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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內蒙古兒童文學作家許廷旺的首部抗日題材小說，《小騎兵》猶如一顆火種，再次點燃了中華多民族少年兒童心中的愛國之光。作品塑造了一個嶄新的草原少年形象——蘇優格，他雖曾在外族入侵家園的巨變中彷徨于親情與友情、家仇與國恨的糾纏懵懂之中，但胸中的民族大義使得他最終在抗日戰場上浴火重生。在蘇優格身上，我們仿佛看到了王二小、雨來、海娃、小兵張嘎、潘冬子等身影，他們的英勇事跡至今激勵著中華兒女的愛國熱情。

20世紀30年代，日寇鐵蹄踏入內蒙古的科爾沁草原，覬覦著這片土地上豐富的礦藏和牲畜資源。蘇優格和沃斯從小一起長大，感情深摯，他們的命運被一副失傳已久的鑲銀馬鞍捆綁在一起。這副馬鞍由蘇優格的祖上制造，由沃斯的祖上秘密收藏。沃斯的父親寶格楚為日本人賣命，將鑲銀馬鞍獻給了日本憲兵隊駐地最高指揮官井上清。蘇優格的父親巴根那不想為日本人做事，伺機逃走并加入了地下的抗日騎兵隊伍。井上清又抓來了蘇優格繼續制作馬鞍，蘇優格只好假意配合，不過他在憲兵隊地下工作者老侯的幫助下，參與并推動了地下抗日隊伍的一次次勝利。最后，日軍節節敗退，井上清落得日暮途窮的自盡境地，那一副珍貴的鑲銀馬鞍也留在了中華大地，象征著草原上民族精神的永續流傳。

在驚心動魄的抗日主線之外，一條波詭云譎的暗線悄然鋪陳，將許廷旺擅長的懸念的精心營造和敘事的步步推進發揮到了極致。在小說的開頭，巴根那一家救下一位奄奄一息的神秘男人，后來發現他叫佐佐木，是一個日本人。但他來中國到底在找什么，又為什么天天癡迷于研究石頭？在故事的后半段，謎底才如抽絲剝繭般顯露在蘇優格面前：原來，他是一位被迫來到中國尋找礦藏的科學工作者，不完成任務就無法回到日本與家人團聚。蘇優格不知道父親逃走后身在何處，而佐佐木也有一個和蘇優格一樣喜歡和動物做朋友的兒子。共同的思親之情使得蘇優格和佐佐木結下了近乎父子的深厚友誼。出于對巴根那和蘇優格父子救命之恩的感激，佐佐木一次次暗中協助蘇優格向外傳遞日軍的機密信息，蘇優格也兩次救下佐佐木的生命，還提示他成功找到銅礦。抗戰勝利以后，佐佐木和蘇優格依然保持著親密的往來，他們的友誼已然超越了年齡、國族和時間、空間的界限，而被更為普遍的血緣親情和恩情義氣緊緊聯系在一起。在正義與邪惡的較量中，佐佐木這個中間人物的加入打破了一般抗日題材作品中二元對立的情節安排和臉譜化的人物刻畫，為作品增添了一抹人性的光輝，凸顯了草原兒女廣闊的胸襟和博大的情懷。爭奪馬鞍的明線和尋找礦石的暗線交叉設置、戰爭之惡與人性之善的對照反差使得小說的節奏疾徐相伴，情感動靜相宜，突破了一般革命歷史小說戰爭敘事的單一模式。

不同于其他抗日題材作品中戰爭場景的正面對決，《小騎兵》將千鈞歷史之重化作成長少年之輕，細致再現了千萬愛國人士不為人知的地下抗敵事跡。蘇優格從一個膽小怕事、唯唯諾諾的普通男孩轉變為一個遇事冷靜、智勇雙全的“小騎兵”的成長過程，側面渲染了戰爭的殘酷與可怖。蘇優格面臨著人格成長的兩方面節點：他需要理清復雜的人際和情感關系，處理好他對佐佐木的莫名好感與由此產生的好朋友沃斯的誤解的矛盾；他也要實現戰斗能力的提升，在贏得勝利的同時巧妙地偽裝和保存自己。本該是天真爛漫的童真年紀，時代的動亂將這些不諳世事的孩童推上了歷史的風口浪尖。許廷旺曾提到，這部小說有著真實的歷史來源——“火燒五家子日本營”。草原人為了搶回被奪的駿馬，趁著夜色掩護，火燒日本營。當時，參與戰斗的人員中最小的只有16歲。家鄉孩童的英勇事跡激發了許廷旺的創作靈感，也使得他的人物塑造突破了公式化、概念化的“突變式革命英雄”的創作窠臼。粉碎日軍陰謀的重要行動共有三次：運走蒙古馬、運走牛羊肉、運來大型開采設備。在前兩次行動中，蘇優格傳遞消息的行為是在無知的情況下碰巧完成的，而第三次最為關鍵，也真正觸發了他作為一個少年地下工作者的潛力和素質，在親人、好友和動物們的共同協助下，他們聯手實現了轉敗為勝的局勢逆轉。一切看起來水到渠成，卻在許廷旺筆下呈現為蘇優格在關鍵時刻從猶豫、畏縮到機警、果敢的豐富心理變化，而促成這一心理轉變的，無疑是蘇優格對草原大地和祖國母親的深摯的愛。

這種濃濃的愛意，透過人物眼中的草原風景進行了順應人物心理發展的適時呈現。從春夏秋冬再到來年春季，四季的輪回間，主人公早已迎來蛻變。蘇優格名字的漢語意思為“芽”，“光”照耀下的草原正是孕育其成長的必備條件。《小騎兵》包含了對陽光和霞光籠罩下草原美景的大量描寫，營造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詩意情調，使得人物對草原大地的熱愛更為真實可感。陽光往往伴隨著人物心理的悲喜波動，有時，明媚的陽光讓人身心愉悅，如蘇優格在時隔一個多月終于走出日本憲兵隊大院之后感受到的溫暖日光，而灼熱的陽光也可以用來烘托憲兵隊的壓抑感和戰爭一觸即發的緊張氣氛。霞光暈染下的草原美景則往往出現在人物陷入迷茫之時，蘇優格幫佐佐木尋找礦石的時候注意到了落日映照下的石頭，覺得似曾相識，后來他再次看到余暉照射下石頭上的奇異閃光時，及時提示佐佐木，終于發現了久覓不得的銅礦石。如果說，陽光照耀下明暗涇渭分明的人間百態對應著故事主線中善惡對立的敵我斗爭的話，那么霞光中的人物則流連于善惡界限之外觸動內心最深處的人情共鳴。“光”既是恒久存在的，又是風云變幻的，人心與人性何嘗不是如此？“光”與“草原”已經融為一體，成了故事中人心與人性的永恒背景。

許廷旺的《小騎兵》延續了他一貫的長處，如敘事節奏的控制、民族元素的融合、動物主體的介入等，同時人物設置、心理描寫、風景映襯等也都達到了新高度。一方面，他能立足于草原本土的歷史和生活情境，將戰爭背景化，以“破解謎題”的方式推動少年在戰火中尋找人生的答案；另一方面，他的寫作努力提升兒童文學的文化含量，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去探究跨越國籍和物種界限的文化圖景及精神家園。騎兵雖“小”，卻折射了宏大而富有包容性的愛國情懷之光。草原少年的倔強性格和無畏行為傳遞了古老游牧民族的不屈氣概和挺拔信念，各民族兒童對這片土地的深深的愛，共同匯為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生生不息的民族精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