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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當代名作家歐陽黔森的現實主義長篇新作《莫道君行早》，為武陵山腹地的“精準扶貧”歷史現場，鋪寫了一卷巨幅的、氣勢恢宏的新時代鄉村的精神圖譜。這是繼其2018年的“精準扶貧三部曲”引發了廣泛社會關注之后，再度推出的重磅力作。《莫道君行早》，反映了歐陽黔森繼續在“精準扶貧”題材領域，以“非虛構的虛構小說”這一重大創新文體樣式，憑借內置于鄉村的內視點的小說敘述，對于武陵山腹地精準扶貧的歷史現場作著書寫與記錄；不僅實現了作家寫出新時代山鄉巨變的創作旨歸，且是以文學書寫的方式，記錄著新時代山鄉巨變當中鄉民的心靈史；文體上是非虛構寫作特征與小說文體的有機融合，其在呈現精準扶貧工作及脫貧攻堅歷程的客觀真實性的基礎之上，具備充分的故事性與可讀性，并且具有較為豐沛的藝術性、文學性與審美性的自覺追求；此書所表現出的“非虛構的虛構小說”寫作的敘事探索、創新性及無限可能性，對于在“精準扶貧”這一題材領域未來創作的趨向，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與啟示性價值。

關鍵詞：歐陽黔森 《莫道君行早》 精準扶貧 鄉村內視點 新時代的山鄉巨變

歐陽黔森的現實主義長篇新作《莫道君行早》，2022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部新作以45.3萬字的巨幅體量，為武陵山腹地的“精準扶貧”歷史現場，鋪寫了一卷巨幅的、氣勢恢宏的新時代鄉村的精神圖譜。這是歐陽黔森在其“精準扶貧三部曲”三篇報告文學——《花繁葉茂，傾聽花開的聲音》《報得三春暉》和《看萬山紅遍》，分別作為《人民文學》2018年第1期、第3期、第9期的頭條發表，引發了廣泛社會關注之后，再度推出的重磅力作。

現實主義長篇小說《莫道君行早》，是繼歐陽黔森在以報告文學顯示當代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記錄偉人新時代中國治理智慧的時代史詩書寫之后，繼續在“精準扶貧”題材領域，以融合了非虛構文體特征的虛構小說的創新文體樣式，對于武陵山腹地的精準扶貧的歷史現場作著書寫與記錄，不僅實現著作家所作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的寫作旨歸，書寫與記錄著武陵山腹地山鄉巨變當中鄉民的心靈史，而且對于在“精準扶貧”這一題材領域如何作出新的敘事創新與文體創新，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與啟示性價值。

一、精準扶貧題材領域的文學思考與創新性探索

精準扶貧工作，是顯示新時代中國治理智慧的偉大創舉、國家戰略，反映到文學創作領域，則是作家在以實際行動踐行中央“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戰略思想。歷來精準扶貧題材的寫作，多是作家深入生活、實地采訪的成果，往往是作家在鄉村切身居住一段時間體驗生活之后的作品，采取的多是作為鄉村外來者身份的外來者視點的敘述與寫作。即便有的寫作者，本身就是“第一書記”，有著在“精準扶貧”的歷史現場切實工作兩年或者一段時間的工作經驗與生活體驗，采取的往往也是一種從城市返歸鄉村的外來者視點的敘述視角。在這種情況下，紀實類寫作是主要的文體樣式。

四川作家賀享雍的紀實性長篇作品《大國扶貧》，原發《中國作家》2018年第5期，單行本同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印行出版，便是一部全面描述與反映中國巴中地區脫貧攻堅偉大實踐的長篇紀實性文學作品。整部長篇，以革命老區、秦巴山區和深度連片貧困地區的“三區疊加”的四川省巴中市，在打贏脫貧攻堅戰中一系列做法和所取得的成績以及歷史經驗為主要內容。①該部作品，就是作家深入基層，對扶貧干部與鄉民作出采訪來完成其創作的。該作家在2021年3月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同樣以“精準扶貧”為題材的三部曲（《燕燕于飛》《村暖花開》《土地之子》），這幾部作品也是以幾位駐村第一書記為主要人物形象來塑造并講述故事的。將扶貧干部作為主要人物形象，自然就更多地帶有掛職扶貧干部的外來者的視點。

陳濤的《在群山之間》2021年7月由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本書記錄了作家陳濤下基層掛職兩年扶貧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與種種細碎瑣碎的日常，是親臨一線掛職扶貧的作家精心擇取自己在扶貧工作和生活中所歷，將所見所聞和所想所思累積而成的帶有個人風格的“扶貧日志”。由于非虛構、紀實、敘事散文等特性兼具，所以稱其為“一部非虛構的扶貧文學志書”或許更為恰當。②該書如詩如畫的書寫和散文抒情筆觸里面，承載的是作家作為扶貧干部的外來者視點。

歐陽黔森在2018年發表的“精準扶貧三部曲”三篇報告文學——《花繁葉茂，傾聽花開的聲音》《報得三春暉》和《看萬山紅遍》，三部作品是作家采訪、深扎生活深扎鄉村的成果，但基于報告文學的體式要求，更多呈現作家與作品是“精準扶貧”工作這一偉大實踐的書記官的書寫特點，作家自具的是一種身為作家、系訪者的寫作立場和鄉村“外來者”的視點與敘述方式。

而歐陽黔森的最新長篇力作《莫道君行早》，同樣聚焦于精準扶貧題材領域，卻在雙向維度作了新的文學思考與創新性探索：既在該題材領域已經陸續推出了眾多報告文學類、非虛構敘事散文類等文體樣式的寫作維度的基礎上，作了拓新與探索；也在歐陽黔森自己已經在精準扶貧題材領域累積寫作經驗的基礎上，作了新的思考與創新性探索。歐陽黔森在這部新作里，采取了“非虛構的虛構小說”的文體樣式。

回溯非虛構寫作，實為舶來品，英文為“non-fiction writing”。在國外，早已有非虛構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60年代，美國小說家杜魯門·卡波特發表《冷血》，并將之稱為“非虛構小說”，諾曼·梅勒出版《劊子手之歌》也沿用了此概念③。這種被稱為“非虛構小說”的作品與新聞和報告文學等紀實類寫作結合，曾經風靡美國?！胺翘摌嫛睂懽黠@現的是寫作者對小說虛構特質的反叛和顛覆。1980年代初，非虛構文體最初進入中國時，“nonfiction-novel”開始被譯為“非虛構小說”。④國內近年來非虛構寫作興盛，有其出于對閉門造車式的小說虛構過度的自覺反撥，也離不開李敬澤的冠名以及《人民文學》等眾多文學、評論刊物的力推。

但需要注意的是，近年的非虛構寫作，尤其在現實題材領域的非虛構寫作，往往是介入性寫作姿態與寫作意圖非常強烈。像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等作品，尤其要求創作主體亦即作家的親歷性和在場性，這些非虛構作品里，作家往往會親身參與到事件當中，采取的往往是采訪者作現場記錄的寫作姿態。⑤比如不是以精準扶貧為題材的非虛構作品熊育群的《鐘南山：蒼生在上》，雖然作品里未出現采訪者，但也很容易辨識出作品系大量采訪與實地走訪搜集素材的成果，受制于客觀真實的牽絆較多，不能有太多的藝術發揮與文學想象。而“精準扶貧”類題材對于客觀真實性、現實性維度要求較高，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會流于已經屢見不鮮的文體形式：即那種以采訪為主線，以寫作者身在現場與作品當中的寫作姿態，并且是以訪者的外來者視點來展開敘述的文體樣式。

歐陽黔森在《莫道君行早》中所作的可貴的文學創新，是他在“精準扶貧”這一對于客觀真實性要求很高、現實性與時政性特征也非常顯著的題材領域，作了開拓與創新性探索——他所采取的是“非虛構的虛構小說”的文體樣式。他在客觀真實與藝術真實之間作著有效的平衡，他對于武陵山腹地幾個貧困山區鄉村精準扶貧工作的摹寫，有著第一手、大量詳實的材料，從散落在作品中無數紀實性的材料就可以感受到這一點，這些是他這部小說客觀真實性與非虛構寫作特征的基礎；但是，歐陽黔森他本人又沒有作為親歷者、見證者或者采訪者的姿態出現在這部作品中，他在這部作品中隱匿了作家的身份與角色。歐陽黔森在《莫道君行早》里采取了將創作主體消匿與隱匿的姿態——寫作者并不在事件現場，作家也完全不表露自己曾經作過采訪、尋訪以及搜集過寫作素材⑥，不像有些精準扶貧作品直接會標注素材和材料來源，比如注明系采訪、尋訪或者是在自己切身的扶貧工作中獲悉的材料，《莫道君行早》里幾乎看不到作家對于精準扶貧這一歷史現場僅僅作現場記錄的主觀意圖的流露與展示。而這一切，都是為小說敘述本身服務的，并且令小說的藝術想象、文學想象得以飛升，也使得作品的藝術真實性、文學性得以豐沛與充盈。

歐陽黔森在《莫道君行早》當中，不僅消匿與隱匿了創作主體，而且在小說敘述上，也不是采取精準扶貧作品通常所呈現出的外來者視點，而是以鄉村干部（鄉村干部本身就是鄉村的一部分）與村民自身的視點——鄉村內視點為主要敘述視角，外來者視點僅僅是偶爾采用、起輔助作用的視點。這部小說當中，外來者視點最為突出和具有表現力的地方，筆者認為莫過于肖百合初來乍到時，面對這里貧困落后的現實狀況，心里備感失落……但山川美景、當地負載紅色歷史的地方帶給她內心的激蕩情懷與她的思想覺悟力，撫慰了她的身心，此后她確實做到了以與鄉民同甘共苦的姿態及內置于鄉村的視點，來做扶貧工作，也逐漸贏得了本地人的信任。而她身上自具的一些外來者視點，令她具備較高的思想覺悟，在解決鄉村問題與矛盾糾葛的時候，更加具有多樣的方式方法與化干戈為玉帛的能力與水平?！赌谰性纭分幸矊懙搅藥孜弧暗谝粫洝?，到千年村工作的肖百合、到花開村工作的陳國棟、到紅巖村工作的張學勤，但是作品所采取的，并不是這三位第一書記的外來者視點。其中肖百合是最被著力描摹的一位第一書記，她與小說主要人物、主人公村主任麻青蒿是工作上的配合關系，在小說人物角色設置上也是配合關系。而且與以往的精準扶貧非虛構寫作不同，小說中肖百合在做具體工作時，敘述人偶爾采用她的外來者視點來敘述，但所占比重極少，而且即便是有她參與的事件，關于她的敘述與描寫，也常常采用麻青蒿或者丁香、吳艾草這些在場人物的視點敘述。這樣的視點、鄉村人物視角的敘述，都是內置于鄉村的內視點，而不是從城市到鄉村來掛職的干部或者采訪者的“外來者”的視點。這也是小說具有充沛的藝術真實性與感人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莫道君行早》是非虛構的精準扶貧題材作品，又是現實主義長篇小說，非虛構特征與小說的虛構性、藝術性兼具并呈。與通常的非虛構作品重視要有在場的采訪者不同，這部作品采取創作主體隱匿不見的寫作立場；與精準扶貧作品往往是外來者視點的敘事方式不同，小說采取內置于鄉村的內視點的敘述方式；事件與故事敘述時，多采用鄉村內視點以及人物視角來敘述；作品兼具有非虛構、小說特質，卻又在事件與場景描寫時，在突出的小說特質之外，兼具劇作敘事所具有的鮮明的畫面感、現場感，等等。這些，無疑皆得益于作家本人在小說寫作與影視劇劇本寫作方面所積累的豐厚的寫作經驗，而且無形中也體現出作家在精準扶貧題材領域，繼其2018年的“精準扶貧三部曲”之后持續所作的文學思考與創新性探索。

二、以文學書寫記錄與呈現山鄉巨變和鄉民的心靈史

歐陽黔森的長篇小說《莫道君行早》，是新時代里的《山鄉巨變》。周立波的長篇小說《山鄉巨變》（1958年至1960年發表），反映的是同時期鄉村農業合作社由初級社發展為高級社的變化與變革，書寫的是鄉民在此經濟制度變革當中的心靈史——心理與思想的變化，以及與心理思想的變化互相映襯的行為方式的變化等。《山鄉巨變》里所寫的山鄉即湖南益陽清溪鄉，有積極推動入社的積極分子，也有拒絕入社的頑固分子，還有居于中間位置逡巡不定的鄉民，干部也分本地干部和外來干部，不同思想與心理及行為方式的人物的存在，令小說真實地反映了彼時鄉民的心靈史。

在不同的時代里，經濟與社會轉型當中的鄉民的這些心理行為方式，在歐陽黔森《莫道君行早》里依然發生著回響。而《山鄉巨變》中貧困落后的鄉村經由土地流轉之后，可以采取集約化的集體經濟等經濟模式，經由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包產到戶”政策之后，在新時代里社會整體具備夯實的經濟基礎、新的生產力的新情況下，在“精準扶貧”國家方略與本地干部、掛職干部們的共同努力之下，鄉村這一舊時曾有的經濟運行方式得以舊貌換新顏，于新時代中發生著回響、賡續，產生與新的生產力及產業經濟模式等相匹配的新的可能性。《莫道君行早》里新的土地流轉、集體經濟產業化、引進具有產業經濟模式的大公司——喻子涵的九鼎公司，都無不標示著在千年村、花開村、紅巖村這些地處武陵山腹地的曾經的貧困村，經由“精準扶貧”治國方略，國家所倡導的“科學發展”“可持續性發展”“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理念已逐漸深入山鄉⑦。整部小說昭示出，這武陵山腹地的山鄉正在發生著新時代里的山鄉巨變。通過長篇小說《莫道君行早》，歐陽黔森在既是中國作協的、亦是他個人的“山鄉巨變創作計劃”里，交出了一份生動感人的答卷。

《莫道君行早》當中，山鄉巨變是由本地干部與精準扶貧干部作為骨干，團結帶動當地鄉民實現的。干部們以種種方式現身說法，以身作則身先示范，發揮模范帶頭和骨干先鋒作用，在幫扶后進、帶領大家脫貧致富的過程中，開動腦筋，跟許多扯后腿的人與事“作斗爭”，或者是得動用智慧與處事技巧才能化險為夷、化干戈為玉帛，并將精準扶貧、脫貧致富道路上的障礙一一摒除。本地干部中，花開村村主任麻青蒿、支書石松濤、紫云鎮書記龍險峰、鎮長熊少斌等人物，是小說重點描寫與刻畫的人物形象。小說兼顧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點，讓每個人物形象都可以在小說敘述空間里得以立體呈現。連小人物也沒有符號化、臉譜化，比如村會計吳艾草就是小說里不容忽視的一個人物形象，吳艾草這個小人物也被刻畫得性格立體豐贍、形象鮮活生動。

小說故事的開端，紫云鄉鎮的鎮干部就面對著如何構建“五彩紫云”的問題，即“雙紅”“雙綠”與“黃色”五項產業。“雙紅”指傳承紅色基因，講好紅色故事，打造傳統文化，做好丹砂產業；“雙綠”則是要打好生態牌，念好山字經與做好水文章，既要保護好九龍坡綠色生態又要開發山地特色農業，既要保護好紫云河生態鏈又要推動水產業發展；“黃色”產業，則是指大力發展特色香柚和黃花菜的種植。這五項產業全部關聯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⑧對于汞礦封礦、不準開采的政策的具體實施，小說里并不是僅僅作政策的解讀與圖解式的闡釋，而是通過具體生動的“案例”，來反映村民礦主礦工們的心態與思想的變化，顯示出村鎮干部解決現實問題方面的能力與良苦用心，時時處處都要講究方式方法。故事開始不久，龍險峰書記就要面對著花開村丹砂汞礦封礦工作中礦主與礦工們對于封礦的不理解、拼命阻撓，礦工們在礦主孫大頭的慫恿下甚至不顧自身人身安全，堅持繼續下礦井挖礦，但龍險峰書記的勸解工作，非常具有針對性且符合礦工的思想實際，所以收效也十分顯著。⑨由此可見，干部們做扶貧工作，遇到阻撓和障礙，因地制宜，聯系鄉民的思想實際，講出村民能夠聽得懂、聽得進去的道理，要比單純地圖解政策、宣講政策，切實有效得多。

科學發展，可持續性發展，“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發展理念，并不是說一刀切關掉汞礦就算了事，還要思考產業轉型與出路的問題。所以，鎮干部龍險峰與熊少斌在汞礦關停之后，并不是放手不管了，而是積極地為怎樣重新利用汞礦渣資源群策群力，積極想辦法想對策，積極推動產業創新⑩。不長的時間，龍險峰就快速敲定了在紫云鎮落地“汞礦渣循環再利用”這一項目，并且為陳林勇、張學勤等干部訂制了紅巖村脫貧的幾個步驟。11這些舉措，都是切實解決村民思想問題與民生實際問題的舉措。只要措施得當，鄉民的思想轉變就會更加順利與順暢。行動永遠比口號更有說服力，要想脫貧致富，完成新時代里的山鄉巨變與快速解決民眾思想疙瘩等問題，這些都是最為根本的一些舉措，是很考驗干部的實踐能力與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的。

而鎮與村干部包括掛職的第一書記們對于在脫貧攻堅工作中種種矛盾與問題的化解和解決，映照與承載的也是當地村民在改革歷程中思想與心理轉變的心靈史。小說開篇沒多久，村支書石松濤就要趕到鎮政府處理被礦主孫大頭拖欠工資的牛老五要在鎮政府跳樓的突發事件，處理的過程顯示出鎮村干部的智慧，提示做群眾工作和應對突發事件也同樣要講求方式方法，對癥下藥。解決問題的同時，也講求對群眾的過激行為，哪怕是帶有佯裝性質的近乎“鬧劇”式的過激行為，要采取以理服人和具有人文關懷與人性溫暖的方式方法。麻青蒿的前妻丁香因為村里的“三改”工作要拆她的小賣部，竟也鬧出去鎮上龍書記、熊鎮長辦公室手拿菜刀要抹脖子的“鬧自殺”事件；也是靠龍書記講究策略的一聲斷喝：“熊鎮長！你搞哪樣！”轉移了丁香的注意力，隨即龍書記趁機奪下菜刀，掌握了主動權，然后又靠充滿人情溫暖的說理、講解政策，承諾如果不能妥善解決好，自己與熊鎮長甘愿賣紅薯去，令丁香破涕為笑。12

《莫道君行早》在塑造麻青蒿等村干部的時候，并不是采用1950—70年代同類鄉村題材小說常常采用的高大全式的人物形象塑造范式，而是通過真實、如實刻畫麻青蒿等人在村子“三改”工作、拆除違建房、遷祖墳讓土地、土地流轉搞產業經濟等環節當中，也曾想不通、有著不想配合與落實的思想癥結，從而使小說形象生動地敘寫了他們最終能克服一己之私利和私欲，舍小家顧大家，率先帶頭作出整改，為精準扶貧和當地構建各層產業綜合立體與科學發展的新型經濟結構模式，所起到的積極推動作用與表率作用。小說生動刻寫了村干部自身所發生的思想轉變與內在心理變化等，不僅有助于塑造出真實生動感人的村干部形象，而且對他們的思想轉變與內在心理變化的記錄與文學書寫，本身就是山鄉巨變當中鄉民心靈史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也是小說里最為真實感人的一個部分。

較之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柳青的《創業史》，作家歐陽黔森在寫村干部思想轉變與心理變化的心靈史方面，同樣采用了更加內在于鄉村的內視點，而不是現代以來常見的啟蒙理性與批判態度。《莫道君行早》中，作家是先把干部視為鮮活存在的生命個體，亦即干部也是活生生的人，他們的思想轉變不是符號化和一筆帶過的，這就讓小說家能夠在近乎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地書寫鄉村生活現實的寫作倫理之上，所寫的事件與所塑造出的人物也更加真實感人、更具有說服力與可信度。麻青蒿的那間偏房是違建，但那里供有他亡父的遺像，是他這個村主任工作勞累時，可以安靜獨處、并與故去的父親說說心里話的地方，也是上大學的兒子假期回來居住的地方，他是打心底里不愿意拆除的。但是當他得知黃光輝都不惜犧牲每年固定的經濟收益而先拆了自家的雞圈，面對羅云貴要求他先拆他家違建房、才拆自家酒窖時，便也毅然決然拆掉了這間違建偏房。村主任麻青蒿這一拆，帶動了村里其他不想拆、對“三改”工作有抵觸思想的人轉變思想。比如，連麻青蒿固執的前妻丁香都在肖百合入情入理地引導下，拆掉了自己一直堅決拒絕拆除、不惜拿菜刀抹脖子“鬧自殺”脅迫鎮書記、拼命也想拒拆的小賣部，然后改做了農家樂的營生，逐步走向了富裕的新生活。羅云貴也舍掉了自家一年收入三萬多元的酒窖，這里面既有受麻青蒿示范的帶動，也與麻青蒿在做群眾工作時，具備擅長從羅云貴能聽得懂且易接受的道理上來做通思想工作的能力分不開。村子里許許多多的“丁香”“羅云貴”們思想轉變了，就離山鄉巨變更近了一步，新時代山鄉巨變所承載的鄉民的心靈史也因此鐫刻與書寫完成了。

《莫道君行早》里不僅將作為主要人物的幾個鎮干部、村干部寫得真實生動感人，就是本來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也被塑造得形象立體生動，性格表現得豐富且具有多層次的豐贍維度。小說故事開端不久，吳艾草組織小學生們以歡迎儀式迎接龍險峰書記，吳艾草叮囑自己喊什么學生們就跟著喊什么，可是吳艾草看到龍險峰、熊少斌和縣教育局局長一行人到了時，竟然興奮地喊出：“來了，來了，他們來了！”學生們便也齊刷刷舉起花環，聲音洪亮地齊聲喊出同樣的話。13這樣的烏龍事件，對于塑造吳艾草這樣的小人物卻是神來之筆。當然，領導們嚴厲地批評了他搞的這種面子工程、形式主義的東西。此后，在村里開展“三改”工作，鼓勵辦農家樂，集體開會投票決定土地流轉然后辦農業觀光產業園等一系列扶貧攻堅工作中，吳艾草的妻子桃花始終都有些落后。每當麻青蒿等人勸吳艾草做好桃花的工作、管住妻子的時候，吳艾草表現出的都是畏首畏尾、根本不敢管妻子桃花，總是一副畏懼妻子的“妻管嚴”性格樣貌。但是，當千年村涉及土地流轉的98戶中，有兩戶投了反對票，其中就有桃花時，吳艾草盛怒之下動手，揪住妻子桃花的耳朵，痛斥她投反對票；而且手上加一把勁，一張臉更是兇神惡煞，對桃花宣稱自己的耳朵從此解放了（意指桃花從前總是揪他的耳朵）；在全村人集體利益面前，吳艾草選擇了管束妻子桃花，也重樹了作為丈夫應有的威嚴。14

吳艾草由畏懼妻子到敢于管教妻子，這反映出他作為村會計，在精準扶貧工作中思想和心靈逐漸起了變化，慢慢地由老思想轉變為新思想。而妻子桃花投反對票的原因，也并非出于對土地流轉建產業園有意見，她僅僅是因為想在將來的觀光產業園中謀得一個好崗位，不意卻遭到村主任麻青蒿的拒絕，賭氣之下就在土地流轉村民會上投了反對票。桃花這種個人私欲的被拒絕，顯示了當地村干部在執行相關政策時候的原則性、正義性與正當性，當然也反映了新時代鄉村改革與變革過程中，必然會經歷的相關人員的心理思想轉變過程。小說沒有理念化、程式化或者符號化、臉譜化地描寫吳艾草這樣的小人物，而是通過一個個事件、一個個生動的故事，以故事講述與文學書寫，以吳艾草在山鄉巨變中所發生的轉變——從外在行為到內在心理與思想的轉變，來凸顯山鄉巨變當中鄉民心靈史的變遷與思想境界的提升。文學書寫要遠比道德說教、道理上的說教，更能夠激起讀者心靈上的共振與共鳴。

相對于本地人，來鄉村幫扶做精準扶貧工作的干部，對于鄉村來說是“外來者”。駐村第一書記干部當中，肖百合是首屈一指的主要人物形象。做通單身生活的女人丁香的工作，讓她拆小賣部改為經營農家樂，推動羅大嫂、桃花向丁香學習轉行做農家樂，建議并幫助孔師傅老兩口“異地扶貧搬遷”等，樣樣都是外來的干部動了巧心思并且皆采取與村民同視點的價值觀來完成的。以內置于鄉村的內視點，又兼及外來者的視點所具有的開闊的思維思路，由此肖百合所做的思想工作，方才能實現樣樣貼心、件件因地制宜因人而異，收獲總是能夠抵達村民心里面最迫切愿想的實際效果。本地干部麻青蒿對肖百合起初是不認可的，鄉民也是視其為外來的干部，對她的接受經歷了一個由排斥到接受的逐漸轉變過程。肖百合每解決一件事，都意味著“三改”（改廚房、改衛生間、改房前房后）、遷祖墳讓土地、土地流轉搞產業經濟、盤活經濟做好經濟轉型與轉換致富思路模式等政策及方案的具體落實。而本地干部和本地村民對千年村這位第一書記肖百合，由不太接受到逐漸接受乃至心悅誠服的過程，恰好對應著當地整個的精準扶貧、脫貧攻堅、由貧致富的一樁樁政策與變革落地和落實的全過程，其中暗含著本地干部與鄉民的心理與思想行為的變化、轉變與整體變革的過程。《莫道君行早》對于新時代山鄉巨變的文學書寫當中，映照出和所記載的是村民的心靈史。

三、兼具客觀真實、藝術真實與文學審美趣味的自覺追求

歐陽黔森的《莫道君行早》是“非虛構的虛構小說”，是非虛構紀實類寫作與小說文體的有機融合。對于“精準扶貧”題材作出書寫，紀實類、報告文學乃至于紀實性的敘事散文，都是常見的文體形式。但要想在新時代里，為這正處千年未有之崛起與變革的新時代，書寫出反映武陵腹地山區與鄉民的生產和生活等皆發生著“山鄉巨變”的生動故事，要做到“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15，就必須在大量的非虛構的紀實類材料與精準扶貧現實性素材的基礎上，經由合理的文學想象與藝術虛構來實現：既真實反映出“精準扶貧”偉大實踐自具的客觀真實性，又要在寫作中實現作家所作是一種文學書寫，是具備自身堪被謂為“小說”之虛構性的特征，作品仍然具備小說的文體特征；在呈現精準扶貧工作及脫貧攻堅歷程中第一手的、如身在歷史現場般的客觀真實性的基礎之上，須具備充分的故事性與可讀性，并且要具有較為豐沛的藝術性、文學性與審美性的自覺追求。

《莫道君行早》所具備的非虛構寫作的特性，在于它所表現與書寫的當地“精準扶貧”工作與脫貧攻堅的歷程，都是真實的、客觀存在的，是構成武陵山腹地山區脫貧致富、構建出科學發展綜合立體經濟模式歷史現場的事實性材料。這是這部小說具備充分的客觀真實性與現場性，能夠令人有著如在歷史現場的即視感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它又表現出與近些年的“精準扶貧”題材紀實類作品頗為不同的非虛構特點、在非虛構特性之外別具虛構性、表現出與之不同的客觀真實性的表現手法，這是由于它系小說文體以及作家所具有的藝術表現能力使然。近年來中國當代文學的“非虛構”寫作，已有論者指出了其是對“真實信念”寫作倫理的重申16。因此便有了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等很多觀照當下現實的非虛構作品，作家與作品呈現出較為強烈的介入性、在場性，作者往往就是身在現場的采訪者。即便是遠離現實題材，對歷史作出觀照的非虛構寫作，像王樹增的《解放戰爭》《長征》《抗日戰爭》等，對于歷史事件的還原與回溯，也會加入史實與史料意義上的日記、書信、電文以及回憶錄等，甚至還會有作者的采訪筆記來調整敘事角度，意在從佐證的意義上增加可信性、客觀真實性，其實也是一種比較強調作家介入性與在場性寫作姿態的創作方式。17

《莫道君行早》在文體上是“非虛構的虛構小說”，首先面臨的寫作難題就是要在小說這種虛構性文體特征的文體樣式里，盡量客觀又要不太突兀、盡量不作明顯插入式記錄武陵山腹地紫云鎮的幾個村子的精準扶貧工作的歷程以及所遇到的困難、所取得的成績、所積累的經驗等。這就要求把略嫌生硬的客觀事實與材料，掰開了，揉碎了，巧妙地化進小說敘述與小說故事里面去。《莫道君行早》通篇未偏離當地整個“精準扶貧”工作歷史進程這一敘事主線，千年村小學“三改”進而引發的村子里的“三改”，汞礦的關停所牽引出的礦渣資源的再利用，與由“雙紅”“雙綠”與“黃色”五項產業所托舉出的“五彩紫云”的愿景與藍圖等，皆是這一敘事主線上的重要的事件與客觀性材料。拆除違建、遷移祖墳、土地流轉、搞好農業觀光產業園的構想付諸實施等，是精準扶貧工作的重要環節。勸服孔師傅家實現“異地扶貧搬遷”，龍書記請省里專家組進行評估后，干部們做好勸通工作，讓私人土地流轉出去興建農業產業園，進而助推鄉村旅游業、服務業、紅色產業等多項產業的發展。精準扶貧的對象務求精準，需要把想冒領貧困戶指標的牛老五這樣的“偽貧困戶”勸退，引導丁香、羅大嫂、桃花等轉換就業思路搞農家樂，等等，多條敘事線索按照線性時間順序、交叉有序進行。既不能對精準扶貧的政策作圖解式闡釋，即政策等不能從小說敘述中突兀出來與故事剝離，不能脫離小說敘述和小說故事與情節，又要顯現出作家主體雖未出現在小說敘述當中，不在精準扶貧現場，卻依然能夠表現出作家自身的火熱的寫作熱情，作家主體不在現場卻宛若在現場般的——別樣一種介入性與在場性的寫作姿態，這是歐陽黔森《莫道君行早》首先面臨的寫作難題，但已然被作家成功加以解決并予以克服。

筆者在此前的研究當中業已提出，非虛構文體特征的寫作不能因作家介入性寫作姿態——往往會采取在場性、親歷性的寫作立場，而在客觀真實性、藝術真實性之間，有著失衡的、偏于追求前者即客觀真實性的過于強烈的訴求。如果作家與作品在將客觀真實性的原初素材，往藝術真實性、文學性訴求方面轉化的藝術轉化能力不夠或者欠缺，往往會令非虛構寫作呈現頗為“非文學”和“反文學”的傾向。哪怕是對于純粹意義上的非虛構寫作，在有的研究者看來：不能什么都寫，即原初的、貼近原生態生活的“第一自然形態”的真人真事，需要進行題材和選材的擇?。欢鴮τ谛枰獙懙?，又需“增刪隱顯”“貶褒臧否”，需要寫作者具備識見和魄力，寫什么和怎么寫，背后其實隱藏著妙不可言的“文學問題”18。這還是對純粹意義上的非虛構寫作，所提出的寫什么與怎樣寫的要求，以及客觀真實性的真人真事如何過渡轉變為具有藝術性、文學性和可讀性的文學作品，而對于以藝術虛構性為基本文體特征的小說而言，就對以上諸維度所需要的藝術創造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莫道君行早》的文學性、藝術性，以及作家對于藝術真實與文學審美趣味的自覺追求，很明顯得益于作家歐陽黔森多年小說寫作與劇作寫作所積累的豐厚的寫作經驗。通?！熬珳史鲐殹鳖}材的非虛構寫作，較難轉化為影視劇作品。一般而言，因為精準扶貧作品不可避免地要在政策解讀和數據、材料積累等方面，做大量的功課，如果藝術轉化程度做得并不充分，那么，作品的故事性與可讀性或多或少都要受到影響。而精準扶貧題材領域里，偏于敘事散文類或者系扶貧干部所寫下的“扶貧日志”類的作品，抒情性與詩性或許足夠充沛，但又由于強調寫作的在場性、親歷性以及敘事散文文體自具的紀實性特征，也往往不太重視與強調作品的故事性、情節性等要素。作家在《莫道君行早》里追求藝術真實與文學審美趣味方面，首先自覺意識到了這是一部小說，小說就要具備足夠的故事性與可讀性。讀者閱讀這部小說，就會發現該部作品的故事性較強，情節性也是較為講究的。

麻青蒿、龍險峰、肖百合等干部與丁香、桃花等人物的故事，形成大大小小不同的故事序列，每個故事序列和敘事片段，都有著較為清晰的情節，以及圍繞“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展開的敘事線索，也因此形成足夠多的懸念，激起讀者的閱讀興趣。

《莫道君行早》的作品文本似乎昭示出：這部小說雖然是由二維空間的書面語言構成的，但小說書面敘事空間非常立體、豐贍與多維。讀者閱讀每個故事序列與敘事片段，都仿佛是在觀劇，令讀者有如身在現場般的即視感、現場感與代入感。讀者會情不自禁地產生這樣的感受：這是一部隨時可以改編、拍攝成影視劇作品的小說。有著活生生的生命力、有著鮮活的生活質感的一個個鄉村故事，在紙上立體豐贍地呈現出來，給人的仿佛是觀看鄉村影視劇的閱讀體驗。在這個意義上，《莫道君行早》作為“非虛構的虛構小說”的文體特征與藝術追求，就穩當與扎實地確立了起來。

在貼近與符合小說文體對于藝術虛構性、故事性與可讀性等方面的要求之外，《莫道君行早》還表現出較為強烈的抒情性特征，作品中有著隱隱的沈從文文學書寫風格及抒情傳統的影響。此前有研究者已經從地緣性研究的角度梳理了歐陽黔森受沈從文影響的淵源：明代以前，歐陽黔森的家鄉貴州銅仁與湘西同屬沅陵郡，及至明末，銅仁連同曾經最令湘西人自豪的武陵山主峰——梵凈山（這也是《莫道君行早》中所書寫與觀照的地方），才被劃歸黔地；但在文化背景和文化傳統上它們都還屬于楚文化范疇，淵源與血脈上的同源與親近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19不僅如此，歐陽黔森與沈從文的家鄉距離還非常近，歐陽黔森也曾自言其小說創作深受沈從文的影響。歐陽黔森“深深地明白每一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基本文化背景，而且是自己所處地域特有的”，哪怕是書寫較為狹小區域的家鄉的作品，也“往往以其所獨有的文化背景而成為世界文化的經典。沈老先生就是寫生他養他的那一塊土地而差一點成為華人第一位獲諾貝爾文獎的作家”20。由于與沈從文有著同源地域與同源性書寫傳統的影響，《莫道君行早》里隨處可見以這里的鄉鎮村干部或者扶貧干部的視點為敘述視角的風景書寫：“這里是武陵山脈腹地，春天里的風和日麗與暴風驟雨常常在一天中相映成趣。”“……大雨，今天一大早總算是停了，濃濃的大霧漸漸聚攏、幻化成蓮花般的云朵，當云朵從山谷里飄上山巔，飛向藍天的時候，一輪紅日在九龍坡的山巔上鮮紅無比地升了起來，頓時光芒四射，光線乘風灑落在山腳下的罵龍溪里，清澈的水面波光粼粼，陽光燦爛。剎那間，山的青，水的綠，天的藍，仿佛融合在金色的世界里，大地頓時顯得一派生機盎然。”21一方面，這春日里的盎然風景，是以生活居住在這里的人們的視點來敘述的，這樣的敘述有利于達成一種類乎王國維所說的“無我之境”的風景描寫，產生的“不隔”的藝術效果，可以將人的主體消融于風景客體的敘述當中；另一方面，這詩詞畫境般的風景描寫，其實也是用來映襯與緩解龍險峰對于汞礦關停之后，這里礦工和鄉民們的出路該將如何的焦慮心理。同時，風景描寫有著舒緩與調節敘事節奏的作用，也為小說增加了審美性、文學性的要素。

沈從文在其短篇小說《三三》里，講出了一個舒徐悠遠又不失凄婉的少女與她媽媽相依為伴、卻終究沒能實現與她所鐘情的男子長相守的故事。但是，沈從文花了不少的筆墨，來寫堡子外、山嘴路旁的楊家碾坊，碾坊周圍的溪水、碾坊的布置以及堡子的風物景致?！赌谰性纭樊斨校c《三三》中溪水或平或急輾轉地流過碾坊的情形，有著驚人的彼此相通的神韻：“罵龍溪的水勢洶涌澎湃起來，它繞過九龍坡，拐過剮龍灣，跨過曬龍灘，一路狂奔，一直沖到了紫云鎮外——這里的水面上憑空凸出來一塊巨大的山石，水流被這塊巨石一撞，頓時就粉身碎骨，涌進了紫云河，紫云河的寬闊讓水勢一下子平緩下來。一時間，半河渾濁半河清?！?2很多非虛構寫作的風景描寫、景象的描摹，常常會與主體敘事剝離、作分離狀。歐陽黔森這部小說里做到了水乳交融，與小說主體敘事和小說的故事渾然一體。筆者曾經強調非虛構類與紀實性作品，也要通過藝術想象和文學虛構來還原場景和故事情境，不能缺乏藝術真實創造力而一味地去貼近客觀真實，更何況《莫道君行早》是小說文體，對于寫作者的藝術虛構能力和藝術想象能力，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這部小說里，作家所受沈從文書寫傳統的影響清晰可見，寫作者有著對于文學審美趣味的自覺追求。

四、“非虛構的虛構小說”寫作的敘事探索、創新性及無限可能性

我們知道，即使是較為純粹意義上的非虛構寫作，也不能固守非虛構寫作與虛構文體小說之間作決然對立狀的文體界限。而應該采取打通不同文體的界限、盡量采取能夠兼容并包不同文體之長的方式，既要汲取非虛構寫作對于傾力呈現實素材與材料所提供的客觀真實性的追求，秉承非虛構寫作之長，重視非虛構介入性與在場性寫作姿態對于還原歷史現場的作用；但同時，也要考慮到除非是作家逐一記錄自己現場采訪的非虛構、紀實類作品，一般而言，寫作者無法真正出現在每一個事件與故事的現場。而如果寫作所采取的又是小說的文體樣式，同時要求還原精準扶貧這一治國方略的歷史現場，兼要具有較強的故事性與可讀性，那么，對于作家剔抉擇取素材的能力，對于寫什么不寫什么的考驗，對于“非虛構的虛構小說”該怎么寫，怎樣將客觀真實性很強的素材，轉化為具有充沛的藝術真實性的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文體，就有了更高的要求。

歐陽黔森是非常擅長寫作劇本的，他本人已經是非常有名的劇作家。對于劇本文學敘事必須要求的人物視角敘事和事件與場景的現場還原能力，他在創作當中有著經年的、長期的積累。《莫道君行早》當中隨處可見一些極為生動的現場事件，畫面感很強，有著自帶的較為突出的劇作空間敘事維度的特點，令人感嘆仿佛在閱讀甚至是在觀看一幕幕“鄉村精準扶貧故事”“鄉村生活故事”，鄉村生活氣息撲面而來。作家本人、創作主體當然不在故事與事件發生的現場，但是卻能夠打造現場感與代入感十足的文學敘事。小說故事性與可讀性較強，看似并無太多“震驚”體驗的現實生活中，卻充滿了一件件、一樁樁生動有趣的生活故事。牛老五、丁香所謂的跳樓、鬧自殺，都是在干部們不失智慧與鄉間生活趣味的機智當中解決的。牛老五鬧跳樓問題的解決，干部不僅擅長做勸解工作，還機智地使用了送容易吃壞肚子的包子等“手段”，作家沒有直接點破，卻通過人物之間的埋怨、插科打諢等的對話，巧妙地將干部所使用的轉移注意力、使得牛老五放棄自殺念頭的“歪打正著”的辦法，作了揭秘。而對于丁香的勸解工作，當然離不開麻青蒿與肖百合的配合。桃花與羅大嫂在丁香辦農家樂的帶動下，轉變思路，小說敘述人也并不是通過說教，而是惟妙惟肖地描寫了桃花與羅大嫂怎樣觀察丁香的一舉一動，以及生動地刻畫了村婦之間的攀比、不服輸的心理，她們連丁香外出學習怎樣辦好農家樂，都要盯得死死的，心里各種猜度與偷師。像牛老五夫妻鬧要貧困戶的名額與福利，也是非常具有現場感的鮮活的故事23。干部勸服他們放棄本不該屬于他們的貧困戶名額，也很有技巧，帶有鄉間淳厚的生活氣息。

有些論者注意到了《莫道君行早》在小說敘事中，根據情節與故事，插入了一些詩歌、詩句。像當年丁香被麻青蒿吸引，也是情定于詩歌。麻青蒿與引入當地的產業公司老總喻子涵的結緣，也有著基于共同愛好——詩的牽線搭橋……陳平原在闡述五四新小說時，明確指出五四作家“對傳統小說的引錄大量詩詞頗不以為然”，即使偶爾有在“小說中穿插詩句的”，也“都很有節制”，不會撇開人物專為“炫耀作者詩才”，同時他也指出這實際上是“濃郁的抒情色彩”，籠罩了當時大部分的優秀小說。24沈從文的短篇小說中，也常見像詩歌一樣的歌詞被引入小說敘事，哪怕是寫宗法制遺留的《蕭蕭》、寫悲戚愛情的《邊城》等小說，也全都有很多像古體詩詞一樣美的意境。歐陽黔森《莫道君行早》中也有通過將詩歌引入小說，具有增強小說的抒情性與將其設置為故事節點的意圖。而跟人物與故事有機融合的風景、景物描寫，也是作品超越了單純的非虛構寫作，具有更多寫作維度與面向的一種表現。

正是由于小說寫作與劇作經驗的積累，歐陽黔森在《莫道君行早》當中，非常擅長寫作人物對話。有時候故事與情節，乃至戲劇化沖突的場景，全靠人物對話展開。與有的作家不擅長寫人物對話、畏難寫人物對話不同，歐陽黔森非常擅長寫人物對話，對話皆帶有人物各自鮮明的性格，推動情節的發展。而且，他寫人物對話，早已超越了冒號、雙引號等規約性標志的束縛，可以說是信手拈來。沒有引號等規約性標志的自由直接引語，形成人物對話的溪流、急流乃至對話的瀑布，一往無前毫不停歇。由于敘述人對人物視角掌控自如，從不令人產生到底誰是說話者的困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大量的自由直接引語被使用，由于內置于鄉村的內視點的使用，加上自如運用人物視角來敘述，令不同人物的“原話”皆鮮活生動、自帶人物自身的特點，形成妙趣橫生的語言和對話的“瀑布”。令人產生如在現場的代入感。作家在《莫道君行早》里，貌似采取了創作主體的消匿與隱匿的寫作姿態，但是作家本人還原現場與再造情境的能力，實在是功力深厚、表現不俗。

《莫道君行早》既要具有非虛構寫作的扎實的、夯實的客觀真實性，又要具有小說的虛構性、故事性與可讀性，它就不可能僅僅是單一的敘事線索貫穿到底。歐陽黔森具備較強的講故事的能力，這在他此前出版的長篇小說《奢香夫人》《絕地逢生》等作品當中已經凸現。《莫道君行早》當中，歐陽黔森靈活運用了多條敘事線索穿插進行的藝術手法。像麻青蒿與丁香的故事，在小說開端時倆人是離異、各自獨身的生活狀態，隨著小說敘事的展開，在千年村的鄉村生活與“精準扶貧”工作當中，逐漸揭示他們二人是怎樣產生誤會，鬧了離婚。而對此前因與奧秘的揭示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作家一點一點地、不疾不徐地，慢慢地揭開兩人在現實生活當中幾乎勢不兩立的情緒狀態的緣由，以及當年到底是因為何故而離異。直到小說行將結尾，才揭秘二人當年的離異本就源于一場誤會：丈夫麻青蒿當年辭去教師工作、做了村主任，但收入菲薄，丁香為了支持丈夫和這個家庭，外出打工，被老板在酒中下藥，丁香憑著自己僅有的清醒意識與意志力，剛烈地拒絕了老板的圖謀不軌；而去尋妻子的丈夫麻青蒿卻誤以為妻子做了對不起自己的事，加上鄉村的流言蜚語，就選擇了跟妻子離婚。妻子丁香則性格剛烈，滿腹委屈，當年也不跟丈夫麻青蒿仔細解釋，一氣之下就同意了離婚……兩人幾經周折，在肖百合等人的撮合下，再度復合?！赌谰性纭返臄⑹轮骶€是“精準扶貧”工作，而像麻青蒿與丁香的情感故事，是這部小說眾多的復線敘事之一。不同的敘事線索的纏繞，生發出的故事性與敘事豐富性，令人被小說深深地吸引，硬是在原本往往會是政策圖解性意味很強的作品當中，讀出了當代、新時代鄉村故事集的強烈感受。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25。歐陽黔森在現實主義長篇小說新作《莫道君行早》當中，在“精準扶貧”題材領域，以“非虛構的虛構小說”這一重大的創新文體樣式，以非虛構紀實類寫作與小說文體有機融合的體式，憑借內置于鄉村的內視點的小說敘述，書寫新時代的山鄉巨變。作家及作品在敘事上鍥而不舍地作著多方位的創新性探索，既產生了猶如在歷史現場般的客觀真實性，又有充分的故事性與可讀性，并且還具有較為豐沛的藝術性、文學性與審美性的自覺追求?！赌谰性纭匪憩F出的“非虛構的虛構小說”寫作的敘事探索、創新性及無限可能性，對于在“精準扶貧”這一題材創作領域未來的發展面向與創新性探索路徑，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與啟示性價值。

注釋：

①劉艷：《“精準扶貧”的時代史詩》，《文藝報》2018年7月6日。

②劉艷：《〈在群山之間〉：一部非虛構的扶貧文學志書》，《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2022年第2期。

③16 17洪治綱：《論非虛構寫作》，《文學評論》2016年第3期。

④⑤⑥劉艷：《非虛構寫作的文學性維度及可能面向》，《當代作家評論》2022年第3期。

⑦⑧⑨⑩11 12 13 14 21 22 23歐陽黔森：《莫道君行早》，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第103、63、65—82、107—110、171—175、138—140、86—88、420—423、21、22、343—350頁。

15 25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22年10月16日）。

18參見吳秀明主編《當代文學“歷史化”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26頁。

19李遇春：《博物、傳奇與黔地方志小說譜系——論歐陽黔森的小說創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7期。

20歐陽黔森：《故鄉情結》，《水的眼淚——歐陽黔森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75頁。

24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212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