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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50年代接續創辦了《文學書刊介紹》《新書簡報》《文學書籍評論叢刊》，用于宣傳本社出版的新書刊。其中《文學書刊介紹》和《文學書籍評論叢刊》為小型期刊，內容豐富，文章特點鮮明，信息齊全，文章多都出自編輯之手，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發揮自身特長的重要平臺。在編輯策略上，兩份刊物尤其關注文學新作，重視發揮文學圖書的思想教育功能，還通過設置“專號”“小輯”“專輯”等形式，集中統一地介紹某一方面的書籍或者某一本圖書，突出某一種主題，深入挖掘圖書的意義和價值。與此同時，兩份刊物都注意開辟與讀者相關的欄目，是出版社與讀者進行多層次互動的平臺，在當時的讀者中產生了廣泛影響。從《文學書刊介紹》到《文學書籍評論叢刊》，這些刊物在1950年代文學圖書宣傳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品牌建設的長期實踐中，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通過它們，可以了解當時的文學環境，發現文學出版界重點關注的選題，領略文學編輯的出版理念。

關鍵詞：《文學書刊介紹》 《文學評論書籍叢刊》 人民文學出版社 文學宣傳

《文學書刊介紹》和《文學書籍評論叢刊》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0年代主辦的期刊。《文學書刊介紹》的出刊時間為1953年5月至1956年12月，1955年8月號出刊后短暫停刊，1956年5月復刊，總共出版35期。《文學書籍評論叢刊》的出刊時間為1958年10月至1959年6月，總共出版9期。從1958年3月至1958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還印行了8期彩版的《新書簡報》，正反兩面印刷，在16開的單頁紙張上刊印新書目錄和新書簡介，夾在《人民文學》《文藝報》等期刊中附送。三份出版物在刊行時間上有一定的連續性。由于《文學書刊介紹》和《新書簡報》都是非賣品，《文學書刊介紹》先后由各地中國圖書發行公司和新華書店贈閱，目前在各地的館藏目錄中很難查到這兩種出版物的蹤跡。出版社出版這類圖書宣傳材料在當時是較為普遍的現象，譬如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書刊月報》，三聯書店先后出版了《書刊月報》和《書刊介紹》，中國青年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書刊介紹》和《青年讀物介紹》，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文藝書刊》，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了《美術書刊介紹》。從文學作品與文學書刊宣傳的角度來看，《文學書刊介紹》《新書簡報》《文學書籍評論叢刊》在當時的讀者中產生了廣泛影響，在同類出版物中最具代表性。《新書簡報》更接近現在隨處可見的傳單，由于內容比較簡單，本文不做重點研究。

一、《文學書刊介紹》

《文學書刊介紹》的“創刊說明”開宗明義地說明了刊物的宗旨和目標：“我們創辦這個刊物的基本任務，是在于加強出版社與讀者群眾間的聯系，擴大本社出版物的影響，經常向讀者介紹本社出版的優秀文學書刊，報道本社的出版消息，使讀者對出版物的內容質量及出版情況有更多的了解，因而獲得選購和閱讀的便利；并通過這個刊物，廣泛吸收讀者對本社出版物的批評和建議，以反映我們的工作在讀者群眾中實際所起的作用，和讀者對我們工作上的要求，使我們的出版工作，能夠在群眾的愛護和督促之下，不斷地求得內容到形式的改進和提高。”①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是作者隊伍的主力軍，為該刊撰寫書刊介紹、出版消息和新書內容說明，除此以外，該刊還約請社外著譯者和評論家撰稿，刊載讀者的來稿和來信，轉載其他報刊刊發的有關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物的評論和介紹文字。

從內容來看，《文學書刊介紹》用一半以上的篇幅評介“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圖書，尤其重視新中國文學創作的最新成果；該刊對中國古典文學圖書的介紹，通常采用專號或小輯的形式，重點介紹具有經典意義的古典文學作品；在進入該刊視野的外國文學書籍中，俄羅斯、蘇聯文學著作占據了半壁江山，東歐和其他地區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學著作也受到了足夠的關注。1951年3月，馮雪峰就為剛剛建社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明確提出了“古今中外，提高為主”的八字出版方針。1952年年初，又在他的主持下，把這八字方針具體化為：“一、當前國內創作及‘五四’以后的代表作；二、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及民間文藝；三、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國家文學名著及世界其他各國現代進步的和革命的作品；四、近代和古代的世界古典名著。”②如果對《文學書刊介紹》推介的文學圖書進行梳理，不難發現1950年代前半期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出版視野兼容古今中外，并且重點打造具有經典性、開創性的文學圖書。

設置“專號”是《文學書刊介紹》最具特點的編輯形式。“專號”通過意圖明確的組稿，多角度、多層次地深入挖掘一個主題。出版了35期的《文學書刊介紹》陸續推出了10個專號，即1953年第6期的“魯迅專號”、1954年第1期的“《三國演義》專號”、1954年第3期的“《水滸》專號”、1954年第6期的“《莎士比亞戲劇集》介紹專號”、1954年第8期的“《西游記》專號”、1954年第9期的“契訶夫專號”、1954年第12期的“《儒林外史》專號”、1955年第1期的“《保衛延安》專號”、1955年第8期的“《鏡花緣》專號”、1956年第5期的“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專號”，此外還有1953年第7期的“《瞿秋白文集》”、1956年第2期的“紀念高爾基逝世20周年”等小輯。這些專號既有介紹作者、作品創作背景等入門普及性的知識，也有專家撰寫的較為深入的研究性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專家在談學術問題時，運用的語言也大都通俗易懂，避免采用艱深、晦澀的寫法。

《文學書刊介紹》發表的書刊介紹文章特點鮮明，文字簡潔，信息齊全。關于圖書的介紹都會簡單介紹作者情況、創作背景、主要內容、文體特征、結構形式，在此基礎上概述圖書的意義和價值。“新書內容說明”更是在兩三百字的篇幅內，言簡意賅地介紹新書的主要特征。在此僅舉一例，光未然整理的《阿細人的歌》的“內容說明”刊發于1953年第2期：“這是西南兄弟民族阿細（阿西）族中流傳的一部長篇詩歌，以對唱形式表達一對男女青年從‘會面’到‘成家’的全部相悅過程，內容包括阿細人的神話傳說，男女戀情，勞動生活與民風習俗等方面的樸實而生動的描寫。千百年來阿細人的幻想與希望，歡樂與苦痛，從這部長篇詩歌里可以窺見一斑。”③在如此短小的篇幅里抓住一本書的特色，并能引人矚目，頗見功力。“期刊簡訊”簡要說明期刊最新一期的主要內容，突出熱點、重點與亮點。

《文學書刊介紹》的大部分文章堅持了真實的尺度。該刊重點介紹人民文學出版社及其附屬出版機構出版的文學圖書，但刊發的文章大都能夠注意分寸，沒有自賣自夸，沒有進行不符合實際的過度宣傳。不少文章都能客觀地指出圖書的不足，譬如張奇在介紹阮章競的《漳河水》時就認為“在某些部分還不夠完美”，“如寫苓苓她丈夫改變輕視婦女的思想時，寫得不夠分明”④；編輯龍世輝在介紹志愿軍團長里加的戰場記事《不可戰勝的力量》時，既積極評價作品激勵人心的力量，又指出了“它還嫌有些粗糙，顯得不夠深入細致”⑤的不足；對于蘆甸的中篇小說《浪濤中的人們》，牛漢認為存在兩方面的缺憾，一是“李漢卿的形象描寫得還不夠細致、明朗，多少有些概念化”，二是“關于孔繁生的歷史追記過多了些。一個人物，特別是一個主要人物的生活歷史有必要適當交代一下，但也不可過長”⑥。孟南認為俞林的《人民在戰斗》既有“在行動中表現人物”、沒有將反面人物漫畫化等優點，也有“結構不是那么勻稱”、有些人物的刻畫“一般化”等缺點。⑦

《文學書刊介紹》刊發的不少文章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關于文學圖書的版本差異，參與校訂的編輯了然于胸，而且清楚進行修改的因由。編輯方白的《從空想走向現實——讀葉圣陶的〈倪煥之〉》談到了1953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新版的《倪煥之》與開明書店舊版本之間的差異，“只寫到主人公參加上海工人運動為止，以下就沒有了”，“我以為作者刪去這一部分在當時不能不含混其詞的文章是對的。現在的結尾并無損于小說的完整，它說明這位主人公終于找到了自己的隊伍，或者說他已找到一個新的學校”。⑧對于作家出版社1953年出版的《水滸》七十一回本，黃鄰在文章中詳細比對了該版本與金圣嘆批改的七十回本之間的差別，并說明了進行修改的理由：“關于金本無中生有，對宋江污蔑之處，新出的七十一回本《水滸》，大體上已經全改過來了。在原書的《出版說明》中，曾經約略舉了一些例子。這里，例子舉得更多一些，好讓讀者看得更清楚。”⑨通過這些文章，我們可以更為深入、細致地了解當時的文學環境與出版風尚。

《文學書刊介紹》是人文社編輯發揮自身特長的重要平臺。該刊一半左右的文章都出自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之手，我們通過這扇窗口，能夠發現當時文學出版界重點關注的選題，領略文學編輯的出版理念。王士菁的《讀〈魯迅小說集〉》和柏荑珠（楊霽云）的《魯迅先生著作版本和內容述略》（1953年第6期），顧學頡的《〈三國演義〉的校補工作》和傅逵（張友鑾）的《〈三國演義〉里面的張飛》（1954年第1期），張友鸞的《七十一回本〈水滸〉的校訂工作》和王利器的《關于〈水滸全傳〉的版本及校訂》（1954年第3期），嚴敦易的《〈西游記〉和古典戲曲的關系》和黃肅秋的《〈西游記〉的校訂和注釋工作》（1954年第8期），這些文章都及時向讀者通報經典著作的編輯進度和出版情況，讓具體負責的編輯向讀者介紹這些著作的版本變遷、思想內涵與藝術價值。在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經典的整理與出版方面，人民文學出版社之所以能夠獨樹一幟，這跟它在建社初期就匯聚了一批學有專攻的專家型編輯密切相關。張友鸞、張友鶴是親兄弟，解放前都是著名的報人。張友鑾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室主任后，推薦張友鶴作為特約編輯。前者參與了《水滸》《三國演義》《紅樓夢》的注釋與校訂，后者參與了《唐宋傳奇選》《鏡花緣》《聊齋志異》等書的校注。兩兄弟在1955第8期的“《鏡花緣》專號”同臺亮相，分別發表了《〈鏡花緣〉可能不是李汝珍一人所作》（署名傅逵）和《〈鏡花緣〉的“原刊初印本”》。

《文學書刊介紹》中有關外國文學圖書的重頭文章，大多數都是編輯的手筆。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施咸榮的《莎士比亞的時代與觀眾》（1954年第6期）和《安徒生和他的童話》（1955年第5期），劉遼逸的《勝利者》（1953年第1期）、《布爾什維克的領導藝術——介紹〈遠離莫斯科的地方〉》（1953年第3期）、《建設共產主義的人們——介紹波列伏依的〈斯大林時代的人〉》（1953年第8期）、《俄國文學的寶貴遺產——介紹列夫·托爾斯泰著〈哈澤·穆拉特〉》（1954年第4期），金人的《〈萬尼亞舅舅〉的現實性》（1954年第9期），王央樂的《莎士比亞的歷史劇——介紹〈莎士比亞戲劇集〉第12冊》（1954年第6期）、《〈莎士比亞戲劇集〉的整理工作》（1954年第6期，署名王壽彭）、《印度古典戲劇家迦梨陀娑及其作品》（1954年第10期）、《席勒和他的戲劇》（1955年第5期）等。這些外國文學領域的編輯既是著名的翻譯家，在文學翻譯方面作出了卓著貢獻，還是有獨到見解的文學評論家。施咸榮翻譯了《麥田守望者》《等待戈多》等，金人翻譯了《靜靜的頓河》《契訶夫小說選》等，劉遼逸翻譯了《戰爭與和平》《杜布羅夫斯基》《哥薩克》《童年》《外套》等俄蘇文學作品，王央樂是國內第一個從西班牙語原文譯出聶魯達詩作和博爾赫斯小說的翻譯家。大力推介蘇聯文學書籍是《文學書刊介紹》不應被忽略的特點。1956年5月復刊之際，編者就有這樣的說明：“《文學書刊介紹》的任務是向讀者介紹人民文學出版社、作家出版社、藝術出版社和文學古籍刊行社所出版的書籍，而以介紹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和蘇聯文學作品為主。”⑩在1950年代，蘇聯文學創作對中國文學創作尤其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的影響不可忽略，蘇聯的出版制度對新中國出版制度建設產生了重要借鑒作用。透過《文學書刊介紹》和同類出版物，我們也不難看到蘇聯文學宣傳模式的影響痕跡。學步在介紹《蘇聯文學藝術問題》一書時，就將蘇聯文學藝術視為“我們的光輝的榜樣”，“向蘇聯文學藝術學習，對于我們的文學藝術事業的發展，對于我們文學藝術創作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的提高，對于改進我們的文學藝術的領導工作，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而在文學宣傳上，蘇聯的文學機構和文學報刊也服務于維護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與“宣傳無思想性，宣傳不問政治，宣傳‘為藝術而藝術’”的傾向作斗爭。11這樣的表述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但有助于我們理解當時的文學環境。孫瑋在介紹馬雅可夫斯基《列寧》的譯本時，認為“長詩《列寧》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創作天才到達最成熟時期的產物。毫無疑問，它意味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馬雅可夫斯基創作中和蘇聯詩歌中的徹底勝利”，并且“這些作品將會鼓舞我們的工作，加強我們對勝利的信心，給我們無限的力量克服障礙與困難”。12編輯劉遼逸作為譯者之一，在介紹阿扎耶夫《遠離莫斯科的地方》時說了這樣一句話：“在我國已經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時候，這部作品的中譯本的出版是很有意義的。新中國工業戰線上的人們，將從這本書里找到許多寶貴的啟發和他們所需要的經驗。”13賈芝在推薦潘菲洛夫的《為和平而斗爭》時，更是強調“蘇聯的文學作品，日益成為我國青年良好的生活教科書”14。朱靖華在肯定了《青年近衛軍》成功塑造青年英雄群像的基礎上，倡議“青年同志們，特別是青年團員同志們，讓我們從這五十多個不朽的青年英雄們身上，學習著做一個真正的完美的人吧！”15也就是說，文學并不只是具有審美、娛樂、消遣功能，而是具有培育正確價值觀、催人奮進的教化功能。不少文章直接翻譯自蘇聯圖書與報刊，譬如華西里耶夫的《巴巴耶夫斯基的小說——〈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阿·馬卡羅夫的《從現實生活出發——介紹〈金星英雄〉》，等等。1956年第2期的頭題文章《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第一部杰作——〈母親〉》是蘇齡根據蘇聯兒童書籍出版社1955年版《母親》中列烏舍娃和季莫菲耶夫所寫的序文編譯的。有趣的是，“《莎士比亞戲劇集》介紹專號”中的《威廉·莎士比亞》一文，由李珍譯自蘇聯中學外國文學讀本，這說明蘇聯對莎士比亞的評判，在某種意義上成了當時值得我們重視的參考尺度。

《文學書刊介紹》是出版社與讀者進行多層次互動的平臺。刊發于“讀者中來”“讀者來信綜述”“答讀者問”等欄目中的文稿形式較為活潑，我們可以從中感受當時讀者的閱讀興趣與閱讀方式。刊物會選發讀者撰寫的讀后感，譬如刊發于1955年第1期“讀者中來”欄目的三篇短文，孟夏、趙中、張健從不同角度談了閱讀《保衛延安》的體會；1953年第7期發表了讀者段英、姚澤源閱讀方志敏《可愛的中國》的讀后感。讀者針對圖書的選題、內容、版式、印數等方面提出的建設性意見，對編輯出版工作起到了促進作用。譬如有讀者建議出版《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普及本，讓更多讀者能買得起；谷洪等19位讀者發現新出《水滸》六十四回已被呼延灼打死的黃信，六十六回又出現了，出版社及時改正了讀者指出的疏漏；有青年讀者希望出版社加快優秀蘇聯小說的譯介與出版，“因為這些書增加我們工作上的力量和信心，我們讀后都想做一個保爾·柯察金一樣的青年、馬特洛索夫一樣的戰士”；還有讀者期待出版社系統整理出版作為寶貴遺產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呼吁作家創作更多反映人民生活和斗爭的優秀作品。16編輯對讀者問題的解答，加強了編讀之間的互動，譬如1956年第3期刊登了讀者何明誥的來信，他認為陳學昭的《工作著是美麗的》“一點也不吸引人”，“革命對書中主人公的影響，也看不出來，只是看到書中主人公完全被瑣碎的事情包圍著、苦惱著，以后又突然地參加了革命工作”，他希望編輯回答“這本書對讀者到底有些什么教育意義呢？”編輯在答復中一方面肯定了作品的優點，即作品表現了“知識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曲折復雜過程”，積極評價知識分子在革命進程中曾經起過并將繼續發揮的推動作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刻劃得明朗、突出”；另一方面指出作品存在過多表現知識分子沉溺于“狹窄的小天地中的苦悶和悒郁”的缺陷，作者對此寄予同情而“未曾給予適當的批判”。17

關于文學書籍的插圖，大多數書評刊物都不重視。《文學書刊介紹》不僅大量選載重點介紹的圖書插圖，這些插圖中有經典畫作、木刻版畫、雕塑、圖書封面、古書插畫、照片、劇照等，形式多樣，而且轉載了王朝聞首發于《人民日報》的《談文學書籍的插圖》等文章，選發的讀者來信中也多次提到插圖問題，譬如在刊發于創刊號的《關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讀者來信摘要》中，就有讀者希望給書中的插圖配上文字說明，建議插圖和相關內容不能距離太遠，應當插在相應文字中間起到形象的說明作用，以增強作品的感染力和版式的活潑性。

二、《文學書籍評論叢刊》

《文學書籍評論叢刊》創辦于1958年10月，前3期以輯刊形式面世，副標題為“文學書籍評論叢刊”，主標題分別為“革命的里程碑”“打擊侵略者的怒濤”“在毛主席光輝照耀下”。在創刊號的“編者的話”中，有以下內容：

評介文學書籍的工作，可以促進創作運動，也可以幫助讀者了解作品，多讀好書。這是我們編印這個叢刊的目的。

評介工作是要依靠群眾的，“作品要經過群眾考驗”，也就是要經過群眾的批評與介紹。現在是文化革命時代，也是群眾創作的時代，評介工作只依靠少數人寫是更其行不通了。我們要求凡有實際工作經驗和寫作能力的人，大家都來動筆寫，當你看過一本新作品，而有所感、有所議論的時候，就請你寫下來，寄給我們，使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學，在群眾評介的灌溉之下，更加繁榮滋長起來。

我們的收稿，只以評介已出版的文學書籍為限，評介的對象，包括小說、理論、散文集、劇本、詩歌、民族民間文學、兒童文學書籍。時期方面以全國解放以來的文學出版物為重點，此外，關于評介中外古典文學和外國近代文學的文章，也歡迎。來稿字數一般的請勿超過五千字，以二、三千字的最好。18

創刊號的主標題來自陸柱國評介《星火燎原》的書評題目，《星火燎原》1958年9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年”征文編輯委員會編。巴人親自上陣，撰寫了《我們生活在英雄人物中——為蘇聯〈教師報〉而作》和《讀〈紅纓〉和〈白蘭花〉書后》，前者重點分析了杜鵬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肯定了作者所刻畫的“閻興和劉子青這兩個英雄人物”19。后者評介王群生的長詩《紅纓》（解放軍文藝社1958年版）和喬林的長詩《白蘭花》（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解放軍文藝叢書”之一），作者這樣評價這兩首長詩：“它們不是詩人的詩，而是戰士的詩。惟戰士能深入人民的心，所以它們又是人民的詩；是深透地反映了人民的血與淚，思想與感情的詩。”20有趣的是，作者在文中把艾青的長詩《黑鰻》作為異類進行對照。署名“泯”的《“政策過江”——談〈歡笑的金沙江〉》認為李喬的《歡笑的金沙江》“既是一本很好的小說，又是一本‘寫政策’的書”21，“泯”當為許覺民的筆名，他常用的筆名為潔泯。《新人的頌歌——〈喜鵲登枝〉讀后》一文署名“史新”，當為牛漢的筆名，其原名史成漢。該文重點評介了浩然小說集中的《新媳婦》《雪紛紛》《一匹瘦紅馬》塑造的新人形象。創刊號值得關注的文章還有陳伯吹的《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故事——讀〈五彩路〉》、王世德的《談〈山鄉巨變〉的藝術表現》、劉嵐山的《談〈召樹屯〉的特點及其他》、趙蔚青的《為創造革新而斗爭——介紹蘇聯長篇小說〈探索者〉》、“五四”文學組的《關于〈魯迅全集〉的編注工作》等。創刊號共發表了13篇書評，其中7篇的作者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

綜觀《文學書籍評論叢刊》的作者構成，確實比《文學書刊介紹》更為多樣，編輯在作者中所占比例呈現下降趨勢，群眾性逐漸得到強化。就文體傾向而言，《文學書刊介紹》的文體形式更為活潑，長短結合，其中有篇幅較長的新書評論、綜合報道，也有短小精悍的新書簡介、期刊簡介、出版消息、讀者來信。《文學書籍評論叢刊》以書評為主體，在文風上更為張揚，更加突出政治意識。

《文學書籍評論叢刊》1959年共出版了6期，出版時間分別為1月、2月、4月、5月、5月、6月。除了1959年第6期定價為0.18元，其余各期定價均為0.15元。編者在1959年第1期有這樣的說明，“‘叢刊’是一種向讀者推薦優秀文學創作和輔助閱讀的讀物，它以介紹、分析、評論現代優秀的文藝作品為基本任務。我們選稿范圍，主要是對已出版的文學書籍的評論，不包括有關文藝思想、創作方法、作家研究等理論性的文章。希望讀者、作者多寄給我們一些現代優秀文學作品的評論”，“過去已出版的三期，在‘文學書籍評論叢刊’的總刊名之下，每期更換一個書名，這樣做有好處也有缺點，好處是可以把每一期重點介紹的文章突出出來，缺點是給讀者的印象不深。從這一期起，稍有更動，不再每期更換一次書名，固定用‘文學書籍評論叢刊’為刊名，仍舊是每月出版一期。”22

《文學書籍評論叢刊》與讀者相關的欄目有“讀者論壇”“讀者談書”“座談會”等，但與《文學書刊介紹》相比，內容和形式都比較單調。1958年第二輯從作家出版社回收的隨書附送的“讀者意見表”中，選發了四位工人讀者談《百煉成鋼》的文字，他們一致認為工人秦德貴的形象塑造比較成功。張立孝和楊成認為反面人物李吉明的刻畫不夠深入，寫得還不夠壞；黃天培和李繼光認為趙廠長不稱職。231959年第3期的“讀者談書”欄目發表了四位讀者的書評，分別評介劉澍德的中篇小說《橋》、何為的散文《第二次考試》、房樹民的短篇小說集《櫻桃園村》、魏鋼焰的農村散記《寶地、寶人、寶事》，文章寫得質樸，在梳理了圖書的主要內容之后，簡要地談自己的閱讀心得。1959年第4期發表了莊鐘慶的《社員喜愛〈山鄉巨變〉》，介紹了河北省唐山市豐潤區宣莊人民公社社員座談《山鄉巨變》的情況，社員們認為這本書“一個人一個樣，一點也不模糊”，他們最喜歡鄧秀梅，認為這個形象“寫得很豐滿，有血有肉”，“婆婆子”李月輝在一些重要場合顯示了領導才能，和秀梅合作得很好，也有人認為他“仿佛成了鄧秀梅的陪襯”。24

與《文學書刊介紹》頻繁出版“專號”相比，《文學書籍評論叢刊》更多采用小輯形式，經常以集束的方式集中介紹一本圖書，立體地展示這本書的特色與魅力。《文學書刊介紹》重視對經典性作品的推介，《文學書籍評論叢刊》則更為關注文學新作，對中國古典文學、外國文學較少涉及。其編輯視野較為開闊，評價的圖書覆蓋了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兒童文學等多種文體和文類。1959年第2期的“評《野火春風斗古城》專輯”更是一口氣發表了七篇文章，包括李希凡的《也談〈野火春風斗古城〉》、王維玲的《光輝的形象，學習的榜樣——〈野火春風斗古城〉讀后感》、楓云的《談〈野火春風斗古城〉的人物塑造》、張尼波的《談〈野火春風斗古城〉的藝術成就》、北京師范學院當代文學評論組的《略談〈野火春風斗古城〉的幾點不足之處》、張弛的《談談金環》、王文琪整理的《北京師院中文系縱談〈野火春風斗古城〉》。這組評論的作者有文學評論家、文學編輯和普通讀者，評價既肯定優點，也指出不足，北京師院中文系三年級一些學生“基本上否定了這本書”。這組文章形成了有趣的觀點碰撞，譬如李希凡認為“作者突出地塑造了一個地下斗爭領導者的英雄形象——楊曉冬”，楓云認為“楊曉冬有時過于拘謹、矜持，和他的性格、環境不調和、不自然。他對高自萍的處理就是喪失原則的”；王維玲認為金環是“作者刻畫最成功的的一個人物，她勇敢而細心，潑辣而大膽。金環也是一個最富有情感和正義感的女性”，北京師范學院當代文學評論組認為“作者企圖通過金環與趙醫生、梁隊長這種關系來表現金環對革命的無限忠誠，但實際上，我們認為卻大大削弱了梁隊長和金環的形象”，金環曖昧的態度是二重人格的表現。1959年第3期的“短篇小說評論特輯”同時刊發十篇文章，集中評價了十本短篇小說集。葉耘認為馬烽的《三年早知道》有兩大特色，一是“汲取了我們民間文學和民族文學中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講故事’的傳統表現手法”，二是樸素，“像農民一樣樸素，像生活一樣樸素，像北方的山川田野一樣樸素”。25葉圣陶肯定束為的小說集《老長工》“運用語言的能耐”，“是口語，能上口念，念起來干凈利落，有節奏感。按我的想法，現代作品應該如此，要是能看不能念，念起來疙里疙瘩，無論如何總覺得差點”，26同時委婉地批評作品在運用方言時缺乏節制。閻綱認為峻青的小說集《黎明的河邊》是“英雄的詩篇”，其中的三篇作品《老水牛爺爺》《老交通》《黎明的河邊》是“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作品”27。1959年第5期推出的“紀念五四運動四十周年”專輯，以人民文學出版社陸續出版的五四以來著名作家的選集為評論對象，集中刊發了評價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葉圣陶、蔣光慈、殷夫、歐陽予倩、田漢、洪深、曹禺、老舍、巴金創作成就的文章，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文章是孫用的《關于〈魯迅譯文集〉》。孫用作為翻譯家和《魯迅譯文集》的編輯，他的文字細致而深入，可謂字字有來歷，有很高的信息含量。1959年第6期集中刊發了六篇評議兒童文學圖書的評論，這六本圖書為嚴陣的兒童詩集《紅石》、袁靜的《小黑馬的故事》、胡奇的《五彩路》、賀宜的《小公雞歷險記》、艾苦的《山谷紅旗飄》、陳伯吹的《從山崗上跑下來的小女孩子》，文章形式多樣，其中有圖書的序言、后記，有編輯施雁冰寫給作者艾苦的書信，還有北京師大中文系一年一班當代文學評論組評價《從山崗上跑下來的小女孩子》的集體合作文章。

該刊擅長利用專輯形式，呼應時代脈動，凸顯革命主題。譬如《在毛主席光輝照耀下——文學書籍評論叢刊（二）》，該期重點評介的陳昌奉的革命回憶錄《跟隨毛主席長征》、陶晨口述的《我的一家》、李立的《轉戰南北》、杜鵬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都采取了小輯的編排方式。馮牧的書評言簡意賅，認為《跟隨毛主席長征》“是一本記載和回憶毛主席在長征中的生活的書”，“是一本充滿戰士情感的書”，并肯定像作者這樣“文化水平并不高的部隊軍官和老干部”身上“蘊蓄著多么豐富的創作源泉和創作潛力”。28祝志澄作為有過長征經歷的親歷者，肯定《跟隨毛主席長征》的最大優點在于：“從這些平凡、質樸而不加任何渲染的記述中，不論是主席的生活作風、日常工作、言語行動，都無處不體現了我們黨的政策思想。”29作者陳昌奉談了自己的創作體會，他自認為這本書屬于集體創作，《新觀察》的記者丁寧、趙驁提供了多方面的協助，創作目的是為了和讀者分享“幸福的回憶”，認識到“勝利得來之不易”，毛主席教導他們“要學用一致”，“處處為人民”，“要有勇有謀”。30關于《轉戰南北》，王燎熒作為“轉戰陜北”的當事人，他的《談〈轉戰南北〉》認為這本書的素材來自作者當年的日記，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全書貫穿著飽滿的革命熱情和頑強的革命精神，對眾多英雄形象的展現既真實又有很強的感染力；任驥的文章認為這本書“激奮人心的力量，一方面來自真實的戰斗生活本身，一方面來自作者所表露的革命者的思想感情”31；李立重點談了自己如何克服文化水平不高的困難，“常寫多練，就慢慢引起了興趣，增加了信心和決心，逐步地有了提高。有了決心，礦石可以煉成鋼”32。1959年第1期同時推出了兩個專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理論”專輯刊發了程代熙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浪漫主義——讀書札記之一〉》《介紹〈列寧論文學〉》和巴人的《關于“關于兩條腿走路”——讀〈毛澤東論文藝〉隨筆》，“評詩專輯”刊發了張光年的《北京工人的詩歌——〈北京工人詩百首〉序》、田新的《井岡山的過去和現在——讀〈井岡山詩抄〉》、青文的《激動人心的革命民歌——喜讀〈革命民歌集〉》、劉嵐山的《談〈大躍進之歌〉》。

三、具有時代特色的文學宣傳

有別于中立、客觀地評價新書的書評刊物，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的《文學書刊介紹》《新書簡報》《文學書籍評論叢刊》主要推薦、評介本社出版的書刊，而且社內編輯是其核心作者。也就是說，這兩份刊物代表出版社的態度和立場。《文學書刊介紹》印數巨大，免費贈送，該刊從1953年第3期開始標明每期印數，從1953年第3期至1954年第12期每期印刷55000冊，1955年每期印刷86000冊，1956年每期印刷50000冊。《文學書籍評論叢刊》改為有償出售后，印數也頗為可觀，譬如1959年第4期標注的印數為27820冊。這類出版物確實有較為突出的廣告色彩，因此在“文學廣告”或“書刊廣告”的框架中展開討論，顯得順理成章。但是，我更傾向于從“文學宣傳”角度來進行定位。文學宣傳優先重視社會效益，文學廣告格外重視商業效果。按照克勞德·霍普金斯的說法：“廣告的唯一目的是實現銷售。廣告是否盈利，取決于廣告引起的實際銷售。”33在計劃經濟體制中，當時的國營出版機構不以盈利為主要目標，社會與政治效益被擺放在優先位置。

關于文學作品或文學書刊的宣傳，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對文學作品或文學書刊的推廣，運用各種宣傳渠道或各種形式的媒介，讓讀者了解文學書刊出版、發行和相關服務的信息，滿足讀者的閱讀需求。在1950年代文學作品或文學書刊宣傳模式的建立與發展過程中，對蘇聯經驗的借鑒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當時不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宣傳工作》都重點介紹了蘇聯文學界、出版界、圖書館系統的相關舉措。查列格拉茨基就強調圖書宣傳“應當提高為讀者服務的思想水平，更緊密地把自己的工作同人民的生活聯系起來，成為促進蘇聯人民共產主義教育的積極的圖書宣傳員”34。要做好圖書宣傳工作，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員“必須具有政治修養，必須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35。馮雪峰1954年10月在全國第一屆公共圖書館工作人員訓練班上做過一次題為《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宣傳》的講話，他結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圍繞“‘五四’新文學的根本思想因素”“五年來新中國的文學作品”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當時文學創作應當進一步提高思想境界，“作家應該走在生活的前面，如果不能了解新鮮事物，不能走在時代前面，則不可能滿足人民的要求，以致文學也就會單薄落后”36。

有別于文學作品或文學書刊廣告，文學宣傳是一種特殊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必須發揮價值觀的引導作用，“不能認為書籍既然出版了不管什么書都可以宣傳，也不能認為只要讀者需要就可以宣傳。每一種書出版的意圖、目的不一樣，書籍的質量也有高低，我們宣傳什么書應當有所選擇”37。新華書店在開展圖書發行與宣傳工作時，強調要堅持四條原則,“必須注意宣傳的思想性”，“當社會效果和經濟效果發生矛盾時，經濟效果必須服從社會效果”；“必須注意宣傳的真實性，堅持實事求是。圖書宣傳的內容應當真實和準確”；“必須注意宣傳的紀律性。這是貫徹執行圖書發行工作方針的保證”；“必須注意宣傳的時間性。為配合黨和國家的重大政治活動，為配合重大節日、紀念日以及在當地召開的各種專業會議而進行的各項圖書宣傳工作，具有強烈的時間性”。38從文學宣傳角度來看，文學創作、文學評論和文學閱讀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有機的整體。一方面，文學創作要響應時代需求，及時反映新變化與新趨勢，注重發揮文學的宣傳功能和教育意義；另一方面，文學宣傳應當重點突出文學作品的思想激勵與價值引導功能。我們在閱讀《文學書刊介紹》《文學書籍評論叢刊》時，也不難發現編者和作者都很重視發揮文學圖書的思想教育功能。方白在介紹文學初步讀物中秦兆陽的小說《幸福》和駱賓基的小說《王媽媽》時，文末就有這樣一句話：“在全國學習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今天，這兩篇小說正好幫助讀者，看出新中國農民怎樣從今天過渡到明天的道路。”39 讀者張健認為“《保衛延安》不僅是一部優秀的文學巨著，而且也是一部具有偉大教育意義的政治教科書”，“不僅使我了解了偉大解放戰爭的歷史，更重要的是從這些英雄人物身上得到了無窮的鼓舞力量”40。

1950年代文學宣傳的發展變化過程具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從《文學書刊介紹》到《文學書籍評論叢刊》，我們可以清晰看到社會政治環境變化對刊物產生的影響。就兩份刊物的裝幀而言，前者樸素而淡雅，后者張揚而熱烈，《革命的里程碑》的封面背景選用了醒目的大紅色，《打擊侵略者的怒濤》封面字體顏色也是大紅色，《在毛主席光輝照耀下》封面背景的主色調是紅色和黃色，紅色刊名在黃色背景的襯托下格外耀眼。在1959年《文學書籍評論叢刊》6期刊物的封面中，除了第4期的背景色為淡藍色，其余各期封面的背景色都屬于紅色、橙色、黃色等暖色系。就文風來看，《文學書刊介紹》的文章多見夾敘夾議的文字，不少作者能夠辯證評判書刊的質量，不是一味地表揚或粗暴地批評，在平和的行文狀態中突出主題；而《文學書籍評論叢刊》的文章具有更強烈的感情色彩，同一小輯的文章褒貶鮮明，甚至針鋒相對，不同作者的觀點往往形成較為激烈的碰撞與交鋒。

與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讀物介紹》相比，《文學書刊介紹》《文學書籍評論叢刊》的編輯形式更為豐富，而且具有更強的文學性。就印數來看，《青年讀物介紹》也要少一些，1954年12月出版的總第14期印了40000冊，1957年從第2期到第9期每期印刷15000冊。在1950年代文學出版的地圖上，中國青年出版社也備受矚目，其出版的“三紅一創兩火”影響深遠，但該社的出版范圍并不限定于文學領域，還涉及科學普及、青年思想教育等方面。《青年讀物介紹》創刊于1953年11月，1955年4月停刊，1957年1月復刊，1957年10月再次停刊。編者在復刊號上有這樣的介紹：“我們辦這個刊物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加強讀者、作者、出版社之間聯系，幫助讀者選擇適合他們需要的書。《青年讀物介紹》主要內容包括：圖書評論、讀書隨感、心得……，報道讀書活動、著譯者動態和編輯部的工作情況等。復刊后的《青年讀物介紹》所刊載的文章，力求言之有物，并注意用淺顯易解的文字，在形式上也力求活潑。”41盡管《青年讀物介紹》出版過推介尼·比留科夫為女游擊隊員立傳的“《海鷗》特輯”（1955年第2期）和“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特輯”等，但總體上策劃性不強，刊發的文章中規中矩，個性不強，有同質化特征。值得重視的是，該刊貼近青年需求，突出青年特色，不少文章都緊扣青年教育，激勵青少年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一知在評價蘇聯小說《索柯爾松林的秘密》時，就有這樣的概括：“這部小說以令人信服的藝術形象，使讀者深深認識到在共產主義教育下新生的一代的精神面貌，并從而體會到一個青年應該懂得熱愛什么，憎惡什么。”42黃伊這樣理解蘇聯小說《小兒子的街》：“在這樣的家庭教育下，學校和社會的影響下，伏洛娃由普通的孩子，轉變成英雄，就有了基礎。”43該刊發表的一些指導青少年閱讀文學的文章，頗具特色。蕭殷在答復讀者來信時，就提醒閱讀時不能把作品中的人物是否具有優秀品質與作品是否有社會主義精神混為一談，他認為：“一篇文學作品是否有社會主義的精神，主要不是由作者所選擇的描寫對象來決定。問題在于作者站在什么立場來處理他所感受的人物和事件。”44

文學宣傳與文學廣告側重點不同，但其作用亦有相通之處。廣告的首要作用是“傳達”，也就是將需要傳達的信息準確地傳遞給目標對象；廣告的第二個重要作用是“說服”，即向受眾傳達品牌的特色與優勢，以便與同類品牌區別開來；廣告的第三個作用是“培養”，在受眾心中培養對品牌的認同感，使他們在選擇品牌時表現出一種先入為主的傾向性。45從策略方面來看，文學宣傳與文學廣告也可相互借鑒。而且，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并非完全對立，好的社會效益往往會促進經濟效益的提升。山本武利認為：“出版業者一直對廣告滿腔熱情。對于多出其經營規模的巨額廣告費用也毫不吝嗇。之所以會這樣，是由于出版業的產品壽命較短，必須將新刊發行、舊刊重版等出版信息快速傳遞給消費者（讀者）。因此出版業者時刻都關注著廣告，可以說他們是最重視廣告的企業家。”46文學宣傳與文學廣告都注重時效性，只有讓盡可能多的人了解新刊或重版的文學作品的信息，才能實現文學創作與文學出版多方面的價值。時過境遷，如今重看《文學書刊介紹》《文學書籍評論叢刊》，會清晰地察覺時代對它們的塑造與限定。一方面，這兩本刊物在1950年代文學宣傳尤其是文學圖書宣傳中占有獨特的地位，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品牌建設的長期實踐中，做出了不應被埋沒的貢獻。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當代文學期刊發展史”（項目編號：18ZDA266）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創刊說明》，《文學書刊介紹》1953年第1期。

②《人民文學出版社1951—1991》（人民文學出版社建社四十周年紀念畫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頁。

③《新書內容說明》，《文學書刊介紹》1953年第2期。

④張奇：《〈漳河水〉》，《文學書刊介紹》1953年第1期。

⑤龍世輝：《介紹〈不可戰勝的力量〉》，《文學書刊介紹》1953年第8期。

⑥牛漢：《在斗爭里成長——讀〈浪濤中的人們〉》，《文學書刊介紹》1954年第2期。

⑦孟南：《談〈人民在戰斗〉的人物描寫》，《文學書刊介紹》1956年第7期。

⑧方白：《從空想走向現實——讀葉圣陶的〈倪煥之〉》，《文學書刊介紹》1954年第5期。

⑨黃鄰：《金圣嘆怎樣污蔑宋江的》，《文學書刊介紹》1954年第3期。

⑩《讀者的話》，《文學書刊介紹》1956年第1期。

11學步：《〈蘇聯文學藝術問題〉介紹》，《文學書刊介紹》1953年第1期。

12孫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詩歌的典范——介紹馬雅可夫斯基的〈列寧〉》，《文學書刊介紹》1953年第4期。

13劉遼逸：《布爾什維克的領導藝術——介紹〈遠離莫斯科的地方〉》，《文學書刊介紹》1953年第3期。

14賈芝：《〈為和平而斗爭〉的教育意義》，《文學書刊介紹》1953年第5期。

15朱靖華：《青年英雄的群像——〈青年近衛軍〉讀后》，《文學書刊介紹》1954年第11期。

16參見《關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讀者來信摘要》（1953年第1期），《關于〈水滸〉——讀者意見綜述》（1953年第2期），《讀者熱愛蘇聯文學——讀者意見綜述》（1953年第5期），《歡迎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整理出版——讀者來信綜述》（1954年第1期），《讀者喜愛中國現代文學作品——讀者來信綜述》（1954年第2期）。

17《關于〈工作著是美麗的〉》，《文學書刊介紹》1956年第3期。

18《編者的話》，《革命的里程碑——文學書籍評論叢刊（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封三。

19《我們生活在英雄人物中——為蘇聯〈教師報〉而作》，《革命的里程碑——文學書籍評論叢刊（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9頁。

20巴人：《讀〈紅纓〉和〈白蘭花〉書后》，《革命的里程碑——文學書籍評論叢刊（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37頁。

21泯：《“政策過江”——談“歡笑的金沙江”》，《革命的里程碑——文學書籍評論叢刊（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頁。

22《致讀者》，《文學書籍評論叢刊》1959年第1期。

23《工人談〈百煉成鋼〉》，《打擊侵略者的怒濤——文學書籍評論叢刊（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43—44頁。

24莊鐘慶：《社員喜愛〈山鄉巨變〉》，《文學書籍評論叢刊》1959年第4期。

25葉耘：《讀〈三年早知道〉札記》，《文學書籍評論叢刊》1959年第3期。

26葉圣陶：《短篇小說集〈老長工〉》，《文學書籍評論叢刊》1959年第3期。

27閻綱：《〈黎明的河邊〉的浪漫主義、英雄人物……》，《文學書籍評論叢刊》1959年第3期。

28馮牧：《在毛主席光輝照耀下——讀〈跟隨毛主席長征〉》，《在毛主席光輝照耀下——文學書籍評論叢刊（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4頁。

29祝志澄：《幾點體會——讀〈跟隨毛主席長征〉》，《在毛主席光輝照耀下——文學書籍評論叢刊（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5頁。

30陳昌奉述、劉慶坤錄：《我是怎樣寫〈跟隨毛主席長征〉》，《在毛主席光輝照耀下——文學書籍評論叢刊（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8—16頁。

31任驥：《萬水千山只等閑——讀李立的〈轉戰南北〉》，《在毛主席光輝照耀下——文學書籍評論叢刊（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32頁。

32李立：《談談〈轉戰南北〉寫作的體會》，《在毛主席光輝照耀下——文學書籍評論叢刊（三）》，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34頁。

33[美]克勞德·霍普金斯：《我的廣告生涯·科學的廣告》，邱凱生譯，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頁。

34[蘇]查列格拉茨基：《提高圖書館的思想教育作用》，《圖書宣傳工作》，北京圖書館編，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頁。

35[蘇聯]哈扎諾夫：《圖書館怎樣做好社會政治書籍的宣傳工作》，蘇大悔譯，時代出版社1954年版，第7頁。

36馮雪峰：《馮雪峰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95頁。

3738上海新華書店：《圖書宣傳》，新華書店總店1983年版，第5、8—9頁。

39方白：《好日子怎樣來的？——介紹文學初步讀物〈幸福〉和〈王媽媽〉》，《文學書刊介紹》1953年第8期。

40張健：《王老虎給我的教育》，《文學書刊介紹》1955年第1期。

41《編者的話》，《青年讀物介紹》1957年第1期。

42一知：《評介〈索柯爾松林的秘密〉》，《青年讀物介紹》1957年第6期。

43黃伊：《我愛伏洛娃·杜比寧——〈小兒子的街〉讀后》，《青年讀物介紹》1957年第6期。

44蕭殷：《關于作品的積極意義》，《青年讀物介紹》1957年第2期。

45[日]仁科貞文、田中洋、丸岡吉人：《廣告心理》，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頁。

46[日]山本武利：《廣告的社會史》，趙新利、陸麗君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頁。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