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新飛躍與學術新探索
當今中國正處于新的歷史關口，慶祝建黨百年活動和中共中央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十分適時地發出了新時代新征程的召喚，《決議》作出了最新的具有高度科學價值和深遠歷史意義的新概括：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的飛躍”，其最重要的理論品格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因而“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新飛躍，將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理論、思想和方針的保證，推動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的宏偉事業大踏步向前發展。同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新飛躍開啟的新時代新征程，也為學術研究拓展新領域，預示著學術文化事業必將迎來更加輝煌的前景！
從學理層面講，這次中央全會做出的新總結、新概括，對于研究者的寶貴啟示，就是樹立了學術研究中實現繼承性和創新性、民族性和時代性結合的典范。“兩個相結合”這一精當的新概括，正是新時代中國精神和時代智慧的精華，而同時，我們又能深刻地體會到與以“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為精髓的毛澤東思想基本特征的繼承、發展關系。這是黨領導人民進行艱苦卓絕而又無比豪邁的偉大斗爭在理論上的結晶，是民族復興偉業取得節節勝利、因而確立“文化自信”的展示，是凝聚新時代中國精神中國智慧的理論指針。
在新時代新征程中，按照《決議》的精神，貫通把握歷史、現在、未來，對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演進和規律作深入探討，對豐富的古代名著的精湛內容和深刻哲理進行發掘、總結，對中華文化的偉大創造力和特質進行闡釋，發揮上述各項對治國理政、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堅定文化自信和提高社會主義文化創造力的當代價值。
唯物論和辯證法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石，我們從古代典籍中能夠發掘出大量確鑿的材料，證明傳統學術的精華是與唯物論和辯證法原理相通的。中國古代文化中有豐富的唯物主義思想資料，并且從先秦到近代形成優良的唯物主義思想傳統。其顯著者，如先秦思想家即認為陰陽二氣和“五行”（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是構成世界萬物的基礎；戰國時期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即認為物質世界有自己的客觀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管子》認為，社會的禮制道德，不是憑空產生，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物質生產水平之上，“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漢代司馬遷推進了這些認識，把經濟生活中存在的法則提高到客觀存在，并以得到驗證的“道”來論述，強調它不是什么行政力量所能強制，也不是人的意愿所能改變，以此推動社會的發展。西漢時期學者概括出來的“實事求是”、必須依靠可靠的事實才能得到正確的認識的思想，由此形成傳統學術的優良傳統，更是與馬克思主義重視事實和“求真”的思想相貫通。
東漢的王充、清代的王夫之、顏元、戴震、魏源等都繼承了古代唯物主義思想傳統，提出了閃爍著進步光輝的論點。王充《論衡》全書的著述宗旨是“疾虛妄”，也即以唯物的觀點為指導，對一切鬼神迷信、妖言妄說、詐偽臆斷之詞進行駁斥。清代進步學者王夫之、顏元、戴震都自覺地擔負了批判自宋明以來理學、心學盛行時代唯心主義說教的任務。
上述思想家的唯物主義主張和批判精神，恰恰成為20世紀先進的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和革命學說的橋梁。
中國的先哲們有大量的關于辯證法的深刻論述。盡管他們的認識往往是樸素的，表達不夠系統，但這些論述同樣是對自然界和社會歷史進程辯證運動和發展的寶貴認識。20世紀先進的知識分子通過這些思想精華印證了馬克思主義革命辯證法的正確性，由此而成為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中介。
先秦儒家經典《詩經》《周易》等書中論述辯證、發展的觀點豐富而突出。《詩經》中“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的詩句，用自然界高岸、低谷的劇變，形象地比喻社會新舊制度、強弱勢力的巨大變化。孔子《論語》有許多講事物辯證關系的警句，如言：“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避免事物走向兩個極端。此后孟子、董仲舒都對這一思想加以發展，使儒家哲學尤為增色！
后世見識卓犖的人物，繼承了前修的辯證思維并向前推進，以高度的智慧精研學術、評論歷史、指陳現實，著成光華熠熠的文化寶典。司馬遷《史記》總結出“通古今之變”的光輝史學思想，“古”與“今”同貫于一史，始探明其上下之“通”，又考察其各個重要階段之“變”，影響了中國史學發展兩千余年，至今學人和政治家視此為著史的卓越指導思想。到明清鼎革的年代，進步學者更運用辯證思維總結此“天崩地解”的大變局，思想上獲得一大解放，因而產生了反映時代思潮的兩部杰作。至乾嘉時期，中國社會已處于近代的前夜，感覺敏銳的學者，已經感悟到時代的迫切需要，因而發揚批判精神，運用辯證分析的思想銳器，對因循保守的局面展開沖擊，以求開創新路。
鴉片戰爭時期成為時代思潮的新起點，經世致用學風重新勃興，揭露封建專制的黑暗殘酷，倡導實行社會改革。所有這些具有時代意義的成果，恰恰成為中國本土學者運用辯證法在歷史劇變時期所取得成就的一次檢閱。中華優秀文化具有接受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內在基礎和內在動力，由此充分證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其向前發展具有深刻的內在邏輯性。
對于古代思想家提出的極具鮮明民族特色的命題，我們要剖析其中深邃的哲理，展現中國智慧的光彩。
第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和而不同”這一典型性命題。這一命題早在春秋時期便已經由年代不同地域各異的三位哲人分別提出來，并作了精辟的闡釋。《論語》《左傳》《國語》分別記載了孔子、史伯、晏嬰三位賢哲的言論，孔子所言為“君子和而不同”，主要從人際關系闡發，明確地區分“和”與“同”兩種相反的處事態度，主張形成既保持獨立性又互相協調的人際關系，反對放棄原則性的遷就、茍同。史伯的言論則強調按“和而不同”行事，才能導致萬物合理有序、健康發展。晏嬰對“和而不同”之闡發尤其達到極致，尤其是，臣對于君的主張，務必做到贊成其可者而剔去其否者，才能達到政平國興。
另一個極具典型性的命題，是有關古代國家體制“封建”與“郡縣”何者為優的闡發。從西漢初思想家賈誼開始，一直至清朝嘉道年間的龔自珍，對于這一涉及國家政治體制的命題，多有評說，形成了內容豐富、頗具系統性的歷史評論。對此，我們應站在縱觀歷史、分析治國理政經驗教訓的時代高度認真加以總結，對于其中若干重要的理論建樹，尤應聯系歷史的大關節點深入探析。
除此之外，構成中國人真誠地接受馬克思主義之深厚內在基礎的傳統思想精華，還有反抗壓迫的精神、同情民眾苦難的情懷，以及大同思想。中國傳統中的“大同”理想與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學說互融互攝，成為20世紀先進的中國人投身于改造中國社會偉大實踐的強大精神動力。
通過我們的深入考察和精心闡釋，對當前理論建設定將產生顯著的推動作用，使研究者和受眾在以下兩個方面提升思想境界和認識水平。一是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二是確立文化自信，奮力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偉業，為燦爛的中華文明續寫華章。對于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發展新時代學術文化事業，顯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