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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中國開天辟地的人民解放戰爭，因其可歌可泣、波瀾壯闊，曾為許多作家所書寫。由《中國作家》分兩期連載的長篇小說《巨變：1949》（以下簡稱《巨變》），則是這一創作領域里近年來難得的新收獲。是著名文學理論家、評論家和文學史家張炯先生在耄耋之年，歷時六載，五易其稿，精雕細琢的心血之作，堪稱別有天地的人民解放戰爭的又一曲壯歌。

一、新的視角拓展了內涵厚重開闊的歷史畫卷

題材是作家表達主題的依托，是作品思想內容的基石。《巨變》的可貴，首先在于它以新的視角切入戰爭，不是以特定戰役來寫戰爭，而將自己的構思擴展開來，在廣闊深遠的歷史背景下來描寫戰爭，涉及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且不限于兩軍之間的對壘，還用大量的筆墨再現我人民解放軍如何在地下黨組織、人民游擊武裝和廣大群眾的支援下，在舊社會走向腐爛崩潰、敵人又不甘滅亡而死力頑抗的歷史境況下，一步步地去奪取偉大勝利的，從而使小說的內涵超越一般戰爭題材的作品，而具有著雄渾豪邁的史詩品格。

張炯先生寫過諸多長篇小說的評論，他曾在《文學評論》《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的《攀向高峰的艱難——評世紀之交長篇小說高潮與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為塑造英雄典型形象而努力》等文中提出了一系列關于長篇小說創作的見解。他的《交出我們時代的文藝答卷》一文曾明確指出：“作家藝術家不但要從細節上去把握時代特色，更要從宏觀上去認識時代本質，洞察歷史發展趨勢，把握時代走向，從而建構美好遠大的藝術理想。”《巨變》無疑是其理論主張的剴切實踐。這部作品，以宏闊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全局為背景，用思深意遠的如椽大筆，書寫了1949年我國歷史大變動大轉折中，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葉飛、韋國清兵團激戰孟良崮和淮海，渡江攻克上海后，立即南下進軍東南半壁，解放福建，直逼臺灣海峽的大戰役。可貴的是，其筆墨不限于寫戰役，寫解放戰略要地福州、廈門等重大事件，還生動展現了特定時代社會的動蕩、窳敗和險惡環境中革命力量與反動勢力在多領域的殊死搏斗，再現了城市、鄉村具有代表性的各階層人物的不同風貌、生活場景，傾情贊頌了一批為人民解放事業英勇奮斗，甚至壯烈犧牲的革命者的英雄事跡。它透視戰爭及其勝敗的根本原因，展現人性改造、制度建立、持續奮斗、為誰執政、人心向背等有根本性的哲理題旨，通過特定的故事情節和大量細節的構想與描寫，顯示出一種追求人類理想的真善美的崇高境界。

1949年中共閩浙贛區黨委在福建等地的工作，既呈現長期堅持地下斗爭的成績，也出現了因偶然事件導致內部錯誤肅反的含帶著血淚的挫折和教訓。《巨變》沒有回避敘寫它，卻以淋漓的筆墨傾情謳歌斗爭的艱難及其勝利，體現了作者追求反映歷史本質的大膽識。它通過著重描寫少年主人公章喆、黎玫的成長歷程及不幸犧牲，深情歌吟多代革命者不屈不撓前赴后繼的英雄步履，并著力描寫我地下福州城工部黨組織在面臨內外夾攻的險惡局面下，許多基層共產黨員仍堅持革命立場，在各條戰線英勇戰斗的情景。作品揭示涉及戰爭性質、戰略決策、人性善惡等歷史巨變的深刻原因，以宏大的氣勢和開闊的視角，為決勝東南的這場大戰役描繪了歷史性的圖卷。它的厚重題材、主題和帶南國特點的自然與人文內容，通過獨特的書寫布局，相對于以往幾乎只寫戰爭戰役進程的長篇，顯然別具思想分量。

構思周全的宏大敘事，是走向創作大境界的必由之路。雖然寫重大題材的作品，并不一定都比寫小題材的作品更有價值，但大小題材內含的價值差異又是客觀存在的。《巨變》所展開的廣闊歷史畫卷所呈現的現實認識價值，令人感到有如歷史本身那么宏深和豐富，那么氣象萬千，正因作者基于自己的生活積累，以大視角對大題材作深入開掘，抓住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和本質，通過精心的藝術構思而達到了大境界。

二、新的人物構建了多種典型形象的豐彩畫廊

人物形象是小說作品的內核。《巨變》的成功，除了內涵的深厚，還在于它展現出了前人未曾寫過的許多具有典型性的新的人物形象，包括英雄人物的形象或中間性的人物形象，以及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面人物形象。作品注重通過對人物生活環境、言行心理和矛盾沖突等的描寫揭示人物性格，營建人物形象系統，使不少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具有獨特的典型性、新穎性。從而不僅深化了讀者對歷史的認識，也為作品中諸多血肉豐滿、性格鮮明的人物描寫所深為感動。

《巨變》人物表上所列人物多至61個，大致可以分為青少年革命者，老一代革命者或革命支持者；當政的蔣氏系統人馬，軍人家屬或貧窮市民、鄉村的農民，乃至企業家、大學教授、民主人士、政壇蓍宿；還有雙方高層領袖以及民國元老，美國駐福州領事、英國牧師、寺院和尚；等等。雖然作者對諸多人物的用墨輕重濃淡不同，而筆下不少人物形象無不形神躍然紙上。除少年主人公章喆、黎玫外，作品所寫的葉飛、曾鏡冰、梁鐵軍、王淑梅、尤先、黎良勇、石秀英、朱獻等也寫得活靈活現，既寓意豐富又帶有各自突出特色，個性和共性相統一，成為讓讀者印象深刻難忘的、有著較高審美和認知價值的新穎典型。

小說的少年主人公章喆出生于閩東北，是老紅軍后代，曾隨母流亡。讀初中時，他成績優異，班主任兼語文老師給他題過勉勵語“智圓行方”。在成為共產黨員后，他參加過地下黨領導組織的多種革命活動。并奉命到閩東北白云山打游擊，不足三個月，從最初赤手空拳的三個人發展到近二百人槍，當過游擊隊支隊政委。在解放廈門戰斗前夕，他成為解放軍的一員后，雖然潛入廈門沒有完成策動蔣軍高官黎良勇起義的任務，卻機智地帶回失聯的地下黨員尤先所繪敵軍廈門島布防圖。他被派再赴廈門工作期間，不幸陷入敵人圈套，受盡嚴刑而英勇不屈，被敵人沉海犧牲時年僅17歲。他是生命短暫的經歷不凡者。他受到獨特地域、家庭、社會關系等的多方面影響，性格熱情豪邁、朝氣蓬勃、好學多思、憧憬愛情、牽掛親情，有時膽大心細，有時未免魯莽，這些特質在作品中也都有活生生的展現。這種性格構成要素豐富的形象，在我們此前所見青少年英雄譜中還不曾有過。

黎玫是作品中福建省長黎良勇的女兒，也是章喆與之成為同學后的彼此相知的女友。她對章喆從認識到喜歡，再到日思夜想，甚至夢中熱戀的過程，與她在章喆等的影響下，逐步克服思想行為的矛盾而接近革命，向往參加革命相并行，最后她對審訊章喆的毛森等的破口大罵、鄙視，以及追隨章喆的向大海一跳，如一把烈焰沖天的圣火投進黑暗社會，鮮明標志著她完成了從父母的愛女到與家庭決絕的革命同情者、追隨者的蝶變。這一形象，與那些單純的殉情形象相比，其思想光彩強烈得多。她追隨章喆而跳海的情節，是作品矛盾沖突的高潮。兩個年輕生命的巔峰，釋放著令在場的蔣介石、毛森等乃至美國領事、英國牧師驚恐不安的沖擊波。這樣的烈性少女形象，在我們以往所見小說中，也可謂前所未有。

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但在面臨如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黃繼光挺身堵槍眼似的關鍵時刻而勇于獻身，這自是英雄的壯舉。章喆、黎玫在正邪較量面臨犧牲的危險時刻，無所畏懼地以投槍般的怒斥回擊暴敵，正是一種可歌可泣的英雄行為。從先賢梁啟超所言“少年強則國強”等的角度看，《巨變》塑造出了章喆、黎玫最終猶如寶劍出鞘、青光耀眼的動人心魄的少年英雄的藝術形象，正是作品的突出貢獻。

章喆之母王淑梅作為叛變封建地主家庭的革命者，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中與丈夫、與組織都失去聯系，卻攜帶幼子流落深山鄉野，堅持把兒子養大并把兒子送上參加革命游擊武裝的征途。其對革命和愛情的堅貞，她的意志堅韌，樂于助人，勇于義舉的品格都讓人印象深刻。

小說所刻畫的黎良勇，作為國民黨的高級將領，潔身自好，痛恨貪腐，卻又頑固追隨蔣介石，拒絕起義，這個性格復雜的人物，似以當年任國軍第22兵團司令兼廈門警備司令的李良榮為原型，其悲劇結局也相似，但被作者作為逆歷史潮流的典型來塑造的。小說比較深入地描寫了他心態生成的歷史根源，呈現其深受歷代忠信文化和孤臣影響的心理傳統，從而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而民國元老王元凱，雖曾不乏義舉，參加過辛亥革命，卻堅決反共，作為鄉紳和國民黨右派，最后因恐懼共產黨的勝利，中風死于逃亡的途中。他家族的崩潰，正象征著舊社會封建地主階級的必然崩潰。他的形象與以往作品中描寫的地主形象相比，也有其獨特的意義。其他如長期潛伏敵營的共產黨員尤先，在敵后山區供奉黨旗、堅持斗爭十多年的紅軍戰士繆武，畬族的紅軍家屬藍大媽等形形色色的人物，雖著墨不多，也都讓人過目不忘，足見作者善于通過具有典型意義的情節和細節對人物做生動的勾畫。

三、新的風格展現了思想與藝術相統一的審美創造高度

布封說，“風格即人”。藝術品總是人創造的，體現了主觀與客觀的統一。成熟的藝術作品總會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它既是作者品格特點、生活閱歷和藝術努力的體現，也是作品現實內容與語言形式相統一的體現。

《巨變》的風格兼具弘闊、沉雄而又剛健、柔美，這自與作品的整體構思和藝術表現密切相關。《巨變》是歷史真實與藝術虛構相統一的小說。它的文體介于歷史小說與虛構小說之間，與我國古典長篇小說《水滸傳》，列夫·托爾斯泰的名著《戰爭與和平》類似。《水滸傳》所寫人物：宋江、蔡京、宋徽宗、方臘等是歷史真實人物，但其余大多屬虛構。《戰爭與和平》所寫拿破侖、亞歷山大皇帝和庫圖佐夫將軍等是歷史人物，小說情節在拿破侖攻打俄羅斯的歷史背景中展開，但其主人公安德烈、比埃爾、娜塔莎等均為虛構。這類既有一定歷史性也有較多虛構性的作品，往往兼具兩者交融的優勢。

《巨變》寫了若干歷史事件和人物，作為小說的大背景，而又以虛構事件和人物的描寫作為作品主體，將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水乳交融，達到上佳的境界。作為結構支撐的歷史大事件或大場面，分布在描寫雙方高層的《太行決策》《妙高臺》等章和關于人民解放戰爭的全局介紹中。而展開的主體故事情節，則有少年主人公章喆的成長線索，民國元老、地主豪紳王元凱一家命運的浮沉和恩怨情仇的線索；還有葉飛等創建閩東蘇區、被圍剿后堅持三年游擊戰爭，北上抗日而成為我軍高級將領的線索和黎良勇、梁鐵軍從摯友到后來為敵的線索；更有中共閩浙贛黨委開展內部肅反、福州城工部基層黨員堅持革命斗爭的線索，以及眾多人物的愛情、親情、友情糾葛的線索。這些并行延伸或交錯重疊的線索為作品情節發展、人物塑造提供了重要的場域。正因此，整部作品便顯得格局宏大，波瀾壯闊，氣象萬千，引人入勝，顯示出史詩的浩瀚與厚重，而藝術虛構的巧妙安排更使作者筆下人物展示言行，凸現性格特征，令讀者如見其人，如聽其言，如臨其境。

作者的藝術描寫重視心理刻畫和電影蒙太奇的剪接以及詩美的營造，這使小說結構簡潔、明快，繁簡得當，詩意盎然。其虛實結合的情節安排，不時用蒙太奇式的手法加意識流式的心理描寫，場面切入和淡出轉換靈活，舉重若輕。既能濃墨重彩地刻畫人物、凸顯性格，又能把握敘事節奏，疏密相間，在有限的篇章中為讀者展現更多的時空和人物事件。如《臨危受命》一節，描寫蔣介石在總統府召見黎良勇和黎良勇在會見前后意識流式的心理活動，即是一個明顯范例。而《老朋友》一節，先寫黎良勇和老友武軒石兩人見面親熱攜手，沙發落座，到聽說蔣介石被李宗仁、白崇禧逼迫下野的“內幕”而驚訝得把嘴巴張得大大的，再到他必恭必敬地接過武軒石攜來的蔣介石手諭，知道張雪中、李延年等兵團將被派駐福建，軍統特務還被派到他的部隊，不禁臉色漸變，喜悅一掃而光。上述人物復雜的心理變化都在短短的描寫中躍然紙上，實在讓人感到作者筆墨的儉省和傳神！無疑，這種吸收意識流的描寫和將電影場面快速地切入和淡出的手法，使《巨變》能夠更充分地發揮長篇小說容量巨大的優勢，在有限的篇幅中表現更多的內容。而《兩個中學生》一章中，以兩個中學生站在福州南臺島“煙臺山”上的獨特視角、感受、對話，展開關于福州山川形勝、歷史文化、現實情景等的描敘，既不乏清新的散文敘事性，也不乏濃郁的詩化抒情性。這種寫法，使對話者各具鮮明個性的活潑形象，與對話所述情景都歷歷在目，自然是將歷史真實性與審美品性有機融合的結果。

上述手法綜合化的描敘，先后從解放戰爭、地下工作、游擊活動等三個角度切入，進行了具有時間長度、空間廣度、境界高度、寓意深度等的多維度透視，讓驚心動魄的戰爭場面、扣人心弦的諜戰情景、黎民百姓的不幸遭遇、悲壯奪目的個體抗爭、花前月下的纏綿愛戀、難以割舍的人世親情、友情等一一與讀者見面。作品在行文結構上疏密結合，繁簡有度，起伏有致，給人以精微與宏大齊飛，輕靈攜厚重共舞的觀感，足見作者對長篇藝術追求的匠心。

《巨變》的藝術風格不僅具有歷史的深度，體現了辯證唯物史觀對特定時空、人間世相的歷史剖析，而且注重詩美的意境創造，使整個作品富于審美韻味，美學品格突出。

《巨變》題名中的“1949”，既是中國共產黨基本完成解放全中國宏圖的年份標志，也是新中國成立開天辟地的標志。它作為年份符號，就具有劃時代的善惡較量、美丑比拼等多種情懷構成的美學意味。構成整部作品的三大篇：《黎明前的城》《山野朝霞》《日出東海》，其題名也富于詩意。可以說《巨變》的詩情畫意時時含于作者的筆端。全書以散文詩作為開篇，用語是：“歷史巨變……往往風起于青萍之末。而讓人見識到的卻有若迅雷爆裂于長空，電光閃射，地動山揺！”這一包含比喻的用語，切合整部作品的宏大藝術構思與其描寫的具體社會生活場景，彰顯著整部作品鮮明生動的形象和剛健雄渾的品性，體現了對歷史巨變的富于哲理性的概括。接著作品每篇也以散文詩開端，在象征意味濃郁的含蓄、絢麗、簡潔的筆墨中，透出作者的精心設計。在小說展開的描寫中，我們也不難看到不斷有精彩的富于審美境界的篇章和段落，有如優美的散文和詩歌那樣展開，像前述寫章喆、黎玫在煙臺山上指點福州的江山風物，以及寫黎玫迷路在大山里遇見藍妹子唱著山歌走來，寫章喆在游擊隊困苦的營地奇特地夢見馬克思老人拍著他的肩膀勉勵他，還有寫進攻廈門之前慶祝新中國成立的我軍前線文藝晚會等章節，都充盈著濃郁的詩情畫意，給讀者以美的境界的感受！從而使戰爭中緊張、險惡的情景得到松弛，讓讀者胸境為之一擴，心曠而神怡！即使如描寫戰爭，寫我人民游擊武裝在山嶺松林小徑伏擊敵保安隊，取得全勝；或寫我南下大軍在解放福州后圍殲敵軍四萬多人的大規模的宏偉戰場，也都寫得聲有色，威武雄壯，充盈著革命樂觀主義，展示了另一種美的意境，從而支撐起小說剛健、峻拔的風格。

《巨變》的語言簡潔、生動、明快，剛中有柔，雄中有美，皆是構成小說整體風格的要素。其中人物對話各有韻調，寥寥數語，性格畢現，這顯然與張炯先生早年在軍隊、城市和鄉村工作多年，具有豐富的生活閱歷與語言修養相關。

[作者單位：樂山師范學院中文系]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