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言大義”與古代小說評點的索隱闡釋
摘要：
傳統闡釋方法是古代小說評點體系構建及其話語表達的重要來源。小說評點者構建了一種既能調動評點者自身的品評熱情，又能引領其他讀者持續探討文本“微言大義”的闡釋效應。“微言大義”式索隱對古代小說評點的闡釋視角、慣用方法及價值構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重整了小說文本信息的多樣可能，提供了一個索隱式闡釋構架，促使小說文本的信息得到意義無窮的長時段、多角度闡發。“微言大義”式索隱是一種能夠超越小說文本原有意義體系且具有顯著創造性見解的闡釋模式，它是古代小說評點體系構建的基礎邏輯，亦是評點者進行小說文本生產性批評的文化傳統。
關鍵詞：
“微言大義” 古代小說 評點 索隱 闡釋
所謂“微言大義”，見于《左傳》魯成公十四年所載：“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圣人，誰能修之？’”意即強調作文治事應發揮垂訓警世的史傳傳統，同時挖掘隱含于“微”與“婉”之后的潛在意圖及其言說方式。后世的文學評點在“以意逆志”解喻思維的作用下，逐漸強調“微言大義”如何推進對評點文本旨意或本事的索隱探求及其審美挖掘，促成了基于政教背景進行文本意義構建的闡釋模式。在古代，“以意逆志”強調在“作家作品之意與評者自己之意”結合的情況下，尋求闡釋話語的新變可能與解釋的獨特性，獲取經典解說與傳承的話語權，促使言說者溝通并認同作品中的經典含義。而以“微言大義”為特色的“春秋筆法”的經學闡釋方法，促使言說者的創造性闡釋在世人普遍認可的律則意識中，形成了可資自由表達的實踐方式。“微而顯，志而晦”的話語模式促使“微顯闡幽，裁成義類”的方法得以被廣泛認可，推動“微言大義”式索隱的普遍使用——在“微言大義”的刺激下，借用索隱方式去探尋闡釋文本的話語體系、文化價值及其闡釋可能性，進而在闡釋過程中尋求言說者基于“以意逆志”的批評，這既能夠關注闡釋文本的語文屬性，又能充分注意其間的思想屬性，勢必成為言說者構建闡釋話語不可或缺的具體手段。可以說，“微言大義”索隱既是一種批評方法，又是一種思維方式與文化傳統，它對古代小說評點的闡釋構建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雖說已有學者注意到古代小說創作與評點中的“微言大義”現象，但對“微言大義”所帶來的評點者進行小說文本評點之后的索隱癖好及其旨趣訴求，相關討論仍較為薄弱，尚有深入展開的必要。基于“微言大義”式索隱探討古代小說評點的闡釋邏輯、慣用方法及其對小說文本經典化的影響，將能夠作為一個典型案例，深究經學思維與史家意識影響歷代文學批評的方式、過程及其歷史意義。
一、“微言大義”與古代小說評點的文化取向
由于古人一直信奉慎終追遠、敬天法祖等“原始要終”的處事理念，導致歷代學術的發展往往需要通過對此前學術思想與學術話語的承繼作為構建起點，進而尋求闡釋范式與話語的資源挖掘。在這種學術傳承方式的主導下，歷代小說評點的闡釋構建亦深受傳統闡釋學的影響。諸如“以意逆志”、索隱等古代闡釋學中的慣用方法，不僅成為包括小說評點家在內的各類群體展開知識意義構建時的指導，而且作為一種闡釋規范有效限定了小說評點家進行文本內容的隱義挖掘。小說評點擴大了傳統闡釋學的普適范圍，是傳統闡釋學對小說文本接受形成影響的具體方式。這其中，以“微言大義”為主導而進行的依“經”傍“史”等小說文本旨意或本事索隱，成為歷代小說評點者奉為圭臬的闡釋準則。依“經”傍“史”作為一種下意識的行為，或隱或顯地引導評點者凸顯小說文本的文教價值，推動小說評點者努力挖掘文本背后的“微言大義”，最終促成了小說評點或經學或史學的文化取向。
通俗章回小說在明代一經傳抄或刊刻流傳之初，首先就被當時的士人階層將其與《史記》《漢書》等經史典籍相勾連，用于強調通俗章回小說的寫作及其知識趣味淵源有自的學術傳承。早在嘉靖年間，“嘉靖八才子”就專門談及《水滸傳》，指出：“《史記》而下，便是此書”，不僅認可《水滸傳》“委曲詳盡”的敘述價值，同時強調《水滸傳》的“史學之妙”。這就促使將通俗章回小說的歷史底蘊依附于經史之作的做法，一直伴隨著相關小說作品的流傳過程中。同時，代表明代主流知識分類體系的書目著述，亦往往將《西游記》《水滸傳》《三國志通俗演義》等作品著錄于史部與子部之中。此類帶有普遍性導向的做法，促使世人從經史傳統來尋求通俗章回小說流傳、接受及品評等各類闡釋行為。從這個角度講，包括評點家在內的歷代文人對通俗章回小說的品評試圖尋求相關小說的經史傳統及其知識趣味，探尋小說作品的敘事策略，進而建構一套符合歷史傳統的閱讀闡釋學，凡此種種，皆是通俗章回小說被進行意義建構的具體表現。
在歷代有關通俗章回小說品評的取法來源中，對傳統闡釋學的理念承繼與方法取意，已成為品評者不可回避的重要選擇。歷代文學評點往往是從經學箋、疏、注、解等訓詁句讀、義理闡釋之中取法的。在傳統闡釋學中，不僅重視句讀圈點等標注閱讀者之于作品意義的詮釋意見，同時尤其重視對經義之語言表意功能的挖掘。漢儒將“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當作解詩的重要闡釋方式，強調挖掘文本“志”意之于闡釋意義構建的重要價值，此舉是一種嘗試對創作者的意向性活動進行探討的體現，形成了注重“言之在外者”與“意之在內者”的闡釋傾向。孟子曾提出：“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由于歷來有關“以意逆志”方式的解讀側重不同，致使后來的解經者往往形成了斷章取義的讀詩之法，而對基于詩歌的整體性文本予以解讀的方式有所忽略，進而演變為對創作者“本意”的探尋式索隱。這導致了后世解經時形成了“我注六經”與“六經注我”的常見方式，以索隱出作者創作的本意作為經解的重要訴求之一。不論是“我注六經”抑或是“六經注我”，皆存在以解經者自身的心意或思想去體會作者寫作意圖的詮釋導向。尤其是在今文經學家眼中，義理闡釋的主觀構建，顯然是不可或缺的，以至于時常出現脫離經義文本的天馬行空式自由發揮的情況。不過，“以意逆志”式的解經策略，能夠促使解經者嘗試構建與經義文本創作者的交流途徑。“是為得之”云云，直言解經者與經義文本創作者之間進行心靈接觸的必要性及其可預見結果。這進一步導致解經者強調基于經義文字片段的意義體系，進行自由發揮。例如，宋代文學評點興起之初，評點者往往在詩文評點之中，隱含自身“講究虛心涵泳，熟讀精思，喜歡獨立思考，倡自得悟入之說”的品評趣味，繼承了經學品評之“批點抹截”方式，以突顯文章命意、句法、布局等方式，來引導其他讀者注意文本的“關鍵”之處。
上述思想在以乾嘉學派為代表的清代樸學思潮的主導下，進一步強調文本闡釋的合理性，在事實、事理、經驗等方面的有效驗證及其適用性。清代經學闡釋中的“漢宋之爭”，雖然在闡釋路徑及闡釋導向等方面有所區別，但強調復歸經典文本等方面的訴求卻殊途同歸，皆意圖通過對經典文本（尤其是儒家經典）的返本還原，來重新構建相應的價值規范與文化秩序，以便達到借古鑒今的致用意圖。此類意圖促使清代的經學闡釋，尤其是乾嘉學派的闡釋，逐漸強調文字訓詁等方面的實證校驗。阮元《經義述聞·序》（1817）曾說：“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義之所在。”又說：“學者當曉然于古書之本義，庶不致為成見舊習所膠固矣。雖然，使非究心于聲音文字，以通訓詁之本原者，恐終以燕說為大寶，而嚇其腐鼠也。”所謂“古書之本義”，精準總結了經學家探求經典文本旨意的志趣所在；“旁征曲喻”云云，使得音韻、典章、義理等各類解經方式反復被運用。相關方法的多重運用，使得對本事的索隱式探尋，進一步被清代學者擴展至小說的闡釋中，日益成為清代小說評點者勾連小說文本意圖、作者原意的重要途徑，以獲得一種“我注六經”式的滿足感。
在此類思想的影響下，小說評點者往往強調“以意逆志”式文本闡釋的重要性，多喜將小說文本與相關史實或歷史現象對照而評。通過小說創作者與作為讀者的評點者之間跨時空的心靈式交流，觸摸或探尋小說的文本體系，最終形成文本意義的闡釋策略。這是因為小說評點者相信小說文本所寫是作者由特定事件觸發而寄托了特定的情感，乃至一種自敘表達。包括小說評點者在內的時人認為“以意逆志”之“意”，關注的是小說創作者諸多言行舉止的復雜性及其在小說文本中的投射。例如，張箮認為李昌祺“坐事謫役”房山之時所寫《剪燈馀話》：“詞雖近褻而意皆有所指，故一時縉紳，多有心非之者。其作《彈琴記》有‘江南舊事休重省，桃葉桃根盡可傷’之句，亦皆寓言。”“皆寓言”云云，即認為“意皆有所指”，故而探討所言何指成為評點者的好奇著力之處。相關著力點一方面促使評點者觀照小說創作者賦予小說文本意義的可能性導向；另一方面，評點者又嘗試對小說文本意義，做出自身認為合理存在的闡釋，它最終促使小說評點者熱于追逐小說文本所隱含的微義。王英《剪燈馀話序》（1420）曾說：“經以載道，史以紀事；其他有諸子焉，托詞比事，紛紛藉藉，著為之書；又有百家之說焉，以志載古昔遺事，與時之叢談、詼語、神怪之說，并傳于世；是非得失，固有不同，然亦豈無所可取者哉！在審擇之而已。是故言之泛溢無據者置之；事核而其言不誣，有關于世教者錄之。余于是編，蓋亦有所取也。其間所述，若唐諸王之驕淫，譚婦之死節，趙鸞、瓊奴之守義，使人讀之，有所懲勸；至于他篇之作，措詞命意，開闔抑揚，亦多有可取者，此余之所以喜也。”所言“在審擇之而已”，強調應該對小說文本的隱含旨意進行有選擇的吸納，以求其“事核而其言不誣”之類的內容。這種意見典型代表了作為閱讀者之于小說文本的期待視域，以至于探討作者如何“有所取”或“征諸事”“揆諸理”成為被重點關注的內容。也就是說，“微言大義”作為一種認識思維，有效推動評點者融入小說文本的同時，又開啟了一個觀照文本意義導向的閱讀空間，從而能夠在差異認知中，細致分析小說文本之于閱讀過程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以意逆志”式文本闡釋的延展結構，促使評點者往往尋求其所評點小說與經史之典的比較，從文化寄寓、價值導向、敘事策略等方面來推崇相關小說的經典意義。例如，金圣嘆明言：“《水滸》所敘，敘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綠林，其事不出劫殺，失教喪心，誠不可訓。然而吾獨欲略其形跡，伸其神理者，蓋此書七十回、數十萬言，可謂多矣，而舉其神理，正如《論語》之一節兩節，瀏然以清，湛然以明，軒然以輕，濯然以新。彼豈非《莊子》《史記》之流哉!不然，何以有此？如必欲苛其形跡，則夫十五《國風》，淫污居半；《春秋》所書，弒奪十九，不聞惡神奸而棄禹鼎，憎《梼杌》而誅倚相，此理至明，亦易曉矣。”此類經典意義的挖掘乃至構建，促使評點者進一步尋求相關小說文本之中的“微言大義”，并在評點文字中寄托著引導其他讀者予以遵循的期待。從這個角度講，評點者認為小說文本的知識特征與意義導向需要通過“微言大義”來進行解讀，在與經史之典勾連比較的特殊知識結構下，才能被有效感知進而予以多維闡釋。這就是小說評點者時常強調“書尚評點，以能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的外化體現。
綜述之，索隱作為一種具體操作的勾連手段，是評點者挖掘小說文本存在著寫作者“以意逆志”等表達現象的實證方式，最終在“微言大義”的闡釋策略中，進行著評點文本“解構”之后的“重構”。通過“微言大義”的視角，小說評點所熱衷的本事索隱在借鑒經學索隱方式的同時，一并延續經學索隱所特有的關注文本的存在境域與寫作主體之間的關系，強調通過寫作主體來考察文本意義多重可能的方法論。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文本闡釋的關注視野，使得小說文本的本事索隱成為評點者樂此不疲的主要話題。“微言大義”式本事或旨意索隱，成為小說評點者從自身出發尋求閱讀時的審美經驗或構建一定文教話語體系的重要生成渠道。小說評點者據此看到了小說文本在傳統文教環境中何以被闡釋的可能，使得歷代小說評點的闡釋構建，不去過分強調闡釋的具體細節，而是強化基于傳統文教視域進行闡釋構建后的歷史效果。這也是小說評點者之于評點文本展開審美經驗互動的具體細節，更是評點者為小說文本建構意義的目標之一。此類評點細節是傳統闡釋理念在小說品評中的具體話語實踐，是一種深植于評點者知識體系之中的經學思維或史家意識的外化體現。
二、“微言大義”與古代小說評點的闡釋體系：以《紅樓夢》為例
“微言大義”如何對古代小說評點的闡釋視角、慣用方法及價值構建形成實質性的影響呢？茲以《紅樓夢》的歷代評點為例，申說如下。自《紅樓夢》誕生以來，歷代評點者往往熱衷于對《紅樓夢》的本事或旨意進行索隱，試圖挖掘《紅樓夢》文本的“言外之意”。評點者擅長將此類“言外之意”的索隱，當作自身閱讀文本的一種常見閱讀模式，強調“微言大義”挖掘時的閱讀樂趣。由此形成了基于“微言大義”進行《紅樓夢》索隱式闡釋構建的蔚為大觀現象，對《紅樓夢》的后世閱讀形成了深遠影響。
包括評點者、序跋者在內的歷代讀者閱讀《紅樓夢》文本之時，大多首先重點關注曹雪芹的原意與《紅樓夢》文本的旨義。而在探討相關話題時，以“《春秋》筆之”的切入視角予以觀照，成為各類讀者不約而同的共選。如紫瑯山人《妙復軒評石頭記序》指出：“□□陰陽消長之義，皆以男女言，示人以易知也。……莫不善于淫奔，而《風》詩采之；莫不善于弒逆，而《春秋》筆之。可以知作者之苦心矣。作者洋洋灑灑千萬言，一往天下后世之知者愚者，口之耳之目之，而其隱寓于語言文字之中，以待默會于語言文字之外者，又逆料天下后世必有人焉，能得其指歸之所在。笑我罪我，皆所弗計，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所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一種突顯《紅樓夢》文本潛在意圖的閱讀側重點。它是在“以意逆志”的言語模式中，意圖深度探尋《紅樓夢》“隱寓于語言文字之中”的“微言大義”。而后據而進行文本品評的細節展開，建立“一以貫之，頭頭是道”的閱讀范式與批評策略。
由于歷代闡釋者覺得《紅樓夢》所寫有所隱晦，故其撰寫模式勢必存在“微言大義”或借此言彼的情況。涂瀛（道光年間）《紅樓夢論贊》就指出：“世俗之見，往往以經濟文章為真寶玉，而以風花雪月為假寶玉，豈知經濟文章，不本于性情，由此便生出許多不可問不可耐之事，轉不若風花雪月，任其本色，猶得保其不凋不鑿之天。然此風花雪月之情，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故不得不仍世俗之見，而以經濟文章屬之真，以風花雪月屬之假。意其初必有一人如甄寶玉者，與賈寶玉締交，其性情嗜好大抵相同，而其后為經濟文章所染，將本來面目一朝改盡，做出許多不可問不可耐之事，而世且艷之羨之，其為風花雪月者乃時時為人指摘，用為口實。賈寶玉傷之，故將真事隱去，借假語村言演出此書，為自己解嘲，而亦兼哭其友也。故寫賈寶玉種種越人，而于斷制處從無褒語，蓋自謙也。……吾以知《紅樓夢》之作，寶玉自況也。”又，《紅樓夢問答》言：“或問：‘寶釵似在所無譏矣，子時有微詞，何也？’曰：‘寶釵深心人也，人貴坦適而已，而故深之，此《春秋》所不許也。’”據此，涂瀛認為“《春秋》所不許”的批評思路導向于“《紅樓夢》之作，寶玉自況”之一面，是在理性與非理性的臨界之間尋求《紅樓夢》“將真事隱去，借假語村言演出此書”的闡釋空間。
為進一步強化《紅樓夢》所寫“微言大義”的可信性及多維探索的可能性，評點者往往強調《紅樓夢》文本的“用意命筆”具有深刻的史官筆調。云羅山人在《紅樓夢》第一百一十二回眉批曾說：“書言報應，莫如左氏。大厲之請帝，良夫之叫天，齊襄之傷足，荀偃之墜首，可以訓世。及看紅樓至趙妾赴冥曹一章，其懲惡罰罪，神降而鬼臨者，用意命筆，可與左氏爭席，豈止小說而已哉！”所謂“用意命筆，可與左氏爭席”，成為評點者意圖構建《紅樓夢》文本隱含深意的邏輯起點，也是一種具體的閱讀操作。劉銓福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跋》更是直言：“《紅樓夢》雖小說，然曲而達，微而顯，頗得史家法。余向讀世所刊本，輒逆以己意，恨不得起作者一譚，睹此冊，私幸予言之不謬也。”所言“逆以己意，恨不得起作者一譚”，深刻道明評點者基于“以意逆志”方式進行《紅樓夢》文本闡釋的普遍性。這種闡釋方式使得評點者易于將品評的重點，落置于對《紅樓夢》文本潛在之意的索隱上。當然，探討《紅樓夢》的“春秋筆法”或“微言大義”，離不開對《紅樓夢》文本旨意的索隱樂趣。此類癖好將引發評點者作為一個普通讀者進行《紅樓夢》索隱的持續動力。
歷代有關《紅樓夢》文意的索隱，除了各類主題家世說外，另有對《紅樓夢》文本潛在文教價值的索隱式肯定。張新之《紅樓夢讀法》言：“《石頭記》乃演性理之書，祖《大學》而宗《中庸》，故借寶玉說‘明明德之外無書’，又曰‘不過《大學》《中庸》’。是書大意闡發《學》《庸》，以《周易》演消長。以《國風》正貞淫，以《春秋》示予奪，《禮經》《樂記》，融會其中。《周易》《學》《庸》是正傳，《石頭記》竊眾書而敷衍之，是奇傳。故云：‘倩誰記去作奇傳。’致堂胡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惟敗常反理，乃書于策，以訓后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適于治而已。’是書實竊此意。‘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是此書到處警省處，故其鋪敘人情世事，如燃犀燭，較諸小說后來居上。《石頭記》一百二十回，一言以蔽之，左氏曰：‘譏失教也。’”所言“譏失教”的價值評判，不僅是受“微言大義”影響的具體表現，更是表明評點者似乎更喜好從《紅樓夢》文本的文教索隱中構建起自身品評的框架體系及其主導性意見。王希廉在《護花主人批序》中所言：“《石頭記》作者既自名為小說，吾亦小之云爾。若夫禍福自召，歡懲示儆，余于批本中已反覆言之矣”即證。
又，戚蓼生（1730—1792）《石頭記序》亦言：“夫敷華掞藻、立意遣詞，無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賞，姑不具論；第觀其蘊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寫此，目送而手揮，似譎而正，似則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詞、史家之多曲筆。試一一讀而繹之：寫閨房則極其雍肅也，而艷冶已滿紙矣；狀閥閱則極其豐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寫寶玉之淫而癡也，而多情善悟，不減歷下瑯琊。……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遷乎？然吾謂作者有兩意，讀者當具一心。譬之繪事，石有三面，佳處不過一峰；路看兩蹊，幽處不踰一樹。必得是意，以讀是書，乃能得作者微旨。” “得作者微旨”與“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遷”“《春秋》之有微詞、史家之多曲筆”相勾連，清楚表明戚蓼生意圖探討《紅樓夢》“微旨”的主要方式是以“微詞”“曲筆”作為判斷的邏輯起點，而后索隱《紅樓夢》文本的旨意。“一一讀而繹之”則是基于此而作的獨特觀感，表達一種“敷華掞藻、立意遣詞”的閱讀滿足感。
據此而言，評點者基于“微言大義”而展開的《紅樓夢》文本索隱，除了挖掘《紅樓夢》文意的“微言”之外，更是強調《紅樓夢》文本中隱含著作者“一字褒貶”的史官筆法。這就從內容索隱后的文意闡釋與寫作方式的史官特色等兩方面，強調《紅樓夢》對“微言大義”的承繼，乃至發揚，最終促成評點者在《紅樓夢》“微言大義”的品評過程中，能夠提出自身的全新見解。
要之，“以意逆志”式的“微言大義”已成為《紅樓夢》文本索隱式闡釋的主要指導，使得既作為《紅樓夢》文本閱讀者又作為意義構建主體的評點者，有效發揮了作為《紅樓夢》文本闡釋決定因素的主導性作用；進而構成一種既調動了評點者自身的品評熱情，又引領其他讀者在其所言的基礎上，繼續探討文本“微言大義”的闡釋效應。進一步講，“以意逆志”的文化傳統及其言說方式，讓評點者清晰看到闡釋小說文本的可能路徑，使得字句考證、文意屬性、思想挖掘、文化寄寓之類的話題，成為評點者進行文本闡釋的題中之意。這促使“微言大義”式索隱不僅成為評點者進行文本闡釋的邏輯前提，更是左右評點者闡釋意見表述的具體推進環節，使得針對《紅樓夢》索隱式闡釋的方式方法及其言說主體，緊緊圍繞作品文本展開。“微言大義”式索隱的闡釋邏輯，能夠誘發不同時期不同讀者類型隨時隨地進行小說文本的自由闡釋，有效避免了闡釋結論的同質化傾向。這種做法在評點者闡釋“期待視野”的作用下，促使評點者更加關注《紅樓夢》文本中或隱或顯的“空白”內容及其意義結構，推動了評點者在閱讀過程中強化自身感悟與評點文本意義體系之間的深度交流。這就促使闡釋者在特殊政教意義的主導下，容易基于文本的文化蘊含，以展開小說評點與特定歷史、社會及文化“事件”的關聯勾勒，最終形成闡釋目的先于文本存在的“重構”導向。據此而言，“微言大義”已成為歷代評點者構建《紅樓夢》“旨意”的重要“召喚結構”，是評點者觸摸《紅樓夢》文本意義的導向符號與意義載體，促使評點者有效構建了基于文本而生發的索隱式闡釋體系。索隱式闡釋使得評點者不僅強調“文本對我說什么”的接受趣味，而且強化了“我對文本說什么”的重要性。這種思路就是對傳統經解“六經注我”與“我注六經”的借用。它強調對《紅樓夢》“空白”內容及其未定性結構的深度索隱，借此對文本中所可能關涉到的評點者或曾經歷過的經驗進行新的意義找尋。可以說，“以意逆志”式的“微言大義”，已成為《紅樓夢》評點者進行文本闡釋的方法與指導思想，導致歷代有關《紅樓夢》文本意義的構建呈現出顯著的倫理化、政教化傾向。索隱者努力向其他讀者傳遞自身闡釋的獨特之處，或者進行價值說教以誘發其他讀者的遵循，乃至慣用的猜字及相關的諧音套路、拆字手法，以及對《紅樓夢》言情主題、社會現象批評、人物形象審美，皆可以在“微言大義”的言說套路中加以細節性延展，最終推動《紅樓夢》多元闡釋體系與多維存在意義的展開。
三、“微言大義”式小說評點的意義
古代小說評點作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重要語體之一，勢必要符合古代文學批評尊奉以儒家為主導的政教思想等普遍性選擇。自劉勰《文心雕龍》確立批評的“宗經”傳統后，包括小說評點在內的歷代文學批評，大多存在以“宗經”為批評內核的思路。評點者首先將通俗章回小說當作一種可與史書相提并論的經典之作，以此展開對通俗章回小說的身份正名；而后，基于“尊體”的視角尋求具體評點的形式細節，作為構建小說批評體系的思想源頭。在這種情況下，“微言大義”在小說批評中的廣泛使用，可以看作評點者通過小說評點的言說形式，來實踐“宗經”思想的具體表現。這可以看作傳統闡釋學所提出的“怎么說”思路，深刻影響到評點者“說什么”的話語選擇。它是一種評點者突顯通俗章回小說評點之價值性挖掘的具體思路，是語體與語態在小說評點這一類批評形式中的隱性作用。小說評點作為一種文學批評的外在形式，雖然與詩文批評略有不同，但其所言及的內容乃至表達“說什么”時的展現形式，都離不開特定時期的文教傳統，也無法完全擺脫傳統書目知識體系所謂“街談巷語，道聽涂說者之所造”的社會角色與知識身份。歷代知識群體將“小說家類”排斥于“可觀之道”的核心范圍之外，包括后之興盛的通俗章回小說在內的“小說家類”的存在價值與分類樣態，將不得不尋求一種比附經、史的庇護外衣。這就導致小說評點者通過評點形式來構建相關小說的經典價值與接受意義時，不得不進一步做出依附經典之作的實踐策略。
將小說文本當作經典之作、之學而進行文教意義構建或審美價值自娛，成為評點者索隱小說文本意義時的先入之意。而“以意逆志”的思考策略與言說方式，使得小說評點者踐行“微言大義”的闡釋策略成為可能。“微言大義”式解經手段在小說評點中的大量使用，不僅可以看作評點者從史學實錄的角度，來尋求通俗章回小說存在意義的具體反映；而且可以看作傳統解經注傳式注疏思路，對小說評點寫作模式形成深刻影響的體現。小說評點者意圖通過“微言大義”的挖掘，來勾連相關小說與傳統文教的譜系歸屬，以特定的關聯結構強調小說文本的經典性特征。這就使得明清通俗章回小說的評點，以構建文本價值或意義作為主要寫作思路，熱衷于揭示通俗章回小說所蘊含的隱性義理導向，或符合（或突破）儒家經典宗旨的潛在書寫。這種思想促使明清通俗章回小說的評點，不僅強調對小說文本之字、句的意義闡釋，而且多喜歡通過總評、回評、行批、眉批、夾批等方式，從宏觀層面對相關小說的知識特征與價值意義進行多重申說，試圖建立一個具有自足自適的小說批評體系。“微言大義”的意義闡釋邏輯，促使評點者從小說文本中，看到了句子意義的重構視角；通過“以意逆志”的“移情”手段，評點者對小說文本的各類存在現象，進行本事、旨意等本體特征的構建。同時，小說評點者有其自身獨特的知識體系與品評習慣。小說評點者從自身出發進行文本經驗的體味過程，導致其對小說文本的經驗式感受與主觀性闡釋，往往具有表現形式有別的內容表述。在“微言大義”的刺激下，小說評點者可以隨時根據自身對文本的理解，提出異于他人的意見，重新給評點文本劃出新的闡釋疆域。此舉促使小說評點者可以隨時將自身獨特的見解，從當時的主流闡釋意見中單列出來，不斷修訂小說文本業已表現出來，且為人所熟知的某些給定特征，進而建構成一種具有主流意味的闡釋意義場，借此宣稱自身的闡釋是一種符合作者原意或接近作品主要知識體系的正解。
在傳統闡釋學基礎上形成的“微言大義”式索隱，已成為評點者與小說文本之間雙向互動的重要交流平臺。由于相信小說文本的“微言大義”，評點者非常重視自身去挖掘小說文本潛在內容的解碼過程。這個解碼環節有效再現了小說評點者闡釋時的閱讀活動及其具體過程，使評點者得以與小說文本交流互動。不論小說評點者基于何種批評方法來進行文本的品評，從歷代小說評點者共同選擇的閱讀現象看，“微言大義”的闡釋策略促成了小說評點者從歷代文教語境中，尋找到一條批評的參照系——它使得小說評點必須以文本產生的整個文化背景與思想體系為參照，以探尋闡釋過程中意見表達的具體方式，并將小說評點作為一種表達評點者介入現實或構建歷史的重要途徑。它開放了一種多角度理解小說文本的可能性，并強化了評點者接受文本的主要闡釋思路，也讓小說評點者尋找到將小說文本的意義世界置入或轉換到評點者自身言語世界等精神滿足感的多元路徑。在“微言大義”給定的知識結構與意義體系中，小說評點者可以重新組合一定社會文化習慣或價值體系中可能存在的多種文本意義，評點者所采用的價值評判主導、拆字諧音法、歷史材料佐證法、社會現象歸納法、本事原型比對法等常用慣例，都能夠在“春秋筆法”的形式挖掘或“皮里陽秋”的內容索隱中，進行無限可能的多樣闡釋。
“微言大義”式索隱，是一種能夠超越小說文本原有意義體系且具有顯著創造性見解的闡釋模式，從而在闡釋舊有文本意義的同時，進行新的意義灌注。尤其是，通俗小說評點者因對相關小說作者的生平經歷與思想特征付之闕如，使得“微言大義”式索隱的主要推進策略，并非集中于了解作者寫作意圖及其背后的意義；而是從評點者索隱時的知識體系、生活經驗及評點需求去構建小說文本的審美特征、知識意義及其對評點者的指導價值。這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小說作者對文本意義的原初設定，而是評點者對小說文本“實際的意義”（actual meaning）進行生產性閱讀的結果。通過生產性閱讀之后訴諸文字的評點意見，小說文本接受“意味”（significance）獲得了一種流動的存在，使得“微言大義”的闡釋策略有效推動評點者從構建小說文本意義的過程中，獲取相應的“意味”生產，也使得“微言大義”的言語表述成為評點者感性體驗與理性闡釋相融合的最終體現。然而，“微言大義”式索隱導致評點者在每一次具體闡釋活動中，獲取小說文本的意義指向都是有限度的。這種有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評點者在長時段的闡釋活動中，不斷進行小說文本意義語境的重構；它進一步促使評點者在自身多次閱讀的體驗中，或在其他評點者已言及的闡釋結論中，不斷嘗試有效確定小說文本意義的典型性與特殊性，乃至借題發揮。
綜述之，“微言大義”式索隱已成為某一小說評點者自身、或某類小說評點群體不斷修訂自身闡釋結果的重要調節機制。此類調節機制既構成了小說評點者闡釋的既定視野，又限定了闡釋時的重點范圍。它重整了小說文本被眾所熟知的信息的多樣可能，并提供了一個“微言大義”式索隱的闡釋構架，乃至“以意逆志”等可資反復的文本解碼方式，促使小說文本的信息皆可在此得到意義無窮的長時段、多角度闡發。若是將“以意逆志”式“微言大義”看作一種闡釋慣例的話，我們可以發現：這讓小說評點者看到以新穎的方式重新組合文本意義的實踐可能性，也使得小說評點者對小說文本的內容定位具有多重表達的可行性。這種依“經”傍“史”等具有濃厚經學化、政教化的索隱式闡釋，意圖將小說文本的旨意與當時的文教倫理相聯系，進而在“以意逆志”的促動下，強化小說文本具有正面啟示意義的文教價值及其審美規范。它使得歷代小說評點在符合傳統文教整體性限制的情況下，一方面能夠隨評點者的喜好而呈現出自由化的索隱旨趣；另一方面，促使不同時期的評點者在索求小說文本“旨意”的同時，多角度構建小說文本的多維品質及其知識意義；進而深度體味小說文本的“意味”，最終在索隱式評點的長時段闡釋積累中，一步一步地推進小說文本闡釋政教化、倫理化之后的經典化歷程。
不過，“微言大義”式索隱對古代小說評點的闡釋構建，除了積極正面的啟示價值，亦存在一些消極影響。如規定小說評點時文本意義體系的闡釋傾向（即刻意強調文本的政教意義），制約小說評點內容的多元性構建（即突顯評點者進行文本內容的無限索隱），限制小說評點意見的表達方式（即索隱后的考證訴求）。此舉會一定程度上導致評點者出現背離文本話語的接受現象，容易演變成評點者自我意念或思想借助于評點文本表達的過度闡釋與強制闡釋。由此看來，“微言大義”式索隱作為一種闡釋手段，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評點時存在“前置立場和模式”等預先的闡釋期望，影響評點時的驗證假設及其意見表述。此類索隱闡釋對客觀認識古代小說文本的語意系統、文化價值、審美意義及其當下接受，均存在一定的消極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