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龐余亮

羅建森：龐老師好！首先恭喜您的《小先生》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散文雜文獎。這本書字數并不多，但其中傳遞出的溫情卻是相當飽滿堅實。是什么契機讓您決定創作這樣一本書？作為對15年鄉村教師生涯的回顧和總結，這本書對您而言是否具有某種特殊意義？

龐余亮：非常感謝公正而溫暖的評委們，他們用慧眼發現了這本小書。

1985年，師范畢業的我來到江蘇興化的水鄉深處，成為了一名鄉村教師。當時我18歲，身高1.62米，體重44公斤，長了一副娃娃臉，被學生們和家長們稱為“小先生”。我還記得我的第一節課，很害怕“鎮”不住學生們，先是驚慌，后來是鎮定——拯救了我的，是學生們信任和期待的目光。作為“小先生”的我，反而從學生那里學到了很多。

在鄉村學校，每一種生活都是在重復。鄉村的日子尤其緩慢，但在這緩慢而寂靜的生活里，有著其他生活所沒有的驚喜。學生們在老教師面前一點都不活潑，但在我的課堂上，他們總喜歡把積壓的調皮和靈性發揮得淋漓盡致。在他們心中，我可能更像一個喜歡讀書、喜歡給他們讀詩、陪他們踢足球的大哥哥。他們把我根本想象不出來的、充滿童真童趣的故事“送”到我面前。

很多瞬間都是值得回憶的，比如在晨曦中打掃衛生的少年們，他們的影子和樹木的影子“繪”在一起；比如學生散盡后，我獨自站在合歡樹下，合歡花散發出的香氣；比如突然停電的晚間輔導課，孩子們很安靜，而我在黑暗的教室里繼續講課。鄉村的黑是最純正的黑，鄉村的靜也是最純正的靜，天地間只剩下我的聲音。后來電來了，光線在教室里炸裂開來，我突然發現孩子們的頭發比停電前更黑更亮了，烏亮烏亮，像是剛剛洗過一般……故事多了，我決定記下來，記在我的備課筆記后面，就是只寫每頁的正面，反面空著，留下來速寫學生和同事們的一個又一個小故事。在上課和記錄中，我也在鄉村學校完成了我的“第二次成長”。

我不會寫說教的東西，我最想寫的是如何與孩子們攏在一起，帶著他們共同成長。所以《小先生》一共寫了三方面內容：學生們的成長，老校長、總務主任和老教師們生活工作的經歷以及他們的奉獻，我18歲到33歲的個人成長。我很期待《小先生》像那顆在鄉村學校冬夜里靠煤油燈慢慢煮熟了的雞蛋，以此獻給所有為鄉村教育默默奉獻的老師們，獻給一批批在鄉村教育土地上成長起來的孩子們。他們是我精神的背景，也是我人生永遠的靠山。

羅建森：《小先生》是一本寫給孩子們的書，也是一本關于“愛”的書，展現的是“小先生”與孩子們的彼此支持和共同成長。您是怎樣確定這本書的創作基調的？

龐余亮：《小先生》出版之后，有評論家說我的散文繼承了“賢善”和“性靈”散文的文心和傳統，這是葉圣陶、豐子愷、夏丏尊等從校園走出來的教師作家前輩的散文之路。“賢善”和“性靈”的起點應該在我備課的煤油燈下，那時我一邊備課，一邊記下了《一個生字》，那是學生們的第一個故事。那時的我剛學會像老先生那樣，一邊在煤油燈下改作業，一邊吊起一只鋁飯盒，利用煤油燈罩上方的溫度煮雞蛋。我想起白天犯下的錯，有個學生問我：“小先生，小先生，你說說這個字怎么讀？”白天的我真的不認識那個字，那時我的喉嚨里仿佛堵著一顆不好意思的雞蛋，緊張、惶恐、心虛。我不想再犯下同樣的錯誤，于是開始記錄學生們的故事，素材就這樣慢慢多了起來。可以這么說，我筆下的“賢善”和“性靈”不是我給予孩子們的，而是孩子們無意中賜予我的。

記得那時我個子矮，目光多是平視與仰視。鄉村學校的黑板前沒有臺階，為了能看到教室后排，我一邊講課一邊在教室里來回轉，孩子們就如同向日葵般轉向我的方向。在現實中，很多學生對生活的理解甚至超越了我，做了15年“小先生”，不僅是我教學生，更是我與學生們一起成長。直到現在，學生們還會打電話跟我聊天，傾訴他們遇到的問題與困惑。他們把我當作兄長，這讓我非常欣慰。與孩子們相處，有種無言的默契，相當于在一片森林里，風刮到我身上，也刮到了他們身上。這樣的暖風里全是無形的“賢善”和“性靈”。

羅建森：《小先生》中寫到了許多孩子們的校園和生活趣事，比如游泳、爬樹、“架雞”、跳繩、踢毽子、溜草垛，讀來總讓人會心一笑。但也談到了一些問題，比如有些孩子因為貧窮而輟學，有些孩子因為家庭暴力而留下終身殘疾，大人們重男輕女的落后思想，以及幾位少年的不幸早夭等。可以看出，您并不是要寫一部完全田園牧歌式的抒情回憶錄，沒有刻意回避鄉村生活中真實存在的“烏云”。在處理這些或歡快或不幸的素材時，您的心境是怎樣的？

龐余亮：在很多人看來，鄉村教師的生活是簡單的，但鄉村學校的愛與成長是會發光的。我想通過《小先生》把這15年的光儲存起來，把所有發光的螢火蟲放在一起，做一盞能夠照亮鄉村學校的燈。但鄉村生活中的“命運感”是非常凸顯的，在《小先生》里面，有很多地方我都大量做了減法，有很多留白，但還是留下了一些無法減去的“烏云”部分，這是鄉村生活的暗影。

但生活總在繼續，不管快樂或者不幸，孩子們依舊要長大。這就是我無法舍去或者減去那些疼痛素材的原因，正因為有了這些暗影，鄉村教育的那盞燈反而更增添了亮度。我期待有更多的有心人，在《小先生》中既能看到燈光，也不忽略那些隱疼的暗影。這才是真實的鄉村教育。

羅建森：在散文集《半個父親在疼》中，您寫到了自己與父母在一起時的生活，寫到了原生家庭中的一些隱秘的傷痛。當您以“小先生”的身份站在講臺上時，是否會想起自己的童年？這段“小先生”的經歷，是否有讓您之后的生活態度或生活觀念發生一些轉變？對您的寫作有影響嗎？

龐余亮：我是父親最小的兒子，我出生的時候，父親48歲。我是父親的第10個孩子。父母衰老，我大部分時間是獨自長大，沒人管束我，我的童趣和頑皮一直沒有減弱。我做“小先生”是1985年，父親中風癱瘓是1989年秋天，去世是1994年秋天。這期間有5年時間，我一邊做“小先生”，一邊和母親一起照顧癱瘓的父親。在《小先生》中，我寫到過學生家長身上的“鄉村暴力的種子”，這種子的背后，是貧窮和生存的壓力。其實我身上也有這樣的種子，準確地說，是我文盲的父親播種在我身上的。在《半個父親在疼》中，可以看到這顆種子依然存在于我那疼痛的親情中。

“鄉村暴力的種子”一直沒有在我身上生根發芽。這個奇跡的發生，首先要感謝讀書，是愈來愈多的好書，讓這顆“種子”沒有了生長的機緣。我更要感謝鄉村教師這個職業，在孤獨中長大的我特別珍惜童年、童趣和愛，喜歡用孩子的童年來校準自己的人生，學生們像晨光一樣映照著我的教學、閱讀和寫作，教學生活雖然清苦，但也甘甜。

15年的鄉村教師生活給了我一本《小先生》，也給了我一部童話集《銀鐲子的秘密》。學生們的愛構成了我長達15年的黃金時代，這應該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經歷，也是我兒童文學創作的源頭。15年的“小先生”生涯，足夠我挖出更多的寶藏。

羅建森：相比一些專業寫作者，業余寫作似乎更不容易，需要在瑣碎日常中抽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也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毅力。您為什么選擇走上寫作這條路？是什么支持您一直走到今天？

龐余亮：11歲那年，我見到本村有個哥哥有本《青春之歌》，跟他軟磨硬泡了3天，他才答應借我看兩個小時。偏偏這時候，我母親讓我去給家里的豬打豬草，我當時就決定要違背一下母親，不打豬草了，即使挨打也要把書看完。天下的母親都是出色的偵察高手，為了防止母親找到我，我在打谷場上找了一個草垛，扒開一個小洞，鉆進去躲在里面，囫圇吞棗、連蒙帶猜，把厚厚的《青春之歌》看完了。看完這本書的結果有三個，一是挨打了，二是全身都是草垛里蟲子咬我的斑點，三是我的身體既不疼也不癢，林道靜和余永澤的故事讓我戰栗不已。書讓我變成了另一個人，一個不再是我們村莊的人，一個遠方的人。

愛上了讀書，也就愛上了寫作。雖然在基層寫作是相當艱難的事，雖然我們面前是平庸而重復的生活，雖然文學之路是一條比羊腸小道還坎坷的道路，但是文學所擁有的拯救與寬容的力量，遠遠大于生活的挑戰。

我老家興化是有名的螃蟹之鄉。我最早寫詩是有筆名的，我姓龐，所以取名叫“螃蟹”，后來覺得這個筆名太張牙舞爪了。但螃蟹是值得學習的，每只螃蟹的長大，需要自我蛻變18到21次左右。《小先生》最初的素材有50多萬字，第一稿有28萬字左右，可以直接出版，但我覺得不滿意，繼續修改，并在修改中更加理解了文學的遼闊。為了無限接近這種遼闊，我的修改時間變得很漫長，前后又花了15年左右，《小先生》也從28萬字變成了現在的12萬字。實際上，我覺得我每寫完一本書，都有螃蟹蛻殼一樣的收獲。我想成為此生我最想成為的那只螃蟹，通過寫作，找到遠方的那個自己。

羅建森：您的創作所涉文體廣泛，小說、詩歌、散文、兒童文學，都有出色的表現。您是抱著怎樣的想法來進行不同文體的創作的？

龐余亮：我相信“1萬小時定律”。寂寞其實不是懲罰，也許是命運的恩賜。1985年8月，我離開了擁有圖書館的師范，畢業之前，一位老師告訴我，你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知識結構，要學會成長，就得逼著自己讀書，給自己補上社會學、史學、哲學和心理學的知識，除此之外還得把目光投向亞洲文學、歐洲文學和美洲文學。因為我父母均是文盲，家里幾乎沒有藏書，鄉村學校也沒有藏書，因此到了鄉村學校后，我把幾乎所有的工資都用于購買書籍。這么多年來，我一直沒有放棄閱讀，在閱讀中我學會了對我所愛的文學作品進行“拆解”和“組裝”。就這樣，在15年的漫長寂寞的生活中，我完成了對各種體裁的自我訓練，我不想辜負我面前的時間和生活，更不想辜負我熱愛的文學。

羅建森：接下來您還有什么新的創作計劃嗎？

龐余亮：今年我完成了10多年來一直想寫的長篇散文《小蟲子》。這是《小先生》的童年前傳，寫的是小時候與蜻蜓、天牛、屎殼郎、螞蚱、螞蟥等小蟲子們為友為敵的我。在與鄉村蟲子們的拉鋸戰中，漸漸長大的我體驗到了世界的奧秘和生活的百味。這是屬于我的《昆蟲記》，也是中國孩子的蓬勃成長記。《小蟲子》將由出版了《小先生》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繼續推出，期待得到讀者們的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