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郁達夫比魯迅小三歲，在北京大學(xué)任教時與魯迅同事，1928至1929年與魯迅合編《奔流》月刊，相與過從甚密，感情甚篤。

郁達夫因發(fā)起組織“中國自由大同盟”，參加“左聯(lián)”，主編左翼刊物而為國民政府當局所忌恨。同時，上海稻粱昂貴，居大不易，一段時間，郁達夫因“北新書局版稅不送來，已陷絕糧的境地”。另外，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注重葉落歸根、狐死首丘。政治、經(jīng)濟、觀念原因交織，郁達夫遂于1933年春離開上海回到浙江富陽故里，不久又移居杭州，并擬定居。他的夫人王映霞請魯迅寫書法留作紀念，魯迅便為其書寫了這首《阻郁達夫移家杭州》。

1933年12月30日魯迅日記：

午后為映霞書四幅一律云：“錢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墳壇冷落將軍岳，梅鶴凄涼處士林。何似舉家游曠遠，風沙浩蕩足行吟。”

此詩原無標題，1934年7月20日出版的《人間世》第八期上，刊載了署名“高疆”的《今人詩話》一文，其中提到魯迅的這首七律，加了詩題《阻郁達夫移家杭州》，因襲至后。定稿時，改“遐”為“假”，改“風沙”為“風波”。這首七律寫在郁達夫遷杭半年之后，很有些馬后炮的意思，很可能寫詩之前，魯迅曾口頭勸阻過郁達夫，后來才形諸于詩。

王映霞特別作過說明，魯迅送字幅時，詩并沒有標題。“因為我絕對不會把寫有‘阻郁達夫移家杭州’標題的詩，去掛在自家客廳的墻上，那不是成了自我嘲諷了嗎？”王映霞推測，“想來，姓高的人是到過我家，見而抄去，任意添上詩題的”。

詩中列舉了四位與杭州有關(guān)的古人：錢王（錢镠）、伍相（伍子胥）、岳飛、林逋，以此苦口婆心勸阻郁達夫和王映霞移家杭州——不要像伍子胥和岳飛那樣對當局的統(tǒng)治存有幻想，落得悲慘的下場。魯迅同時奉勸郁達夫夫婦不要過“平楚日和”“小山香滿”的生活，而應(yīng)該在“風波浩蕩”的廣闊世界行吟，那里足夠一展才華。這番規(guī)勸和忠告非常懇切，朋友之間的赤誠之心可見。

王映霞后來憶述了書法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過：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郁達夫和我一起去看魯迅時，我對魯迅說：“大先生，我們搬到杭州半年多了，你應(yīng)該送一樣?xùn)|西給我，留作紀念，最好是你自己的作品。”說完，我就拿出四張事先帶來的虎皮箋交給魯迅。當然我知道魯迅是會答應(yīng)我們的請求的，但我怕他忙，一時給忘了，所以特地把紙箋帶去，放在魯迅處比較保險。果然，魯迅第二天就寫了上面提到的那首詩。后來是郁達夫去取回來的。（《王映霞自傳》，岳麓書社2017年12月版）

魯迅日記中所說的“四幅一律”，就是把一首律詩分寫在四張宣紙上，每張紙寫兩句詩。這是魯迅所有書法作品中唯一的“四條屏”，必屬精品無疑，足見魯迅與郁達夫相交之深，用郁達夫自己的話說，“我和魯迅是交誼至深，感情至洽，很能合得來的朋友”。

但是郁達夫并沒有接受魯迅的勸告，他于當年魯迅寫此詩之前，4月的春雨瀟瀟中舉家遷到杭州居住，并舉債購進了杭州場官弄63號南側(cè)一塊空地，親自設(shè)計，于1936年春建成一座典型的中式平房別墅，雅稱“風雨茅廬”。

一個星期六的夜晚，郁達夫邀請老朋友孫百剛做客新落成的“風雨茅廬”，孫百剛“到門口一看：氣勢相當豪華。兩扇大鐵門敞開著，一條水泥通道一直通進去。”“風雨茅廬”四字是郁達夫所擬，房屋橫額由著名學(xué)人馬君武題寫。孫百剛覺得此四字太蕭索些，但將此話咽住，沒說出來。（孫百剛《郁達夫外傳》，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事實上，郁達夫的一生就像這個不太吉利的宅名一般，風雨飄搖、顛沛流離，直至客死異鄉(xiāng)。

郁達夫取上魯迅的書法后，先到上海河南路上的裱畫店裱好，又配上四屏條的鏡框，帶到杭州，起先掛在租屋的樓下客廳里，等“風雨茅廬”落成，就掛在新居的客廳里，那天，孫百剛也看到了：“客廳一邊掛的就是魯迅寫的那首《阻郁達夫移家杭州》的七律，寫在四張虎皮箋上，配上四個烏木鏡框。”

孫百剛還看到了郁達夫的大書房：“三面沿壁，排列著落地高大書架，密密層層地放著將近六、七千冊的中、英、日、德、法各國文字的書籍。……真是坐擁書城，洋洋大觀了。”

“風雨茅廬”中有郁達夫三萬余冊圖書（王映霞稱有二萬余冊），可惜因日寇的侵略損失殆盡，在《敵我之間》一文中，郁達夫把這事與老母親和胞兄的慘死、愛人的離異相提并論，痛惜不已，原文是：

就以我個人來說罷，這一次的戰(zhàn)爭，毀壞了我在杭州在富陽的田園舊業(yè)，奪去了我七十歲的生身老母，以及你曾經(jīng)在上海會見過的胞兄；藏書三萬冊，以及愛妻王氏，都因這一次的戰(zhàn)爭，離我而去了；但我對這種種，卻只存了一個信心，就是“正義，終有一天，會來補償我的一切損失”。

有一種說法是，郁達夫的藏書被他在日本的同學(xué)、日寇侵入杭州的統(tǒng)帥磯谷廉介悉數(shù)席卷而去。此說尚難找到確證，但日寇入侵杭州是郁達夫藏書和魯迅《阻郁達夫移家杭州》墨跡散失的罪魁禍首，是毋庸置疑的。

非常可惜的是，郁達夫藏書沒有留下書目，魯迅所書唯一的四條屏也連一幅照片都沒能留下。有文章稱，2015年開放的“風雨茅廬”東壁有四個大鏡框，是魯迅親筆手書的《阻郁達夫移家杭州》，這是誤把史料記載作為現(xiàn)狀進行了想當然的描述。

不得不說，魯迅的眼光還是很有歷史縱深感的。由于被杭州的官僚政客包圍，以及其他復(fù)雜的因素，郁達夫移居杭州后，過得很不如意，最后妻離子散，不得不孤身一人闖蕩南洋，抗戰(zhàn)勝利前夕又被日本憲兵殺害于印尼蘇門答臘，令人不勝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