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世紀70年代末，35歲的孔燕妮在等待男友張風毅出獄前的25天里，結識了從北京到江南小城吳郭的“調研員”俞華南。在陪著俞華南“走訪”的日子里，吳郭城里的各色人等也紛紛出場。孔燕妮真摯、無畏，俞華南神秘、博學，兩人心有靈犀又若即若離。11月18日，張風毅即將出獄，俞華南要回到北京，孔燕妮也要去往白鷺村開創新的事業。

作家葉彌的長篇小說《不老》講述了這樣一個愛情故事。葉彌是魯迅文學獎得主，姜文電影《太陽照常升起》原著作者。她歷時5年完成這部長篇小說，以江南小城吳郭為背景，以女性的婚戀生活為主要情節，展示時代變革中人們的耐心、韌性和熱情，寄托了作者對一種理想生活和理想人性的追求。

小說的時間跨度雖然很短，卻展示了極為豐富的社會面貌。從分田到戶，恢復高考，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村辦企業的興起；還有數不清的江南風物，蘇繡、豆花、蒲筍、野茭白、并蒂蓮、豬油菜飯、臘梅花宴；以及時代的印記，鄧麗君、趙忠祥、普希金，打水漂、滾鐵環，縫紉機，喇叭褲，燙飛機頭等。全文充斥著對欲望、情愛、自由、幸福的執著追尋與實踐，也印證了時代進程中，青年男女的迷茫與激越。

一個時代結束了，新的時代即將來臨。有人離開，有人歸隱，有人老去。只有孔燕妮，因為心中有愛，永遠不老。

新書出版之際，作家葉彌接受了新黃河記者的專訪。

講述恢弘時代中小人物的愛情故事

記者：《不老》的故事濃縮在1978年年末的25天。請問創作之前，是如何構思把故事背景置于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以及如此之短的時間內？您所經歷的這個時段的歷史印記，是否也投射到這部作品中？

葉彌：當時構思長篇小說《不老》的時候，定的是上卷寫1978年這一年，下卷寫1988年這一年。寫的是兩年，但時間跨度是10年。這10年中，中國發生的變化是驚人，從中央到地方，各行各業都發生了深刻的改變。為這部小說整理時代背景和歷史資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當初步理清這些歷史資料時，面對著整理出來的一大摞記錄，我更多的不是覺得難以處理，而是覺得這樣寫是不是合理，會不會淹沒在歷史資料中不能自拔。

經過慎重的考慮后，我否定了先前的時間跨度方案，選擇了現在所寫的1978年10月25日到11月18日的25天。小說結束的這一天，距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還有一個月。但在11月10日這天，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把將要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任務都提了出來。所以這個時間段的歷史風云波瀾壯闊。當然我不是寫國家歷史，我只寫個人的悲歡離合。個人的悲歡離合也是聯結著大環境的，每個人都是國家歷史中的一滴水，歷史投射其中。

1978年我才14歲，我對當時的社會環境有所記憶，但都是片斷式的。我要做的就是把書中可靠的歷史資料和我的片斷記憶整合起來，當然還有我這么多年來對那個時代的理解。

記者：《不老》的主人公孔燕妮35歲，在等待男友張風毅出獄前的25天中，和俞華南有了一段若即若離又心有靈犀的愛情。這部小說緣何會講述這樣一個愛情故事？

葉彌：我寫《不老》的初衷就是要講一個通俗的愛情故事，把一個故事講好，把一個人講好。當然，在這個基礎上，我也愿意讓它有一些社會的意義，比如體現出女性的自由精神、張揚個性。女主角孔燕妮在她的生活中，一直在掙扎，在不斷打破一些東西。黃詠梅老師說：“世俗的一些邏輯是需要我們用想象和理想去打破的，”小說中孔燕妮不僅用了想象，還用了理想，我們最好的理想都是想象出來的。

作為作家，如果我可以用我的文字去打破一些世俗的邏輯，這就是我的尊嚴。所以我要塑造這么一個女性，這個女性她不是世俗意義上的女性，雖然她有世俗的生活，但是她盡力要活得跟世俗有些不一樣。

孔燕妮身上的“女性覺醒”意識

記者：雖然塑造何種人物形象與作家性別并無特別的關系，不過看來似乎女性作家塑造的藝術形象確實更多的是女性。孔燕妮這個人物形象在那個時代無異別有光彩，也確實讓人想到了林道靜，但是更為豐滿立體。在您看來，孔燕妮身上不同于林道靜的女性光輝是什么？

葉彌：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有不同的使命，女性也一樣。林道靜在她那個時代中，體現出來的是義無反顧，是一種決絕，一種追趕時代洪流的急迫。而孔燕妮所經歷的時代，讓她有了更多的能力考慮一位女性的使命。她會猶豫、掂量、尋找。林道靜要做的事目標明確，就是要與眾多革命者一起打破舊世界，她的身上體現了革命者的力量。和林道靜相比，孔燕妮更體現了一種復雜的特征，她要打破不合理的世俗，張揚女性力量，她在這個過程中得到救贖，也想用自己的愛救贖她所愛的人。她們都曾為了迷茫而自殺過，林道靜覺醒的是革命意識，孔燕妮覺醒的是女性意識，她或許意味著中國女性的獨立精神。

記者：有人說南方的女作家會更充分地表達自己的意愿，更有自己的個性存在，北方的女作家反而會比南方的女作家更和緩、更溫和一些。對此您怎么看？

葉彌：我是土生土長的蘇州人，蘇州的女性很特別。我到外面開會，會聽到有人說，南方的女性其實比北方的女性更張揚。

當時聽到這句話是20年前了。后來我就有意識地打量我周圍的一些女朋友、女同學、女同事。我的朋友大部分都是蘇州的本土女性，我確實從她們身上看到了特別堅韌的精神，跟平時概念當中的南方女性是不一樣的。我在想，是不是我們的文學藝術作品當中，對于女性的塑造是不夠的。如果不夠的話，我身為女性應該有這方面的自覺，所以從十七八年前就開始有意識地思考，南方的女性到底是什么樣的，什么樣的原因促使她們成為這樣的女性。

《不老》就是這樣的一種嘗試。我的責編李黎老師說的，我切口是比較小的。我覺得一切寫作當中，寫到什么樣的地步，不在于有多大的野心，而是在寫作當中，有一份從容能充分地展開。所以我覺得讓我放松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切口開小一點。

逐漸固定的地理坐標“吳郭城”

記者：《不老》的故事發生地依然是吳郭城。吳郭城逐漸成為您筆下較為常見或者固定的文學坐標，這讓人想到了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莫言的高密東北鄉等等。在您看來，在作家的個人寫作體系中建立一個較為固定的文學坐標的意義是什么？這也是否苑囿了作家寫作內涵和外延上的廣闊性？

葉彌：吳郭城確實已成為了我寫作中一個較為固定的小說地理，它對我的意義就如用一只固定的碗盛不同的東西，這只碗是我熟悉的，我熟悉它的材質和牢固，熟悉它的氣味和手感，這樣我在盛各種東西時，就不花別的心思去尋找陌生的碗了。

記者：在《不老》新書發布會上各位嘉賓的討論中，談到了這部作品改編成影視劇的話題。此前您也有作品進行了非常成功的電影改編，未來您也會嘗試劇本創作。請問諸如《不老》等作品的寫作過程中，會不會有電影鏡頭質感的考慮？

葉彌：寫作《不老》時，我沒有考慮到影視鏡頭的需要，但我盡量考慮了讀者的感受，我盡力把小說寫成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而不是寫成一部難懂的“天書”。作家把小說寫得通俗易懂是該有的本分，讓普通讀者讀起來沒有障礙，是作家很大的一種成功。

文學也應建立與未來的聯系

記者：此前您談到會更多地思考文學與未來的關系。在我比較粗淺的認知中，千百年來作家們的寫作更多的是反復書寫和探討人、人與人的關系等。書寫未來與探討人性，這兩者的關系如何處理？

葉彌：有什么樣的人性就有什么樣的未來。或者說得極端一點，沒有與未來匹配的人性就沒有未來。

文學發展到今天，面臨雙重責任。就是承前和啟后。承前，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探討人，探討人與人的關系。但在未來世界中，人與自然的關系、與動物的關系、與機器的關系、與外太空、與整個宇宙的關系，顯得尤為重要。作家聆聽未來的聲音，面向未來寫作，就是“啟后”。文學如果沒有與未來建立聯系，沒有未來的目光，固步自封，尾大不掉，那么就會越來越邊緣化，無法參與到對未來社會的建設中。而縱觀古今中外文學史，文學的社會作用一直是卓有成效。希望這種作用能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