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李燕燕，重慶市紀實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重慶文學院第二屆簽約作家，成都文學院第八屆簽約作家，魯迅文學院第33屆高研班學員。發表作品近70篇，出版專著2部，2015年獲解放軍總后勤部第十三屆“軍事文學獎”。

光榮的中師生

聽妹妹說有“作家”要來拜訪她，楊大萍早一天便做起了準備。

她從舊柜子抽屜里，翻找出1991年考取川西某中等師范學校的錄取通知書、畢業證、畢業合影，以及那個頒發于1995年，殼面微微破損的教師資格證——這是國家第一批發放的教師資格證。自打1998年結婚時置下這個柜子，楊大萍便把這些重要物件統一放進一個大信封里，又拿一個鐵皮糖果盒裝好，再擱進柜子里。她是一個“75后”，這番收藏東西的手法倒頗像上了年紀的人，妹妹楊小萍喜歡笑話她，她卻說：“你是半道就跑了，我們這些一直當老師的就是做事嚴謹，這是職業習慣。”二十多年來，楊大萍搬了三次家，但這個一人多高的淺黃色小衣柜一直跟著她。眼見如今屋里的家具都是深色，楊大萍臥室靠墻的那一方淺黃色便顯得不大協調，丈夫女兒都說干脆把這個舊柜子賣掉，另外置個新的，但這樣的提議遭到楊大萍的拒絕。她很念舊。

第二天受訪，她把那一大堆資料證書攤在我面前，自豪地說，“那個時候能考上中師的，就和今天考上985、211一樣，很不容易。”我點點頭，表示相信。在拜訪楊大萍之前，我已經從各種渠道知曉多年前“中師生”的“光輝歲月”。何況，只比她小四歲的我，也還保留著一些兒時記憶：當年老廠筒子樓里的小孩考上了位于省城郊區的中等師范學校，一層樓的人好幾天都分享著鄰居家考學成功的喜悅——大家都得到了他們饋贈的水果糖和瓜子。這樣的陣仗，堪比誰家出了一個響當當的大學生。

中師，算得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若要追溯起來，上世紀初就有了——據說，師范院校本是中國所特有，早期由私塾改制而來。毛澤東、蔡和森、任弼時等革命家都與“中師”結下過淵源，他們都曾在湖南第一師范（現已升為本科院校）學習或工作。長沙師范學校培養出田漢、許光達，寧鄉師范學校走出了謝覺哉、徐特立、劉少奇等知名校友。若要論起來，湖南絕對是當年的“中師重鎮”。

新中國成立后，曾建立初級師范、中等師范、師范專科和師范學院四級師范體系，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取消了初級師范，形成了三級師范體系。1980年，教育部發出《關于辦好中等師范教育的意見》，中等師范教育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幾乎全國各省份的每個地區都有一所中師學校。從1983年到1999年，為了緩解農村小學師資不足的問題，特別是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后對小學教師的需求，國家開始專門從初中畢業生中進行中等師范招生，學生畢業后統一分配到城鄉小學任教。1988年全國中師學校數量達到1065所。16年間，全國近400萬學習成績優異的初中畢業生成為中等師范學校學生，他們的入學年齡普遍在14-15歲，經過3-4年的專業學習，17-18歲畢業就被分配到各個小學任教，只有極少部分會進入高一級學校繼續深造。他們被社會上稱作“中師生”。雖然流向不一，但大部分流入鄉村的中小學，成為國家基礎教育的堅固基石。

楊大萍的家族，中師生很多。據說祖父解放前從省城的師范學校畢業又留校，教書先生的十年薪水積攢起來，竟也給鄉下的家人置了幾畝薄田，修了一座院子。可惜楊大萍兩歲時祖父就已經去世，那座大院子有好幾戶人居住，看不出原先的樣子。楊大萍沒有老院子的照片，跟我說話時，便朝我比劃著那院子的大小，“嗨，放在今天，院壩中間足夠修一個大游泳池……”楊大萍的表哥是1984年入學的中師生，畢業后在鎮里的中心校教小學數學，表哥屬于“國家干部”領著工資，但表嫂在村子務農，他們的家也安在村里。周末或節假日回到鄉下，表哥和其他普通村民一樣，挽起褲腳忙活在水稻田或者菜地里。插秧時節，村人行過稻田邊，看那忙碌的一眾莊稼漢低頭干活，瞧不見面目，按說很難分辨誰是誰，但人家還是很快認出了表哥——他穿著一件顯眼的紅色汗衫，留心點，還能看到背后印有幾個黃色文字。汗衫是表哥在縣里的授課比賽獲得的獎品之一，背后那幾個字是“爭當人民好教師”。

“哎，徐老師！”村人立時熱情招呼，“辛苦呀，下午您要回學校的話，我叫屋頭老二來田里幫忙！”表哥連連擺手。雖說拒絕，村人的熱情卻在他那曬得黝黑的臉膛上催開了一朵向陽花。

嗨，老百姓那里，教書先生就是受尊敬，別看也一樣弓著腰干農活，可你在人家眼里，周身上下就是有一道光環。

楊大萍還記得，那時有外村的學生家長找表哥，在村口一報出表哥名字，就有人大聲應道：“哦，您要找的是中心校的徐老師吧，他家就住在前面那片竹林旁邊。一直走，末了右拐。”表嫂生孩子，十里八鄉都有往家送雞蛋的。

當老師好，老師受人尊敬。這是楊大萍自表哥那里得到的直觀印象。這種尊敬與名利關系不大，發自人們質樸的內心認知。至于祖父教書置產的說法，楊大萍并未從同為“教書先生”的表哥那里得到印證。聽說，表哥帶著老婆孩子進到城里會縮手縮腳，比如，中午看到飯館里五元一份的紅燒蹄髈就咋舌，然后不顧孩子哭鬧，一家三口到旁邊的小店吃面條米線。在物質生活上，表哥比一般村人強的是有一份國家發給的工資，算個“國家干部”。是的，不寬裕，但起碼不會看天吃飯，屬于“旱澇保收”。

和表哥一樣，楊大萍收到中等師范學校錄取通知書的時候，全村人都向她表達了最熱烈的祝賀——村支書帶著一眾人敲鑼打鼓到她家送喜報，晚上又托人請來縣里放映隊在壩子里放了一場電影，“好像是一部國產武俠片，叫做《游俠黑蝴蝶》。”

在我的認知里，農村里這樣的熱鬧勁兒，一般在村里出現一個大學生以后。“不不不”，楊大萍朝我連連擺手，“你不知道，我們那會考大學非常非常不容易，純粹就是鳳毛麟角，一個縣頂多能出一兩個大學生。村子里考出一個中師生，就已經是全村人的驕傲，大家都要慶賀。”

在楊大萍的回憶敘事中，那群滿臉稚氣卻早早了解生活艱難的初中生，一方面為了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另一方面也想早日得到一份穩定的工作，減輕家里的經濟負擔。成為一名中師生，榮耀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考上中師就代表自己吃上了“公家飯”。表哥如此，楊大萍也是如此。在農村，楊大萍的家庭很艱難。她13歲上父親因病去世，母親靠種地拉扯著她和妹妹。家里沒有男丁撐腰，她們在鄉里活得小心翼翼，也幸虧與表哥一家走得近，才免于很多欺負。楊大萍告訴我，在那個升學率極低的年代，考上中等師范學校的學生個個都非常優秀——一旦考上中等師范學校，便可以上城市戶口，畢業分配工作，納入干部編制，對農村孩子來說，短短三年時間，一口氣完成“面朝黃土背朝天”到“吃公家飯”的轉變，這種“鯉魚跳龍門”的機會，比之“難于上青天”的考大學，顯然更加現實且實惠。所以，楊大萍從來沒有想過考大學。從母親排除萬難讓她讀完小學又繼續念初中開始，她一門心思就是努力考取中師。

1991年的春天，15歲的楊大萍為“預考”做著準備——2019年的春天，當她在重點中學念高三的女兒為一次次診斷考試痛苦抱怨的時候，她告訴女兒，自己雖然未曾上過大學，但她也經歷過如此這般備考的煎熬。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無論是地市還是不知名的小縣城，各個學校初三年級的前二十名幾乎都報考了中等專科學校，而其中的中等師范學校因為其教書育人的特殊屬性，還有著更嚴格的要求——資料表明，上世紀八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四川，一個大一點的縣城如果有上萬名考生，那么能被錄取讀中師的大約就是“前五十名”。確如楊大萍所言，三十多年前，要考上中等師范學校，其難度不亞于考取今天的“985”“211”大學。楊大萍所經歷的預考，是當年考取中師所要經歷的一個必要關口，在預考中名列前茅的才有資格繼續向中師“沖擊”。如果不能通過預考，要繼續求學，只剩下讀普通高中的路——發源于大型國企的“職高”或“技校”在九十年代中期才開始發展。這樣的情形，跟如今初中畢業“五五分流”大趨勢之下，考取“普高”如打硬仗一般的情勢截然相反。

“當年，中專文憑完全可以處于所有學歷鄙視鏈的頂端。”楊大萍說。

預考通過，楊大萍和幾個同學到縣城參加考試。那是她第一次到縣城，過去她最多也就能在趕場天跟著母親到鎮上去賣點農副產品。縣城什么樣，只在表哥和幾個發達的親戚那里聽說過。雖然，和絕大多數川西小城一樣，縣城只有一條主街和由此生發出的幾條巷子。樓房陸續建設中，街面上最常見的還是穿斗結構的老房，潮氣籠罩著這條步行約莫半小時就能貫穿全城的老街。縣里鼎鼎大名的實驗小學緊鄰著縣委縣政府，在大街旁很顯眼，頗有氣勢的大門，從外可以窺見內里的寬闊敞亮。考場設在遠一點的縣中學。赴考的過程中，楊大萍看到了這所人們口中的“重點小學”，“我要是考上中師，將來分到這里教書該多好！”楊大萍憧憬著。等到考試結束，她心里的一塊大石頭落了地，再次路過時她駐足停留了兩分鐘。1991年9月，她正式成為一名中師生。

楊大萍和她的同學們——這些品學兼優的初中生，考入師范后，為了適應小學教育，被要求全面發展，體育、舞蹈、音樂、繪畫、三筆字（鋼筆、粉筆、毛筆）、普通話、教育學、兒童心理學等都有所涉及，多才多藝也成為中師生的一大特點。畢業后的中師生，接受了國家的分配，無論留在縣城還是回到鄉村，都很快適應了自己的崗位。楊大萍先是被分配到一個偏遠的鄉里教小學，因為屢次在賽課中奪冠，21歲便如愿調到縣里的實驗小學做班主任，幾年后又被引進到地級市的重點小學。雖然，后來楊大萍也通過自學考試拿到了本科文憑，可她對自己的核心身份定位一直還是“中師生”。

過去的數年間，楊大萍曾經無數次在各種場合作為教師先進典型發言。但她覺得，反復修改后的發言稿并沒能真正闡釋她的內心，那份敬業與責任心，來自一個農村女子好不容易捧到鐵飯碗之后發自內心地珍惜，以及，對與她一般曾在艱難生活中掙扎的學生的將心比心。上班后的第一個月，楊大萍拿著225元錢的工資，干了三件事：帶著腿痛數年的母親到地級市的中心醫院看病治療，給妹妹買了一件她幾年間一直心心念念的牛仔裙，替兩個頓頓都吃咸菜饅頭的學生買了一些食堂飯票——至少讓他們能吃上幾頓葷菜。直到25歲結婚，楊大萍都幾乎沒有存款。

“這個跟我一個學校教書，教美術，那個在縣里教書，這個在市教委當領導，那個呀，在文聯工作呢，你看，她人那么高挑漂亮，性格好，中師學的是美術，舞也跳得好……這個男生是我們班長，畢業時分配到城關鎮教小學，城關鎮緊挨縣城，算條件很好的，他在那里工作了六年，年紀輕輕當了副校長，他2001年辭職下海了，旁邊那個男生跟他一起出去的。”楊大萍拿著略微有些發黃的中師畢業合影向我介紹她的同學們。

——到大城市當領導的，咱們自然來往就少了，畢竟久而久之不在一個圈層。就像我的一個學長，讀書的時候連續三年的“三筆字”冠軍，一直是學校的一塊金字招牌。后來從政一路順達，2005年高升去了省城，他忙啦，同學有事去找他也老是找不到，關系漸漸淡了。前兩年得了一場大病，從領導崗位上早早病退下來，他愛人時不時打電話給我們，讓我們有空就到家里玩，說是平日里就見鐘點工在家里晃來晃去，娃兒也只有周末能陪他們，特別想念老同學。

——那兩個辭職下海的男同學，他們的辭職既在我們的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考進中師的人，關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早有認識，很少有人無緣無故便耐不住寂寞。雖然，相隔不到30公里的地級市在建的二十多層電梯商品房，一套房子的價格，是縣里的教書匠大半輩子不吃不喝也未必買得起的。那個辭職的城關鎮小學副校長，有一對雙生子，可惜孩子們在出生三個月后雙雙被查出患有先天心臟畸形，此后便是縣城到北京的漫漫求醫路，還有如流水般不能停歇的醫藥費。要治好這樣復雜的先心病，十年間前前后后需要三次大手術，小學老師那有限的收入遠遠不能支撐這筆巨額花費。2001年外貿生意正蓬勃興起，他的親戚中剛好有人在沿海有路子。他辭職下海的那天，在縣里工作的同學聚在一起給他開歡送會，我也專門從市里趕回來給他送行。那天，他喝醉了，手里舉著一根從野地扯的蒲公英，一吹，那些傘狀絨毛飄蕩著散落席間，他大喊著：“將來我們不管落在哪里，我們的根子是不會變的，我們永遠是光榮的中師生！”有人大聲唱起了水木年華的《一生有你》：“多少人曾愛慕你年輕時的容顏，可知誰愿承受歲月無情的變遷，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來了又還，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邊……”有人在一旁悄悄地抹著眼淚，也有人在動情的氛圍里突然說要跟著他一起闖蕩——對了，就是旁邊這個男生，他在一個鎮中心校教書，老婆去了廣東兩年，再也沒有回來過。這兩個男生從做外貿開始，發展到做連鎖酒店，生意很大。他們為人仗義，聽見哪個同學有難，立馬解囊相助。

“我們大多數人安安心心做了一輩子教書匠。我教過的學生，國外哈佛、麻省理工學院、劍橋大學，國內清華北大，一抓一把。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基礎教育，中師生絕對算得上頂梁柱。”末了，楊大萍說。

轉折

時代的轉折悄然在發生。

1992年，國家積極鼓勵年輕學子考大學，原本千軍萬馬闖的那根窄窄的獨木橋，漸漸加寬。教育政策的細微改變，牽一發而動全身。也是從這一年開始，考中專考中師的難度驟然下降。那一年，楊大萍就讀的地區中師涌入了資質不一的初中生。這些少年，有的是楊大萍初中時的學弟學妹，甚至包括讓班主任老師傷透腦筋的“問題學生”。這是楊大萍考進中師的第二年，村子里一下子考出4個中專生中師生，村支書都有些懵了，孩子們一下子都這么能干了？那是統一慶賀還是一家家祝賀？一旁的婦女主任拉過村支書，悄悄道：“我聽說隔壁村有一個女娃兒考起了省城的大學。”

楊大萍的妹妹楊小萍是1996年考上的中師。那時，地區中師招收的初中生，已經幾乎全是“中等生”。楊小萍與姐姐不同，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候，她都在母親和姐姐的全力庇護下成長。所以，與年少老成的姐姐相比，楊小萍有著開朗活潑、無憂無慮的性格。就像楊大萍買衣服都考慮買大一個碼子，這樣后面身高體重變化都有余地，而楊小萍則僅僅考慮怎樣才能更合身。所以，當楊大萍用第一個月的工資給妹妹買牛仔裙的時候，原準備買170的碼子，因為妹妹剛剛進入青春期，還要繼續長高；但楊小萍堅決不干，她要最合身的165，穿上剛剛合適，不長不短不大不小。楊大萍初中時期門門功課拔尖，那時如果考“普高”，一定能考上地級市最好的高中；楊小萍朗誦舞蹈唱歌樣樣能干，偏偏數理化拉后腿。楊小萍初中快畢業時，同學們最好的選擇已經是考重點中學繼而考大學，但楊小萍的成績頂多也就能考到一般的高中，比如縣一中這樣的，未來考大學基本是奢望，與其白白浪費三年時間，還不如讀完書先找一份工作穩定下來。所以，楊小萍也成了一個中師生。

命運卻給了中師生楊小萍一個難得的機會。1999年夏天，大學開始擴招，一直擔任中師學生會主席的楊小萍被保送到省城師范大學漢語言文學教育本科。實際上，這樣的機會也不是憑空掉下來的。為了全年級僅有的一個保送名額，楊小萍從中師第二年便做足了功課。功課不僅包括專業，還包括如何與校領導、班主任老師以及身邊同學相處的技巧。

楊小萍告訴楊大萍：“到了最關鍵的階段，不能有一個人說你一句壞話。這樣才能在保送中拔得頭籌。”楊大萍很佩服妹妹的志向。楊大萍就讀中師的時候，幾乎沒有保送高等師范院校的渠道，所有人一門心思想的是學好本領教小學。但楊大萍也聽說，往后師范畢業不會再包分配了。對這個說法，她當時半信半疑。

1999年，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提出到2010年，具備條件的地區要力爭使小學和初中教師的學歷分別提升到專科和本科層次。在《關于師范院校布局結構調整的幾點意見》中，教育部就師范教育的體系改革作出部署：積極推進三級師范向二級師范的過渡和布局調整，形成以高等師范教育為主體，其他高等教育學校共同參與的具有開放性的教師教育體系。興盛了一個時代的中師，就在看似平常的一年悄無聲息地轉型了。拿著一疊上級文件，某中等師范學校校長哀嘆道：“以前為小學教育服務的中師，沒有生存的政策依據了。”是的，持續了很多年的情況是，幼兒園阿姨的學歷是幼師畢業，小學教師標配是中師學歷，初中教師多為師專畢業，高中教師則是師大本科學歷。從1999年開始，這樣的情況被迅速改變。

在楊小萍的記憶中，她踏進大學校門不久，就聽說中文系好幾個優秀的本科應屆畢業生留在省城教小學，并且，她們是自己前去應聘的——這所省屬師范大學，近兩年已經不再為畢業生分配安排工作了。四年后，楊小萍排著隊，在院系設立的用人單位招聘點位上投簡歷，對表情嚴肅的招聘方做著簡短的自我介紹。寬敞的大學露天運動場里到處都是這樣的攤點，看起來就像一個由買方和賣方借著不等的需求構筑起來的市場。2003年春夏之交，針對本科生的入校招聘方興未艾。

（注：師范生，指大中專院校師范類專業學生和畢業生，所修專業屬于教育方向，將來的就業目標比較明確，即到各級各類學校或教育機構從事教學及管理工作，是未來教師的預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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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節選部分，全文刊登在《山西文學》2023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