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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賈平凹的“土匪”系列小說，既從土匪身上發掘出人格建構和文化重建可資借鑒的精神資源，又對匪性和俠性的深層關系進行了理性反思。他立足于民間立場，從道德、倫理、人性等層面對土匪這一歷史文化現象進行深入的理性思考，通過對俠匪烏托邦的再造想象，既肯定和張揚了俠義土匪身上的原始正義與生命激情，又揭示了匪性和俠性在善惡兩極之間對立與轉化的可能和現實，探尋了土匪的人性嬗變。賈平凹將俠匪和惡匪兩類不同的土匪置于善惡同在的張力結構中給予審視和省思，不僅表現了他自由正義的社會理想和逍遙自在的生命精神，同時也揭示了他開放的文化觀念和清醒的人性立場。賈平凹對土匪題材的深度開掘和人性探索，推進了土匪文學創作的深入發展。

關鍵詞：賈平凹 “土匪”系列小說 俠匪 烏托邦 再解讀

引 言

1990年代初，賈平凹發表的《煙》《美穴地》《白朗》《五魁》《晚雨》等“土匪”系列小說，不僅從土匪身上發掘出人格建構和文化重建可資借鑒的精神資源，更對匪性和俠性的深層關系進行了理性反思。具體到創作中，體現為賈平凹進一步以民間立場來審視土匪這種歷史文化現象，著重從道德、倫理、人性等層面對民間土匪進行了更加深入的理性思考，通過對俠匪烏托邦的再造想象，既肯定和張揚了俠義土匪身上的原始正義與生命激情，又揭示了匪性和俠性在善惡兩極之間對立與轉化的可能和現實，以直面現實和歷史的態度探尋了土匪的人性嬗變。賈平凹筆下的土匪形象有俠匪，也有惡匪。俠匪具有理想化色彩，惡匪有著現實隱喻意義。賈平凹將這兩類不同的土匪置于善惡同在的張力結構中給予審視和省思，不僅表現了他自由正義的社會理想和逍遙自在的生命精神，同時也揭示了他開放的文化觀念和清醒的人性立場。賈平凹對土匪題材的深度開掘和人性探索，大大推進了土匪文學創作的深入發展，許多作家也紛紛涉足這一題材領域，致使1990年代蔚為大觀的土匪文學成為當代小說創作的一個不容忽視的熱點。

在以賈平凹“土匪”系列小說為研究對象的既往成果中，有的認為其寫出了“為匪者的情感世界以及性際關系中的生命體驗和生存狀態”①；有的揭示了賈平凹“俠盜小說”中“匪性、人性、俠性在欲望中的嬗變”軌跡。②但這些成果大都著眼于文本分析和形象解讀，而對小說文本深層由俠性和匪性構成的巨大張力結構所凸顯的復雜人性以及作者踟躕于批判反省和理想期待之間的矛盾心態卻關注不多。本文試圖在烏托邦視域下對賈平凹的“土匪”系列小說中進行再解讀，以期對俠匪形象和作者的文化心態獲得新的認知。

一 、烏托邦視域下的匪與俠

烏托邦(utopia)是一個外來詞，最早出自英國的托馬斯?莫爾于1516年發表的名著《烏托邦》，意謂并不存在于客觀世界的虛構之所、烏有之鄉。作為一個空間化的概念，無論是在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中，還是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1623年）里，烏托邦都是指從空間意義上建構的理想國家形態。在西方哲學、文學和政治理論中，從《圣經》中的伊樂園到柏拉圖的《理想國》，再到一系列文學形式的烏托邦，一直存在著一個構想最美好的理想社會的悠久歷史和豐富傳統。同樣在東方的中國，從儒家擬想的大同社會及其文學經典《詩經?魏風?碩鼠》中的“樂土”到莊子《逍遙游》中的“無何有之鄉”，從陶淵明有意識建構的“桃花源”到劉鶚《老殘游記》中的“桃花山”，也始終不乏烏托邦式理想社會的文學敘述、政治探討和哲學闡發。在理想社會的探尋和構想方面，中國和西方這兩種異質文化存在一種價值同構特性，只不過西方叫“烏托邦”，中國稱“桃花源”。這種理想的社會和樂土超越于世界和歷史（時間）之外，只是作為一種理想化空間存在于人們的激情想象和熱烈憧憬之中，從而定格為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和理想之境。因此，從表層意義上講，烏托邦是指人們執著追求和渴望得到的一種與現實社會相對立的理想社會制度和未來社會美好的生存圖景。當然，這種完美的理想社會只存在于虛無縹緲的“世外桃源”和烏有之鄉的理想國度。從深層意義上說，烏托邦是一種理想的象征，現實中的人們通過充滿激情的想象，將自己的理想投射到一個虛擬的對象物之中，這個并不在場的對象物以巨大的精神魅惑形成強烈的價值召喚，使人們始終在浪漫的構想中保持一種理想亟待實現的希冀和意愿。可以說，烏托邦就是存在于人們意愿中的尚待實現的可能性理想。這種理想觀念意味著對現實社會及其生存狀況的不滿與批判，對烏托邦的想象和憧憬寄寓著對理想社會的探討與追求，表達了社會變革的愿望。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烏托邦的話語與歷史實踐構成了人類文化史的一個重要線索，‘烏托邦’也由此成為世界文學中一個重要的母題，中國作家也不可避免地以各種各樣或隱或顯的方式對這個話題予以言說”③。這種烏托邦的想象及其話語實踐具體到中國文學，往往表現為鄉村社會理想化的生存圖景，這與漫長的農耕文明的制約和長期的封建專制統治的影響是分不開的。春秋時期，《詩經?魏風?碩鼠》中的“樂土”是基于對嚴重的剝削和壓迫強烈不滿而虛構的一個迥異于當時社會現實境況的理想家園。東晉時期，陶淵明的《桃花源詩》和《桃花源記》以一種自覺的烏托邦意義上的文學建構，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一個經典原型意象——“桃花源”和永恒的“世外桃源”情結。從此，“桃花源”或“世外桃源”作為一種自由、快樂、和諧、美好的理想社會的象征和價值理念，對后世的文學創作和文化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晚清劉鶚在他的小說《老殘游記》中精心營構出一個獨特的理想之境——“桃花山”。小說中的老殘既是行走江湖的郎中，又是不帶刀劍的見義勇為、急人之難的俠士，這個“逸出老殘視角的極其和諧的桃花山世界，實際上是作者放棄敘述視角的一致性而刻意經營的結果”④。老殘本身仗義行俠的壯舉及其視線之外桃花山上發生的故事在文本中相得益彰，通過對行走江湖的俠醫的烏托邦想象和對“桃花山”的描摹，體現了作者自由和諧的社會理想和拯世濟民的俠義情懷。

作為理想化的空間性存在，“樂土”“無何有之鄉”“桃花源”和“桃花山”都是作家們基于對當時社會強烈不滿和重構的意愿而想象創造的產物。這種烏托邦的想象和創構“除了帶來逃避和虛假的滿足以外，也包含著對當下社會秩序進行質疑和挑戰的因素”⑤。因此，從積極意義上講，烏托邦的想象和建構“對現存社會的缺陷和不公提出了有力的‘挑戰’與‘諷刺’。它通過打開可能性的領域，曲筆書寫了作者、讀者內心深處的懷疑和叛逆，從而為現存的模式和體制提供了‘對抗性’或‘替代性’的維度”⑥。在德國哲學家保羅?蒂里希看來，烏托邦存在向前看和向后看兩種模式，作為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意愿和期許，“樂土”“無何有之鄉”和“桃花山”屬于“向前看”的烏托邦，其意義在于“如果沒有預示未來的烏托邦展現的可能性，我們就會看到一個頹廢的現在，就會發現不僅在個人那里而且在整個文化中，人類可能性的自我實現都受到了窒息”⑦。正是在“頹廢的現在”同想象中的“樂土”“無何有之鄉”和“桃花山”的鮮明對比中，不僅可使人們長期郁積的悲憤情緒和深沉的現實憂思得以宣泄、紓解，更能使現實中被壓抑的人們增強自我實現的信心、動力和希望。當我們審視和細讀賈平凹的“土匪”系列小說的時候，就會非常明顯地感受到他關于俠匪的文學想象在烏托邦的另一個維度上呈現和敞開。這就跟《桃花源記》一樣，為我們建構了一個“向后看”的烏托邦。在這個再造俠匪世界的文學建構中，“被想象為未來的事物同時也被投射為過去的‘往昔時光’——或者被當成人們從中而來并企圖復歸到其中去的事物”⑧。正是在這種“向后看”的烏托邦視域下，賈平凹將故事時間推向過去的年代，將故事發生的地點設置在他的家鄉陜南山地，立足于民間文化的價值立場，以反思歷史文化、省察社會現實和探尋人性道德的人文情懷，書寫著他理想中的俠匪，講述著他們的綠林匪事和俠義行為，寄寓著自己的人格追求和社會理想。

賈平凹“土匪”系列小說中的匪和俠都不是孤立的抽象物，離開哪一方都不成其為獨立的生命個體。無論是《煙》中的新大王、《白朗》中的白朗，還是《五魁》中唐景和五魁、《晚雨》中的天鑒，如果單純以匪或俠來為他們定格，似乎都不得要領，更不符合作者的理想人格期盼。在人們的世俗正統觀念里，土匪是殺人放火、禍國殃民的社會惡棍和奸邪之徒。但在賈平凹的筆下，這些土匪卻心存良善、重情重義、英武強悍、仗義勇為，都是豪氣干云的俠匪。作者把他們寫得很有人情味和正義感，充滿了理解和同情，甚至有限度的贊美。匪和俠都是封閉的農業社會的歷史產物，一般來講，匪大多為失去了土地的農民，俠則是中國歷史上的文化離軌者，他們都游離于正統社會秩序和傳統儒家文化之外，歷來為統治者和正統文人所不容甚至鎮壓剿滅、口誅筆伐。作為農業文明時代的民間力量，匪和俠的產生與發展不僅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更是一種不同凡響的文化現象，以匪和匪文化、俠和俠文化以及二者合璧的俠匪和俠匪文化等各種樣態伴隨著中國歷史與主流文化同時存在并左右著中國歷史和社會的發展。不管是匪，還是俠，抑或俠匪，都只不過是亂世時代農民的另一種身份和別名，要么是陷入絕望鋌而走險的農民躲進山林草莽延續生存和尋求自救的一種策略與手段，要么是不堪忍受欺壓奮起反抗的平民百姓出沒于市井民間尋求正義、自主命運的斗爭方式和生存形態。賈平凹筆下的土匪大都為仗義行俠、扶危濟困的俠匪，充滿了三秦大地俠義硬漢的血性正義、陽剛勇武和人格魅力。關于俠匪，絕不是賈平凹的獨創。盜亦有道的柳下跖，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漢，清末民初縱橫華北的白朗、義和團，制造民國大劫案的孫美瑤，《鐵道游擊隊》中的劉洪、王強、魯漢、林忠、彭亮、小坡，《橋隆飆》中的橋隆飆，《苦菜花》中柳八爺，《紅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鰲，無論是作為歷史人物，還是作為文學形象，他們的最初身份就是土匪，但最終都變得俠氣十足、大義凜然，甚至有的在特定時代情境下走向革命之路。原因在于俠文化的價值理念和俠義精神融進了土匪的價值體系和土匪文學的話語系統，從而實現了身份的轉換和價值的提升。賈平凹正是在這種歷史的承傳和現實的反思中接續了土匪題材的俠義傳統，熔鑄成為一種俠匪精神。可以說，匪和俠存在著基本的共性，都屬于民間話語系統，都具有民間思維特征，都有著各自獨立卻彼此相通的價值體系和行為規范，都體現了底層民眾的理想和愿望，寄寓著作者和作品人物的理想主義傾向。相對而言，俠代表著進步、正義、美好意愿和社會理想，是對社會正義、公道和美好人性的激情而正面的表達，是現實中的人們渴望擁有卻又無法實現的生命樣態和精神風度；而匪則意味著掠奪、暴虐、反叛和血腥，甚至丑陋、罪惡，但匪也有誠信守諾、仗義勇為的一面和公道之心，只不過匪是對現實的一種間接反抗，是逃避社會的一種自救方式，是對社會理想的一種曲折隱晦的表達。匪和俠不是絕對對立的關系，他們之間有相互轉化的可能，關鍵環節在于是否堅持俠義道。賈平凹賦予他筆下的土匪更多的俠性，通過寫匪來表達對于生命、人性、歷史、文化、生存和未來社會的思考與探尋，力圖將傳統的土匪題材寫出哲理意味和現代精神。匪和俠的生存方式都具有原始質樸的粗獷色彩，他們的價值理念都包含著原始正義感和強悍血性，他們的人性深處都有良善、義勇的積極因子。正因此，土匪題材的文學和俠文化擁有了相通的渠道和耦合的特質。盡管賈平凹寫匪人匪事，盡管他的筆下也有《美穴地》中的茍百都和《白朗》中的黑老七等惡匪形象，但他心儀并傾注心血的土匪都是俠肝義膽之士。新大王、白朗、唐景、天鑒均風度翩翩，知書識禮，劫富濟貧，義勇雙全。新大王有勇有謀，造福一方山民；白朗與結拜兄弟肝膽相照，對普通百姓恩惠有加；唐景言行一致，義釋柳家新娘，讓馱夫五魁深受感動，并心悅誠服，摒棄了對土匪的偏見；天鑒進入官場更是謹小慎微，不斷學習，勤政為民，政績卓著，尤其是對王娘的一片癡情，使人驚羨。即使后來做了匪首的五魁，之前也是俠肝義膽，急人之難。在賈平凹的理想化敘事中，土匪的俠義精神得到有力的張揚和放大，同時他們作為正常人的人性和人情也被寫得感人至深。在這些土匪身上，折射出作者烏托邦想象中俠匪人格和俠匪精神的力量光芒。這得益于賈平凹的民間文化立場和現代人性觀念，他在對土匪歷史改寫和對俠匪再造想象的心靈之旅中，獲得了現實中難以實現的欲望和意愿的滿足。

可以說，賈平凹寫土匪，是他直面現實的一種策略選擇。富有象征意味的土匪及其棲身的民間江湖是作家遠離政治意識形態和主流話語體系進行精神探險和人性探尋的客觀對應物，匪人匪行和既定社會行為規范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張力空間，在這個張力空間中，既可以深入勘探遭受壓抑的自然人性，也能夠找到激活人性的積極因子，使被壓抑的人性得以釋放。這意味著書寫歷史上存在過的土匪，并施以藝術的再造想象，建構一個俠匪烏托邦世界。在這種烏托邦的再造性建構中，可以對土匪進行改寫和深度的虛構。辯證地看，“從綠林剪徑到占山為王，嘯聚成群揭竿而起的農民，在古代就都是‘封建社會發展的動力’，或登諸史書，或寫進說部，眾口一詞譽為英雄好漢。遲至民國年間津浦路劫車的孫美瑤，在今人筆底也還網開一面”⑨。這充分說明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當下社會，土匪都有可供正名的可能性和被改寫的空間。從嚴格意義上講，就文學創作方面來看，“中國也許不能說有一個豐富的烏托邦文學傳統，然而如果烏托邦的要義并不在文學的想象，而在理想社會的觀念，其核心并不是個人理想的追求，而是整個社會的幸福，是財富的平均分配和集體的和諧與平衡，那么中國文化傳統正是在政治理論和社會生活實踐中，有許多因素毫無疑問具有烏托邦思想的特點”⑩。從賈平凹的土匪題材小說創作來看，他以反思歷史的精神和直面現實的勇氣，通過對土匪的理想化塑造和對俠匪烏托邦的再造想象，構建了一個遠離政治意識形態的民間話語秩序，營造了一個迥異于主流社會的具有烏托邦色彩的民間江湖世界，匪和匪文化、俠和俠文化在這里融會相通，實現了兩位一體的辯證統一。呈現于文本中的俠匪文化和俠匪精神，通過俠匪形象言說著中國人的心理訴求和正義渴盼，表達了作者的歷史認知、社會理想和人文關懷。這對于現世焦慮、正義缺失和精神沉淪的轉型期社會而言，不啻為救世的良方。

二、民間江湖的俠匪想象

賈平凹來自三秦大地，他的故鄉商洛就位于陜南山地的腹地。傳統意義上的三秦大地包括陜南山地、陜北高原和關中平原，這些區域“尚農耕，有先王遺風；尚氣力，有射獵之勇；尚純樸，有忠厚之德”11。可以說，幾千年來秦地民風剽悍，尚力使氣，強毅果敢，重義輕死；在多民族融合的過程中，秦地人“既有東夷族的粗獷、豁達，戎、狄族的彪悍、英勇，又具有華夏族的勤勞、頑強品質”12，形成了粗獷豪放、質樸剛直的性情和寧折不彎的硬骨頭精神，鑄就了俠骨錚錚的先秦雄風和漢唐氣魄。賈平凹筆下的商州同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一樣，都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文學地標，更是他們各自生命的起點和靈魂的棲居地。賈平凹作品中的商州泛指商洛地域，屬于陜南山地，位于秦嶺東段南麓，東南鄂鄉大地，西北關中平原，地跨長江和黃河兩大流域，境內群山起伏，山林密布，溝壑縱橫，草莽叢生，歷史上明末李自成在此地屯兵養馬，解放前紅軍來此養精蓄銳。這里民風剽悍，勇武任俠，由于山高皇帝遠，曾經土匪橫行。作為陜西作家，賈平凹深受秦地這種深厚的陽剛任俠文化傳統精神的濡染和浸潤，人格結構和文化心理深處不可避免地積淀著俠文化的積極因子，這對他的題材選擇、人物塑造、環境設置和主題提煉具有重要的影響。賈平凹偏愛土匪題材，關注和認同邊緣的民間匪文化與俠文化。他的“土匪”系列小說不刻意去寫匪性的狡詐兇殘和好勇斗狠，而是在匪性中融入扶危濟困、仗義勇為和舍己助人的俠性質素，著重描寫土匪的情感世界和俠義精神以及他們的生命體驗與生存狀態，體現出對正統觀念的反叛和對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質疑與反思。而這些效果的獲得，與賈平凹獨特的環境設置分不開，他筆下土匪的活動環境就是以他的家鄉陜南山地為地域背景的。這些土匪活躍在草莽叢生、山林密布的山區，具體而言，在《煙》中有賽鶴嶺、五鳳峰；在《美穴地》中是北山白石寨；在《白朗》中有賽虎嶺、狼牙山寨、地坑堡；在《五魁》中有白風寨、山神廟；在《晚雨》中是西流河畔的山林。這種假定性的虛擬環境呈現在賈平凹的小說中就是民間江湖，他在這個遠離正統社會秩序和主流話語體系的自由空間，將故事時間推到過去的年代，盡情地發揮俠匪想象，把這些土匪塑造成行俠仗義的俠義之士，揭示他們為匪的社會合理性，描寫他們的反抗、復仇、憤怒和無奈，同情他們的不幸遭遇和悲劇結局，以此表達自己的歷史文化思考和人性道德認知以及社會理想。

聞一多曾引用英國人韋爾斯《人類的命運》中的一個觀點：“在大部分中國人的靈魂里，斗爭著一個儒家，一個道家，一個土匪。”根據聞一多的理解和闡釋，可以將“儒家，道家，土匪”改為“儒家，道家，墨家”或“偷兒，騙子，土匪”。他認為所謂游俠就是墮落了的墨家，“墨家失敗了，一氣憤，自由行動起來，產生所謂游俠了，于是秩序便愈加解體了”。在他看來，“墨家本意是要實現一個以平均為原則的秩序，結果走向自由行動的路，是破壞秩序。只看見破壞舊秩序，而沒有看見建設新秩序的具體辦法，這是人們所痛惡的”。在發展演變過程中，“墨家不能存在于士大夫中，便一變為游俠，再變為土匪，愈沉愈下了”13。統觀賈平凹的“土匪”系列小說，他真正眷戀和心儀的土匪跟聞一多價值視域中的土匪一樣，在特定情境下是一種具有俠義精神的俠匪。也就是說，賈平凹筆下的理想化土匪絕不是簡單的殺人越貨、為非作歹的悍匪、惡匪，而是俠匪或義匪。他注重描寫土匪的俠肝義膽、多情重義，意在重振、肯定和張揚積淀于三秦人靈魂深處的原始強悍的生命意識和抗爭精神，這是一種地道的俠匪精神，即俠文化精神在特殊地域的地方變體。這種俠匪精神非一般的官逼民反或殺人越貨所能涵括，而是在漫長的歷史發展和文化積淀過程中保存下來的具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與精神滲透力的一種文化現象和精神癥候，其本質是一種不畏強暴，勇于反抗一切壓迫，力求自主命運、自掌正義，捍衛生命尊嚴，維護生存權利的獨立不倚的精神品格，也使以賈平凹作品為代表的三秦文學呈現出博大雄渾、剛健峭拔的美學特征。

千百年來，游俠或武俠的故事傳說早已在大地民間普通百姓之中廣為流傳。游俠是一些英武勇敢的人，他們闖蕩江湖，鋤強扶弱，仗義行俠，劫富濟貧，“他們以為正義和個人自由獻身、以無私無畏和蔑視金錢而名揚四海”14。《水滸傳》就繼承了這種游俠精神，以藝術的方式賦予歷史上真實存在的那些為正統社會秩序和主流話語體系所不容的土匪流寇替天行道、殺富濟貧的游俠精神，并注入血性地道的強悍匪性，形成了特立獨行的俠匪精神，使這些水滸英雄的理想化行為充滿了浪漫的烏托邦色彩。在賈平凹創作的《煙》《美穴地》《白朗》《五魁》和《晚雨》等有關匪人匪事的小說，塑造了一批活躍在陜南山地上的俠義土匪。賈平凹顛覆了正統觀念中粗獷野蠻、滿臉橫肉、殺人越貨的無賴般土匪形象，他筆下的土匪既不同于水滸英雄粗獷豪放、不近女色的形象，更不同于《林海雪原》中悍匪、頑匪的面容，也不同于莫言筆下殺人越貨而又精忠報國的余占鰲們，而是以土匪雅化的標準把他們塑造成為有人性、有血性、重情重義的形象。這些俠匪雖然混跡草莽，但卻有著梁山好漢、綠林英雄一樣的善良與仗義；雖有匪性，但卻俠性十足；社會夾縫中求生的欲望也使得他們有著自己的是非判斷標準和做人立世原則。可以說，這是賈平凹奉獻給中國當代文學人物畫廊的獨特貢獻。

在賈平凹塑造的眾多土匪形象中，小說《白朗》的主人公白朗是俠義精神最完美的體現者。作為狼牙山寨的寨主，他帶領弟兄們第一個在賽虎嶺樹起王旗，被擁戴為王中之王。賽虎嶺的各個山頭以狼牙山寨為旗幟，白朗領袖群倫，各個山寨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經營各自營生，方圓數百里地猶如一個獨立王國。他不畏強權，敢于反抗，專門與官府和財東對抗，而對百姓卻秋毫無犯。他殺富濟貧，行俠仗義，鋤強扶弱，懲惡揚善。他有著一身超群的武功和一副絕倫的容貌，風流倜儻，氣宇軒昂，縱使身陷囹圄，也仍然高傲不遜，豪氣十足，一派大英雄、人之杰的風范，堪稱匪中之儒俠。在他身上，融合了俠義英雄和儒雅文士的一切優點，魅力四射，為眾所敬仰，以致于結義兄弟甚至受惠百姓為之慷慨赴死，對手的壓寨夫人和丫鬟也甘愿為之香消玉殞。作為一代巨匪梟雄的白朗原本不是土匪，他出身和尚。這個七歲的孤兒寄身于安福寺，經歷了十年青燈黃卷的寂靜，一心想修成正果，但住持行淫年輕女子的丑惡行徑以及自己險遭其猥褻的可怕現實，使少年白朗陷入絕望和憤懣。他勇敢地跑出寺院告發了住持的罪惡，在怒不可遏的村民搗毀寺院之時，他扼死了那些已不能露面的女子，耙碎了那個淫蕩住持的腦袋。當地知縣與主持有私交，為了給主持報仇，便以不能扼死那些無辜女子為罪名，捕殺白朗。他看透了世道的把戲和人心的險惡，一氣之下上山落草當了土匪。白朗雖然做了土匪，卻處處為百姓著想。為了把官兵更遠地趕出賽虎嶺，為了打破鹽監官對鹽池的壟斷統治而讓所有的貧民都能吃上鹽并做鹽的生意，他獨自一家攻克了官府管轄的鹽池，普通平民百姓受到了惠澤。白朗被他們奉為菩薩大王。魏家坪的姚大掌柜腰纏萬貫卻為富不仁，枯老丑陋卻納嬌艷少女為妾。白朗帶領人馬踏進姚家大院，保護少女，絕不容許自己的弟兄占有或殺害她。面對結義兄弟的不解和不滿，他義正詞嚴道：“咱雖是土匪，殺人也不能亂殺，她是姚家搶來的妾，可現在還不算姚家的人！”15可謂有情有義。但爭勝好強的白朗也因直爽耿介、意氣用事的性格，而險遭不測。攻克鹽池后，他邀集群雄在狼牙山寨大擺慶功宴，卻偏要在酒宴上戲弄最為他瞧不起的地坑堡寨主黑老七。黑老七身受其辱，記恨在心，白朗最終遭到黑老七的偷襲，折戟沉沙，成為地坑堡的階下囚。但可貴的是，在被黑老七囚禁的日子里，白朗仍然保持著文人式高傲的心性和一代俠義英雄的氣概，這種積極入世的豁達心態和能屈能伸的大丈夫精神支撐著他度過了那段艱難的時光。他被救出重返狼牙山寨，恢復了賽虎嶺王中之王的至尊地位，最后，棄絕了冒險的嗜血生活，而歸隱山林，潛心修道。可以說，在白朗身上寄托了賈平凹的人格理想和文化理想，張揚了一種自由無拘的美學精神。在賈平凹的土匪雅化的藝術建構中，還有《五魁》中唐景、《煙》里的新大王和《晚雨》中的天鑒。在對他們的俠義傳奇故事的浪漫想象中，進一步勘探土匪的生存狀態和精神世界，表達一個知識分子的人格理想、歷史反思和人文情懷。

賈平凹的“土匪”系列小說中的俠匪形象經過藝術的加工處理和浪漫的理想化建構，被賦予了人文底蘊，擺脫了土匪兇殘暴力的匪性，成為通情達理、有情有義的俠義英雄。而俠匪形象的塑造及其俠義故事的敘述與作家的想象和社會理想有關。1980年代中期以后直到1990年代，在文化尋根熱潮中，以莫言和賈平凹為代表的新時期作家借助土匪這個文化載體把中國傳統文化中俠義的維度發掘和張揚到極致，隨后呼嘯而來的市場經濟大潮使得現實中生存的作家獲得了一種清醒的理性與警覺，他們的這種英雄主義精神逐漸式微，但又不甘于現實的妥協，反而積極致力于社會理想和人性本質的探尋。對于賈平凹而言，那個以陜南山地為活動背景的俠匪烏托邦世界是他豐富想象力的再造產物，承載著一個人文知識分子的俠義情懷，躍動著一個良知作家的救世沖動和直面現實而又無奈的悲壯。

三、匪性與俠性：善惡兩極中的人性探尋

在政治意識形態的階級斗爭觀念指導和規訓下，“十七年”時期出現了一批革命歷史小說。這些小說在土匪形象的想象和塑造方面，要么是丑化、剿滅，如《林海雪原》中對于座山雕、許大馬棒和蝴蝶迷等的刻畫及其結局處理；要么在黨的教育和引導下，經過艱難的思想蛻變，最終走上革命抗戰一途，如《橋隆飆》中的橋隆飆和《苦菜花》中的柳八爺接受革命的“招安”。文學作品中土匪的出路，除此之外，似乎別無選擇。在階級斗爭語境下，這些紅色經典占據著主流話語地位，影響和制約著作家的思想突圍與價值選擇。改革開放后，思想解放的時代潮流為作家提供了思想突圍和精神超越的契機。新時期作家開始渴望急切地擺脫僵化的政治意識形態的禁錮與束縛，他們立足于民間文化的價值立場，對于過去占據主流話語地位的紅色經典及其歷史敘事表現出鮮明的質疑精神和強烈的反思意識。莫言“紅高粱”系列小說的橫空出世和賈平凹“土匪”系列小說的的異軍突起，先后打破了革命歷史小說中基于政治意識形態特別是階級斗爭觀念需要而人為設置的敵我二元對立的敘事模式，把不為主流話語所接納的土匪形象或匪性人物作為小說的主人公，以個性化的民間敘述表現出對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質疑與反思。他們以民間視野審視和觀照邊緣人物與邊緣文化的存在，企圖在生長和彌漫于民間江湖的俠匪文化中發掘表現價值理想的精神資源，以尋找推動民族文化發展和人性優化的內在力量。

這種價值取向恰恰與1980年代中期開始的文化尋根熱和尋根文學思潮存在精神的耦合。“尋根文學將目光集中到遠古蠻荒的時代和鄉村野地之中，尋找民族傳統文化之根，尋找中華民族文化再生的力量。這種對于邊緣文化的探索發掘，自然會找到最具有邊緣特點的匪文化。”16匪文化具有原始強悍的野性，其鮮明的地域色彩、反抗意志和寧折不彎的俠義品質都與文化尋根熱潮中所要探尋的民族文化之根具有相通相合之處。以莫言和賈平凹為代表的矚目于土匪題材的新時期作家，大都來自于鄉村，特別是賈平凹來自多匪的陜南山區。他們對于土匪或匪性人物有著天然的親近，擇取土匪身上與世俗道德倫理相對立的生存狀態、行為準則和人格心理以及率性而為、自由不羈的精神，來對抗壓抑個體生命和自由意志的奴性，喚醒人們的質疑意識和反叛精神，激活民族發展和人性優化的內在生命潛力與精神活力，謹防種族的退化，實現人性的回歸和健康發展。

一直以來，居于邊緣地位的民間俠匪文化難以登上民族文化體系的大雅之堂，但它和主流文化互補共生、互動共存的格局與發展態勢，卻是文化史上不容否決的事實。這種格局和發展態勢的客觀存在，注定了俠匪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體系發展過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增長點。如果說十七年革命歷史小說對于匪的規訓體現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國家意志的話，那么1980年代同文化尋根運動相伴而生的土匪文學中對于俠匪的再造想象則彰顯了邊緣文化的民間立場。由于“‘尋根’運動對邊緣性文化的關注，使得‘江湖’在這種審美的觀照中再度復活。生命意志、個性自由與解放這類現代價值觀念在那‘綠林好漢’粗狂奔放敢愛敢恨豪俠不羈的生命形態中找到了自己最好的美學載體；而‘精忠報國’則使此一個體化的價值觀念相應獲得了道德倫理的支持。傳統與現代在此融匯貫通，共同對‘土匪’進行了美學‘修訂’”17。正是這種對于土匪的美學修訂，改寫了過去文學作品中的土匪形象，還原了土匪的本真面目和人性本質，在人學的意義上認可與肯定了土匪的俠性品質，針砭和批判了匪性中的罪惡與不義。因此，新時期作家選擇土匪或匪性人物為創作對象，不僅基于質疑和反思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客觀需要，更是以此表達對社會人生、歷史文化、生存境遇、倫理道德和人性發展多重思考的主體訴求，從而帶來土匪文學蓬勃發展的勢頭。

新時期以來土匪文學的發展及其對于土匪的想象，離不開特定時代的文化語境。“文革”結束后，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真正社會學意義上的土匪已經成為一個歷史名詞，原生態的土匪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上已經徹底銷聲匿跡了。但具有俠義特質的匪性卻能夠穿越歷史的時空隧道，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持久而永恒地積淀于人們的人格結構和文化心理之中。賈平凹的“土匪”系列小說有意忽略對于土匪生活場景和活動過程的現實描摹，也不再關注其殺人放火、綁票搶劫等細節，土匪本身并不是作者所要表現的對象本體和終極目標，而是用來審視和觀照社會現實與人性本質的一種客觀媒介和文化符號，借助土匪這種虛擬的文學客體來折射紛紜變幻的時代思潮和復雜的社會心態，為揭示特定時代的文化心理和人性嬗變提供了重要的價值維度。作為活動于民間社會的個人或群體，土匪早已成為歷史的產物，但通過對俠匪的再造想象特別是對其匪性的深入發掘可以考察當下的世態人情和社會心理，以匪性和俠性為價值基點來探尋民族文化心理與人格結構的內在淵源，剖析匪性的內在構成因素對于當下社會心態和人性發展的制約與影響，尋找可供當前人格建構和文化建設借鑒的積極俠性因子。賈平凹的“土匪”系列小說就是本著這樣的思路和目的，在匪性和俠性構筑的善惡兩極的張力結構中對社會現實與人性精神進行考察和探秘的。從人格類型學的意義上講，匪性和俠性存在著一種對立統一的關系。無論是一個正常的社會人，還是一個脫離了正統社會秩序的土匪，在他們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點匪性或俠性。判定一個人究竟屬于匪性人格還是俠性人格，關鍵在于他的自然人性中是否具有俠義特質，也就是說，他的做人處世能否堅持俠義道。俠性人格之大者，胸懷大義，為國為民；匪性人格之大者，殺人越貨，禍國殃民。正常的自然人性總是在這大善和大惡兩個極點所構成的巨大張力結構中生成與發展。當然，匪性和俠性也存在互相溝通的價值平臺與互相轉化的可能性。作為土匪，如果堅持俠義道，具有俠義精神，那他就能成為俠匪或匪俠；作為俠客，如果不能堅持俠義道，喪失了俠義精神，那他就有可能墮落為惡匪甚至流氓。這并不意味著匪性和俠性孰是孰非，而是表明俠義道是衡估匪與俠的基本判斷標準。匪中有匪性英雄，俠中有俠義英雄，之所以存在這種辯證關系，是因為匪性人格和俠性人格之間存在可以溝通與交融的價值平臺。這個價值平臺主要體現為以下幾種人格內涵：傳統的俠義精神；頑強的生命力和強大的生存意志；無拘無礙、自由不羈的個性；英勇無畏、堅持正義的血性氣質；復仇殺戮、嗜血殘忍的暴力傾向。可以說，匪性氣質和俠性氣質并沒有因為土匪與俠客的銷聲匿跡而消失。對于一個英雄來講，他的身上同樣存在著匪性人格和俠性人格，呈現出人性的復雜性。在賈平凹的“土匪”系列小說中，他緊緊抓住人性中善惡兩極的對立與轉化，在匪性和俠性的對立統一中揭示人性的復雜性。

賈平凹筆下的土匪，有好的俠匪，也有壞的惡匪。他極力發掘和贊美俠匪人性的良善和俠義精神，以此謳歌和張揚我們民族文化中勇武剛毅、血性正義的優秀品質；無情地揭示和鞭撻惡匪人性的丑陋和行為的罪惡，借此批判民族文化中沉積的血腥暴力、野蠻冷酷和互相殘殺的劣根性。作者把他們置放于虛擬的特定歷史時空中，深入地探討了靈與肉、人性與獸性、善與惡、匪與俠等相互對立且互為依存的復雜糾葛關系及其嬗變軌跡，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復雜性和民間文化魚龍混雜的斑駁面影。

《白朗》中的白朗、《五魁》中的五魁、《晚雨》中的天鑒，他們都是好的俠匪，都有過行俠仗義、扶危濟困的俠義作為，但他們在各自的人生軌跡中發生著嬗變，他們的人性在欲望之海中不斷沉浮、蛻變。有的在權力角逐的互相殘殺中放棄了俠匪的爭霸欲望，走向了生命的覺醒而退隱山林；有的在極端的愛欲中失去了生命本色，丟掉了俠義和血性，淪落為匪；有的在俠性、匪性與權力場的較量中人性發生異化慘遭扼殺。《白朗》描寫了賽虎嶺的土匪之王為爭奪最高權力做“王中之王”而展開的互相殘殺，經過血腥殺戮和殘酷爭斗而重新坐上“王中之王”寶座的俠義巨匪白朗走向了生命的頓悟和覺醒，獲得了人性的復蘇。當他意識到自己的成功是以犧牲無數兄弟和無辜百姓的生命為代價的時候，感到殘殺的無意義和榮辱勝敗的虛幻，不禁發出了天問般的自我質疑：“我勝利了嗎？我是王中之王的英雄嗎？”18小說結尾女人們無法遏制內心的憤怒，向石洞中靜修的白朗扔土塊，并且“不準”的細節，與魯迅筆下暴君的臣民擔心黑色人、眉間尺和楚王一同享受祭禮有異曲同工之妙，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中對權威盲目順從的劣根性。在人類歷史上，正是由于愚民對于權威的頂禮膜拜和堅執不變的迷信，才會導致無休止的血腥暴力爭斗，造成人類的悲劇不斷產生。可以說，小說的結尾處理是非常有意味的。

如果說白朗的生命軌跡體現了一個人從俠匪到隱士的轉變，那么五魁的人生嬗變則反映了一個人由農民到土匪的發展歷程。小說《五魁》描寫了愛欲與道德倫理的沖突。五魁深愛著馱背的新娘，為了拯救所愛的女人，他敢于獨闖匪巢白風寨，同匪首斗智斗勇。不料，女人獲救后又深陷被柳家虐待的另一個牢籠，五魁為女人的再次受苦而懊悔。他后悔不帶著少奶奶遠走高飛，為了拯救苦命的女人，五魁放火燒了柳家的三座高大飼料谷草堆，趁機溜進柳家大院，背起女人逃到山林，把一座破敗的山神廟改造成草房，過起了隱居生活。可以說，在愛欲的驅力下，五魁甘愿為女人赴湯蹈火，慷慨就死，頗有俠客風范。在具體的生活中，他考慮到出身貧賤、自身條件、女人的少奶奶身份等諸多因素，始終與女人保持著若即若離的狀態。他想和女人好，甚至想強迫女人如愿以償，但在他的道德觀念中，這是“打著救人家的名分，做乘人危難的流氓無賴”19的行為。在愛欲與道德的沖突中，他過分地強調了道德自律，而忽略了同樣深愛著自己的女人的本能欲望。當他發現女人與狗交媾時，他的愛、美、善的精神之塔轟然崩潰，在痛苦和悲憤中徹底告別了原來的道德理想，否定了過去的價值觀念。在這種極端事件的刺激下，五魁喪失了俠義本色，由善走向了惡。

與白朗和五魁在極端事件刺激下發生人性嬗變不同，天鑒的人性之變是在作為土匪的他棄邪歸正成為官場縣令的身份置換過程中完成的。從為匪為盜的快活活法到做官為宦的秩序化生存，不僅僅表明天鑒由匪到官的生存空間位移和身份轉變，更意味著他要在由匪性、俠性和權力欲望所構筑的現實的角逐場中接受人性的洗禮。他的變不僅體現了匪性和俠性在角逐過程中的掙扎與蛻變，更揭示了人性在世俗權力欲望中被異化甚至慘遭扼殺的本相。雖為冒名知縣，但天鑒還是想有所作為，做一個愛民如子、政績顯赫的好官，然而，初涉官場的天鑒上任后方知做官不如在逛山上當土匪來得快活自在，逐漸曉得官場潛規則，他一度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匪性十足的他留戀和向往吃糧逛山、笑傲江湖的自在快意；胸懷俠義的他渴望通過世俗權力做出一番事業，活出人的尊嚴；然而，身處官場漩渦的他，面對現實往往無能為力，在進退維谷的尷尬困境中，天鑒陷入了靈魂分裂和精神危機的深淵。為了擺脫痛苦和危機，天鑒的揮刀自宮，不僅斬斷了他的塵世姻緣和狂野匪性，也斷裂了他的俠性于現實中伸張正義的通道，更象征著人性在權力欲望的傾軋下發生異化慘遭閹割的悲劇結局。最后，天鑒在等候升官的消息期間，不幸因下體舊傷復發而身亡。天鑒的悲劇在于，他想以官的身份憑借世俗權力來實現俠匪的社會正義理想與這種理想在現實中無法實現之間的激烈沖突。他的生命飛揚的匪性、豪氣干云的俠性和正常的人性，都在巨大的官場壓力下泯滅。可貴的是，小說中的小匪、嚴疙瘩和王娘這幾個小人物卻成全了天鑒的行俠執念。小匪為了兄弟之義，勸慰天鑒頂替被殺的竺陽縣令，棄邪歸正走馬上任，去過光明正大的人的生活。渠督嚴疙瘩修渠成功反遭姚巡檢陷害，他為了成全天鑒的一世英名，更為了報答天鑒的知遇之恩，自殺身亡，舍生取義。為了情人的事業，王娘舉薦了嚴疙瘩擔當修渠大任，面對外界的謠言和風言風語，王娘自動割舍了天鑒娶她的奢望，獨自承受精神的痛苦，以香消玉殞的結局成全了情人的名聲。他們的行為真正體現了舍己助人的俠義品質，作品的俠義內涵也由此而凸顯。

賈平凹的筆下不僅有好的俠匪形象，而且也有壞的惡匪形象，《美穴地》中的茍百都和《白朗》中的黑老七就是典型代表。作為北寬坪姚家的跑腿下人，茍百都粗俗丑惡，卑鄙下流，垂涎姚掌柜四姨太的美色，是一個人性卑劣之人。出于嫉妒和不滿，他的心理出現了嚴重的失衡與變態。他不愿再給姚家做奴，于是破壞了姚家的吉穴風水后，投奔了北山白石寨大土匪唐井，做起了打家劫舍的土匪。從此后，生意興隆的姚家開始衰敗，“先是東鄉的染坊被土匪搶劫，再是西溝掛面店的賬房被綁票，接著洛河上的商船竟停泊在回水灣不明不白起了火，一船的絲帛、大麻、土漆焚為灰燼”20。當然，這些都與土匪茍百都有關。為了滿足虛榮心和物欲，他破壞了姚家的風水，逛山做土匪搶劫姚家的財富。為了滿足性欲，他憑借土匪的身份和手中的槍，搶了姚掌柜的四姨太，并在馬背上強暴了這個無辜的女人。為了滿足權力欲望，他背叛了曾經收留過他的匪首唐井，逃離了白石寨，拉起了桿子自立為土匪司令。為了獨占先機，他將罪惡的子彈射向為他踏出吉穴的柳子言。為了盡快占據那塊美穴地，他竟然將自己的親娘掀進溝里跌死，對外卻說是失了足。這種種喪盡天良的行為，足以證明茍百都這個土匪陰險狡詐、巧取豪奪和人性泯滅的罪惡本質。最終，作惡多端的茍百都落得個被龍抓雷劈而死的可恥下場。黑老七心狠手辣，品行不端，盤踞著地坑堡，是賽虎嶺十二個山大王之一，但卻為白朗所輕賤。他為了報木墩紙煙之仇，不顧情義，偷襲了在鹽池三神殿醉酒的白朗及其弟兄，表現出極端的暴虐殘忍，他竟然當著白朗的面，把狼牙山寨的一個小兄弟開膛破肚。他最終在失道寡助和眾叛親離的尷尬境遇中落得個寨毀人亡的無恥結局。茍百都和黑老七都是作者所極力否定與無情批判的人物，他們自然不配有更好的命運。

在賈平凹的俠匪烏托邦的再造想象和土匪形象的塑造中，總有一個俠性和匪性鮮明對照的架構。在這個架構中，善與惡、美與丑、真與偽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顯現。特別是他筆下的白朗，集俠義綠林好漢的豪放曠達和儒雅世間名士的風流倜儻于一體，從他的浪漫傳奇的冒險經歷和超凡脫俗的民間美德中書寫與鑄就了文人雅士的一種價值理想和人文情懷。可以說，賈平凹對于俠匪的想象、塑造和人性探尋，寄托了深沉的哲理思考和現實隱喻。他每寫一個俠匪，每虛構一個俠匪故事，都不啻為一次精神的歷險和自我心路歷程的檢視。從某種意義上講，賈平凹的“土匪”系列小說既是他的主體精神和現實反思的折射，更是他的價值理想與主體人格的映現。

結 語

我們知道，當歷史的車輪駛至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會轉型期，商業性和市場交換原則使人性變得更加復雜叵測，人性之惡急劇膨脹，各種世俗欲望的泛濫不斷沖擊和考驗著人性的底線。知識分子在政治信仰崩潰后又受到消費文化的壓抑，其精英意識和英雄主義救世情懷在政治權力話語與消費意識形態的合謀擠壓下，遭受無情的解構，開始陷入精神危機、道德惶惑和價值失范的尷尬處境。于是，對于日趨市場化的語境中的人性與生存、道德之間關系的探討逐漸提上日程。

賈平凹創作于1990年代初的“土匪”系列小說，以鮮明的民間文化立場和獨特的民間話語言說，在轉型期的時代社會樹起了一面反叛時俗、重喚雄風的精神旗幟。“在一個英雄只能‘傷逝’的時代從事寫作，中國當代小說家似乎只有返回過去的年代才能講述他們的俠義故事。”21對于賈平凹而言，將故事時間推向過去的年代，講述精心虛擬的俠義故事，借不為主流話語所認可的俠匪來建構理想的人格模式，從居于邊緣地位的民間俠匪文化中汲取文化重建的精神資源，可以說是一種獨辟蹊徑的創新之舉。從賈平凹的俠匪塑造和俠匪烏托邦的再造想象中，我們不難發現，他在世俗欲望泛濫的市場化語境下執著前行的人性探尋和精神堅守可謂用心良苦。他這種具有清醒的理性和充滿理想化色彩的創作，也因此而呈現出鮮明的現實指涉意義和強烈的批判意識。

[本文為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資助項目“中國新文學作家的俠文化觀及其價值重構研究”（項目編號：2016M60217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李兆紅：《俠匪文化與當代陜西創作》，《唐都學刊》2004年第4期。

②石志敏：《20世紀80年代“匪性文學”與俠文化》，《中國文學研究》2011年第2期。

③吳曉東：《中國文學中的鄉土烏托邦及其幻滅》，《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

④ ⑤葉君：《鄉土烏托邦的建構與消解——解讀文本中的湘西和商州》，《江淮論壇》2007年第6期。

⑥宋偉杰：《從娛樂行為到烏托邦沖動——金庸小說再解讀》，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頁。

⑦ ⑧[德]保羅?蒂里希：《政治期望》，徐鈞堯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5、172頁。

⑨邵燕祥：《書呆子見識》，《讀書》1996年第3期。

⑩ 張隆溪：《烏托邦：世俗理念與中國傳統》，《山東社會科學》2008年第9期。

11李繼凱：《秦地小說與“三秦文化”》，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266頁。

12楊東晨、楊建國：《秦人秘史》，陜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頁。

13聞一多：《關于儒?道?土匪》，《聞一多全集》（第3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469、470、471、472、473頁。

14[英]貝思飛：《民國時期的土匪》（修訂版），徐有威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頁。

15 18賈平凹：《白朗》，《五魁》，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頁。

16羅維：《百年文學之“匪”色想象》，湖南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

17蔡翔：《當代小說中土匪形象的修辭變化》，《當代作家評論》1997年第2期。

19賈平凹：《五魁》，《五魁》，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92頁。

20賈平凹：《美穴地》，《五魁》，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89頁。

21[美]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宋偉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頁。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