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談新作《五湖四海》:我似乎鐵了心要寫拆船
我要寫“貓子”的想法起源于“拆船”。2014年,我參加余光中先生主持“大師班計劃”,去到高雄中山大學。學校依山臨海,校門外就是渡口,生計總是和水有關,輪渡、天后廟、魚市、漁具、食檔——也是以海鮮為主。據說,二戰結束后,駐扎臺灣的日軍撤離,把艦艇船只都炸沉了,于是,遍地開出大大小小的拆船廠。隨時間推移,水底漸漸廓清,產業便也轉換。
“拆船”這一行業,就這樣進入了我的視野,并且吸引了我。究其原因,其實是模糊的,可能是因為關聯到渡口的氣象,有一種古意吧。當然,要寫小說,單憑情緒是不行的,它需要更多的具象的事物支持,這些事物又大多可遇不可求。我和水上生活真是沒有什么交集,搜羅起來只是零星幾回邂逅——上世紀九十年代,曾經隨制作電視片的朋友,采訪垃圾處理,跟船走蘇州河,見識了船戶的勞動;在香港,向晚的時分,看海面上一點一點亮起漁火;在我插隊的村莊,聽老鄉帶著憐憫的鄙夷,說到“貓子”這個詞……當然有這些還是遠遠不夠。小說的目的是寫人,就要等著那人走進場景,而人總是攜帶著歷史,從“貓子”到“拆船”,放在哪一段社會進程里呢?高雄的拆船早已經結束,環顧四周,曾經的故事也都已退避邊緣,用今天年輕人的話,就是成了“詩和遠方”。而小說卻是人間,這個人和這段故事,大概就只能放在“改革開放”了。但我寫《五湖四海》的本意不在“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只是人物活動的條件。人總是要在某一個時代中吧,尤其像我這樣嚴格的寫實主義者,虛擬的背景是說服不了自己的。既然選擇了一個時代,就要盡力描繪好,這也是向人物和情節負責任。
我自己并沒有“水上人家”的相關生活經歷。當年我插隊的地方,倒是在內河流域,縣名就叫作“五河”。但事實上,《五湖四海》這部小說的場景更多來自“三橋”。去年春節,和朋友自駕游,在南潯湖州一帶,來到雙林。雙林并不是開發的旅游景區,所以去那里,半是隨機,半是歸避節日期間洶涌的游客。不被關注的雙林,也有自己的文物,就是“三橋”。運河四百米航道,依次三座三孔石拱橋,建于清代。引我注意的不在橋,而是周邊,有一座天主教堂,一座省級糧站,港航監督所……除教堂外,其余都人去樓空。可以想象曾經有過的繁榮,推測下來,糧油的集散運輸也許是重頭,因為四邊散有小糧油鋪子,大概是當年盛景的遺存了。我就把這里拿來做了拆船的作業場,第一,它具備進出船只的條件,第二呢,場地大,要讓筆下的人物做事業,總要給他地方吧。
為寫《五湖四海》做準備,一個極大的困難是對拆船業的隔膜。我去過造船廠,參觀過遠洋航運的系統運作;以人大代表的身份視察海事法院,了解個案,但遠水解不了近渴。這些場域太宏大了,一個草根出身的創業者無論發展到什么地步,都不可望及項背。而我似乎鐵了心要寫拆船,理由簡直是幼稚的,碼頭、渡口、船、船上的人,甚至臨水的地名——沫河口、曉溪、響水、瓜洲、臨淮關——我曾經寫過小說,名字就叫“臨淮關”,這些和水有關的事物奇怪地吸引著我。拆船在水上生計中其實是不入流的,這也體現在材料的稀缺上。遍搜中得到一份只有八頁的油印冊子,題目是《拆船安全生產事故案例》,記錄1988到1989年間的幾宗事故,顯然是行業內部自編和發派的宣傳資料,是購書網站唯一和拆船有關的書面記錄,定價十二元,僅剩一本。這是我所有關于拆船的業的細節來源。
寫這個小說最直接的起意,卻是張建設這個人物的結局,這是我可以想象的最圓滿的結局。假如沒有設定好這個結局,我都無法開始。修國妹的困惑:“日子怎么過成了這樣!”竟然真就這樣了。富庶和成功所付出的倫理的代價,這時候終于平賬了。事實上,他們不是沒有預感。修家人一步步走進張建設的蔭蔽,修國妹就想到,都上了一條船;張建設沒有將弟弟安排上船,潛意識里仿佛留了一個活口,好比他說美國洛杉磯人上高速,一家人不坐同一輛車;修國妹又有一個比喻,全部雞蛋不能放一個籃子;舟生不回家,園生成親,她讓新人住出去,也是為了這。一條船上的人和事暗中分崩離析,表面不動聲色,因為張建設是這樣的有定力的人,只要他在,這“日子”就會繼續,他不在了,接下去的情景就不好說了。現在不是已經很不堪了?仔細看,處處露出端倪,修國妹說的“近的疏,遠的親”,就是其中一項,暗示家庭關系重新組合。小妹向大姐叫板,大姐說,她和張建設這個扣,要是松開,大家就都散了。散了未必不是好事,可是散不散,由不得修國妹,還是因為張建設這個人,只要他在,局面就在他手心里。
有人覺得,相對于眾多的人物和時間跨度,《五湖四海》的篇幅小了。但現實的長度和小說里的,不是同一種時間概念,所以小說并不是以編年的長短決定篇幅規模。我的小說規模都不大,《匿名》是我最長的小說,三十七萬字,只寫了一兩年的故事;二十一萬字的《啟蒙時代》,事情發生在一年之間;包含兩代人命運的《桃之夭夭》,卻僅有十萬字……我向來不寫重量級的巨作,是能力所限,也是觀念所致。有一個繪畫的朋友說,他作畫的尺寸,多是在手臂曲伸的范圍內。這經驗非常符合我的實際,我覺得體量是有限度的,個人的控制能力也是有限度的,有多大力氣干多大的活吧!也因此,我不傾向“史詩”,它太宏大了,令人生懼,只可遠望,不可近交,對于小說,我還是保持世俗的美學觀念。我的追求之一是簡練,我喜歡的是干凈和準確。能夠簡練地寫出時代特征,我本人還是滿意的。
我沒有記錄時代的野心,所以就不會自負時代重任。之所以一直沒有中斷寫作,主要是出于愛好,寫作是我的樂趣所在。一旦享受不到其中的快樂,我就會停下來,那時候,一定會有新的吸引我的事情。現在我比年輕時候更挑剔寫作的題材,我以為這是寫作趨于成熟的跡象。我高興自己寫作這么長時間了,還有成長的空間。
我自己的底子薄,生活素材的來源比較單一,所以,材料緊缺就是個阻礙,只能另辟蹊徑,多看,多想,搜索資料——這就是二手的生活。但直接的經驗也有問題,難免一是一,二是二,限制住想象的輻射。親歷的人和事總是生動的,有時候會遮蔽背后的意義,將內涵圈定在表面的范圍里。寫作其實是個向內索取的勞動,主觀世界也許更大程度決定了你對客觀世界的擁有,否則怎么解釋有生活資源的人不一定都是小說家呢?當我走過最初的、被批評為重復寫作的階段以后,多少有意識地拓寬題材,但并非想拓寬就能拓寬的,還是受到自身經驗的局限。外部生活非得與你內心生活有關,這關系很微妙,仿佛潛入一個秘密通道,不是理性可以決定,但又離不開理性,感性畢竟是有限而且膚淺的。
說到寫作的困境,每一階段的寫作困境不同。有時候,寫得過于順利反而是困境,它意味著平淡。我中途放棄的寫作往往是這一類,似乎沒有可展望的前景。經過這么多年的實踐,說實在,技巧已經圓熟,怎么著都能進行下去,可就是這個“怎么著”讓人喪失興趣。有的時候,克服困難其實暗示著新境界,困難并不是適時到來,它也需要準備和鋪墊。至于局限,某種程度決定了你才是你,你就是你。
2022年11月4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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