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距離上一部長篇小說《呼吸》出版25年后，孫甘露的長篇新作《千里江山圖》終于在2022年問世，并迅速成為本年度中國文壇的現(xiàn)象級作品。這部醞釀多年的小說甫一問世，即受到廣泛關注，不僅在讀者那里獲得好評，更讓眾多評論家在各類書評中予以高度肯定。有趣的是，由于此前孫甘露先鋒文學作家的身份給中國文壇留下了太過深刻的印象，使得人們發(fā)現(xiàn)他竟然以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為背景，創(chuàng)作了一部革命歷史題材的諜戰(zhàn)小說時，紛紛表示驚訝不已。評論家王春林就發(fā)出了這樣的感慨，“從一位特別注重于以實驗性的方式經(jīng)營小說敘事藝術的先鋒小說家，到《千里江山圖》這樣一部關注表現(xiàn)當年中共地下工作的帶有一定主題寫作特征的間諜小說，其思想藝術轉換的跨度之大，足以令人咋舌”[1]。毛尖也以她特有的評論風格寫道：“乍一看到，我有點懵。《千里江山圖》，不是應該關乎青綠巫山，春風十里嗎？用孫甘露自己的修辭，不應該是，用比緩慢更緩慢的流水，給嗷嗷待哺的讀者一種款款而至的慰安嗎？怎么突然變成1933年中共地下組織的千里江山圖行動了呢？”[2]從評論者“咋舌”或“懵”的反應可以看出，以先鋒文學為代表的純文學寫作、主旋律題材創(chuàng)作以及間諜小說這樣的類型文學，已經(jīng)在文學的疆域內清晰地劃分了各自的“地盤”。雖然三者的地位孰高孰低，在不同讀者那里有著各自的判斷，但它們彼此之間涇渭分明，任何跨越邊界的嘗試都可以裁定為對文學等級制度的僭越，足以讓人們驚嘆于作者的膽大妄為。那么，孫甘露究竟靠什么調配三種截然不同的文學創(chuàng)作資源，游刃有余地穿梭在文學等級制度所制造的障壁之間，就成了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一、三種文學創(chuàng)作資源

小說《千里江山圖》的基本背景，來源于中國共產(chǎn)黨黨史上真實的歷史事件，即伴隨著1931年顧順章、向忠發(fā)等人的被捕叛變，中國共產(chǎn)黨在上海的秘密機關遭到國民黨當局的嚴重破壞，在白區(qū)開展工作變得愈發(fā)困難。最終，博古、張聞天、陳云等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員在1932年底被迫離開上海，于1933年1月7日成功抵達中央革命根據(jù)地瑞金。而小說中代號為“千里江山圖”的行動計劃，就是黨的地下工作者突破國民黨特務機關設置的重重阻礙，“安全地把中央有關領導從上海撤離，轉移到瑞金，轉移到更廣闊的天地里去”[3]。從小說《千里江山圖》嘗試處理的主題來看，這顯然是一部非常典型的革命歷史題材作品，小說在正式出版前也曾先后入選中宣部全國重點主題出版物、“十四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專項規(guī)劃、中國作協(xié)重點作品扶持項目、慶祝建黨百年主題創(chuàng)作重點項目、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五年百部”優(yōu)秀文藝作品原創(chuàng)工程等多類重要的選題計劃。

不過，正如毛尖所言，“千里江山圖”計劃在孫甘露筆下只是一個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的“麥格芬”（MacGuffin），“一直到小說最后，整個計劃都語焉不詳”[4]。作家并沒有講述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秘密轉移的整個過程，代號為“浩瀚同志”的中央領導在這部作品小說中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僅僅在小說的結尾處露面，大多數(shù)情況下只是出現(xiàn)在人物之間的對話里。小說真正重點呈現(xiàn)的內容，是在“千里江山圖”計劃因黨內混入敵人間諜而遭到破壞的危機時刻，主人公陳千里臨時從青島趕到上海，用一個多月的時間找出奸細，推動轉移行動繼續(xù)進行的過程。這就為小說家展開藝術虛構，提供了更加廣闊、自由的發(fā)揮空間。正像我們在《千里江山圖》中看到的，忠誠與背叛、偽裝與謊言、陰謀與愛情、跟蹤與擺脫、追逐與搏斗、潛伏與行動、監(jiān)聽與殺戮、酷刑與審判，這一系列諜戰(zhàn)類型的文藝創(chuàng)作里的“規(guī)定動作”，在小說中悉數(shù)出現(xiàn)。再加上精心設計的種種懸疑和詭計，使得這部作品不再像孫甘露過去的作品那樣，總是把讀者“晾”在一邊，不管不顧地描繪自己的夢境，而是開始依靠曲折的故事情節(jié)“取悅”讀者。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純文學觀念興起后，精彩曲折的故事情節(jié)、鮮活生動的人物形象，就不再是讓小說家感到欣喜的贊揚，在某些特定的語境下，它們甚至成了二、三流作品的標簽。對于很多先鋒文學作家來說，與其在編織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jié)上勞神費力，不如花更多的精力去思考小說的形式和語言問題。作為典型的先鋒文學作家，孫甘露顯然不僅僅滿足于在《千里江山圖》里敘述一個復雜、有吸引力的故事，讀者仍然能夠感受到這部作品在藝術形式上的創(chuàng)新，甚至還可以發(fā)現(xiàn)作家給讀者設下的閱讀“陷阱”，并在一系列猜謎與解密的過程中，把小說閱讀變成某種有趣的智力游戲。

例如，《千里江山圖》的第一個場景，是十一名來自不同戰(zhàn)線的中共黨員聚在上海四馬路菜場的一個秘密房間，準備開啟“千里江山圖”計劃。然而，會議還沒有正式開始，早已經(jīng)在菜場周圍埋伏好的國民黨軍警就沖進了會場。雖然由于一位不知名的地下黨員拼死發(fā)出警報，使一部分參會人員最終趁亂逃脫，但還是有六名參會者被當場逮捕，押解至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接受審訊。這一段落的敘述節(jié)奏緊張、懸疑色彩濃厚，多條纏繞的敘事線索被孫甘露處理得干凈、明晰，雜而不亂，展現(xiàn)出深厚的敘事功力，但熟悉諜戰(zhàn)題材創(chuàng)作的讀者最初看到此處，或許多少都會感到有些失望。因為最近十余年來，“天黑請閉眼”“狼人殺”這樣的推理類桌面游戲在都市青年群體中極其流行，成為青年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開始對各類文藝創(chuàng)作產(chǎn)生重要影響。很多諜戰(zhàn)題材的文藝作品，如麥家的長篇小說《風聲》（也包括陳富國、高群書據(jù)此執(zhí)導的同名電影），小白的中篇小說《封鎖》等，都模仿“狼人殺”的基本結構，讓主要人物一出場就被集體關押在監(jiān)獄這樣的幽閉空間里，一一接受審問，通過分析他們語言和行動中的各種紕漏，尋找隱藏在當中的間諜。整個故事都發(fā)生在固定的場景之中，只有死亡或叛變，才能讓主人公離開那個逼仄、可怕的場所。因此，剛開始翻閱《千里江山圖》的讀者，會覺得情節(jié)設置給人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似乎這部小說不過是無數(shù)類似的諜戰(zhàn)故事的又一最新翻版。然而，一旦讀者這樣去想，就掉入了孫甘露設置的“陷阱”，他們很快就會發(fā)現(xiàn)，敵人為了進一步獲取情報，將在押的六名中共黨員全部釋放，改為暗中監(jiān)視。整個故事也就暫時擺脫了刑訊室和牢房這樣的幽閉空間，開始在上海、廣州、南京等地反復挪移，氣象豁然開朗，當真有了幾分“千里江山”的味道。這樣的寫法有些類似于卡爾維諾的小說《寒冬夜行人》，敘述者利用類型文學的某些固定套路，為讀者設置了明確的閱讀預期，接下來卻又出人意料地將這種預期打破，似乎與讀者開了個善意的玩笑。如果說類型文學創(chuàng)作的精髓是作家嚴格遵守類型自身的套路，所有創(chuàng)新只能在套路內部提供的有限空間里進行，那么《千里江山圖》這樣的小說其實是反套路和反類型文學的。

二、尋常之物與間諜故事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小說《千里江山圖》融合了三種不同脈絡上的寫作方式，即主旋律的紅色題材創(chuàng)作、諜戰(zhàn)題材的類型文學以及先鋒文學的創(chuàng)作手法，單獨在某一個脈絡上討論這部作品，都無法全面呈現(xiàn)其創(chuàng)作特色。因此，孫甘露以何種方式調配三種不同脈絡的資源來完成一部間諜小說，或者說，小說家所理解的間諜小說究竟是什么樣子的，就成了我們必須去探討的問題。雖然《千里江山圖》出版后，孫甘露在接受各類采訪時并沒有透露太多與此相關的信息，但作品本身在形式上的一些重要特征，還是給我們思考這些問題留下了必要的線索。

小說《千里江山圖》引人注目的一個特點，是常年置身于書齋中的小說家，有意識地在自己的作品里插入了一系列經(jīng)典文本，如列寧的《遠方來信》、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意大利歌劇《圖蘭朵》等。正是這些經(jīng)典文本的引用，使得這部作品的敘述充滿了書卷氣，有著優(yōu)雅、細膩的敘述格調，沒有像很多間諜小說那樣，因為有太多詭計、搏斗以及刑訊等場景，呈現(xiàn)出血腥、暴力的風格。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孫甘露的巧妙安排下，這些經(jīng)典文本與小說情節(jié)構成了呼應和暗示，形成了有趣的互文關系。例如，在主人公陳千里剛剛躲開敵人的抓捕，與易君年第一次接頭時，孫甘露突然蕩開一筆，描寫貼在卡爾登大戲院門口的歌劇《圖蘭朵》海報上的臺詞：“在圖蘭朵的家鄉(xiāng)，劊子手永遠忙碌。”接下來，敘述者甚至還進一步表示：“那是開場合唱中的一句歌詞，不知制作它的人專門挑出這句是什么用意。”[5]這樣的敘述頗有些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味道，因為孫甘露后來在接受采訪時透露，自己為了保證細節(jié)描寫的嚴謹、可靠，專門通過查詢當年報紙上的演出廣告，了解彼時上海各大戲院上演的劇目。不過，他并沒有嚴格按照歷史事實來描寫，只是由于“在圖蘭朵的家鄉(xiāng)，劊子手永遠忙碌”這句臺詞，就將卡爾登大戲院當時上演的劇目，換成了《圖蘭朵》。[6]因此，如果當真有人不知道“制作它的人專門挑出這句是什么用意”，那肯定不會是小說作者孫甘露。細究原因，顯然是作家覺得這句臺詞所營造的肅殺氣氛，與小說里中共地下黨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所面臨的殘酷環(huán)境，形成了巧妙的對應關系，因而哪怕改變了基本的歷史事實，也要在敘述中插入《圖蘭朵》的海報。由于這些經(jīng)典文本的存在，使得仔細玩味、揣摩《千里江山圖》中密集出現(xiàn)的互文關系，甚至成了讀者閱讀這部作品的快感的重要來源之一。在這個意義上，孫甘露反復引用經(jīng)典文本的寫作方式，實際上是為我們理解這部諜戰(zhàn)小說留下了一系列彼此交疊、纏繞的路標，呼喚、邀請乃至“挑逗”批評家和讀者進行猜謎游戲，尋找那條通向意義的隱秘小徑。

《千里江山圖》中出現(xiàn)次數(shù)最多的經(jīng)典文本，當屬19世紀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詩人涅克拉索夫的詩句——“他們說暴風雨即將來臨，我不禁露出微笑”[7]。這行詩在小說里是主人公陳千里和女友葉桃、弟弟陳千元早年約定的接頭暗號，象征著他們純真、美好的青春與熱情。于是，每當主人公回首往事的時刻，它都會從他的記憶深處浮現(xiàn)出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反復出現(xiàn)的詩句，是《千里江山圖》整部小說的關節(jié)點，發(fā)揮著節(jié)拍器的功能，指示著小說敘述、情節(jié)發(fā)展的節(jié)奏；同時，它也以互文的方式，隱藏了小說家創(chuàng)作這個間諜故事的寫作哲學，成為我們解讀《千里江山圖》的關鍵。

“他們說暴風雨即將來臨，我不禁露出微笑”，出自涅克拉索夫的愛情短詩《暴風雨》。這首詩講述了一個甜蜜的故事：年輕的姑娘柳布希卡邀請抒情主人公“我”在天黑后到花園里的涼亭相會；傍晚時分，暴風雨突然來臨，“我”覺得平日里養(yǎng)尊處優(yōu)的柳布希卡肯定不能赴約了；然而，當“我”心灰意冷地來到?jīng)鐾ぃ瑓s驚喜地發(fā)現(xiàn)，生平第一次冒雨出門的柳布希卡，正渾身濕透在那里等著自己；于是，“暴風雨”對“我”來說成了一段難忘的回憶，象征著“我”和柳布希卡之間美好的愛情；因此，每當“他們”提起“暴風雨”，“我”就禁不住“露出微笑”。也就是說，“暴風雨”在“他們”的眼中，不過是日用而不知的尋常之物，根本不會在內心深處激起一點點漣漪；但對于“我”來說，“暴風雨”則關聯(lián)著與柳布希卡之間的甜蜜瞬間，因而有了截然不同的含義，每一提及，就會讓“我不禁露出微笑”。

涅克拉索夫筆下這個美好的愛情故事，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看作間諜故事的隱喻。對于一名間諜來說，成功的關鍵是將自己的身份、服飾、舉止以及行動軌跡等，隱藏在毫不起眼的尋常之物里，使自己成為近乎隱形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不知內情的普通人看到那些尋常之物，根本不會想到其中暗藏乾坤，就類似于“他們”面對那場讓“我不禁露出微笑”的“暴風雨”時的反應。因為只有具備特殊性的個人史，才能讓尋常之物暫時懸置其普遍意義，顯影出只針對某些特定群體有效的獨特含義。就如同在短詩《暴風雨》里，只有柳布希卡才能根據(jù)“我”的“微笑”（我們也可以將其理解為接頭暗號），明白“暴風雨”與當年的花園涼亭以及甜蜜幸福的愛情之間的對應關系。因此，也只有那些與間諜身處同一陣營、與其分享著共同的歷史的人，才能憑借事先約定好的接頭方式，從尋常之物那里解讀出其中蘊藏的特殊含義。

涅克拉索夫的詩句在《千里江山圖》中的反復出現(xiàn)表明，在孫甘露那里，虛構一個間諜故事的關鍵，就是以尋常之物為起點，通過探索、發(fā)掘隱藏在尋常之物背后的歷史，窺破其對間諜的獨特意義，從而找到真相、完成任務。正像主人公陳千里為順利推進“千里江山圖”計劃，向方云平闡述自己甄別內奸的工作思路時所說的：“我更想了解的是他們之前的經(jīng)歷。歷史……人的面貌很難看清，那是用他們的歷史一層層畫出來的——”[8]陳千里在這里反復強調的“歷史”二字，其實正是暴風雨背后的秘密往事，也是小說《千里江山圖》真正的關鍵詞，這部作品對情節(jié)的編織、對人物形象的刻畫，乃至對場景的描繪等，幾乎都圍繞著“歷史”展開。

三、指向歷史的敘事

很多評論家都指出，小說《千里江山圖》情節(jié)復雜、充滿懸疑，讓讀者“揪心又燒腦”[9]。的確，這部作品光主要人物就有十余位之多，每一位都有著各自不同的性格、經(jīng)歷、背景、身份和動機，其中既有易君年這樣在黨內潛伏多年的國民黨特務，也有見錢眼開、臨時起意的叛徒崔文泰，更有衛(wèi)達夫這樣假意叛變、迷惑敵人的英雄；此外，從“千里江山圖”計劃剛準備啟動即遭到敵人破壞，到陳千里查出內奸、將中央領導“浩瀚同志”送出上海，故事講述的時間只有短短的一個多月，但在橫向的空間上經(jīng)歷了上海、廣州兩地的轉換，在縱向的時間上更通過主人公的回憶和調查，追溯至三年前的死亡和疑案，再加上孫甘露有意識地通過人物的回憶將敘事時間線索打亂，使得《千里江山圖》多條支線彼此纏繞，充滿了出人意料的翻轉。有時為了更好地理解劇情，讀者甚至要反復閱讀某些特定段落。

不過，如果我們了解到孫甘露總是圍繞“歷史”虛構自己的諜戰(zhàn)故事，那么《千里江山圖》復雜的敘事線索就會變得清晰起來。小說中所有對真相的探尋，都必須通過鉤沉歷史來完成。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凌汶在廣州尋找丈夫龍冬的消息。與易君年結伴來到廣州執(zhí)行“千里江山圖”計劃時，凌汶偶然得知一則通緝龍冬的公告曾刊登在《廣州國民日報》上。她暫時放下正在執(zhí)行的任務，跑到廣州報界工會查詢舊報刊。凌汶在沾滿灰塵的舊報紙上得知龍冬被軍警包圍的地點，在豪賢路天宮里后街23號，于是拉著易君年到那里打探龍冬的蹤跡。在這次打撈歷史的旅途中，凌汶忽然意識到，數(shù)年前易君年初次見到自己時，曾拿出一張照片，其背景恰好就是天宮里后街23號。易君年當年聲稱那張照片是自己入黨宣誓時的留念，但此時身在此處卻從未透露自己來過這里，這一破綻讓凌汶立刻意識到易君年就是潛伏在黨內的敵人特工。在這里，易君年的照片就是上文所說的尋常之物，凌汶通過實地考察，探尋其背后的歷史，終于理解了這張照片所蘊含的獨特含義，使她破解了三年前的疑案。因此，看上去凌汶對歷史的探尋與“千里江山圖”計劃毫無關系，是違反情報工作原則的任性行為，但實際上卻找出了潛伏在黨內的間諜。只是令人遺憾的是，她剛剛觸及真相，發(fā)現(xiàn)了暴風雨的秘密，就被易君年殘忍地殺害了。

《千里江山圖》不僅在特定情節(jié)的描寫上，表現(xiàn)出探究歷史的強烈興趣，在整體結構的設置上也同樣如此。雖然這部作品人物眾多、敘事復雜，但我們可以根據(jù)主人公陳千里面對的兩個主要對手，將其劃分為兩條對位的情節(jié)線索。第一條線索，是陳千里和易君年（在廣州時化名盧忠德）之間的斗智斗勇；第二條線索，則在陳千里與國民黨特工總部領導人葉啟年之間展開，兩條線索的核心內容其實都是對歷史真相的回溯和探訪。陳千里破譯易君年真實身份的方法，是在廣州了解易君年與凌汶的行蹤時，偶然在廣州警察局門口的香煙鋪里，發(fā)現(xiàn)了兩聽易君年三年前訂購后卻沒有買走的茄力克香煙。茄力克香煙這一尋常之物，再次在小說中發(fā)揮重要功能，它引導陳千里深入到歷史當中，發(fā)現(xiàn)《廣州民國日報》1929年6月11日上的消息，稱潛伏在公安局的共產(chǎn)黨員盧忠德死于6月9日，但6月11日當天，盧忠德卻到香煙鋪訂購茄力克香煙。這條情報使陳千里意識到，當年正是盧忠德殺害了龍冬，并通過報紙傳遞盧忠德已死、龍冬逃脫的假消息，最終冒用龍冬的化名易君年，成功打入上海地下黨組織。也就是說，作為尋常之物的兩聽茄力克香煙，讓陳千里既破解了三年前在廣州的疑案，也找到了隱藏在“千里江山圖”行動中的奸細。

而在第二條線索中，陳千里與葉啟年之間的較量則圍繞著后者的女兒——三年前死去的葉桃——展開。由于國民黨軍警的抄家，葉桃沒有留下任何尋常之物，“就好像從來沒有存在過那樣一個人”[10]。不過，究竟是誰殺死了葉桃這一問題，成了陳千里和葉啟年重訪歷史的關鍵。葉啟年看到指揮“千里江山圖”計劃的特派員的照片后，立刻認出那是自己當年的學生、葉桃的男友陳千里，陷入了喪女之痛：“他想起舊事，在某些瞬間發(fā)現(xiàn)自己竟然想不起葉桃的樣子了，可這個人卻總是清晰地出現(xiàn)在他面前。仇恨比什么都長久。”[11]他始終認為，當年共產(chǎn)黨派陳千里誘騙葉桃，使她接受了共產(chǎn)主義思想，并利用其特工總部主任女兒的身份竊取情報。甚至在完成任務后，陳千里還惡毒地殺死了葉桃。因此，葉啟年對中共地下組織窮兇極惡的追捕，既是出于對三民主義和黨國的信念，也是為了給女兒報仇。而陳千里發(fā)現(xiàn)負責破壞“千里江山圖”計劃的特務頭子竟然是葉啟年，也同樣想到了三年前的往事。正像小說所寫的，“一看到葉啟年，他（陳千里——引者注）心里就清楚了，他知道這個特務頭子從來都不會發(fā)瘋，甚至在他失去女兒時”[12]。為了干擾葉啟年，陳千里甚至冒險趁前者到葉桃墳前悼念時，用親歷者的證詞，向其揭示當年葉桃之死的真相：葉啟年為了隱瞞女兒是中共地下黨員的事實，指派特務刺殺陳千里，不料卻錯殺了葉桃。葉啟年才是真正的殺人兇手。

可以看出，《千里江山圖》兩條主要的情節(jié)線索，恰好形成了兩組人物關系三角形，建構了極為工整的對位關系。在第一組人物關系三角形中，陳千里和易君年構成三角形的底邊和底角，而頂角則是三年前在廣州被殺害的龍冬；在第二組人物關系里，陳千里和葉啟年作為底邊和底角，則同樣指向了頂角處在南京被槍殺的葉桃。在時間的維度上，兩個三角形的結構，都是處在1933年的底邊和底角，指向了1929年的頂角。巧合的是，葉桃被殺害前正在執(zhí)行的任務，恰恰是從葉啟年辦公室的保險柜里，尋找中共廣州地下組織被破壞的原因（也就是龍冬之死的真相）。這就使得兩個三角形不僅分享著共同的底角——陳千里，而且深入到歷史當中的兩個頂角也緊密地勾連在一起（見圖一）。

而如果我們進一步引申的話，這里其實還存在著另一組人物關系三角形——葉啟年、陳千里和易君年。20世紀20年代中期，還在大學任教的葉啟年和大多數(shù)中國知識分子一樣，也在思考富國強兵、振興中華的道路。此時，葉啟年正信奉無政府主義思想，并物色優(yōu)秀的年輕人團結在自己身邊。陳千里和易君年都是葉啟年選中的青年學生，只不過在時代大潮的推動下，兩個人選擇了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陳千里受到葉桃的影響，認識到葉啟年的“虛無主義背后，躲著一個投機分子、野心家”[13]，轉而接受了共產(chǎn)主義思想；而易君年則不斷追隨導師葉啟年，先是潛伏在中共廣州地下組織內，行動成功后，繼而利用龍冬的身份，打入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從這個角度看，這部小說的情節(jié)人物結構，也可以看作一個類似于三棱錐的立體結構，葉啟年、陳千里和易君年在1933年初圍繞“千里江山圖”計劃展開的對決，構成了這個三棱錐的底面；他們的行動最終都指向了歷史（也就是三棱錐的頂點），即1929年死去的龍冬和葉桃（見圖二）。

需要指出的是，作為一部以尋找暴風雨的秘密、重訪歷史為寫作哲學的間諜小說，《千里江山圖》明確給出了自己的價值判斷。陳千里在兩條情節(jié)線索中對歷史真相的不懈探尋，最終保證了“千里江山圖”計劃的順利進行。在第一條線索中，他通過發(fā)現(xiàn)易君年在廣州破獲中共地下黨后，不肯收手，還要進一步潛伏到中共上海地下組織，認識到此人性格上好大喜功。因此，他利用這一性格特點迷惑易君年，用將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一網(wǎng)打盡為誘餌，使其暫時釋放已經(jīng)被國民黨控制的“浩瀚同志”。在第二條線索中，陳千里則突然向在幕后遙控指揮易君年的葉啟年揭示，當年正是他本人造成了女兒葉桃的死亡。突如其來的歷史真相，給葉啟年很大的心理打擊，使得他報仇心切，喪失了以往的冷靜和縝密，批準了易君年以“浩瀚同志”為誘餌的行動計劃。這兩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才使陳千里在看上去已經(jīng)毫無轉機的緊急時刻，營救出被敵人抓獲的“浩瀚同志”，并將其成功送出上海，奇跡般地完成了一個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小說《千里江山圖》多次引用了列寧《遠方來信》中的話：

奇跡在自然界和歷史上都是沒有的，但是歷史上任何一次急劇的轉變，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內，都會提供如此豐富的內容，都會使斗爭形勢的配合和斗爭雙方力量的對比，出現(xiàn)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況，以致一般人看來，許多事情都（仿佛）是奇跡……[14]

這表明孫甘露其實已經(jīng)在小說中暗示，只有始終正視歷史、探尋真相的共產(chǎn)黨人陳千里，才能最終奇跡般地完成任務。而作為對照，小說在《附錄材料一》中透露，雖然葉啟年早在1933年就已經(jīng)從陳千里口中了解到葉桃之死的真相，但在20世紀60年代的回憶文章中，他“仍然說陳千里槍殺了葉桃”[15]。顯然，小說在這里已經(jīng)判定，一個不愿意直面歷史的人，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更不可能創(chuàng)造出奇跡。

四、細節(jié)的“真實”

小說《千里江山圖》對歷史的探尋，還體現(xiàn)在對各類細節(jié)的描繪上。這部作品在細節(jié)的真實性上，被各類評論文章廣泛贊譽。應該說，任何一位態(tài)度嚴肅、追求藝術品質的小說家，都不會忽視自己作品中的細節(jié)描寫。因為細節(jié)描寫固然顯得邊緣、瑣碎，只是提供了人物活動的舞臺和故事發(fā)生的背景，但它在某些時候卻對作品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擁有一票否決權。例如，小說家在刻畫曹操或孫悟空時，一兩句對白的描寫哪怕與人物的性格特征發(fā)生齟齬，也不會對作品的藝術價值構成太大的傷害，但如果曹操突然掏出了一支手槍，或孫悟空失手打斷了一根電線桿，則會讓讀者瞬間“出戲”，進而對整部作品的藝術價值產(chǎn)生懷疑。不過，細節(jié)描寫問題也有很多復雜的面向，在保證小說的真實性的前提下，細節(jié)描寫究竟應該多“細”？應該在哪些方向上加強細節(jié)描寫？在細節(jié)描寫上需要花費多大的功夫？這些問題其實根本沒有所謂標準答案，不同作家根據(jù)自身的創(chuàng)作個性和藝術要求的不同，都會給出截然不同的回答。

在《千里江山圖》中，孫甘露在細節(jié)描寫問題上的用力方向，顯然指向了暴風雨的秘密——歷史，著力去復原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廣州以及南京等城市的生活氛圍。這是作家在個人經(jīng)歷、藝術趣味和創(chuàng)作風格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做出的選擇。孫甘露50年代末出生在上海，此后除了短暫外出開會、旅行外，始終居住在上海，從未旅居其他城市。這使得上海深深地刻印在孫甘露的身體里，在某種意義上成了他的生命底色。在以往描寫上海的作品中，孫甘露已經(jīng)表露出對這座城市在時間長河的沖刷下所發(fā)生的種種變化的敏感。例如，他曾在散文里寫道：“在徐家匯廣場隧道尚未修建之時，拐角上兼賣漁具的小花店以及斜對面的藝術書店是我和我的郵電局同事常去轉悠的地方。”[16]“……不遠處的芝大廈，堅硬、冷漠，再也不能用來打泥地網(wǎng)球了。（我還要注明這里原來是徐匯網(wǎng)球場嗎？）”[17]他筆下還出現(xiàn)了這樣懷舊的句子：“上海，這座夢幻之城……鐵橋和水泥橋的兩側布滿了移動的人形，銜著紙煙，在雨天舉著傘，或者在夕陽中垂蕩著雙手，臂膀與陌生人相接，擠上日趨舊去的電車。那些標語、橫幅、招貼、廣告、商標，轉眼化為無痕春夢。路面已重新鋪設，60年代初期尚存的電車路軌的閃光和嚓嚓聲仿佛在街頭游行的人群散去之后，為魔法撤走。那些記憶在哪兒呢？”[18]顯然，上海對于孫甘露來說，就如同掌上的紋路、額頭的犁痕般熟悉，任何由時間帶來的細小變化都讓他感到唏噓、悵惘，并不斷朝著歷史的縱深處回望。

而創(chuàng)作一部以20世紀30年代上海為背景的諜戰(zhàn)小說，恰好為孫甘露延續(xù)此前的創(chuàng)作脈絡，繼續(xù)沿著時間的長河回溯，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契機。因此，他才會經(jīng)年累月地查閱各類報紙、檔案、地方志以及城市地圖，并廣泛咨詢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試圖在小說中復原舊日上海的生活氛圍。甚至可以說，孫甘露通過細節(jié)描寫回溯歷史的努力已經(jīng)到了癡迷乃至偏執(zhí)的程度，似乎超出了以可靠的細節(jié)描寫使小說敘事變得真實可信的必要。例如，小說寫陳千里在青島得到黨組織的命令后，在輪船經(jīng)停上海時下船執(zhí)行“千里江山圖”計劃時，這樣描寫陳千里下船的整個過程：

按照這位訪客的指示，他（指陳千里——引者注）來到上海。輪船在吳淞口停了一個晚上，上午退潮后領航員登船，租界的外國警察也隨同一起上船。巡捕盤問了他，把他登記成做古董生意的商人。[19]

這段描寫看上去非常簡單，絕大多數(shù)讀者在閱讀《千里江山圖》時也不會過多留意，但其背后卻蘊藏著小說家深厚的案頭功夫。孫甘露不厭其煩地花費時間和精力，查閱了當時上海的水文氣象資料，才寫出輪船要在吳淞口停留一夜，第二天上午退潮后由領航員登船帶領輪船入港的細節(jié)。[20]僅從小說閱讀的角度看，這個段落如果只是簡單描寫輪船停靠碼頭，巡捕盤問陳千里并將其登記為古董商人，其實對情節(jié)推進沒有太大影響。因此，按照某些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標準，有關輪船入港的細節(jié)描寫，除了讓敘事節(jié)奏更加緩慢外，并沒有太多功用，是盧卡契所說的“真實細節(jié)的肥大癥”[21]。不過，盧卡契對細節(jié)描寫的態(tài)度有時會顯得存在偏見，其判斷未必完全準確。在小說敘述中，過于簡略的描寫固然能讓敘述變得更加明快，但也很容易讓故事成了流水賬般的新聞報道；而豐富的細節(jié)描寫則可以調控小說的敘事節(jié)奏，讓讀者的閱讀速度慢下來，在小說的世界中漫步徜徉，仔細欣賞小說家用文字建構的那個具有畫面感的世界。孫甘露筆下輪船入港這個不起眼的細節(jié)，或許很容易就被讀者所忽略，但《千里江山圖》中的每一頁其實都有類似的細節(jié)描寫，它們累積起來就成了讓人無法忽視的存在。閱讀這部小說時，讀者有時會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好像追隨著陳千里，走在了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廣州以及南京的街頭。歷史上特定的生活氛圍，已經(jīng)通過無數(shù)貌似繁冗、無用的真實細節(jié)，被孫甘露呈現(xiàn)了出來。

需要指出的是，所謂“真實細節(jié)”，未必一定要完全符合歷史事實，這種真實很多時候其實是一種難以用語言準確形容的感覺。可靠的細節(jié)在文學作品里主要是為了維系這種感覺。因此，小說中的“真實”改為小說中的“真實感”或許更加準確。盡管孫甘露在寫作過程中查閱了大量資料，但作品中的很多細節(jié)其實與歷史事實并不相符。例如，在《旋轉門》一章中，偵緝隊隊長游天嘯在1933年1月25日（除夕）傍晚到華懋飯店拜見葉啟年，他在大堂偶然碰到一群記者圍著一個洋人拍照、采訪。這個細節(jié)和輪船停泊吳淞口一樣，單獨拿出來看無關緊要，對小說敘事沒有太大的影響。從“這洋人是‘在世最偉大劇作家’”[22]以及“前些天他在香港的大學里演講，說的話讓那邊的英國政治警察很緊張。……他在那邊煽動學生鬧革命，說什么一個人在二十歲不參加革命，到五十歲就會變成老傻瓜”[23]等只言片語來看，這個洋人顯然是1933年初訪問上海的英國劇作家蕭伯納。在這里，小說的細節(jié)描寫就與歷史事實發(fā)生了齟齬。蕭伯納訪問上海的日期是1933年2月17日。當天早上6點，蕭伯納乘坐的不列顛皇后號輪船停泊在吳淞口；宋慶齡等人搭乘小火輪登船與蕭伯納共進早餐并邀請后者參觀上海，一行人于上午10點30分下船，先是到外白渡橋邊的禮查飯店短暫休息，之后赴莫利愛路宋慶齡公館午宴，席間魯迅與蕭伯納碰面；午餐結束后，蕭伯納到福開森路世界學院與世界筆會中國支會會員見面，然后再次來到宋慶齡公館接受記者采訪，最終于下午4點30分返回不列顛皇后號輪船。也就是說，孫甘露在小說中把蕭伯納訪問上海的日期提前了24天，而且將接受記者采訪的地點由宋慶齡公館挪至蕭伯納從未到過的華懋飯店，并把時間調整到了傍晚。

這段細節(jié)描寫對歷史事實的改動，并不是由于知識欠缺或資料失察造成的。蕭伯納訪華作為影響深遠的文化事件，相關資料汗牛充棟，極易獲取，對于能夠去查閱1933年上海水文氣象資料的孫甘露來說，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對蕭伯納的相關材料并不陌生。因此，這個在小說中無關大局且存在“瑕疵”的細節(jié)，其實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口，幫助我們揣測小說家處理細節(jié)描寫問題時的基本原則和寫作意圖。一方面，小說刻畫的主要情節(jié)，發(fā)生在1933年1月10日至2月12日，即從“千里江山圖”計劃尚未啟動就被破壞開始，到陳千里成功營救“浩瀚同志”離開上海這段時間。這是整部作品最重要的部分，情節(jié)的編織、懸疑的設置、緊張氛圍的營造、人物性格的刻畫、形象的塑造等都與此相關。而蕭伯納訪問上海的時間是2月17日，如果嚴格按照歷史事實來描寫，那么作家要么需要延長主線情節(jié)，要么則必須刪去這一細節(jié)。另一方面，孫甘露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進行資料準備，在創(chuàng)作中有意識地利用詳盡的細節(jié)描寫深入歷史，營造那個年代上海的生活氛圍，肯定對1933年初上海發(fā)生的各類新聞報道非常熟悉。因此，他一定是意識到蕭伯納訪華是當時上海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并且認為將這一事件納入小說敘述有助于呈現(xiàn)1933年的時代氛圍。

歷史事實與小說細節(jié)描寫之間的矛盾，以及孫甘露在上述案例中的最終選擇，其實透露了小說家處理《千里江山圖》中的細節(jié)描寫問題的基本原則。第一，細節(jié)描寫應該真實可靠。為了盡可能地深入作品所描寫的時代，小說家需要在細節(jié)描寫上下功夫，使其符合歷史事實。孫甘露專門通過查閱水文資料，確定陳千里乘坐的船舶停靠在吳淞口，就是很好的例證。第二，主線情節(jié)要比細節(jié)描寫更為重要。雖然細節(jié)描寫對小說的可信性擁有一票否決權，但它只能為主線情節(jié)服務，不能喧賓奪主。因此，孫甘露沒有僅僅因為蕭伯納訪問上海發(fā)生在1933年2月17日，就把《千里江山圖》的故事時間延長五天或更長時間。如果他真的那么做，就會破壞小說緊湊的敘事節(jié)奏，明顯得不償失。第三，當主線情節(jié)和細節(jié)描寫發(fā)生矛盾時，可以暫時擱置真實性原則，在細節(jié)描寫中加入必要的藝術虛構，以便配合主線情節(jié)的展開。孫甘露最終即根據(jù)第三條原則，讓游天嘯在1933年1月25日的華懋飯店與蕭伯納擦肩而過。小說家沒有選擇直接將蕭伯納這個本身并不重要的細節(jié)刪掉則表明，相較于歷史的真實，他更看重的其實是歷史的氛圍。蕭伯納這個細節(jié)固然存在錯誤，但它一旦進入小說文本，整個故事就與1933年初這個特定的歷史時空勾連起來，攜帶了那個時代特有的氛圍。這才是《千里江山圖》這樣不斷探尋歷史的作品所追求的。更何況，其實很少會有讀者像一些偏執(zhí)、古怪的批評家那樣，拿著放大鏡去尋找小說細節(jié)描寫中存在的紕漏。

五、細節(jié)描寫與敘事節(jié)奏

細節(jié)描寫上的用心和考究，也使得《千里江山圖》的敘事節(jié)奏很有特點。評論家毛尖認為，這部作品一改孫甘露此前敘事節(jié)奏緩慢的特色，速度快得驚人：“第一次在孫甘露的小說中讀到這么多動詞。他之前的小說速度非常慢，行動少，動詞少。這一次，他把一輩子要用的動詞都用上了，而且高速。整個文本，短句短段落短平快，平均十個字一個動詞，人物出場，都言簡意賅直接動作，……無論是我方還是敵特，除了受傷，幾乎都沒有在小說里休息過。光‘快’這個詞，就出現(xiàn)了87次。‘撤’，54次。”[24]的確，這部小說充滿了驚險的追逐與搏斗，主人公必須與時間賽跑，才能拯救危在旦夕的“千里江山圖”計劃，使整個敘述必須時刻高速運行。

不過正像上文曾指出的，細節(jié)描寫有著調控敘事節(jié)奏的功能。畢竟，情節(jié)哪怕再緊張，故事發(fā)展得哪怕再快，一旦進入細節(jié)描寫的環(huán)節(jié)，敘述者也不得不暫時停下來“休息”一下，放慢語速，把細節(jié)描述清楚。因此，以細節(jié)描寫為特色的小說《千里江山圖》，在敘事節(jié)奏上的最大特點，其實并不是速度飛快，而是快慢結合，有著獨特的節(jié)奏感。相較于孫甘露的早期小說，《千里江山圖》最大的變化，是細節(jié)描寫指向了20世紀30年代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有了日常生活的質感。關于這一點，可以舉幾個例子予以說明。在發(fā)表于1988年的中篇小說《請女人猜謎》中，出現(xiàn)了這樣的描寫方式：

人們總是等到太陽落山的時候跑到院子里站一會兒，他們總是隔著窗子對話，他們的嗓音嘶啞并且語焉不詳，似乎在等待某種超自然的力量來戰(zhàn)勝某種閑適的心態(tài)。他們在院子的陰影中穿梭往返是為了利用這一片刻時光搜尋自己的影子。因為他們認為靈魂是附在影子上的。當然還有另外的說法。譬如，一個對自己的影子缺乏了解的人是孤獨的。[25]

在這段引文中，小說家用整個段落描述“他們”，不可謂不詳細，但讀者讀完之后，還是會覺得“他們”就像影子一般模糊，根本無從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態(tài)。這樣的描寫方式其實是高高地懸浮在生活之上的，傳遞給讀者的更多是某種帶有玄學色彩的冥想。而在小說《千里江山圖》中，孫甘露此前標志性的冥想式描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簡潔的、指向日常生活的描寫方式。例如，在主人公陳千里時隔三年后再次見到弟弟陳千元時，孫甘露這樣描寫前者的內心活動：

陳千里有點恍惚，心中柔軟，這種感覺很久沒有出現(xiàn)過了。他克制著，慢慢地考慮著別的事情。他望向四周，房間收拾得很干凈，不像他記憶中的千元——他記得千元的房間總是亂糟糟的，可現(xiàn)在衣服在衣架上掛得整整齊齊，還有一條紅色圍巾，是他的嗎？[26]

在小說中，陳千里頭腦冷靜、身手矯健，能夠不惜一切代價完成艱巨的任務。見到陳千元后，陳千里說的第一句話是：“爸爸媽媽都好嗎？”[27]此后的對話就轉入周圍環(huán)境是否安全等話題，似乎黨的事業(yè)已經(jīng)完全占據(jù)了他的心靈，沒有給私人情感留下一點點空間。但上面那段引文中的細節(jié)描寫，卻指向了房間是否整潔這樣瑣細、平凡的日常生活，讓讀者看到這位行動果決的共產(chǎn)黨人的內心深處，仍然有著對家人的關切和對幸福生活的向往。短短的一句“還有一條紅色圍巾，是他的嗎”，堪稱小說中的神來之筆，寫盡了陳千里對弟弟個人問題的關心和生活是否幸福的牽掛。雖然這一系列豐富的內心活動，他只是默默地埋在心里，從來沒有讓弟弟知道。

在小說《千里江山圖》中，細節(jié)描寫所呈現(xiàn)的安穩(wěn)、平靜的日常生活，與革命工作的動蕩、殘酷，在敘事節(jié)奏上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使這個紅色題材的諜戰(zhàn)故事有了更為豐富的意味。一個非常突出的例子，是《揚州師傅》一章描寫陳千元與戀人董慧文在正月十四拜訪后者的父親——淮揚菜名廚董大師傅——的場景。在這個段落中，細節(jié)描寫占據(jù)了極為突出的位置，董家的房間陳設、董大師傅的衣著、桌上的菜肴等，都一一得到細致描繪。介紹董師傅從廚房走出來時，孫甘露這樣寫道：

話音未落，董大師傅隆重出場。因為在廚房干活，只穿了一件玄色洋緞短褂，下身同色直貢呢扎腳褲，天冷又加了羊皮背心，頭上歪戴一頂簇簇新的貂皮帽，肩膀上掛著條駝絨圍巾，半條在前面，另外半條垂在背后，前面長后面短，險險乎要往下掉。[28]

這段引文用干凈、利落的語言，詳細呈現(xiàn)了董大師傅的衣著，簡直有明清話本小說的風格。接下來，小說又開始繼續(xù)描寫桌上的菜肴：

他（董大師傅——引者注）雙手托著大盤子，盤中坐著一只棗紅色豬頭，豬臉栩栩如生。豬頭拆骨鑷毛，焯水三次，大鐵鍋竹箅墊底，鋪上蔥姜，加冰糖醬油作料，小火悶了幾個小時。裝盤雖是整只豬頭，卻眼軟、耳朵脆、舌頭酥、腮肉潤、拱嘴耐嚼，分出五種口味。[29]

在這里，菜肴的食材來源、烹飪方法、色澤形態(tài)以及口味等，都被極其詳細地描繪，用文字創(chuàng)造出一個充滿煙火氣的日常生活圖景。這樣的細節(jié)描寫，也讓小說的敘事節(jié)奏在這里突然慢了下來，整個故事似乎也進入了一個安寧祥和的時代。作為讀者，我們肯定希望這個慢節(jié)奏的時刻能夠無限延宕下去。因為陳千元和董慧文這對戀人在小說的前半段，馬不停蹄地經(jīng)歷了一連串囚禁、拷打、監(jiān)視以及黨內的猜忌等，實在是太累了，如果他們能就此休息一下，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該有多好。然而，孫甘露對小說的敘事節(jié)奏有著精確的把握，馬上就加快了速度。接下來，陳千元剛要敬董大師傅一杯酒，毛尖所說的一連串快節(jié)奏的動詞，就攜帶著革命年代的血雨腥風，呼嘯著闖入了溫馨、寧靜的日常生活。游天嘯帶領人馬沖入董大師傅的家，他甚至一邊肆無忌憚地吃著桌上的美味，一邊指揮手下將陳千元、董慧文逮捕歸案。通過細節(jié)描寫所制造的敘事節(jié)奏變化，使得日常生活的美好與革命歲月的殘酷，一種極端的方式并置在一起。孫甘露似乎要以此告訴我們，陳千里、陳千元、董慧文以及無數(shù)革命先烈，并非不看重親情、愛情以及家庭，更始終留戀著歲月靜好的日常生活，只是共產(chǎn)主義信仰使他們相信，千里江山、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幸福等待著他們去拯救，所以才以決絕的姿態(tài)，義無反顧地迎著革命的暴風雨前行。

作為一部諜戰(zhàn)題材的長篇小說，《千里江山圖》無疑在藝術上做了多方面的探索。通過帶領讀者不斷探究暴風雨的秘密——歷史，孫甘露創(chuàng)造出的一種獨特的間諜小說寫作哲學，一方面成功地在作品中調配了革命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諜戰(zhàn)題材的類型文學以及先鋒文學等不同的寫作資源，另一方面也改變了自己此前的文學創(chuàng)作方式，用無數(shù)嚴謹、繁復的細節(jié)描寫，營造出具有生活質感的作品。如果說伊恩·弗萊明永遠圍繞著“傳奇”構思他的諜戰(zhàn)故事，約翰·勒·卡雷的間諜小說總是表現(xiàn)出某種“犬儒”氣質，那么《千里江山圖》則是一部關于“歷史”的諜戰(zhàn)題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