隨園。
啊，真好！不光是這個風雅的名字起得好，平心而論，這個名字的確很符合老省長那淡然隨和的天性。年近九旬的老省長，他不想在離休后享受高級干部待遇，到舒適的地方去安心養老，而是和他所熟識的朋友們住在一起。因為他是一個感恩知足的人，住在這里，可以把新朋和舊友都集聚在一起，構造成一個方便的“朋友圈”，每一天都快樂地生活著！
所以，從北京回杭后，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管離隨園多遠，我一定要去看看他，和他好好地聊聊天……啊，我想給他說的事太多太多了……
有句話說“生活是作家的嚴師”，對于老省長來說，他既是我的良師，更是我的益友。好朋友的心靈世界，始終是相通的。對他，我能握管如恒，像寫作一樣，傾訴普通人的不同命運……老省長就是一個最能傾聽的老朋友！
我想，這一次，我可不要慌張，要慢慢地說，聽聽他的主意……
啊！他還是這樣！依舊是比我先到達約定的地方，耐心地等著我和老伴的到來。
老省長沒有變！一點都不像是已經九十歲的老人！他的容貌衣著，都還是和以前一樣，尤其是他說話的聲音，親切而爽朗，如果不是他的手邊多了一根拐杖，那么，他就和我幾十年前第一次見到時的模樣，完全沒什么變化！
我喝著他為我們沏好的茶，有些不好意思地把那本《此生只為守敦煌》送給他，他笑著說，沒有關系，我慢慢地看，仔細地看……
這時，我發現，他到現在看書、寫字，還是跟以前一樣不用戴眼鏡，他的眼還是和以前一樣地明亮！
談話中，他知道我是第一次來這里，就請人帶我們去前前后后參觀了一圈，自己極有耐心地坐著看書。等到我們里里外外地看完了，他又讓我說說感想。
這時，我才明白了他的心意：如果我們老兩口喜歡，也可以住到這里來……雖然這是個養老不錯的好地方，但是生性比較“入世”又太過“勞心”的我，恐怕還是不太適合。
他說起自己的家人，以前不知道有多少次，因為自己的工作關系，幾乎沒有節假日，每天工作到深夜12點后才回家……所以他說，離休后要對家人“將功補過”，比如去給自己的親人買菜做飯……
離開隨園后，我突然覺得自己真傻，沒有問他很多有用的事，也沒有噓寒問暖，而只是坐在那里閑話家常。可是我轉念一想，這對老省長來說，輕松自然，不就是最好最恰當的表達嗎？住在隨園的他，肯定會是一直都隨遇而安、平和隨意的吧？
看著他寫的書的時候，就像和他本人坐在一起，輕輕地說著一些無關緊要的話，心情也格外放松與平靜。這就是他，始終都是這樣一個表里如一、最真實、最自然不過的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