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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識體系是人類文化得以傳承、創新和發展的重要基礎與直接載體，也是一種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念得以養成和延續的載體。近代以前，中西兩種知識體系基本處于平行發展狀態。西方知識體系第二次在中國傳播的影響是直接對應西方知識體系，重構中國近代知識體系，雖有成效，但也引發了一系列問題。構建中國當代知識體系既有中西知識體系從沖突到匯通的歷史基礎，又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基礎，人類文明新形態也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據此，構建中國當代知識體系有其特定的基本原則、基本途徑和基本層次。

關鍵詞：知識體系 價值觀念 基礎與途徑

從一般意義上來講，知識是人對自身及主客觀世界認識結果的總和；知識體系是指基于一定的邏輯基礎、在特定的文化生態中形成、具有民族性或地域性的知識總和，并按照一定的標準進行分類后得到的知識系列。知識體系是人類文化得以傳承、創新和發展的重要基礎與直接載體，也是一種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念體系得以養成和延續的載體。對一種知識體系的學習，實際上就是對這個知識體系所承載的文化傳統及其蘊含的價值觀念的認識和理解過程。

古代中國、希臘、印度有著各自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和知識體系沿革。中國有以“六藝”為基礎而賡續數千年的知識體系，西方有源自古希臘的“七科”和亞里士多德知識分類的知識體系，印度有其自成一體的“五明”知識體系。從歷史上來看，這三大傳統知識體系，在其形成之初都是以自發、自主的形態獨立演進的，而且三者之間是平行發展的。西方和印度的知識體系在中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傳播，特別是西方知識體系在近代大范圍傳入后，對中國賡續綿延數千年的傳統知識體系造成了“覆蓋式”的沖擊，直接影響到中國近代乃至現代知識體系的重構。這種重構表面上是兩種知識體系的沖突與融合，實質上是兩種文化傳統，也就是兩種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的沖突與融合，而且這種沖突融合一直持續到今天。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全面推進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加速演進，對建構中國當代知識體系提出了新要求。我們今天處于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交流匯通的交匯點上，有充分條件構建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知識體系是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基礎，而現代知識體系主要是以西方知識體系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尤其在自然科學、技術科學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因此，建構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重要內容是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而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是其中的核心與關鍵。

西方知識體系的形成與價值取向變遷

知識體系是一個龐大的復雜系統，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著特定的發生發展過程。西方知識體系從產生到演化至今在不同歷史階段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內容也在不斷擴充和更新。雖然它的基本框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但隨著社會形態與歷史文化的變遷，其價值取向呈現出階段性的個性差異。

古希臘時期是西方知識體系的初創階段，初步形成了該知識體系的基本框架和主體內容，其價值取向是圍繞人的成長和發展而展開的。西方知識體系的雛形源于古希臘的“七科”，亦即智者學派側重于人的發展的基本技藝的修辭學、文法、論辯術“三藝”，柏拉圖側重人的心靈和精神層面養成的算術、幾何、音樂理論、天文學“四科”。“三藝”與“四科”的有機結合構成了西方知識體系的早期形態。

亞里士多德的知識分類構成了西方知識體系的主體內容。他在《工具論》和《形而上學》中多次提到知識分類，把涉及各個學科領域的知識分為理論的、實踐的和創制的三類。西方知識體系的演變基本上延續了亞里士多德的知識分類。盡管其中沒有包括邏輯，但亞里士多德認為邏輯是知識體系不可或缺的，因為邏輯是一種普遍適用于一切科學知識的工具，是知識體系的基礎。西方知識體系從古至今的發展也分別是以傳統邏輯和現代邏輯為基礎而演化的。

從中世紀開始，西方知識體系進入完善過程，價值取向開始由人轉向神學，并貫穿了整個中世紀。“七藝”后被基督教接受并作為其教育的基礎內容，奧古斯丁提出要學習這些知識來理解《圣經》。6世紀時，意大利克修都若斯(Cassiodorus)著有《學術通論》一書，正式使用“七藝”這個名稱，“七藝”至此定型。隨著歐洲早期大學的建立，大學教學體系和課程體系的建設日臻完善，西方知識體系的發展也進入了完善階段。1088年，世界第一所大學博洛尼亞大學在意大利建立，它的教師團隊最初由一批文法、修辭學和辯證法（邏輯在中世紀被稱為“辯證法”）的注釋家組成，其后擴展到天文學、醫學、哲學、算術等領域的學者，開始對知識體系各分支的內容進行了充實、改進與完善。

1599年，《耶穌會官方教育計劃》（Ratio Atque Institutio Studiorum Societatis Iesu，以下簡稱《教育計劃》）正式頒布實施，標志著西方知識體系的定型。《教育計劃》是耶穌會實施教育的綱領性文件，規范了教育體系的構架和運行標準，它要求“耶穌會的全體成員都必須忠實地遵循這個計劃……所有教師都有責任落實其中的所有規定”。耶穌會的重要使命是傳教和教育，為此在世界各地開設各類學校。盡管這些學校規模各不相同，但基本運行模式趨于統一，標志著耶穌會教育體系的成熟和知識體系的定型。《教育計劃》所確立的知識體系的神學取向更為明確，也是西方知識體系在中國傳播的基本依據。1594年，耶穌會在澳門建立圣保祿學院，第一批來華傳教士以此為基地，將西方知識體系傳入中國。

文藝復興時期，西方知識體系的價值取向開始從神學回歸到人和自然。人文主義的興起，旨在把人和自然從神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以便為自然科學的發展掃清障礙，這正是它在理論領域以理性反對神性的表現。而基于理性的自然觀使人成為世界的中心，推進了近代自然科學的出現。近代自然科學以科學實驗為普遍的科學方法，催生了歸納邏輯，從方法上改變了古代以演繹邏輯為基礎的知識體系形態，使得近代自然科學的各個分支呈現出作為實驗科學的突出特征。隨著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興起，知識體系各學科分支的分化與形成，在內容上發生了巨大變化和飛速發展，但知識體系的架構并沒有實質性的變化。西方知識體系是人類知識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是與古代中國、印度知識體系平行發展起來的，這是我們認識和理解西方知識體系的重要前提，也是把握不同知識體系之間本質區別的重要條件。

西方知識體系在中國的傳播

西方知識體系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既是中西文化從沖突到融合的過程，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向近代文化轉型的重要基石。西方知識體系傳入中國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明末到清初，傳入的主要內容是以歐洲中世紀知識體系為主的基本框架與部分分支的基本內容；第二階段為清末至民初，傳入的主要內容已經全面涉及知識體系各分支的完整內容，包括西方近代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等領域。

西方知識體系框架與基本內容的第一次介紹主要集中在四部著作中。高一志（Alfonso Vagnoni）寫于1615年，刊印于1632年的《童幼教育》之《西學》篇，首次將西方知識體系的框架介紹到中國。這個知識體系包括：文學（即文史類知識）、法律、醫學和哲學。哲學有邏輯、物理學、數學、形而上學、倫理學，邏輯是“諸學之根基”。具備這些知識后，方可進入神學的學習。其后，艾儒略(Jules Aleni)在1623年刊印的《西學凡》中，對西方知識體系相對完整的基本框架作了系統的介紹。這個知識體系有六個部分：文科，亦即文史知識、寫作和講演論辯等；理科，即哲學，有邏輯、物理學、形而上學、幾何學、倫理學；哲學學成后，可進入到醫學、法律、教會法和神學的學習。其中物理學是廣義的自然哲學，涉及自然科學的各主要分支。李之藻與傅泛際（Francois Furtado）于1631年翻譯刊印了葡萄牙科因布拉大學的邏輯學講義，中文名為《名理探》，該書介紹了西方知識體系的基本框架。至清初，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于1683年綜合當時傳入中國的西學知識編譯完成了一部60卷的集成之作——《窮理學》，也沿用了《名理探》對知識體系的介紹。

以上四部著作對知識體系的介紹與歐洲中世紀大學教育體系是完全對應的，體現了《教育計劃》對世界各地實施教育的標準化管理的特點，也說明了西方知識體系能夠對世界各國產生直接影響是有其歷史根據的。到1723年雍正禁教，來華傳教士翻譯刊印的圖書有437種，除宗教類圖書外，還有社會科學類圖書55種，自然科學類圖書131種。清政府禁教后，西方知識體系的第一次傳入告一段落。

西方知識體系的第二次傳入是在1840年以后。隨著西方近代社會形態變革、文化轉型和近代科學體系的建立，西方知識體系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增加了新的內容，形成了西方近代知識體系。與第一次傳入相比，西方知識體系的第二次傳入在傳播渠道等方面出現了多樣性的變化。傳播渠道主要有創辦報刊、編譯圖書、統一術語、創辦西式學校等。

創辦報刊是實時傳播西學知識與見聞的主要渠道之一。代表性的刊物主要有：《萬國公報》（1868）、《中西聞見錄》（1872）、《格致匯編》（1876）和《譯書匯編》（1900）等。這些刊物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西方近代學術新成果在中國的同步傳播。

編譯圖書是系統了解西方知識體系各門學科具體知識的有效途徑。在清末，一批機構和中外知識分子開始編譯涉及西方知識體系各領域的基礎知識。主要機構有江南制造局、格致書室、中國總稅務司等，主要人物有傅蘭雅、艾約瑟、嚴復、王國維等。他們翻譯、編撰的圖書對各門學科的內容介紹更為全面和系統，廣泛涉及西方近代知識體系所涵蓋的各個分支領域。

清政府學部開辦編訂名詞館以規范新知術語。由于傳播主體、傳播途徑和傳播形式的不同，傳入中國的術語出現了表述不一、含義混雜的現象。清政府學部于1910年設立編訂名詞館，陸續出版了系列《名詞對照表》，對各學科術語進行規范。

創辦西式學校是系統培育傳播西方知識體系人才的直接渠道。1889年，清政府建成校舍擬開辦博文書院，但沒有運行。1895年，光緒皇帝準奏成立天津中西學堂，并“以博文書院房屋為專堂”，開啟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新歷程。

1902年清政府頒布首個由國家規定學制的文件《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京師大學堂設立的目的是“激發忠愛,開通智慧,振興實業……端正趨向,造就通才”。張百熙在《進呈學堂章程折》中主張，開辦學校則“不能不節取歐、美、日本諸邦之成法”，京師大學堂的專業分科則“略仿日本例,定為大綱”。京師大學堂教育體系盡管模仿自日本，但其實質仍然是套用了西方近代的教育體系，進而鞏固了西方知識體系在中國的傳播。而西方知識體系的傳播，為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嫁接到西方知識體系的框架上創造了前提性的重要條件。

中國傳統知識體系框架與價值取向

中國傳統知識體系有深厚的歷史源流和明確的價值取向。中國早期的知識體系形態是周代的官學“六藝”，包括禮、樂、射、馭、書、數（《周禮·地官司徒·保氏》）。這個體系的價值取向是以禮為核心，服務于周王朝的等級制度，它既是典章制度、社會政治秩序的規范，也是人的日常行為的倫理道德規范。春秋時期，周王權式微而導致“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傳·昭公十七年》），為私學的興起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百家之學大行其道。其中以儒、墨兩家影響最大，“世之顯學，儒、墨也。”（《韓非子·顯學》）孔子以《詩》《書》《禮》《樂》《易》《春秋》新“六藝”（也稱為“六經”）傳授知識。孔子所教之“六藝”的作用如莊子所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莊子·天運》）至西漢時期，除《樂》佚失外，《詩》《書》《禮》《易》《春秋》被尊崇為“經”，為“五經”而成兩漢經學，與“四書”一起成為隋唐之后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對中國古代知識體系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至漢代，知識體系所涵蓋的內容以圖書分類的方式呈現出來。劉歆在劉向《別錄》基礎上編撰而成《七略》，其中《輯略》為全書的概要，其余六略共有38大類，包括《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涉及各個知識領域。魏晉時期“四部”分類法開始萌芽，至唐初修《隋書·經籍志》，正式以經、史、子、集四部類目命名各類圖書，形成了涵蓋55大類的知識體系，在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的歷史發展中影響長達一千多年之久。謝無量在《中國哲學史》一書中，專設“六藝哲學”一章，闡釋六藝之學（即孔子之“六藝”）與中國傳統學術的關系。馬一浮則認為，六藝之學涵蓋了中國學術的全部領域：“吾國二千余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藝之支流。故六藝可以該攝諸學，諸學不能該攝六藝。今楷定國學者，即是六藝之學,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學術，廣大精微，無所不備。”六藝該攝一切學術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六藝統諸子，二是六藝統四部（諸子依《漢志》，四部依《隋志》），他甚至認為，“六藝不唯統攝中土一切學術，亦可統攝現在西來一切學術。”

漢武帝時期，采納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長期歷史發展中的正統地位。這是漢武帝適應西漢政治體制、思想和社會轉型需要而實施的重要舉措，漢代儒家經學得到發展，并成為后世歷代封建統治的正統思想，是封建社會“大一統”的思想主流。宋明時期，儒學以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形態呈現出來而成宋明理學，對中國社會政治、文化以及倫理道德產生了深刻且長久的影響。

儒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的思想正統后，對傳統知識體系的發展起到了價值導向作用，其他知識分支和領域的發展也受到了這個導向的約束。這個特點與西方知識體系在中世紀的發展頗有相似之處，即以亞里士多德著作為中心，對之進行注釋、補充和完善的活動貫穿了整個中世紀。而至文藝復興時期，亞里士多德及其學說受到了嚴厲批評甚至是全面否定。但西方知識體系的框架沒有出現根本性的變化，邏輯作為知識體系的根基也沒有發生變化。盡管培根針對《工具論》而寫作了《新工具》，但仍然把邏輯作為知識體系的基礎。文藝復興之后，延續原來的框架而發展為近代知識體系。而在中國近代新文化運動時期，儒學學說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但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并沒有得到延續，而是被嫁接到西方近代知識體系，進而成為中國近代知識體系的一部分。

從中西兩種知識體系的內容可以看出，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共同性，體現了人類對自身與外部世界認識的共性。如以人的成長、培養為核心，以倫理道德的教育養成為首，有語言文字、文學、詩歌、歷史等基本的人文養成的內容，還有音樂、數學等方面的內容。這是構建開放的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歷史依據與基礎。兩種知識體系的不同方面，則體現了兩種文化深層結構的差異，如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西方以天人分離為根本，中國以天人合一為中心；在思維方式上，西方以演繹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以演繹為主的邏輯方法體系；中國則以推類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以推類為主的邏輯方法體系。與西方知識體系從古至今的發展以邏輯為基礎一樣，中國傳統知識體系也是以其特有的中國邏輯為基礎而演變進化的。這是構建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文化基礎與文化資源。

中國近代知識體系的重建

西方知識體系的第二次傳入，對中國傳統知識體系造成了“覆蓋式”的全面沖擊。與歷史上歷次外來文化在中國的傳播相比，清末的西學東漸外有“堅船利炮”傳送西學，內有洋務派、維新派相接，更有“救國圖強”的廣泛社會基礎，因此，西方知識體系能夠被社會各界迅速接受。隨著近代新式教育體系的建立，“西學”知識體系還沒有來得及被完全消化吸收就直接“覆蓋”了悠悠數千年的“中學”知識體系。在這樣的背景下，套用“新知”整理“舊學”成為當時的必然趨勢，中國近代知識體系的重建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對中國近代社會轉型、文化轉型，產生了直接影響。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以西方教育體系為摹本，建立了從新式小學、中學到大學的近代教育體系，而以官方渠道頒制章程、制定課程標準，更加鞏固了以西方知識體系為基礎的中國近代教育體系的形成與發展，在體系和制度層面推進了中國近代知識體系的構建。從現有文獻來看，近代的中學、師范學校直至大學都比較全面地實施了以西方知識體系為框架的教育體系，培養了一批具有近代科學文化知識的新生代，為中國社會的轉型準備了人才。

二是觀念的轉變和方法的更新促進了傳統文化向近現代文化的轉型。西方知識體系第二次傳入近代中國后，經過洋務運動、改良主義思潮、維新變法等社會運動和思想變革，諸多學者開始反思傳統文化與知識體系，并以全新的科學精神與理性觀念為核心重建中國近代的知識體系。如嚴復提出要徹底革新中國學術，“非為數學、名學，則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數也；非為力學、質學，則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觀念轉變的核心是將西方近代的科學精神引入中國近代知識體系的重建，方法的更新則是將西方邏輯作為革新中國學術的基本方法。嚴復借培根之言，稱邏輯為“一切法之法，一切學之學”。對邏輯新知的理解和學習，對當時的中國知識界來說，不僅充實了新的方法，更是在思想層面上注入了新的觀念。

三是隨著諸子學的復興和西方知識體系中各個分支的全面傳入，部分近代學者開始以“中體西用”的方式整理中國傳統學術而構建中國近代學術。具體來說，就是“憑借新知以商量舊學”，“以歐洲新理比附中國舊學”，“以歐美現代名物訓釋古書，甚或以歐美現代思想衡量古人”。也就是直接對應于西方知識體系，套用西方學科體系的理論與方法，加上古代中國典籍的例證，構造出中國近代知識體系。這樣，在人文知識領域出現了對應西方知識體系標有“中國”的分支領域，如中國哲學、中國語言學、中國邏輯等。最為典型的例證是劉師培對應這些領域計劃寫作一套中國學術史《周末學術史》，并于1905年在《國粹學報》第一至第五期發表了《周末學術史序》，一共17篇。第一篇為《周末學術史總序》，其余16篇為對應西方知識體系的中國學科史。從這16個學科領域來看，這完全是按照西方知識體系來研究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但是，對應西方知識體系而得到的這些標有“中國的”學科，是不是能夠代表中國傳統學術原本意義的那些思想，是我們今天要繼續反思的一個重要問題。正如哲學界討論中國哲學合法性的問題、有無中國邏輯的問題。而在自然科學、技術科學領域，則全方位地引進了西方近代學術成果，推進了近代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在中國的發展，而且對中國近代工業、商業等領域影響至深，為中國近現代工業體系的建設作了相應的前期準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社會生活方式和人們的行為方式。

從人類知識體系的演進來看，中國近代知識體系的重建過程，反映了社會發展、文化進步對知識體系發展的必然要求。但在中國近代，則是有更多、更復雜的社會、政治、歷史、文化等內外部因素交織在一起。從外部因素來看，中國近代知識體系的重建順應了人類社會由農耕社會形態向工業社會形態的轉型。西方近代實驗科學的興起，推動了歐洲進入工業社會階段，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是順應了這種社會形態轉型的變化。中國在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之后，被迫打開國門，開始從封建社會轉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形態的變化必然要推動文化形態的轉變，而文化形態的變化必然要反映到知識體系的變化上來。

從內部因素來看，一是清末廢除科舉制度，開始興辦新式教育，從制度層面對傳統知識體系造成了顛覆性的沖擊，為構建中國近代知識體系鋪平了道路。袁世凱、張之洞等提出，廢除科舉是興辦新學的重要前提：“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礪實修之志。”光緒于1905年9月準奏，1906年起，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宣告了自隋代起實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舉考試制度的終結。二是白話文運動的興起，從文字載體上取代了文言文對傳統知識體系的承載功能。清末時期，黃遵憲比較早地意識到漢語言與文相脫離的缺陷,他提出：“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而積極倡導言文合一的教育。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積極推動白話文運動,主張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白話文運動在語言上宣告了文言文時代的終結和白話文時代的開始,數千年來中國通用的書面語言與口語脫節的現象得到解決。但是，承載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的文言文退出歷史舞臺，也動搖了傳統知識體系得以延續的基礎。

中國近代知識體系重建產生的問題

中國近代知識體系以“中體西用”的方式，將傳統知識體系嫁接到西方知識體系而以嶄新的面貌呈現出來，其背后也反映了近代學人的矛盾文化心態。一方面，既認識到要學習西方文化以自強，同時，又對西方知識體系“覆蓋式”沖擊而深感不適，正如胡適所云，“我們中國人如何能在這個驟看起來同我們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新世界里感到泰然自若?一個具有光榮歷史以及創造了燦爛文化的民族，在一個新的文化中決不會感到自在的。”另一方面，雖以西學為新學，但為維護民族自尊，使國人能保持外國人“所能發明者，安在吾必不能”的自信和優越感，通過“他人之所以有”，“吾亦有”的自我精神安撫，使人相信“西方的方法對于中國的心靈并不是完全陌生的”而努力接受西方知識體系，進而構造出中國近代知識體系。

我們今天重新審視借助西方知識體系“覆蓋式”地構建起來的中國近代知識體系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它們既關乎知識的內里，亦影響著文化的宏旨。只有在宏觀旨趣的判攝基礎上，才能洞察具體問題的根源與由來，因此，我們從宏觀問題出發鞭辟入里對此進行分析。這些問題主要有：

一是以西方知識體系為基礎的話語體系取代了中國的話語體系而導致近代中國在大部分領域喪失了話語權。其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與西方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喪失了話語權，而以西方教育體系為摹本的中國近代教育體系更是進一步對應和鞏固了這一結果。西方知識體系在中國的傳播與社會現實關聯在一起，無論有關宗教價值取向引發的社會爭議，還是殖民經濟帶來的社會變革，不僅不能被排除在知識體系的發展之外，而且在根基上與中國知識體系的變遷內含在一起。在這樣背景影響下的“新學”，總體上就是西方知識體系所代表的話語權對近代中國話語權的替代。再者，隨著近代工業體系的建立和世界體系的形成，各個領域的基本規則大多數以西方為主導，這在世界經濟貿易體系、自然科學和技術領域尤為突出。這個問題至今依然存在，正如鄭永年早在2011年指出的那樣：“無論從內部世界還是外部世界來看，中國缺失自己的知識體系的現狀都令人擔憂。從內部來看，因為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對社會的發展趨勢認識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決越來越多的問題”，“就外部世界來說，隨著中國的崛起，人們對中國抱有越來越巨大的不確定性。”“沒有知識體系的一個嚴重結果，就是中國沒有自己的國際話語權。”盡管鄭永年的結論過于絕對，但是，中國在國際體系中話語權較弱的情況是存在的。

二是以“中體西用”的方式重建的中國知識體系，以面向自然物象的實用之學扭轉了“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禮記·樂記》）的文化傳統，這對知識發展和現實生活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無論是西方知識體系還是中國傳統知識體系，都是“體用”合一的，不以西體而論的西方知識體系是偏頗和不完善的，不以中體而興的中國知識體系亦難以滿足中國社會的現實需要。西方知識體系的“體”存在于古希臘的民主政治、中世紀的宗教傳統和近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它在近現代的發展過程中分裂為“理論”與“實踐”兩個維度，凸顯為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的緊張關系。西方知識體系中的“二元分裂”為“中體西用”帶來了便利，同時也埋下了隱患。當“中體西用”排除了上述因素之后，知識體系的發展突出了“智能增強”的維度，卻弱化了傳統文化所尊崇的“倫理道德”，盡管現代知識體系不乏西方倫理道德的有益探索，但由于西方倫理道德觀念背后都有其“西體”的根本，很難與中國社會有機地統合在一起。

三是將中國傳統學術與西方知識體系作“比附”，構造出中國的新式學術改變了中國傳統知識的徑流。例如，梁啟超與西方傳統邏輯體系相對應，整理出了墨子的邏輯體系，構造了所謂的中國邏輯體系。而這個體系的實質是用中國傳統學術中的例證來講解西方邏輯，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的邏輯。章士釗寫作《邏輯指要》的方式也是“以歐洲邏輯為經，本邦名理為緯，密密比排，蔚成一學”。被譽為借鑒西方語法理論而成功構造古漢語語法體系的《馬氏文通》，則是仿拉丁文法加古代典籍的一些例子而完成的。馬建忠說：“此書系仿葛郎瑪（即語法——筆者注）而作。”近些年，也有學者對基于拉丁語語法而成的古漢語語法體系提出了質疑。

重建的中國近代知識體系與傳統知識體系之間出現了“斷層”。中國傳統學術被嫁接到西方知識體系，從而以嶄新的面貌呈現出了中國近代知識體系。這樣得到的所謂“中國的”知識分支，雖有“新意”，但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固有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內在聯系被割裂開來，原本作為整體的傳統“六藝”“四部”之學，被以“中體西用”的方式分割成與西方知識體系對應的近代新學，這樣的新學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國傳統學術本原意義的那些內容。中國近代知識體系的構建在方法上是“以西釋中”，本質上仍然是西方知識體系借助古代典籍中的例證而存在于中國的體現。同時，這樣的知識體系與傳統知識體系所承載的文化意蘊和價值取向之間出現“斷層”。

四是中國近代知識體系的變革不得不使用了大量舶來的術語，這些術語帶著與生俱來的異質性，它們與歷史和傳統的用法有一定的差別，這為知識的傳授和更新帶來理解上的偏差與困難。新術語主要借用了日本和制漢字術語，創譯了新術語，另外還有部分音譯術語。

借鑒日本和制漢字術語的主要原因在于維新派代表人物大力主張翻譯日文書籍，以期迅速推廣西學。張之洞認為，“各種西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于東洋，力省效速。”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均把翻譯日文圖書視為引進西學新知的捷徑。據譚汝謙在《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一書代序中的統計，1660年至1895年間，中譯日文書12種，日譯中文書129種，而1896年至1911年間，中譯日文書則達到了958種。翻譯日本圖書極大地促進了西方知識體系和西學新知在中國的迅速傳播。我們今天熟知的一些術語，如經濟、社會等，均來自和制漢字。嚴復在翻譯英國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一書時，譯為《群學肄言》，將社會學譯為群學，將induction譯為內籀（現譯為“歸納”），將deduction譯為外籀（現譯為“演繹”）。另外，部分術語由于難以找到與之對應的漢語，而不得不使用音譯，如將logic譯為“邏輯”。

由此而產生的問題是，來自和制漢字術語在漢語語境中的含義與原術語本意是否完全相符。這樣，在中西兩種文化或兩種知識體系的交流過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會帶來術語理解的偏差，也就是漢語刻畫的某個術語的意義，與其本意存在一定的偏差。清政府頒布的《奏定學務章程》也明確地提出了這個問題，指出：“日本各種名詞,其古雅確當者固多,然其與中國文辭不相宜者亦復不少。……雖皆中國所習見,而取義與中國舊解,迥然不同,迂曲難曉。”術語意義的正確理解既是認識一種知識體系的前提，又是構建知識體系的基礎。因此，術語和術語體系問題也是直接影響到當代知識體系構建的一個重要問題。

比附于西方知識體系、術語意義理解等問題是中國近代知識體系重建過程中出現的直接問題。然而，這些問題至今依舊保持其慣性，在諸多領域普遍存在。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反思和研究，是構建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

中國當代知識體系構建的現實基礎與途徑

從中西知識體系發展的歷史來看，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個共同的規律，就是知識體系的每一次變遷或轉型，都是與社會形態或文明形態的變化交織在一起的。西方傳統知識體系萌芽于奴隸社會的古希臘時期，形成于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的中世紀，并在漫長的中世紀得以完善。近代知識體系的出現，則是順應了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和工業生產時代要求而快速發展，并且影響到了世界文明的進程。西方傳統知識體系是與歐洲農耕文明形態相適應的知識體系，雖然有若干個自然科學的分支領域，但大多處于純理論的形態。近代知識體系則是適應工業文明形態的發展需要，分支數量逐漸擴大，并以獨立的理論形態出現，各自的內容也快速增加，與傳統知識體系相比發生了質的飛躍，進而推動了工業文明向縱深發展。中國傳統知識體系萌芽于商周時期，形成于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春秋戰國時期，并在秦漢以后的封建社會得以完善。至近代，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下，中國社會從封建社會轉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形態的巨大變化，使傳統知識體系的自主性失去了其固有的文化與社會基礎，并且在西方知識體系的沖擊下，推動了中國知識體系由傳統向近代的轉型從而形成了中國近代知識體系，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對構建中國當代知識體系提出了現實要求，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構建勢在必行。這是符合知識體系演進和發展規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社會現代化發展史上的奇跡。在實踐上，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在理論上，創造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諸多全新理論。中國在部分知識領域取得了一些創新性成果，為在整體上構建中國當代知識體系作出了積極探索。鄭永年認為，中國的知識體系沒有經歷“宏大的論述”階段，“就直接進入了微觀研究階段”；西方知識體系則“是建立在一系列‘宏大的論述’基礎之上的”。鄭永年的觀點有可商榷之處，中國傳統知識體系歷經幾千年的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性、特質和獨特的“宏大的論述”。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出現的文化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三大文化思潮，以及東西方文化論戰等，雖然沒有直接就知識體系問題展開討論，但實質上涉及近代知識體系構建的文化取向、理念、方法、途徑等一系列深層次問題。特別是近30年來，中國學術界對現代知識論及其相關問題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討論，如陳嘉明對西方與中國近現代知識論的發展，以及知識研究中的哲學問題作出了深刻闡述。但就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構建而論，鄭永年的看法也確實指出了關鍵問題所在。因此，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迫切需要構建與之相適應的中國當代知識體系。

（一）構建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迫切性

一是構建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知識體系是歷史的必然與現實需要。近代以來，中國知識體系幾經變化，清末以來，在西方知識體系沖擊下，仿日本而形成中國近代知識體系；新中國成立后，為適應社會主義建設需要，仿蘇聯而形成中國現代知識體系；改革開放以來，逐步開始了中國當代知識體系構建的積極探索。中國知識體系的演變雖然適應了不同建設階段的需要，但還沒有最終形成真正適應新時代建設要求的知識體系，在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存在建設水平總體不高等問題。因此，構建中國當代知識體系有其現實需要。

二是世界的整體性發展對構建中國當代新知識體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全球性問題加劇，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世界歷史進程的發展變化范圍之廣、速度之快，遠遠超出人們的傳統認知，尤其是人工智能、數字技術、云計算、物聯網等方面的發展，對各個民族的知識和文化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戰，沒有任何一種既有的知識體系或者文化傳統，能夠在世界大變局中獨善其身。因此，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和完善，中國構建全方位開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體系，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需要引領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的話語體系和價值觀念體系，也就是需要新的知識體系來承載。

三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為構建中國當代知識體系提供了廣闊空間。中華文明有著5000多年源遠流長的輝煌歷史，而且是世界文明體系中唯一一個沒有中斷過自身發展的文明體。中華文明的發展與演進，既深刻反映了人類文明發展的一般規律，又生動體現了其不可替代的內在的特殊規定性，為世界文明的進步與發展作出了巨大而獨特的貢獻。改革開放初期，現代西方科學理論與技術成果、哲學社會科學理論與思潮再度大面積傳入中國，對我們吸收現代文明優秀成果、開闊視野起到了積極作用。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目前還沒有哪種理論和學說能夠對中國的發展模式作出科學的、有說服力的解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引領著人類文明形態發展與演進的新方向。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造和拓展，需要中國當代知識體系作為思想先導。

（二）建構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現實基礎

建構中國當代知識體系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和堅實的現實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為建構中國當代知識體系奠定了堅實的現實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建構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發展和演進的決定性因素。道路決定發展方向和未來命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傳承了中華民族5000 多年悠久的文明歷史，深刻總結了近代以來180 多年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持續探索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 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深入推進了改革開放40多年的偉大實踐，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和堅實的現實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開辟出來的。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發展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和正確選擇，也是建構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最根本的現實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建構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思想基礎。恩格斯指出：“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出發探索中國社會未來發展的實踐與理論問題，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自覺探索。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為構建中國現代知識體系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思想指引，也直接影響了一大批名家大師，為中國現代哲學社會科學發展進行了開拓性的探索和努力。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是建構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堅實思想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建構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制度基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符合中國社會現實與未來發展的社會制度，具有其他社會制度所不具有的優越性、先進性和開放性。其優越性在于，在現行標準下，中國近一億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其先進性在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為世界上具有比較完整工業體系的國家，中國經濟在錯綜復雜的世界經濟體系中，長期保持穩定增長，為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開放型世界經濟秩序，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成為推動人類發展進步的重要力量；其開放性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立足中國，堅持改革開放，面向世界，積極學習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深刻認識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開辟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為建構中國當代知識體系提供了完善的制度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構建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文化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不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樹，而是源于中華文明五千多年所承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長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植根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實踐。中國傳統知識體系作為傳統文化的載體，它的發展和演變，既呈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悠悠數千年的歷史前進軌跡，又彰顯了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底蘊，深刻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立足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是建構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文化基礎。

中國、希臘和印度的知識體系是最具代表性的世界三大知識體系。外來知識體系在中國的傳播是構建當代知識體系最為獨特的優勢。從歷史上看，世界三大知識體系在其形成和初創階段基本處于平行存在、獨立發展的狀態。其后，三者之間雖互有交流，但還都是階段性的和局部性的，沒有產生全局性的和根本性的影響。近代以來，西方近代知識體系對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的沖擊與融合則是產生了全局性的影響。三種知識體系在中國的交融匯通是任何其他知識體系都不具有的獨特優勢。從現實來看，現代西方知識體系是基于西方傳統知識體系和現代社會發展而形成的，借鑒和吸取其合理內容，是建構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重要外部思想資源。中國在基礎科學、高新技術等領域取得的一系列領先和先進水平的突破性成就為在自然科學、技術科學領域獲得話語權開辟了新的空間；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取得的成果為構建中國當代知識體系創造了有利條件。

（三）建構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基本原則、途徑和層次

縱觀歷史上幾種有代表性的知識體系的形成與演進，結合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實實踐與未來發展，建構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基本原則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斷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與其他知識體系交流互鑒以豐富中國當代知識體系。

第一，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對中國現當代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1899年第121期和第123期的《萬國公報》分別第一次提及馬克思和《資本論》。在20世紀初期，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積極宣傳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李大釗在1919年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提出：“一切社會上的政治的、法制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的結構變化而變化。”明確地意識到了社會形態的變化必然引起“精神的構造”，也就是帶來與知識體系直接關聯的變化。20世紀30年代后期，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成為引領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世界觀和指導思想。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發展，極大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過程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加快推進，中國的新發展為世界提供了新機遇，成為推動人類發展進步的重要力量，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展現出強大的馬克思主義真理力量，是中國當代知識體系構建的根本指導思想。

第二，不斷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世界文化體系中獨樹一幟，形成了其獨特的價值觀念體系，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作為文化的直接載體，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建構既需要吸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智慧結晶和精華，做到創造性轉化，又要立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做到創新性發展，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屹立世界文化之林，不斷推進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建設與發展。

第三，與其他知識體系交流互鑒以豐富中國當代知識體系。從歷史上看，中國文化具有吸納外來文化的開放性與包容性特質。如佛教傳入中國后，與儒、道思想結合在一起，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有機組成部分。以希臘和印度為代表的外來知識體系在中國都有傳入與融合，對我們吸收人類文明成果，豐富自身的知識體系內容起到了積極作用。尤其是西方知識體系第二次傳入中國后，成為建構中國近代知識體系的基礎。哲學社會科學在融通古今中外文化、增進不同文明交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外來知識體系能夠在中國深度交匯與融合是任何其他知識體系所不具有的獨特優勢。要以平等、互鑒、對話、開放、包容為原則，挖掘和弘揚中華文明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建構中國當代知識體系。

建構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基本途徑是以重構全球和全人類視野的價值觀念體系為核心，尊重社會發展規律和知識發展規律，在文明互鑒的基礎上，實現中國當代知識體系與傳統知識體系、外來知識體系的融合匯通，開辟和拓展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世界傳播渠道。

其一，重構全球和全人類視野的價值觀念體系。知識體系作為文化傳承、創新和發展的重要基礎與直接載體，也是一種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念體系養成和延續的載體。傳統意義上的知識體系，亦即希臘、印度和中國的傳統知識體系，最初都是基于各自（民族的或地域的）對自身與外部世界的認識和理解而形成的，其價值觀念體系不可避免地帶有民族性或地域性。即使在近代以后，知識體系形態有所變化和發展，但仍然都在延續著各自的文化傳統與價值觀念。當代知識體系的構建與傳統知識體系有著不同的時代背景。人類面臨著諸多的共同問題而構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盡管一種知識體系的構建不能脫離一定的民族文化，但新的知識體系需要全新的價值觀念，亦即從民族性來講，需要有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視野；從地域性來講，需要有全球性價值的視野。因此，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建構需要有新的價值觀念引領，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取向恰恰符合這個知識體系的價值引領。

其二，充分尊重社會發展規律和知識發展規律。知識的形成與創造是由人來完成的，而人作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總是處于特定的社會形態和一定的歷史環境來創造和發展知識的。因此，構建全新的知識體系，一方面，要在一定的社會中創造符合社會實際和未來發展、尊重社會發展規律的新知；另一方面，要尊重知識內在的發展規律，構建符合知識生長和發展規律的知識體系，而這樣的知識體系既承載著特定民族或地域的文化傳統，創造新的文化形態，又體現著對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價值引領。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人類社會每一次重大躍進，人類文明每一次重大發展，都離不開哲學社會科學的知識變革和思想先導”。

其三，在文明互鑒的基礎上，實現中國當代知識體系與傳統知識體系、外來知識體系的融合匯通。建構中國當代知識體系，需要深入研究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的內在特質和基本形態，從其歷史演進中揭示傳統知識體系對作為整體的中華傳統文化的承載與發展。在理解不同知識體系價值取向的基礎上，挖掘其中所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構建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體系。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結合中國經驗、中國理論，建構具有開放性的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為人類文明新形態建設與發展提供具有世界視野的理論支撐。

其四，開辟和拓展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世界傳播渠道。中國當代知識體系既是立足中國的，也是面向世界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解決人類重大問題作出了中國貢獻，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作為基于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中國當代知識體系，需要開辟和拓展中國當代知識體系面向世界的傳播渠道，通過話語體系建設，獲得更多的國際話語權。這需要立足中國大地，講好中國故事，塑造更多為世界所認知的中華文化形象，傳播中國思想，提煉中國理論，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傳播引領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的價值觀念體系。

建構中國當代知識體系既與話語權、話語體系、學術體系、學科體系的建設密切相關，也涉及具體領域的知識，需要我們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念和全球性視野來加以理解和認識。而這些具體領域的知識和人類歷史上的知識一樣，具有不同的層次，構成具有系統性的知識體系，體現著其內在的價值觀念。我們可以從以下四個層次把握這些具體領域的知識。

第一，完全自主的層次。這個層次對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建構有直接影響，涉及形而上層面的知識領域，亦即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背景下，承載著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價值觀念，引領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構建和發展。而這種價值觀念需要體現在具體的理論領域，亦即當代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各人文科學領域。當代中國人文科學領域的建構與探索又是一項十分復雜而艱巨的工作。如前所述，中國近代以來的知識體系的轉型與重構是以西方近代知識體系為框架和基礎，分別仿日本和蘇聯而形成的，雖然中國知識體系的演變適應了不同歷史階段的現實需要，但這個知識體系的價值指向并沒有真正確立起來，而是體現著一種中外結合的實用功效。近些年來，有諸多學者意識到這個問題，開始全面反思近代以來中國知識體系的建設問題，主張改變用西方知識體系中現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整理中國傳統學術的方式，回歸到中國文化本身來重新整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體系、內核與本質。這其中涉及諸多人文領域學科的重建問題，如中國哲學、中國邏輯學、中國倫理學、中國語言學等。這個層次需要加強話語體系的建設。

在這一層次中，尤其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中醫藥作為凝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理念、基礎、核心與方法于一體的唯一“活體”標本，有一套完整的基于中醫哲學的完全自主的知識體系，既能夠折射出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的歷史演變與內在整體性聯系，也蘊藏著未來發展的突破口，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

第二，以我為主的層次。在中國經濟、政治、國防、社會等領域，基于中國歷史和國情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根據中國實踐、中國經驗，形成中國理論，同時，在全球化視野下，形成開放的知識領域。如，面向中國經濟社會的轉型與發展，需要全面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與經驗，形成當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來指導中國經濟建設與未來發展，從而擺脫“借助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識體系來認識自己，解釋自己”的局面；同時能夠借鑒西方經濟學理論，在世界經濟體系和經濟全球化鏈條中，保持中國經濟的安全與可持續發展，在中國當代知識體系中形成“中國開放型經濟學”知識體系。這個層次需要加強學科體系的建設。

第三，內外結合的層次。改革開放后，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中國在經濟管理等領域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初步建立起了吸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結合中國實際的經濟運行方式和管理方式。如以道家、儒家思想為基礎，借鑒國外有益的管理理論和具體實踐，形成了一系列的管理哲學、管理理論和管理體系等。在各行各業的微觀管理實踐中，出現了不同類型、不同風格的管理模式，為探索和形成中國特色管理理論提供了實證基礎。另外，還有學者就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化問題進行了討論，如通過分析哲學中國化可能路徑的探討，提出“要把中國的哲學融入到人類哲學學術共同體中去，從而共同發展進步”。這個層次需要加強學術體系的建設。

第四，共同知識的層次。當今人類社會處于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全球信息化時代，共處于一個相互不可分割的世界體系之中。人類在長期的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共同性的知識，或者是將某些領域的具體知識作為共同性的知識，如，在自然科學領域，已經將基于西方知識體系的自然科學知識作為普遍性的知識。在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政治、經濟等交往領域已經形成了相當一部分具有普適性的知識或規則。如，在國際經濟貿易領域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貿易規則體系占據著較大比重的話語權。在這些共同性知識領域需要我們不斷加強理解、深度融入，同時加強話語權的建設。

從以上四個層次的知識領域來看，當代中國人文學科知識領域更需要通過重建來承載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價值理念，而這個重建過程的艱巨性與復雜性，也決定了構建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艱巨性和長期性。也就是說，既要重構這些領域具體知識的理論體系，又要呈現貫穿中國當代知識體系的價值觀念；既不能推倒重來，也不能延續近代西化的方式，而是要立足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實踐，構建起中國當代知識體系。

中外知識體系的發展表明，任何一種知識體系的演變都有其獨特的歷史與內在的邏輯。它們在形成之初，處于相對獨立的平行發展狀態，具有各自的獨特性。知識體系的每一次轉型或變遷，都與一定的社會形態或文明形態的更迭交織在一起。中國傳統知識體系的發展也說明知識體系的開放性與包容性也是一種知識體系富有生命力、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建構中國當代知識體系既要充分尊重中國傳統知識體系自身的歷史與邏輯，充分吸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智慧和精華，做到創造性轉化，又要立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做到創新性發展；既要借鑒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積極成果，又要穩步推進外來哲學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中國化；既要把握世界變局和動蕩變革而引領時代發展，又要賡續自身的文化基因，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中彰顯自身的獨特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