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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為一種理想還是文體的童話 ——關于兒童文學跨界書寫中的童話文體思考 
      來源:文藝報 | 江 雪  2022年11月14日09:29

      主持人語: 近年來,“跨界書寫”作為一種積極的兒童文學創作力量,為原創兒童文學版圖注入更多生機與活力,愈益引起兒童文學研究界的關注。青年學者江雪從文體研究的視角,敏銳地捕捉到“童話”這一文體在跨界書寫中被賦予了更多基于“理想”主旨的功能。 作為“理想”的童話所映現的成人書寫兒童文學的動機與愿望,是發生在成人文學與兒童文學之間的饒有趣味的文學話題,就此跨領域的文學交流,可以引發更多的文學思考與研究。本文除提領出這一理論命題外,進一步厘清了童話文體的具體內涵及其文體規范,指出在中外學者的共識中,童話人物認知、幻想的書寫方式是造就童話幻想的重要規則。 文體研究整體上是當前我國兒童文學學術發展亟待提升的重要領域,而作者的文體自覺意識對于兒童文學基礎理論研究及創作實踐指導均有積極價值。 ——李利芳

      當下,成人文學名家創作兒童文學作品,吸引了較多社會關注。其中,張煒《尋找魚王》、葉廣芩“耗子丫丫”系列、趙麗宏《童年河》、楊志軍《巴顏喀拉山的孩子》等作品深受好評,也獲得了兒童文學界重要獎項。不少訪談和討論多圍繞名家的童年回憶與兒童文學創作、兒童文學創作的原因與問題展開,并將這一現象稱之為“跨界書寫”。

      對中國兒童文學而言,“跨界書寫”是一項傳統,既是中國文學界對兒童閱讀與成長的關注,又反映出成人文學作家如何借兒童文學寫作表達思想。縱觀歷史,作為一項傳統的兒童文學“跨界書寫”,既形成了兒童文學這一文類的各種規范,又不斷挑戰著兒童文學各文體的規范。其中,童話創作的“跨界書寫”是文體構建與挑戰并存的代表。

      理想或愿望:“跨界書寫”中的童話共識

      張煒、馬原、虹影、孫惠芬、周曉楓、徐則臣等作家的兒童文學創作被本人,或出版社,或報刊媒體,或部分文學研究者視為童話。有經驗的讀者細讀這些被視為“童話”的作品,會感知到大部分作品“似是而非”的童話感。這種“童話感”來自于作品或個人經驗的何處呢?是什么使這些作品被認為是童話呢?或許從童話作為一種生活經驗和童話的歷史起源兩個維度來看,讀者能夠理解其被認定為“童話”的原因。

      首先,從作品研究來看,個別文學研究者認為張煒的《尋找魚王》和《少年與海》是童話,作品對童心的把握表現出純真的、潔凈的道德美,具有超現實的理想主義色彩。這就意味著,童話被視作一種理想的寄托。這與民俗學、人類學角度討論童話的起源相似,將之視作人類生活愿望的表達和滿足。馬原的《灣格花原》《磚紅色屋頂》、徐則臣的《青云谷童話》、孫惠芬的《多年蟻后》等作品都有類似傾向。作品將兒童視為理想世界表達的中介,借故事敘述、兒童之口和能力進入到一個理想世界,進而反向完成對當下工業化、環境破壞、情感關系淡漠等的社會問題的批判。例如,徐則臣塑造的青云谷,是一個典型的世外桃源。但是,作品開篇卻寫1800條船駛入青云谷,世外桃源被逐步吞噬。青云谷與入侵、吞噬青云谷的現代商業成為一種對比。兒童古里和動物古怪的交往,代表人與物在自然中的同一。這是另一種理想的寄托——人與物都歸于同一個不偏不倚的大自然。《灣格花原》中灣格花原和小風叔叔所進入的樹洞,《磚紅色屋頂》中爸爸媽媽打造的磚紅色屋頂家園,皆是一個人與物在自然中和諧相處的“世外桃源”。在《多年蟻后》中,海棠樹下的螞蟻窩和多年蟻后給童童講述“世界是個大西瓜”的故事,寄寓了創作者的齊物觀與循環往復生命觀的理想。這種理想飽含著對人類原初生命——兒童的詩意表現,也飽含著創作者對人類的生存世界與自然關系的理解。綜上,在跨界書寫中,大部分“童話”作品契合了童話的愿望表達與滿足的特征,照進了現實生活關于“童話”這一浪漫、理想概念的認識。

      其次,從創作的角度而言,將“童話”視作一種理想寄托,突破文體的限制,實現個體經驗表達,是有意義且有挑戰性的。基于愿望起源的本質,童話天生帶有一種信仰的意義,或是滿足感意義。創作者們為兒童寫作,努力表達自己對當下現實世界和生命的思考,將其寄托在理想的世界中。這既是自我的需要,也是個體理想的建構和滿足。前述作品都是在現實主義寫作之外去表達個體的愿望和理想,為兒童創造一個認識現實、面對現實,但又安全、圓滿的童話世界。

      但是,表達愿望和理想是一種普遍的人類創作心理。作為一種理想的童話是否具有書寫的獨特形式和價值,還需要在文學領域進一步探討。這提出了對童話作為文體本身規范性探討的必要。童話作為兒童文學的核心文體類型,在歷史和現實中構成的規范是兒童文學創作、研究的前提。這是在文學研究范疇內展示自身研究的獨特性和現實意義,強調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在跨界書寫中討論童話,不僅需要指出其滿足愿望的歷史生活經驗特征,還需要通過研究作品與童話文體本質之間的聯系與挑戰,明確童話作為一種文體的規范。

      幻想的規則:“跨界書寫”中童話的文體挑戰

      談及童話的文體本質,不少研究者視之為幻想。這一點在跨界書寫的作品中也較為突出。作家們離開自己熟悉的領域、題材,進行兒童文學創作,往往都將幻想作為面向兒童世界、表達個人精神理想的重要手法。例如,《少年與海》利用傳說的不確定性和兒童“似真非真”的記憶,創造了《小愛物》《蘑菇婆婆》《賣禮數的狍子》《鑲牙館美談》《千里尋芳鄰》5個故事,讀者卻很難將這種具有傳奇性的野物傳說視為童話。

      首先,有幻想手法不應就等于是童話文體。按照托爾金的童話理論,童話應重點展現“奇境”。大部分作品關注的還是具體現實人事而非奇境,幻想只是一種中介。以《小愛物》為代表的幻想事物,強調一種“若有若無”的傳說性,更多描述人的生活在遭遇傳奇事物時呈現出來的人事關系。如《蘑菇婆婆》中仇殺、愛與愧疚等情感鑄就復雜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鑲牙館美談》《千里尋芳鄰》試圖在傳說中追蹤狐貍、老兔王、貍貓球球的身影,展現戰斗冒險與千里歸家的奇跡。但是,作者忍不住不斷返回人類生活的現場來討論故事的真假。傳奇性的野物只是一種中介,兒童也只是作者表達思想的中介。作品表現的重點不是幻想的奇境、神奇的故事和兒童如何在幻想世界中處理關系等內容,馬原的《灣格花原》亦是如此。因此,作品中存在非現實的物或事不等于是童話的幻想,也就很難直接據此將其定義為童話文體。童話和小說的文體區別不應為是否存在幻想,而在于是否完整構建幻想空間的規則。

      其次,如何幻想應是決定童話或者小說的文體本質。當前跨界書寫的出版行業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2014年,虹影《奧當女孩》首次出版時,被報刊傳媒稱之為“首部童話書”,作家在報道中稱“首次嘗試童話”。但是,2021年《奧當女孩》與《里婭傳奇》《新月當空》《馬蘭花開》《彩虹之心》一起納入“神奇少年桑桑系列”時,被稱之為“首套兒童幻想小說”。從“童話”到“幻想小說”,跨越的是不同文學類型,出版社沒有給出解釋,但是作為研究者需要考慮童話文體的規范共識是如何與小說區別的。

      這一點,兒童文學界一直有相關討論。十七年時期,兒童文學界批評歐陽山的《慧眼》缺乏現實基礎,不是童話。實際上,《作品》1956年1月刊登《慧眼》時標注其為“小說”。兒童文學界將其作為“童話”批評,已經涉及到童話該如何幻想,童話文體規范及其與小說區別等問題。但是,當時的討論多集中在如何處理現實和幻想的關系,而非童話與帶有一定幻想的小說兩個文體之間的區別。不過,蕭平《童話中的幻想和美》通過對比《慧眼》和《七色花》提出了5條意見,來把握如何創造童話的幻想世界。例如,童話的環境可以是現實生活,但不能有太多的逼真生活細節,需要呈現亦真亦假的環境。20世紀80年代,陳丹燕的《讓生活撲進童話:西方現代童話的新傾向》和周曉波的《當代外國童話“雙線結構”的新發展》指出,當時西方的一些作品出現了小說和童話的混合體,仍將之視為童話進行討論。90年代,朱自強的《小說童話:一種新的文學體裁》認為,陳丹燕和周曉波討論的作品已經不是童話,而是“小說童話”。他用“小說童話”來稱呼那些與現實有關聯、用小說筆法來敘述如同真實發生的幻想事件。實際上,朱自強棄用了“幻想小說”的概念,將“小說童話”作為Fantasy的對譯,與童話區分開,并通過借用日本童話界幻想的一次元性和二次元性區分童話和小說童話的文體結構。但是,2000年初《中國兒童文學五人談》中,朱自強將小說式筆法寫幻想故事的作品視作“幻想小說”,并對童話和幻想小說兩種文體從幻想空間規則的建構來區分。他將時空差異、與現實的遠近關系、人物的態度、幻想空間次元性等視作構建童話還是幻想小說兩種文體的規范。例如,朱自強認為,童話的幻想世界是混沌一元的,童話人物是不會懷疑環境的;如涉及到現實,也要營造相對遙遠的時空感。這意味著,在長期的思考和研究中,幻想小說與童話逐漸就幻想規則達成一定的文體規范共識,這與蕭平在50年代提出童話幻想的5條意見類似。1967年,托羅多夫在《奇幻文學導論》中討論幻想小說的核心在于角色對環境的猶疑和認知(童話人物深信不疑),與之相似。1979年,達科·蘇恩文認為,以科幻小說為代表的幻想小說與民間傳說、童話等的區別在于認知性的問題:童話是漠視認知的,童話角色對所生存的世界堅信不疑。這意味著,在中外學者的研究中,童話人物認知、幻想的書寫方式是造就童話幻想的重要規則。

      最后,當前跨界書寫中被稱作“童話”的作品,都帶有一定的傳奇性和幻想色彩,但仍明顯呈現出兩個空間的跨越與認知的懷疑。這些作品是否構建了奇境并展示奇境中神奇的故事?是否主要是混融的一元性幻想空間,符合童話幻想的文體規范呢?很明顯,大部分作品為了實現創作者關懷現實的目的和理想寄托,呈現出強烈的小說批判、描寫手法。通過空間和人物,作品建立了明確的二元性幻想世界。《灣格花原》《磚紅色屋頂》《青云谷童話》《奧當女孩》等創造幻想主要方式是:第一,架設一個與現實區別的想象空間——《灣格花原》的樹洞、《磚紅色屋頂》獨特的家園、《青云谷童話》的青云谷、《奧當女孩》的水兵營房;第二,通過兒童建立起人類世界和動物世界的聯系通道。在文本書寫過程中,大部分角色處于現實世界的生活和幻想空間的生活比例相近。灣格花原、古里等兒童能夠和動物交流,而其他人只有依靠兒童才能了解動物的想法,這是一種典型的二元幻想規則。從幻想書寫的形式來看,作品更偏向于“幻想小說”而非童話。部分作家在創作中更傾向于談論問題,而非展現奇境中神奇的故事來抵達思想的要義,這對于童話的文體規范來說也是一種挑戰。

      成熟的創作者可以超越文體,進行自由的創作,但當創作面向兒童時,兒童文學研究者及相關從業者需要進行辨析和研究,以便更好地呈現兒童文學研究的意義和輔助兒童文學閱讀。童話固然是一種愿望的滿足,可以作為理想的表達、寄托,進而超越童話文體本身。但是,兒童文學的研究和傳播仍需要把握童話作為文體的規范,去理解童話的發展變化,更好地分析文學現象,有助于其文學實踐。在跨界書寫的風潮和傳統中,兒童文學研究者需要更積極地思考童話在時代中的文體規范內涵將會如何變化,又將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