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增強中華文化的自信與自強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強調要“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鮮明提出堅定文化自信，將其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四個自信”，反復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又進一步提出“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顯示出我們黨在理論探索上的新進展、新成就、新要求。所謂自信，是指對中華文化有深切的體認，在了解其歷史、特點、貢獻，以及生命力、創造力與魅力的基礎上對其充滿信心、自豪。所謂自強，主要是指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華文化均保持了蓬勃的創造力，能夠經受各種各樣的挑戰，并不斷地創造出新的文化形態，永葆其旺盛的活力。文化的自信與自強，是辯證的統一體。二者各有側重、各有區別，又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沒有自信，就不會有自強；而沒有自強，也難以自信。在自信的前提下才能實現自強，通過自強才能進一步增強自信。
一、進一步增強對中華文明的自信
毫無疑問，在現實生活中還存在著對中華文化認知的各種偏差、誤區。比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印象式認知；只看表面不究本質的偏見式窠臼；把某一發展模式視為“歷史終結”的單向式歷史觀等等，都是缺乏自信與自強的表現。實現中國式的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進一步增強中華文化的自信與自強。
首先，要進一步深化了解中華文明的發展歷史，客觀地、理性地認識中華文明形成的歷史必然、發展進程、品格特征，以及體現出來的規律性意義。如農耕生產方式的作用，禮樂教化對社會生活及人格形成的影響，思維方式的整體性、感悟性、系統性，文學藝術的出現與勞動生產、社會治理之間的關系，以及這種社會審美作用所具備的獨特意義等。
其次，要進一步深化了解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的貢獻。這種貢獻不僅表現在古典文明沒有中斷這種整體性歷史進程之中，還表現在思維方式、生產方式、社會組織、價值體系等各個方面。有一些可能是人類發展進程中唯一的，有一些可能是難以跨越、不可回避的，有一些是屬于文明發展進程中具有奠基性意義的，還有很多是走在前列的等等。古希臘與古羅馬神話，是出現在人類“童年”時代的文明成果。但古希臘文明形成于公元前800年左右，距今不到3000年。而中國的創世神話則可上述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伏羲時代。這就是說，在不同的區域，即使是神話的“體式”也存在著不同的特點，為人類審美提供了各異的可能。
再次，要進一步深化了解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形態之間的異同。就是說，文明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多樣的。這種多樣性源于不同地域的人們從事的勞動生產不同，以及在其上形成的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價值形態。文明之間有很多共性的方面，這樣人們才能夠確認其是不是“文明”。但在這種共同性之上還有很多的差異性。不同文明之生產方式、思維方式、價值認知卻各有不同，組織結構、治理方式等也存在差異。這種差異也表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詩歌而言，中國古典詩歌從“二言”到“四言”，至《詩經》終于成熟。但在《詩經》為代表的四言之后，仍然不斷變化。而歐洲的“詩”則是在與戲劇的結合中形成了史詩的形態。中國的文學重“意”，歐洲的文學重“理”。這又與其形成的自然歷史條件相關。可見，不同的文明形態是有許多差異的。我們還不能簡單地以某種既定模式來看待多樣的文明。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在讀到李白的《獨坐敬亭山》時感悟到，歐洲文學中的詩歌實踐，讓人們習慣了運動感，習慣于欲望和激情，情感往往轉瞬即逝。而面對敬亭山獨坐的李白，卻帶給了我們完全不同的感受。他以自己的審美體驗說明，不同的文明有其相異的品格。
第四，要進一步深化了解中華文明在遭遇危機與極端困難時的表現。所謂自信并不僅建立在文明的優長之上，還要看到存在的問題與不足。尤其要了解在遭遇重大挑戰，甚至是生死存亡的挑戰時，這種文明有什么反應，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們可以從各種典籍中了解到許多這方面的實證。如大洪水時代，中國人在干什么？在中國文化中出現了許多治水英雄。如早期的臺駘，最具影響力的大禹，與大禹一起治水的伯益、后稷，以及失敗了的鯀等等。在春秋戰國的大分裂時代，中國的先人們在干什么？盡管各為其主，但目標卻是統一天下。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追求。所以，我們的文學作品中就出現了許許多多相關的英雄形象。這其中有義薄云天者，有舍生忘死者，有久久為功者，有忍辱負重者，有功成不必在我者，有運籌帷幄者等等，使我們感受到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品格、浩然之氣。
最后，進一步深化了解中華文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奮發圖強、百折不撓、踔厲奮進取得的偉大成就。今天，我們國家的發展變化令世人矚目。經濟、社會、文化的影響力不斷增強，中國人民的發展信念也越來越堅定。這應該是我們自信自強、不斷進步的精神支撐。
但是，僅有自信還是不夠的。自信必須建立在自強之中。如果自己強不起來，自信也難以維持。這也是有歷史教訓的。回顧人類文明，每當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總會有極具時代意義的文化形態、文化結晶出現。它們既是這一時代的組成部分，也是這一時代的影像、記錄，甚至是這一時代的精神引領。在春秋戰國這一大開大合的轉折時期，中國出現了諸如老子、孔子、墨子、韓非子等極具影響力的思想家，當然也是極為重要的文學家。同時也出現了諸如《易傳》《周禮》《尚書》這樣的具有奠基意義的文化成果，《春秋》《左傳》《戰國策》這樣的文史哲一體的史傳之作，以及《詩經》《楚辭》等開風氣之先的文學作品。這些著作不僅在當時具有極為重要的文化意義、社會意義，有的甚至被視為“經”“史”，具備了超越時間與空間的意義，直至今天仍然是指引人類前行的精神財富。在歐洲啟蒙運動時期，來自東方的科學技術、生活方式，乃至審美方式均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特別是諸如《易經》《道德經》《論語》，以及被進行了各種改編的以“趙氏孤兒”為題材的戲劇在歐洲廣泛傳播。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歐洲出現了伏爾泰、狄德羅等啟蒙思想家、文藝家，推動歐洲完成了從傳統落后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這些文化成果，既是屬于那一時代的，也是屬于今天的，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閃射著恒久的光亮。
二、文化的自信建立在自強之上
近現代以來，中華民族一直在探求、尋找發展壯大的正確道路。這正是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期。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轉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中華民族有著強大的文化創造力。每到重大歷史關頭，文化都能夠感國運之變化、立時代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就是說，文化在歷史進步的進程中，總是與時代同步的。沒有中華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文化的自信必須建立在自強的基礎之上。那么，什么樣的文化成果才能滿足“自強”的意義呢？大致來說有這樣幾個方面：
首先是能夠提供新的文化樣式。文化產品隨著時代、媒介的變化而發展。比如，在戲劇出現之后，又出現了電影，而在電影出現之后，又出現了電視劇。現在，又出現了網絡形態的各種藝術形式，如網絡小說、網絡視頻等。雖然我們并不能說這種新的文化樣式一出現就具備了“強”的品格。但如果沒有這些樣式出現，文化就難以順應時代的要求，就會形成文化的“空白”地帶。還有一種情況是，在已有文化樣式中出現了新的探索與發展。戲劇就從早期形態的儺戲，發展到后來的諸宮調，再到元雜劇，再到明清傳奇等。每一種變化都反映了文化的發展與進步。又如小說創作，新中國以來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其形態與過去如五四時期的小說有很大的不同。近來，小說創作的態勢又發生變化。這就是在強化心理世界的表現中更注重強化對現實生活的表達。這些新“質”就是順應時代要求出現的新的文化樣式。
其次是能夠提供適應時代要求的思想與價值觀。文化形態首先呈現的是外在形式，而其內在價值主要體現在作品所蘊含的思想與情感之中。盡管人類的思考一刻也沒有停止，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面對不同的社會現實會有不同的思考。一些思考可能會具有歷史意義，將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斷地發揮作用。另一些思考可能只是具有了這種“歷史意義”的萌芽，會伴隨著歷史的演進逐漸形成具有恒久意義的思想。還有一些思考則是具有現實針對性的，在某一問題解決之后，其意義可能就消失了。這些現象顯現出思想的復雜性、多樣性，但均屬于人類文化的存在形態。文學作品應該提供人類思考的過程與結晶，其思想深度將反映一個時期內人類思考的深度。但是，這種思考并不是隨意的、天馬行空的，而是具有價值標準的。這種標準或隱或顯地影響、制約著人的精神世界，顯現出價值觀的確立與變化。以婚姻而言，傳統社會中人們習以為常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當社會形態發生改變之后，基于自由愛情的婚姻才被認為是符合價值觀要求的。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提供了這樣的價值觀，表現出社會形態的改變——在根據地建立了新的人民政權之后，普通人婚姻形態的深刻變化，其中當然也包含著價值觀的變化。近年來，表現脫貧攻堅題材的作品比較多。這是中國社會轉型的攻堅環節。農村的變化將決定中國社會的變化，農民的進步亦將反映出國家的進步。因此，不僅要表現出農村經濟的變化，而且更應該表現出農民精神的變化。這樣的作品將為我們提供屬于中國的具有時代意義的思想與價值觀，反映出今天中國人內在的隱秘變化及其作用下的外在的物質存在之變化。
由此，也就要求提供具有現實針對性的表達。現實生活是什么？在這樣的生活中發生了什么？文化或者說文學將為現實生活提供什么樣的精神支撐、價值引導與審美啟迪？優秀的作品從來都是體現出豐富而深刻的現實性的。它們會呈現出現實生活真實的形態與意義。但是，優秀的作品并不滿足于對生活進行平面的自然形態的呈現，總是要表現出更具典型性、更能夠體現本質性的追求，賦予生活以進步的力量。也就是說，這種呈現對現實生活有某種啟示，能夠表現人與社會進步的必然性，并增強了人的精神力量。在卡夫卡的作品當中，我們看到了現實社會對人的擠壓，人的情感因此產生了嚴重的異化。由此，諸如《變形記》這樣的作品就具備了深刻的批判性，提出了對新的更具人性的生活的期待。郭沫若的《女神》則激情澎湃地表達了上世紀初中國人民熱切期待改造舊世界、開創新時代的情感愿望。
自強也表現在能夠提供具有強大傳播力、影響力的文化樣式。要產生廣泛的影響，作品就必須具備能夠產生影響的基本品格。但就傳播而言，情況比較復雜，并不是作品自身可以完成的，它受到包括市場在內的復雜因素的影響。雖然市場份額是衡量傳播水平的重要標志，但并不是唯一的標志。傳播也可能會受到傳播手段、傳播方式的影響。比如我們常說的“策劃”與“運作”，那些能夠滿足市場要求的方式往往會收到好的成效。傳播也會受到受眾地域和觀念的影響。如在比較封閉的地區，對外來文化顯現出抵制、排斥的態度，或者存在“選擇性”傳播。傳播也可能具有體現在時間的方面的不確定性。某一作家或作品在某一時間段內并不被人矚目，但在另一時間段內卻會受到極大的關注。比如陶淵明、莎士比亞、卡夫卡等就屬于這樣的作家。盡管這些屬于傳播的問題，是作品自身難以把握的，但創作者卻可以要求自己更好、更生動地呈現所要表達的內容。大體來看，傳播力與影響力是衡量文化強弱的重要標志。我們不僅需要更多的在世界上產生重要影響的作品，也需要世界各地研究探討中國文化的成果。這些研究成果同樣是觀照中國的一種“鏡像”。如勒克萊齊奧與董強合著的《唐詩之路》，即是法國作家對中國古典詩歌特別是唐詩的研究成果。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法國作家對中國文化的認知與感悟。
三、新時代文化工作者的責任使命
文化自強，必須有顯現出“強”之品格的文化形態。就文學創作而言，要有能夠表現時代意義、時代精神的高峰之作，為人民作傳，為時代樹碑，為天地立心。
要進一步深化對生活的了解把握。現實生活豐富多姿、活色生香，作家要加強提升個人素養，對生活的歷史必然性有洞察力。所謂生活的歷史必然性，首先包括歷史中的生活，也就是曾經的生活。要從歷史的脈絡中了解民族的性格、風尚、行為方式、情感形態等，為把握現實生活的走向奠定基礎。生活的歷史必然性也體現在對現實生活的了解與把握中。要善于穿透表象，直抵本質，從偶然中發現必然，從細小中發現崇高，從失望中發現希望，從紛繁的碎片中發現具有規律性的趨勢。生活的歷史必然性也體現在現實生活的細節之中。要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平凡的、普通的蕓蕓眾生中發現主題、題材、情節、語言，在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生動實踐中激發創作的靈感。
要開展積極的有意義的探索創新。藝術之樹常青，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夠不斷地為人們提供新鮮活潑、多姿多彩的審美形態。僵化就沒有創造，守舊就難以出新。要繼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中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成分，融入體現時代要求的創作當中。要積極借鑒其他文化中于我有益的元素，實現中國化的“為我所用”。要善于從人民群眾日常生活中發現可資運用的資源，豐富我們的創作。要在創作實踐中不斷磨練、不斷進步，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為社會提供更多、更具魅力的優秀之作。
要進一步確立正確的創作導向。增強人民的精神力量，就要牢固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從人民的立場、利益、情感、愿望出發。要有清醒客觀的認知，努力表現中國精神、中國氣派、中國風采，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要守牢初心，不為名利所惑，不為市場左右，不為浮躁而誤，真正走下去、走進去，苦心孤詣、青燈孤燭，沉得下心來，受得了寂寞，一心一意只為寫好時代之書，再攀文學高峰，為民族復興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價值引領與審美啟迪。
（作者系評論家，山西作協原黨組書記、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