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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京派是文學教育與文化研究的產物，新京派延續了舊京派的諸多傳統，屬于新康德主義遺產的一部分。張中行、汪曾祺、宗璞等都借用了這些遺產，豐富了當代文學的書寫。新京派與左翼傳統不再是對立的，實際上許多領域有交叉的地方，并且具有開放性。隨著一些先鋒作家的轉向，新京派呈現出可觀的發展前景。

關鍵詞：京派 新京派 “苦雨齋” 張中行 汪曾祺

20世紀90年代，我曾寫過一篇“新京派”的文章，覺得在學界與文壇，復活了20世紀30年代舊京派的某些傳統。那時候的端木蕻良、汪曾祺、張中行、季羨林、啟功、王世襄、宗璞為代表的一批知識人，延續了他們在民國時期記憶的顏色，給知識匱乏的文界帶來了博雅之氣。而新一代的學者、作家不久呈現了許多相近的風格，陳平原、揚之水、止庵、李長聲、李敬澤、靳飛都貢獻了諸多古樸的文字。新京派不是以團體方式出現的，既非時髦中人，也非隱逸的存在，體現出的是一個敞開的舞臺中的圖景。隨著時光的演進，這支松散的隊伍正在不斷擴大之中，近年來，格非、李洱等人也匯入其間，審美風貌變得與先前略有不同了1。

京派是一個較龐雜的概念，涉及到文學、教育、文化遺產研究的方方面面。京派研究與海派研究、左翼研究一直存在著一個對應性的關系。新中國初期，京派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文學史對于京派的描繪十分簡單。京派文學是京派文化的一部分，它在1949年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衰落，與革命語境建立是同時發生的。

一般說來，京派文人都有自己的專業，從事教育、出版事業者多多。他們遠離政治中心，以學術的眼光看世，對于急劇變化的中國的判斷缺少敏銳性，但學理上都能自成一家，對于文學教育、思想培育頗多創見。最有影響的是“苦雨齋”群落的學人，現代大學的許多學科的建立，以及域外學術思想的引進，多與這個群落的知識人有關。這些學識和思想對于后來中國的文化建設，都有不小的意義。“苦雨齋”是周作人書房的名字，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周氏為核心，形成了一個特殊文人群體，他們既迥異于魯迅為旗幟的左翼知識分子，也不同于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團體。這個團體為學術而學術的思想，催生出諸多新的學說，在文學創作方面則出現了廢名、沈從文這樣的作家。但因為戰爭的緣故，學術不能暢達，自身被外力左右，便在歷史大潮里被卷入漩渦中。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后，周作人落水，失去了讀書人的氣節。他的附逆也導致了其學術思想傳播的中斷，其周圍曾活躍的文化人的失落，也是吊詭的歷史所呈現的悖論的一部分。

對京派學人與作家的寫作，一直存有爭議。不過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形成了這樣的狀態：在公開場合，對于沈從文、廢名、俞平伯等人是批評的，而私人語境里，卻有較為公正的描述。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重點在左翼作家的描述，對于自由主義的文人的介紹篇幅有限。1954年，王瑤在《從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的研究談到考據》一文，流露出對于京派學人的批評立場，雖然表面是批評胡適的考據學趣味，但看得出來內中另有隱含。那個時期許多學者的觀點與王瑤接近，在周揚、胡風、李何林等人的著述里，也能看到類似的眼光。顯然的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初期，京派的資源似乎不能喚起人們對于精神創新的熱情。

但在革命文學內部，欣賞京派的人一直存在。阿英、唐弢、黃裳、鄧云鄉等人的文章，顯然有京派的痕跡。而孫犁這樣的作家，讀書的選擇與趣味與北平時期的文人接近，也被人視為“革命文學里的京派”2。孫犁對于周作人向無好感，但那讀書趣味還是有所接近。這個矛盾的現象在文壇常能夠看到。比如唐弢在文學史里不能陳述的內容，卻在他的《書話》里得以有趣地闡述。這《書話》的風格，與“苦雨齋”的語境略有相似之處。在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不同的態度，說明了學者們與京派學人的復雜聯系。

那么多人欣賞京派，并非個體的趣味問題，而是涉及到文學教育的敏感點，有時候不得不面對文化的基本原理。當年的京派學人對于文學教育提出的設想，都有原創的意味。比較文學、民俗學、性心理學、女性研究、兒童研究等如何滲透到文學領域，其經驗都有參考價值。左翼文化人沒有觸及過的思想史與藝術史的話題，在北平知識界是被聚焦過的。當文學被學理化處理的時候，京派學人形成的思想，一直被后來的讀書人所重復。

20世紀50年代后期，圍繞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的爭論以及后來發生的批判運動，看似是左翼內部的交鋒，其實是左翼話語下的京派美學引起的摩擦。錢谷融以高爾基、魯迅的作品和思想印證文學的人道主義的合理性，背后乃“苦雨齋”“人的文學”的同義思考，只是引用的資源不同罷了。這是20世紀30年代人性論問題論爭的延續，錢谷融的學術精神并非與左翼的對立，而是對于20世紀30年代以來流行的階級觀點的修正。在錢谷融看來，文學不都是簡單觀念的工具，它有著超越性功能，而這一功能，曾經是被長期弱化的。

京派的思想資源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才被公開引用。當文學重新活躍起來的時候，錢谷融的文學觀念被再次提及，且獲得不小的贊許，他的思想背后的元素也被一點點擴展起來。人們最早從文學教育入手，恢復文化的生態，于是溫和的左翼思想及京派的許多理念便有了交織。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思想啟蒙運動，許多人的思想借用了當年的被遺棄的遺產，對于民國間形成的教育思想、審美意識重新打撈，刺激了教育與文學的轉向。人道主義問題與人性的話題的重提，是思想解放的一個結果。京派的思想資源里有古希臘哲學的影子，也多新康德主義的元素，英國經驗哲學的痕跡也深藏其間。這些資源被重新引用的時候，文學理論已經獲得了更為開闊的發展空間。

這個時候錢理群、吳福輝、凌宇、陳平原等人的學術研究，開始把目光投向被遮蔽的京派文人。隨著廢名、沈從文、朱光潛、顧隧等人的創作被人們關注，左翼之外的存在成為人們不能回避的對象。錢理群在碩士論文里對于周氏兄弟的論述之中，是兼顧左翼傳統和京派傳統的。他后來在《周作人及其同代人的知識結構》《周作人與俞平伯、廢名》等文里，繞不開的是“力求和平和沖淡之中，總要泛上苦澀與沉重”3。這些新學人的觀念與前輩的不同之處在于，試圖在復雜的語境里還原歷史的真相，并以豐富性的學術語匯，理解五四之后文化的變遷。王瑤、李何林、唐弢當年的文學研究，多的是左翼立場。而他們的學生們卻開始在多樣性的語境里，立體地審視昨天發生的一切。

顯然，沒有思想的解放運動，就不會有研究的轉化。在經歷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風暴之后，人們回望歷史時發現，健全的社會是有一種多樣的文化生態的。診療歷史的傷痕，應從不同的文化資源里尋覓參照。這種診療伴隨著西方學術思想的引進，還有對于遺失的歷史舊跡的打撈。舒蕪、黃裳、張中行、鄧云鄉等人的學術活動，都豐富了人們對于歷史的認識。而那時候關于人道主義與個性精神的討論，與這些學人的精神思考是有諸多相近的追求的。

但重新肯定京派也帶來一些新的話題，20世紀90年代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交鋒，京派資源成為被借用的對象。自由主義在表達自己的思想的時候，從周作人、朱光潛等人的思想庫里找到思想的支持。在相關的論述里，涉及了現代史敏感的話題，告別革命與肯定革命的不同思路，將“苦雨齋”式的超功利主義思想變成了新的意圖倫理的一部分。這導致了認知的窄化，隨之而來對于京派研究的批評也常可以見到。

我以為，京派的特點是審美的現代性與啟蒙的現代性的統一，這種資源迎合了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的思潮。實際上，李澤厚的康德研究糾正了黑格爾的本質主義思想，將主體性問題引入思想界。而在審美方面，重新發現廢名、沈從文，契合了這種思潮。從根本上而言，京派文學屬于新康德主義傳統的一部分，它在民俗與語言方面對于人的命運與社會問題的揭示，補充了李澤厚的主體性理論4。而劉再復的文學主體論的表述，整合了五四以來人文主義的精神元素，其審美判斷與朱光潛、沈從文、林徽因都有相近之處。20世紀80年代新啟蒙的出現是歷史鏈條的一次銜接，或者說，左翼精神與京派思想，已經不再是對立的兩面，它們交叉的部分成了新的審美的生長點。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新京派的出現推動了京派文學的研究。學術界的代表人物有張中行、徐梵澄、舒蕪、陳平原、止庵等。文學界代表是汪曾祺、端木蕻良、宗璞一大批人。張中行《順生論》一書關于生命哲學的認識，許多從“苦雨齋”主人那里來，他的大量著述在延續周作人的學術思想。徐梵澄的古典學理念，打破了一般的學科界限，顯得比“苦雨齋”群落更有氣象。止庵對于“苦雨齋”文化遺產的解釋，則有學院派所沒有的情趣。陳平原的文學研究理念是為學術而學術的，但也強調人間情懷。顯然，這里有章太炎、周作人、胡適等人的影子。而在汪曾祺、端木蕻良、宗璞那里，文學從說教的口號中剝離出來，民國作家的儒雅和駁雜之趣流溢在詞語之間。在精神的基本構架上，《受戒》《曹雪芹》《南渡記》為代表的寫作方向，與當年“苦雨齋”的知識人的狀態，頗多接近之處。

有著左翼背景的端木蕻良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寫作中，成績不可小視。對于讀者來說，新京派作家恢復了民國京派的某些傳統。端木蕻良在《北京日報》《北京晚報》發表了許多文章，在濃濃的書卷氣里，含著生命之跡刻骨的體味。他那時候正在寫長篇小說《曹雪芹》，筆觸里帶出時光深處的云水，流動中波光百態。汪曾祺對于端木蕻良是頗為欣賞的，以為自己的文字不及他精妙。這自然是謙虛之語，不過也說明端木蕻良在那時候北京作家心目中的位置。

曾經也受過左翼影響的宗璞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后的寫作里，精神跨越了早期精神的藩籬，父輩的西南聯大的經驗和己身所歷所感，使她銜接了更為多元的思想傳統。其小說多了舊式京派沒有的時代感和歷史感，而精神趣味則留有廢名、汪曾祺相似的痕跡。長篇系列小說《野葫蘆引》延續了帝都文人古老的遺緒，但感時憂國的一面也歷歷可見。《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北歸記?接引葫蘆》寫得百曲回環，千云暗月。古老文化的精善秀雅之氣繚繞其間，而憂患之音流淌，看出知識人的一種情懷。宗璞在清華讀書時喜歡上了哈代，畢業論文也是研究哈代的。她的知識背景里俄國的因素似乎不及英美文學的影子濃，調子自然也與京派的喜好相似。哈代的審美中的荒原感是強烈的，這大約影響了宗璞的寫作，以致她對于廢墟、野地的意象有一種天然的感覺。《野葫蘆引》在大規模的歷史敘述里呈現的心緒，是蒼涼的，這多少與民國期間的京派已經略有不同。

其實，有著老北大傳統的張中行的寫作，何嘗不是如此？晚年的張中行一直為普及老北大的學術思想默默筆耕。他在總結五四以來的傳統時，對于魯迅精神與胡適傳統同等對待，而那些描述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廢名的文字，也有很深的學理支撐。張中行既是京派的作家，也是京派的研究者。他以為民國作家中，“苦雨齋”群落是不該忽視的傳統。《負暄瑣話》《負暄續話》所展示的古都文人的命運，讓人想起古代筆記，有人從中讀出《世說新語》的味道，也是有道理的。張中行的知識譜系，不是俄蘇的，哲學上喜歡康德和羅素，詩文則在六朝與宋明之間，對于自己的老師周作人的古希臘研究與民俗研究亦存心得。北大的傳統對于他來說，一是在知識論層面可以究天人之際，而在審美論方面則遵循個性，凝視內心的深處。在談及周作人時，他說：

只想舉我印象最深的一種，是評古典之文，推崇幾乎可以說不見經傳的《顏氏家訓》，而看不起蘇東坡譽為“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文，因為這位文公之文思想膚淺，裝腔作勢。輕視唐宋八家，是大舉，茅鹿門、姚惜抱之流不用說，就是今日在大學課堂講文學史的，也將為詫為奇文吧？其實，只要我們撇開傳統，平心靜氣想想，就會發現，周氏的看法并不錯。不管傳統，不管流俗，述自己所見，而能有道理，至少是言之成理，是有見識。這類見識，限于“近取諸身”，使我受到的教益不少。不是夸張而是實事求是，我多年來讀，所取，寫，所從，如果說還不是盲人騎瞎馬，這指引之燈，大多是由周氏那里借來的。5

較之于張中行的懷舊心緒，汪曾祺對于“苦雨齋”資源的借用顯得意味深長。一是文章觀念的沿襲，對于六朝、晚明的文章觀念有諸多心得，許多趣味是與周氏兄弟重疊的。其中一再提倡文白相間的新文體，恰是廢名、俞平伯等人堅持的觀念。二是對民俗學的看重，小說與散文間的方言、習俗、信仰的描述，呈現了豐富的人間圖景。這似乎也呼應當年歌謠調查的遺緒。三是對于兒童學的看重，在風俗里體現童心之美。游戲里的無意義的意義，乃是中國士大夫文學里稀缺的元素，這些對于功利主義文學都是一種消解。四是重新認可非正宗的儒家的價值，從更高的層面肯定原始儒學的朗健、平和之風。在復雜的文化之中，不再選擇偏激主義的思潮，而是以中和之音，表述內心的寧靜之美。這四個層面的精神借用，不但使民國時期京派的傳統得以重新審視，重要的是成了新京派作家克服精神痼疾的一劑良藥。新京派作家的寫作深化了對于“苦雨齋”傳統的認識，而且那些沉睡的靈思在今人的現實憂患里被重新召喚出來。

與他同時注重京派傳統的還有許多學者，其中季羨林、金克木、王世襄等的回憶文字和學術隨筆，把精神路向引向文化的靜觀之路。為學術而學術的某些意識在他們那里得到肯定。此后，陳平原、楊子水、李長聲等人的學術興趣也在此基礎上延伸出來，他們的閱讀愛好與辭章理念，仿佛當年北平文人思想的一種回響。

重新發現“苦雨齋”的文化價值，使文學史寫作的空間有所拓展。對此傾注心血的有舒蕪、錢理群、張鐵榮、黃開發、高恒文等。1991年，舒蕪完成了《周作人的是非功過》，主要是討論了周氏“在中國新文化史、新文學史和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的是非功過”6。舒蕪在面對研究對象時，感到了無力感：“周作人和外國文學，特別是和古希臘文學、日本文學的關系，他對外國文學的翻譯介紹，鑒賞和評論，外國文學對他的文藝思想、文藝寫作的影響，這是很值得研究的大問題，我只是在第一篇里作了概觀，沒有另寫專論，自揣無此學力”7。舒蕪在研究周氏的同時，在《讀書》等雜志發表大量隨筆，大有“苦雨齋”的意味，與張中行等人的文章，都構成了20世紀90年代文壇的奇觀。《讀書》雜志在彼時所流行的文風，其實多屬于京派的一種。比如黃裳、谷林、李長聲、吳方等人的文字，無不透著博識和渾厚之氣。而這些，在20世紀30年代“苦雨齋”群落里，是一直被看重的。

這種風氣可說是學界轉向的表現。新世紀以來，高等教育中對于通識教育的重視，使古典學、國學研究成為熱點，其間文學教育中對于心理學、人類學、考古學資源的借用，使人們重新發現京派的邏輯起點的意義。我們知道，像古希臘研究，民俗學研究、兒童研究、性心理學研究、東亞研究等建立，都與當年“苦雨齋”群落的知識人有關。他們那時候的思路是有通識教育的意味的。尤其對于我們今天所云的古典學的提倡，可能會避開流行文化的認同，從人類的源頭尋找精神的可能性。徐梵澄在譯介《薄伽梵歌》《五十奧義書》及研究古希臘文化的著述所形成的辭章觀念，對于今天的漢語書寫都意義非凡。從古典學之發生看新文學的流派，也豐富了我們對于文學史的認識。

應該看到的是，對于京派研究有推動作用的，還有來自非學院派的作家與民間思想者。止庵、劉緒源、李長聲、靳飛等，不僅是京派的研究者，也是新京派作家中的一員。他們對于“苦雨齋”知識譜系的書寫，對于林徽因、朱光潛的史料梳理以及翻譯思想的重讀，都貢獻了自己鮮活的思想。這些非學院派的作者，以良好的直覺把握了北平學人與作家的精神個性，對于相關思想的討論每每走在學術的前沿。非學院派學者對于今天學院派的單一思路和缺少溫度的研究提出過批評，且以自己的勞作使京派的審美空間得以放大。學院派話語出現問題的時候，民間思想者的寫作是一種補充。從目前的現狀來看，民間思想者對于今天的許多學院中人構成了挑戰。這種民間形態雖然弱小，但他們的存在給了我們諸多內省的參照。

不過，對于京派文學的研究，以及新京派的寫作，其實一直伴隨著各種爭論，這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認知差異的延續。圍繞人性論與民族主義等，學界的爭執常可以看到。王培元就對于周作人的精神多有微詞，以為思想存在諸多暗區。袁良駿、

解志熙等一直警惕對于左翼文學當代消解的傾向。2008年，《苦雨齋文叢》問世的時候，孫玉石就對于某些京派研究提出批評，以為在京派熱的背后，不能忽略左翼的價值。無疑，這些都屬于正當的批評，多還在學理的層面。不過，這里存在著一個道德話語與超意識形態話語的問題，也與人們對于知識分子的定位不同有關。知識的賞鑒與審美的游戲性，并非都無意義。倒是啟功這樣的學者對于京派文人的積習有一種寬容的態度。王世襄當年的寫作狀態，就被個別人認為是一種墮落。啟功《玩物而不喪志》一文中則為之辯護，以為在知識的廣度與深度方面，王氏非常人可及。王世襄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不是“喪志”而是“立志”。將知識論與審美論有機地結合起來，在士大夫的書寫中并非沒有，而王世襄的審美里有現代性的東西8。另一些學者如董炳月、黃開發等，對于京派的遺產，都曾以辯證的眼光視之，能夠在對比中思考現代文學的生成與發展，態度則是十分溫和的。

新京派的出現讓人看出它的彈性空間的意義，不僅僅有北京本土的作家，也多是外省來的青年。最為有趣的是，先鋒派的一些作家也匯入這個隊伍，像格非、李洱的寫作，越發帶有知識論與審美論的呼應，細細察看他們的文本，慢慢地與前人構成了一種對話關系。不過，他們不是歷經滄桑的學人的頓悟性寫作，而是經由文學研究，由先鋒派向京派傳統過渡。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他們向京派致意，并非水到渠成的內轉，而是一種有意識的嫁接。所以后來的新京派的勢力增強，與其說是地域性現象，不如說是學術思想對于作家的啟示的結果。

格非與李洱都是閱讀翻譯作品而成長出來的。他們的最初寫作帶有某些翻譯腔，主旨是現代主義和非理性的，本土的經驗并不多見。但后來都意識到自身的問題，開始向傳統靠攏。格非的《望春風》已經弱化了先鋒的筆意，某些意象更接近廢名與汪曾祺的風格。鄉土里的溫情代替了海派的新感覺，畫面多了凝重之感。李洱的《應物兄》在內在結構里有知識論的涵養，古今中外的學識像珍珠般串聯在作品里，思想性的表述覆蓋了早先先鋒派的影子。格非與李洱的文學批評文章與小說皆能為之，對于域外小說的研究的心得引人注目。他們都欣賞周氏兄弟與錢鐘書、楊絳，心儀汪曾祺的美學世界。從他們的文字書寫中，依稀看出對前人對自己的影響力。

格非、李洱等人對于知識的看重，有時候不亞于對于個體的生命體驗的信任。他們懷疑單一視角的敘述，像“苦雨齋”主人一樣，在多維的知識結構里建立自己的審美世界。有時候，對于自己的感受是懷疑的，于是在文本里試圖呈現出迷離而無序的知識之網，在無常中把握實在。李洱在一篇談論張大春的文章中就說：

耿占春和張大春都引用了卡爾維諾在《未來千年備忘錄》的一段話：“現代小說是一種百科全書，一種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種事體、人物和事物之間的一種關系網”。張大春說，這種小說“畢雄辯、低吟、諺語、謊言于一爐而冶之，如一部‘開放式的百科全書”。我想，這種小說部分地偏離以講述“個人經驗”為主旨的“說書傳統”，為的是激活并重建小說與現實和歷史的聯系。之所以會出現這種類型的小說，當然因為小說家對已有的歷史范疇和觀念產生了懷疑，對“說書傳統”在當代復雜的語境中的作用產生了懷疑。我想，最重要的因素還可能是，它要表明小說家對單一的話語世界的不滿和拒絕。小說家在尋求對話，尋求這個世界賴以存在的各個要素之間對話。9

但也有的新京派作家警惕對于知識的泛用，他們雖然也研究學問，而在小說寫作中規避現代主義的方式，也隱去知識論的趣味，而是回到古典式的寫作中。典型的例子是止庵，他一方面從事京派研究，一方面也搞散文與小說的創作。所寫的長篇小說《受命》，既有北京地域性的風景，在手法上也折射著海派的某些意境。止庵自己喜歡廢名這類作家，但又把張愛玲的詩趣匯入文本，京海間的風氣就那么自然地流入文體中。其實，過去的海派作家，也是多有吸收京派營養的。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說：《受命》是一部關于時間的書，有著較自覺的精神尋找。但時間里的命運，早有人以詩的方式展示過。自1980年代起，殘雪等人就已經開始以歷險的方式走進人性的深處，那里多是在變形與怪誕里，挑戰流行的思維。格非、馬原也有實驗之作出現。止庵與先鋒派不同的地方是，寫意同時，不忘寫實精神，思想可以跳躍，而辭章有安靜的一面。他飽覽域外書籍，文筆卻是京派的遺風之一種。先鋒派與浪漫派其實有相似的地方，寫惡的存在，背景多是陰暗的，但止庵繞過這個傳統，他筆下的街市，有人間煙火之味，自然風貌，亦多風景畫的樣子。有些地方，傳達出生活的誘人之美。張愛玲小說就曾如此處理環境與人性的反差，雖厭惡舊屋檐下的男男女女，但每每寫到服飾與花草，也不乏趣味。止庵處理記憶，顯得有些克制，自然也抑制了靈動感的散出，本該奔放的地方卻有點矜持。這是與流行寫作的不同的地方，他或許覺得，這樣可以防止滑入前人的套路里。京派作家有過這類筆法，周作人的文章也是點到為止，宗璞的小說喜歡裹在舊詩文的意境里，思想自有邊界。周作人與宗璞最終指向靜謐之所，止庵卻在靜謐中進入驚魂動魄的暗河里，在不動聲色里，讓我們獲得一次反省生命與歷史的機會。這樣看來，說他改變了京派寫作的路徑，也是對的。10

除了小說家不凡的突圍意識，一批學者型的作家的隨筆，也在格式上多有創意，古代辭章與新文學的語義交織，別樣的體味每每冒出。李敬澤的作品是古今互動，又能高蹈于空曠之所，考古之趣與詩文之趣散出，回旋中智性之光照出認知的盲區。陳福民《北緯四十度》，學術感與詩人感在田野調查之途里熠熠閃耀。這類隨筆在時間上有遼遠之意，而思想之火則穿過蒼茫空間暖著我們木然的神經，讓世人知道曾有的存在被淹沒的甚多，只有行走于曠野，方能感到天地之氣。靳飛在《張伯駒筆記》里，融書畫之趣與梨園筆意于一體，又能在詩詞文脈里調適思想，國故之音在高樓與廣場繚繞，提醒我們不要迷失于現代性的狂歡中。這些人的寫作都無邊界之感，他們趣味廣泛，審美方式又不定于一尊，學問的感性化，思想的詩化，都遠離了那些淺薄的功利主義書寫者。

從京派到新京派，看得出文化的起伏的軌跡，新京派延續了舊京派許多傳統，但又增多了許多前人未有的元素。舊京派的個性主義帶有消極性的意味，而新京派總體是積極的，多了儒家的責任感和批判意識。舊京派與左翼傳統大多是對立的，他們不屑將文學作為觀念的傳聲筒。但新京派的一些作家是吸收了左翼文學精神的，我們從端木蕻良、宗璞、汪曾祺的文章里，看到一種敘述智慧的彈性。汪曾祺對于趙樹理，宗璞對于孫犁，李洱對于瞿秋白都有敬意。他們在更為開闊的視野里吸納了前人的智慧，安寧的，不諳世事的紳士的筆法，在今天被一種現實情懷所代替。舊京派的悲劇意識多在人與文化的沖突里，像沈從文的小說帶有城鄉的對比色，而新京派某些小說家的悲劇則是古希臘的宿命式的，止庵與李洱都表達了不可知的命運之神對于人的擺布。這樣的變化，是20世紀經驗的一種反射，也是文化教育與文化研究的產物。京派與新京派自然也有自己的短板，比如過于書齋氣和文人氣，少有天籟之音和泥土里的氣息，一些作家對于自己身份未嘗沒有自戀的一面，這些都難以與陳忠實、路遙這類作家更貼近大地的自然姿態相比。我們在戰爭年代，不易認可京派思維，而在和平的年代就會感到，它對于粗鄙、無趣的語言的消解并非沒有意義。在淺薄的功利主義流行的時候，京派的超然性的精神存在，便有不可代替的意義。批評家們對于這個現象的興趣，隨著時間的推移，也許會漸漸濃厚起來。

這是肯定的：京派與新京派的經驗，對于認識現代文化史與文學史，有著別類的意味。隨著教育的普及與提高，新京派的空間可能更大。批評界與學術界對于這類書寫曾經有過疑問，提出批評的人也不在少數。在唯道德的話語里，不太容易理解這類的文本。當張中行受到一些人的批評時，季羨林對于其寫作，就給予很高的評價，稱其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我認為，他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老年知識分子的風貌，為我們揚了眉，吐了氣。我們知識分子都應該感謝他”11。同樣，在宗璞的小說被一些人批評家冷落的時候，孫犁則為其文字而說了許多贊美之言。他以為作家是要有高深的修養的，“這樣美的文字，對我來說，真是恨相見之晚了”12。作家的學者化，是王蒙最先提出的，而京派與新京派的作家們，都有這一特點。我們看近年來人們對于李洱、格非的評價中所流露出的知識論與審美論交融的趣味，對李敬澤、揚之水、李長聲文字功夫的感嘆，都說明這一批作家給世人帶來的神思的意味深長。研究這個群落的知識人，一定程度也折射出知識界前沿性的東西。其間的陰晴冷暖，也正是世間圖像的縮影。由京派而演化過來的新京派，其未來不可限量。只要回望這四十年間的歷史，當會感到，水流過的地方，綠色是不會消亡的。

注釋：

1關于“新京派”，我曾寫過多篇文章，具體觀點可參見孫郁《當代文學的周作人傳統》，《當代作家評論》2001年第4期。

2此為清華大學解志熙先生在一次會議上的觀點，我覺得頗有道理，在此引來。

3錢理群：《周作人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2014年版，第407頁。

4孫郁：《當代文藝思潮中的康德之影》，《揚子江文學評論》2019年5期。

5張中行：《〈周作人文選〉序》，《散簡集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頁。

6 7舒蕪：《周作人的是非功過》，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

8啟功：《文心書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頁。

9李洱：《小說家的道德承諾》，《李洱研究》，程光煒、吳圣剛主編，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6頁。

10孫郁：《舊歲冷弦》，《北京青年報》2021年4月29日。

11季羨林：《我眼中的張中行》，《說夢樓里張中行》，中國工人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

12謝大光：《孫犁教我當編輯》，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2頁。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