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沛德兒童文學美學觀念研究
價值功能與評價標準建設是兒童文學事業的核心問題，代表著兒童文學的發展方向。束先生在考察兒童文學發展演變的研究文章中，均都深刻貫穿這一理念。
閱讀束沛德先生寫于1956年、1957年的兩篇經典兒童文學評論文章，時隔66年依然可以獲得對當下兒童文學美學建設非常有指導意義的思想觀點，這一現象啟示我們，我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文獻研究尚有很大的開墾空間。束沛德先生用“我這九十年：文學戰線‘普通一兵’自述”來概括他的文學道路，他為人為文的務實低調、執著真誠是作為晚輩的我們要去積極傳承的精神財富。束先生對當代兒童文學事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他總是自謙自己為“跑龍套”。他長期不遺余力潛心于兒童文學組織服務工作、參與策劃論證兒童文學事業發展重要決議、持續推進兒童文學重大活動、緊跟兒童文學創作思潮與發展走向開展理論批評研究、傾其全部力量熱忱扶植新人，束先生“為兒童文學鼓與呼”的樸素情懷，很典型地代表了百余年來我國一代代兒童文學人的赤子之心，正是一批又一批兒童文學工作者的責任擔當與無私奉獻，才開創出我國兒童文學事業的繁榮景象。
重返“兒童文學”基本審美屬性
1957年2月束沛德先生研究柯巖兒童詩的成果《情趣從何而來——談談柯巖的兒童詩》，是我國當代兒童文學史上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獻。這篇文章既代表了束先生本人在剛接觸兒童文學時間不長時即對兒童文學本體特質的精準理論把握，又顯示了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兒童文學創作及研究的多向度審美價值開拓。束先生在本文中提出的“情趣”這一審美范疇，對我國兒童文學美學原理研究有很重要的價值。這一范疇可以與現代兒童文學時期學者們多注目的“趣味”比照理解。1932年陳伯吹在《兒童故事研究》一書中提出18個兒童“趣味”審美范疇，系統研究兒童文學作品中最能調動孩子欣賞注意力、最直接促成兒童審美活動發生的那些根本性、關鍵性的“文學”內容。這些基本的“兒童文學”審美屬性在特別強調兒童文學的社會價值與教育功能時，往往容易被成人話語遮蔽與代替，久而久之丟失兒童文學的本體審美屬性。1950年代初，束沛德先生在嚴文井先生的教導與影響下形成了清晰而深刻的兒童文學美學標準——“兒童文學要講究情趣，寓教于樂”。
“情趣”延伸了“趣味”的精神主旨，但一個“情”字，更突出兒童生命主體對“趣味”的建構，突出“趣味”是個動態的、始終以情感主體作支撐的豐富的精神世界。束沛德先生以柯巖的兒童詩為例，發現了“情趣”可以作為兒童文學基準的美學尺度，并系統論證了“情趣”究竟從何而來，他的這些研究，是有關于兒童文學本體論與價值論建設的雙重理路。他指出“情趣”從生活中來、從兒童世界中來，通過作家創造性的構思和想象，從行動中來揭示兒童性格；提出我們不能用功利主義的觀點理解兒童文學的教育意義，要重視兒童文學的美學要求。追求作品趣味性不僅是滿足兒童的興趣，“更重要的是為了把兒童一代培養成為未來的活潑、樂觀、生氣勃勃的共產主義建設者。只有當作家在兒童面前揭示出生活中有趣的、美好的、新奇的事物，才能使兒童的想象豐富起來，思想開闊起來，并堅定、樂觀地奔向共產主義的未來”。束先生的思想全面涵蓋了兒童文學活動中價值主體的各個角度，特別是他對“情趣”內涵有深入挖掘——連接兒童本位與國家本位的審美實體，它的價值內容建設是影響兒童文學成敗的關鍵。束先生對“生活”“兒童想象”“兒童行動”這些要素的尊重與強調，對兒童文學基本美學原理建設持有的求實精神，使得我國現代以來的兒童文學理論思想在當代獲得了很好的傳承與發展。
“童話”的基礎美學原理
其實，束先生于更早時候，也就是1956年3月寫的《幻想也要以真實為基礎——評歐陽山的童話〈慧眼〉》一文，已經顯示出他對兒童文學深層次藝術問題的敏感與關切。在這篇文章中，他緊扣“真實”——這一生活與藝術邏輯的價值底線，對歐陽山的童話《慧眼》作了非常中肯的批評。這篇文章引起了一場持續兩年之久的有關童話體裁中幻想與現實關系的討論，對于活躍當時的兒童文學學術空氣、促進理論研究有重要的價值。在文章中，束先生提出了“只有生活的真實才是童話的基礎”這樣一個重要的美學觀點。他指出《慧眼》存在著虛構和現實“生硬結合”的問題。他認為正是因為《慧眼》的幻想沒有建立在對社會發展本質和規律深刻穿透把握的基礎上，只是簡單、孤立地移植傳統童話形象，才造成了幻想邏輯對生活邏輯的破壞。束先生最終得出，《慧眼》作者對童話與兒童均了解不深入，導致了童話在藝術上是枯燥無味的，不能幫助兒童通過童話的形式去理解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不能啟發他們的創造力與想象力，更不能引導兒童展望崇高的理想境界。從具體的文本案例出發，束先生探入的是“童話”最基礎的美學原理問題。作為一種非常特殊的藝術思維，童話的幻想邏輯究竟生發于哪里呢？ 童話如何立足時代創新發展呢？ 束先生回到藝術發生的根部，聚焦“真實”這一物質基礎去討論藝術的創造性問題，這一主旨把握即便對于今天童話文體的建設，也非常有指導意義。
文學創新的關鍵要點
束先生長期在文學組織體系、文學實踐工作領域的經驗積累，為他的兒童文學研究賦予寬廣深邃的學術視野、靈動鮮活的問題意識與創新發展的價值追求。他長期鼓勵支持兒童文學的藝術創新，非常不容易。創新是藝術的生命線，但創新思維在不同時期總是會受到各種內外因素的影響。束先生的本職工作是重要的文學組織者身份，可是他從1950年代以來至今的兒童文學研究，卻始終將“創新”這根靈魂線索貫穿始終，這實屬可貴。在他的著述《我這九十年：文學戰線‘普通一兵’自述》“寫在卷首”的開篇，他這樣說，“凡事講究一個‘真’字，一切都求真務實，做事要認真，待人要真誠，為文要真實。這是我的人生信條，也是我畢生努力登攀的目標”。堅守“創新”是他“求真”精神的一個具體組成部分，更是他對文學藝術事業葆有崇高的理想情懷最集中的體現。
1986年束先生寫有《關于兒童文學創新的思考》一文，直面新時期兒童文學更新換代的新格局與精品太少的嚴峻現實，他指出“認真探討兒童文學的創新問題”成為關鍵，而且“應當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正確地認識和回答創新與時代、創新與當代兒童的特點、創新與傳統的關系等問題”。時隔36年，看束先生關于兒童文學創新關鍵要點的概括，依然直指當下兒童文學事業向高峰攀爬過程中面臨的瓶頸問題。束先生給出的具體路徑非常有針對性：應當更好地反映新的時代精神，必須從我國當代少年兒童的實際情況出發，要與當代少年兒童的閱讀能力、欣賞水平相一致，應當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原則，創新要走自己的路，文學評論要為兒童文學的探索、突破、創新打開一條寬廣的路子，創新需要勇氣，而勇氣來自于對國家、對民族、對未來一代的歷史責任感。束先生關于兒童文學藝術創新全面深入、務實前瞻的思考，來自于他幾十年如一日在兒童文苑躬身實踐的勞作。
體系性兒童文學思想成果
從1952年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分配到中國作協工作，束沛德先生個人的文學才華與人生理想便與培養未來人的責任與使命緊緊聯系在了一起。大學時期束先生接受過趙景深先生的兒童文學啟蒙，工作后接受嚴文井先生的教導，他是我國現代兒童文學精神的重要傳承者，也是我國當代兒童文學事業的重要開創者。他1955年、1986年參與起草作協關于兒童文學的兩個決議，1986年、1988年主持兩次兒童文學創作會議，1987年、1992年參與、主持作協舉辦的首屆、第二屆兒童文學創作評獎，1996年在《人民日報》發表《讓兒童文學繁花似錦》的評論員文章。因為作協書記處書記與兒童文學評論者的雙重身份，束先生長期以來主持參與了大量兒童文學重要會議與活動，筆耕不輟對兒童文學整體發展、作家作品、理論建設均有系統的跟蹤研究，全面關注到兒童小說、童話、童詩、幼兒文學等各文體文類的發展，長時段大量的研究文章形成了體系性的兒童文學思想成果，蘊含著豐富的當代兒童文學歷史信息與學術思考。其中有幾個角度的觀念特別值得當下借鑒：
一是束先生對我國兒童文學發展趨勢的準確研判與前瞻性展望，對其中關鍵理論與實踐問題的厘清與剖析。1992年在《回眸與前瞻》一文中在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兒童文學現狀分析的基礎上，束先生指出未來兒童文學發展一不能離開社會大環境，二不能離開小讀者的閱讀心理和興趣，三不能離開國際兒童讀物的潮流、行情。為此他提出要更加重視兒童文學的多種功能，更加重視不同年齡段兒童文學的不同特點，與現代傳播媒介更加緊密地結合，在藝術形式、表現手法、創作風格上更加多樣化。新世紀以來兒童文學趨于繁榮發展，其建設成就正是圍繞在束先生所預判的這些方面而獲得的。他的觀念的開放睿智與問題角度的精準，對當下兒童文學發展依然有重要的指導價值。
二是束先生對兒童文學價值觀念、價值功能、評判標準等兒童文學價值論視域的理論問題非常敏感，這一意識貫穿他的研究始終，這是他對小讀者關注和尊重的切實體現。2010年在評價《中國兒童文學60年（1949?2009）》這部文獻時，他從其中所收文獻看出了60年來我國兒童文學價值理論建設的變遷，“從張天翼提出的為孩子寫作品的‘兩個標準’（有益處、喜歡看），陳伯吹被批判的所謂‘童心論’，到‘未來民族性格的塑造者’‘為兒童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礎’，從一味、片面強調兒童文學教育作用到全面認識兒童文學多方面的功能，讓我們欣喜地看到60年來兒童文學價值觀念、評判尺度的變革、更新”，束先生的這一歷時總結非常有思想。
價值功能與評價標準建設是兒童文學事業的核心問題，代表著兒童文學的發展方向。束先生在考察兒童文學發展演變的研究文章中，均都深刻貫穿這一理念。2009年他在《開拓·探索·創新·嬗變》一文中對新中國兒童文學60年作總結時，指出“對兒童文學功能的認識更完整、更準確了，越來越重視全面發揮兒童文學的教育、認識、審美、娛樂等多方面的功能。而且深切地認識到，文學的教育、認識、審美、娛樂作用都要通過生動的藝術形象和審美愉悅來實現，在創作上更加自覺地把握文學‘以情感人’‘以美育人’的特征”。他的這一概括把握住了我國兒童文學進步發展的根本面向，他指出正是由于我們正確處理好了四個方面的關系才取得這些成績，其中一個關系是“兒童文學與教育的關系”。這些思想認識關系到的都是我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的重大問題，束先生的觀察與思考能夠積極促進該領域問題的后續研究。
三是束先生對當代兒童文學思潮、文學活動現象、作家作品及時有力的跟蹤研究，精準的理論把握與對兒童文學事業的赤誠之心為后輩學人樹立了良好的典范。從1950年代的兩篇經典評論文章開始，束先生就確立起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深度融合的學術路子，他擅于從具體文本個案中敏銳發現重大理論問題，及時予以呼應于思想闡釋，進而對創作作出有針對性的引導，這樣的評論才是有見地的、有生命力的。束先生的研究文章都值得我們細細去品味琢磨，從中抽取他看重與肯定的價值要素，基本上就是兒童文學在一般原理上需要重點研究的問題角度。比如評李東華的《焰火》，他看出了作者“精神的成長，心靈的成長，筆力的成長”，他用“赤子情懷與傳奇色彩”來定位張煒的《少年與海》，對趙麗宏的《童年河》他說“天真比才華更重要”，對張之路的《千雯之舞》他強調“貴在獨創”，對曹文軒的《草房子》他用“內蘊豐厚、藝術精致”來高度概括，對樊發稼的評論特色他用“激情似火、膽識過人”來凝練，他對浦漫汀鮮明的兒童文學主張有五點總結分析……對每一個研究對象，他都能智慧地量身打造出“這一個”的特色與貢獻，這既需要高度的專業敏感與理論素養，更需要的是對事業無比的忠誠與熱愛，才能鑄就這一份充滿情與力的學術對話。
束先生說，能為塑造未來一代美好心靈這個偉大工程添磚加瓦，既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幸福。他用跨越世紀的歷史長度踐行了自己的諾言，他的兒童文學思想需要我們持續深入地展開個案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