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我的文學之路起步于學生時代，15歲發(fā)表作品，大學時靠稿費維持學業(yè)，畢業(yè)從事黨史工作第二年，寫就2萬多字的紀實作品《1949：張鼎丞和他的戰(zhàn)友們》，在《福建日報》連載后，同行稱“為黨史界帶來一股新文風”。受此鼓勵，我在當年的中央蘇區(qū)第一模范區(qū)、毛澤東才溪鄉(xiāng)調查之地、將軍之鄉(xiāng)——閩西上杭縣才溪鄉(xiāng)深扎一個多月，于24歲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報告文學《將軍與故土》。與此同時，我在家鄉(xiāng)閩西武平縣深入采訪共和國首任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上將的弟弟、失散老紅軍劉亞東，寫出3萬字報告文學《空軍司令和他的農民弟弟》，繼而創(chuàng)作《百戰(zhàn)將星劉亞樓》一書，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獲得首屆中國人民解放軍圖書獎。由是，更堅定了我走一條黨史與文學結合之路的決心，用一撇一捺的方塊字為開國元勛筑起我的紀念碑，帶領讀者走進鄧子恢、張鼎丞、葉飛、莊希泉、傅連暲、賀敏學、江一真等人的精神世界，并由他們的傳記帶出無數(shù)革命者的事跡。

在為黨史人物立傳時，我還出版了《國之大殤》《落日——閩臺抗戰(zhàn)紀實》《商道與人道——塚本幸司傳》等報告文學、傳記文學以及數(shù)部長篇小說。在魯迅文學院就讀時，我還想到要用文學為“三農”立傳，于是帶上只讀了初二便因家貧輟學卻熱愛寫作的農民二姐鐘巧云，開啟了前后長達8年的“鄉(xiāng)村三部曲”寫作。東奔西走，常常席不暇暖，我接觸到的黨史、國史、軍史人物及海外人士、國際友人越來越多，了解到的重要事件越來越多，愈發(fā)豐富了閱歷，積累了對戰(zhàn)爭與和平、中國與世界的認識，時時涌起創(chuàng)作沖動。2015年抗戰(zhàn)勝利暨臺灣光復70周年之際，我創(chuàng)作了長篇小說《我的國籍我的血》，并赴臺參加書展。此書的寫作為我埋下伏筆，此后花4年時間，以第一人稱敘事，潛心創(chuàng)作了一部反映旅居美國的僑三代千辛萬苦尋根問祖的長篇小說《海的那頭是中國》。

這十年中，我當選為福州市作協(xié)主席、福建省作協(xié)副主席，兩次參加全國作家代表大會，聆聽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黨的十八大以來毫不松懈的鐵腕反腐，特別是國家監(jiān)察體制的改革，讓我開始關注反腐題材，并為此接受福建省紀委監(jiān)委邀請，全過程參加一起省管干部重案調查，和專案組同駐案點百來天，完成了多部反腐題材的作品，也為今后的文學創(chuàng)作儲備了素材。

于我的生活和工作經(jīng)歷來說，紅色題材、鄉(xiāng)村振興都是我創(chuàng)作的富礦和主旋律，因此更是深入挖掘、精心耕耘，期待能不負這個時代。曾任福建省委書記、中國扶貧基金會創(chuàng)會會長的改革開放先鋒、扶貧先驅項南，被習近平總書記稱贊為“公仆榜樣”，晚年的他默默地奉獻出自己的全部光和熱，為貧困地區(qū)和困難群眾撐起了一把“傘”，并以此為“一種快樂”。受他的影響和號召，很多人終身從事扶貧事業(yè)，眾志成城，助力中國打贏脫貧攻堅之戰(zhàn)。有感于此，我寫了《項南：一個撐傘的人》一文，上了《新華文摘》的封面要目。而洋洋30萬字的《項背——一位省委書記的來來去去》則是給項南百年誕辰的獻禮。書名的寓意，一是指項南的背影，他生前靈魂有趣，不同流俗，逝后多年背影依然迷人，許多人談及他，總不免淚流滿面；二是我告訴自己要望其項背，也希望大眾如是；三是作靈魂拷問，姑且不論我們能不能望其項背，現(xiàn)實中有多少人真心實意想望其項背？

十年來，一書一文作畢，總要抬眼望天，望太陽，看星星，太陽和星星總也在默默地凝視我。一顆心跟著筆下人物的靈魂隨風飛揚，深深地感恩他們潛移默化的滋養(yǎng)，讓我“仰無愧于天，俯無愧于地，行無愧于人，止無愧于心”?；乜次业氖?，庶可自豪地說，沒有虛擲光陰。人類長河有無數(shù)個十年，個人生命中的十年卻完全可以用手指頭數(shù)得過來。無論如何，這個十年于我的人生和創(chuàng)作都不會一閃而過，而值得作為黃金記憶珍藏。2019年，我在微信朋友圈盤點全年某些訪談鏡頭時，信手寫下一句話：“左看右看不過爾爾，幾次經(jīng)歷一份記憶罷了?！蔽膶W是必須一生朝圣的殿堂，是窮盡一生都可能難以企及的高峰，今后我還要一如既往地跋涉，絕不能半途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