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交的境界——魯迅與陳獨秀
記得大約是四年前，好友郜元寶教授為我的小書《魯迅還在》寫了一篇熱情而專業的評介文章，我從中學到了一個詞：翻轉。的確，新時期四十多年來，魯迅研究的風潮幾經翻轉，本身就構成了一個研究話題。其中最大的一次翻轉，自然是經歷了較長時期“神話魯迅”的推波助瀾之后，魯迅形象逐漸向人間回歸，“人間魯迅”成為從專業研究到大眾閱讀的普遍訴求。這是一次自覺而公認的翻轉，從研究者的觀念到態度，從研究魯迅思想到解讀魯迅作品，這種翻轉的整體性是新時期魯迅研究最基本、最重要的看點。其實郜元寶的文章已經指出了這一翻轉過程中出現的種種現象。我現在不妨沿著這一思路談一點看法，當然只是個人之思了。簡單而直接地說，在“人間魯迅”正在替代“神話魯迅”而成為魯迅形象的主流認知過程中，關于魯迅以及魯迅研究又勢必出現另外一種情形，即魯迅形象的過分世俗化甚至庸俗化傾向，魯迅生平的另一面，即與政治人物的交往及其中的故事，其中必然含有的意義和價值，有意無意被淡化了。時至今日，無論從魯迅生平還是思想研究的角度，重新梳理、描述、研究魯迅人生中的這些經歷，似是必須。
時至2021年，一部名為《覺醒年代》的電視劇引發無盡的話題。而魯迅形象的出現，魯迅與當時一批風云人物的往來，成為諸多話題中的熱點之一。以魯迅在劇中并不多的戲份卻引出眾多討論和熱議，可見魯迅在當代社會的“民意基礎”非常厚實。探討魯迅與中國共產黨人的關系，于是成為我想試著一做的課題。開掘進去發現，內里的世界十分廣大，其中的種種關聯極其復雜，親歷者的回憶時有抵牾，后來者的解讀多有歧義。我的學術準備非常不足，但深感這是一個仍然需要深入發掘的世界。我有意從中選擇有代表性的案例，看看從中可以打開怎樣的觀景。
首先想要述說的，是魯迅與陳獨秀。
一、相遇相識的從無到有
魯迅與陳獨秀，這是一個初看似乎輕松，實則十分艱難的話題。在通常的認識中，魯迅的主要角色是文學家，陳獨秀則是政治上的風云人物。他們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相遇，在后世人的印象中，基本處于雙峰并峙的地位。有時候，我自己的閱讀經驗也會出現這種“自動分類”又難以周圓的差異。比如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研究文學的人把魯迅視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是第一人，是最高峰。研究歷史和政治的人們，談及最多的五四人物，可以說首推陳獨秀。那他們二人在當時究竟各自發揮著怎樣的作用，二人關系究竟如何，后世評價應如何掌握分寸以盡可能不失公允，這些話題是極為復雜而糾纏的。
談“五四”，最離不開《新青年》，陳獨秀是《新青年》的創辦者，陳獨秀的足跡所至，基本上就是《新青年》的辦刊地。而魯迅走上文學道路的起點，正是《新青年》。他們二人哪一個對五四新文學甚至五四新文化的貢獻最大暫且不談，且來看一下二人在現實當中的交往吧。從事實出發，或從事實的有無出發。
魯迅與陳獨秀在現實中有過交往嗎？這個看似不成問題的問題，其實也是可以討論的。
創辦于1915年的《新青年》，最初叫《青年雜志》。從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1917年，隨著陳獨秀應蔡元培之邀從上海北上，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的辦刊地點也遷到了北京。所有這些事，對于當時還在教育部上班，回到住處就在夜燈下“鈔古碑”打發時光的魯迅來說，并無直接關系。然而正是這一變故，為魯迅在文學上的爆發埋下了伏筆。陳獨秀當年到北大任職，既無頭銜、又無教學經歷，還要帶《新青年》同來，卻“拗不過”蔡元培的力邀，于是答應“試干三個月”，勝任則繼續，不勝任就回滬辦刊。而這一切就發生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長僅僅十天之后。從那之后，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這一個個響亮的名字或“轉正”、或“升職”、或“加盟”，出現在蔡元培的“團隊”名單中。因為魯迅是教育部的公務員，按照規定不可以到大學任教，雖然周作人是經他推薦進入北大的，自己卻直到1920年才獲得兼職機會。周作人是魯迅之弟，錢玄同是陳獨秀的得力助手，于是周、錢二人就成了陳獨秀與魯迅之間的牽線人。
有誰能想到，《新青年》這份陳獨秀的“私家”刊物，本來是吸引人才的附加條件，卻未料到反倒成了一批知識分子、文化名人的聚集之地。對社會公眾來說，與其說這些人都是北大的，不如說他們都是《新青年》的。這不，熱心的編輯錢玄同就上門來找魯迅了。
據說那時節錢玄同總往紹興會館跑，目的就是向魯迅約稿。比如1917年8月9日這天，魯迅日記記述北京城“大熱”，而“下午錢中季（即錢玄同—本文注）來談，至夜分去。”這個月的27日，又有“晚錢中季來。夜大風雨。”9月份雖然不見錢玄同到訪，但28日和29日卻記有二人書信往來。到了10月8日、13晚上，又有“錢玄同來”。到了年末的12月23日，那一天是個星期日，魯迅同二弟周作人到“留黎廠”（今通作琉璃廠）買了一堆古碑拓片及墓志銘等等，又去喝茶吃飯，且買了自己喜歡的甜點“餅餌少許而歸”。日暮之后，又有“晚錢玄同來談”。“來談”，就很正式了吧。我猜想說不定，這就是認真來談稿的那一次。一直到1918年2月9日、23日，3月2日，均有錢玄同來訪的記錄。直到4月5日，“晚錢玄同、劉半農來”。錢、劉二人同來甚為隆重，這一次應該是來取稿的，因為此后一直到作品發表，魯迅日記里，并不見有寄稿或信給錢玄同的記錄。從上一年夏夜開始的頻繁而“來”，到年末的“來談”，再到年后的來催，及至4月5日攜劉半農來取，錢玄同可謂是現代以來最好的、值得今天的同行業者學習的優秀編輯。當然，無疑是陳獨秀的好幫手、好助理。錢玄同后來回憶說：“我十分贊同（陳）仲甫所辦的《新青年》雜志，愿意給它當一名搖旗吶喊的小卒，我以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海內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啟明的文章。”
錢玄同是十次左右的到訪中哪一次將魯迅說動，從而得到撰稿承諾的，很難考證出來。但我們都知道一個著名的故事，那就是魯迅與錢玄同的“會館對話”。錢玄同質疑魯迅坐在一間黑屋子里抄古碑有什么用，魯迅則回應他并沒有什么用，于是就得到對方的要求和鼓勵，為《新青年》寫文章。這一要求顯然與魯迅正在思考的重大命題產生了化學反應，也反映了魯迅在個人抉擇上正在進行的苦苦思索。他的難處是：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錢玄同的回答是：“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錢玄同的答案魯迅不是沒有思考過，他的難點是不知道哪一個的“效果”更好。這番對話讓魯迅下定了兩難中的抉擇：“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于是我終于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后，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積久就有了十余篇。”（《吶喊·自序》）
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發表了魯迅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這是以小說之名開創中國新文學的里程碑作品。它是魯迅的，更是中國的。《狂人日記》的意義和價值經過同時代和后世的眾多詮釋和推衍而不斷放大。多重意義自然不是一下子就能說清楚，也不是本文的意圖，但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第四卷第五號之前的《新青年》，對于新文學革命極盡吶喊和倡導之力，不過多是理論闡述和個人主張的表達，如陳獨秀已經發表了《文學革命論》，但真正用作品說話的還很少。新詩是急先鋒，而那個時期的新詩重在打破舊體詩的格式，主題立意上還未達到全新的地步。與《狂人日記》同期發表的，有胡適的《論短篇小說》，這種論，在今天看來革命性似乎并不夠，多是以短篇是生活“橫截面”來談藝術上的特點。同期也發表了魯迅以“唐俟”筆名寫下的三首新詩《夢》《愛之神》《桃花》，其價值也同胡適的《嘗試集》大體相同，重在破壞一下舊體詩的格調，刺激一下“詩壇寂寞”的狀況，屬于“打打邊鼓，湊些熱鬧”的行為。《狂人日記》以思想上的批判性和戰斗性，藝術上的創造性和現代性，開啟了中國新文學的真正序幕，成為現代文學的第一次“實績”證明。這一意義對魯迅和《新青年》同等重要。
《狂人日記》的發表也成了陳獨秀和魯迅交往的真正開端。從那以后，魯迅成為《新青年》的重要作者。此后三年多的時間里，魯迅在《新青年》上共發表作品54篇，其中小說5篇，新詩6首，雜文及隨感錄29篇，譯文等其他文章14篇。《狂人日記》之后的4篇小說，分別是1919年4月第六卷第四號的《孔乙己》，5月第五號的《藥》，1920年9月第八卷第一號的《風波》，以及1921年5月第九卷第一號的《故鄉》。可以說，魯迅的前三篇小說《狂人日記》《孔乙己》《藥》是陳獨秀與魯迅同城工作生活期間發表的作品，待到《風波》和《故鄉》發表時，陳獨秀已經南下，《新青年》的編輯、出版和發行都進入了不確定時期。
發表《狂人日記》后，魯迅打開了發表文學作品的通道，激發起了更高的創作熱情。事實上，《狂人日記》更符合《新青年》的革命性要求，《孔乙己》和《藥》在主題表達上的深邃、多重和曲折，可能還不是立刻就能被納入到文學革命的陣容中。魯迅對“國民性”的思考，在同時代的革命者中也有個接受的過程。但魯迅同時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多篇隨感錄，這些隨感錄則是直接和強烈呼應著新文化運動的潮流，與同時期發表隨感錄的其他人物如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等步調一致。有些我們熟知的魯迅文章，如《我之節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等，就發表在《新青年》上。可以說，魯迅在隨感錄上表現出的是一種革命性的自覺，而在小說創作上，則既是“聽將令”的“遵命文學”，同時也十分自覺地保持著對思想性和藝術性的自主要求。
無論如何，陳獨秀這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魯迅這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就這樣因文學或文章而結緣。很難想象，如果當初沒有蔡元培答應陳獨秀帶著《新青年》北上這個條件，沒有錢玄同這位好編輯“十顧”紹興會館這種執著，魯迅的文學道路會是怎樣一種情形；也很難想象，沒有魯迅成為主要作者之一的《新青年》，在當時的影響和后來的評價會是什么樣的位置。
二、見面的有無：總需“中轉”的交往
應該說，錢玄同是受陳獨秀的委派去向魯迅約稿的。陳獨秀對魯迅寫作才華的信任究竟從何而來？要知道，《狂人日記》之前的魯迅，主要還是教育部的普通公務員，并沒有什么作品發表。這應當歸功于周作人這位親兄弟和錢玄同這位老朋友。周作人是魯迅舉薦到北大任教的，周作人自然知道魯迅才華和學識的段位。現在要討論的是，陳獨秀作為主編，似乎從來沒有直接、親自向魯迅約過稿。開始時肯定是因為自己并不認識魯迅，通過周作人又太方便、無障礙，錢玄同又極熱情，并用不著自己出面。其次的原因應該是，陳獨秀其時忙得不可開交。既是北大的文科學長，執掌半壁江山，又要投入雜志的編輯，還要親自上手寫頭條文章，更要參與許多社會活動，從事政治活動。約稿這種事完全可以依靠友朋進行。
1920年3月11日陳獨秀致信周作人時說：“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1920年9月28日。陳獨秀在致周作人的信中又寫到：“你尚有一篇小說在這里，大概另外沒有文章了，不曉得豫才兄怎么樣？隨感錄本是一個很有生氣的東西，現在為我一個人獨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寫點來。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訂正，寄來付印。”
1921年2月15日，陳獨秀致信魯迅、周作人。全信內容為：
豫才、啟明二先生：
《新青年》風波想必先生已經知道了，此時除移粵出版無他法，北京同人料無人肯做文章了，唯有求助于你兩位，如何。乞賜復。
弟?獨秀
2月15日
這里所說的“《新青年》風波”，是指1921年2月，《新青年》第八卷第六號付排時，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查封一事。由此可以見出，從現存的史料中，還看不到一封由陳獨秀專門寫給魯迅的信。陳獨秀對魯迅文學才華和小說的激賞與贊嘆，都是請周作人轉達的。只有上面這一封信是陳獨秀寫給魯迅周作人二人的，目的是約稿。因為《新青年》隨陳獨秀南遷，北京方面的作者漸少，陳獨秀自然十分急迫。思來想去，最希望得到周氏兄弟的幫助而且定是有效幫助了。
書信往來是如此，現實中見面的機會似無記錄可查。1919年3月26日晚上，蔡元培迫于壓力，同湯爾和、沈尹默、馬敘倫一起，在湯爾和住處討論陳獨秀問題。因為其時陳獨秀受到謠言攻擊，面臨政治和私德雙重指責，雖然當初湯、沈二人是陳獨秀進入北大的主薦者，現今又成為力主開除陳獨秀的主推手。陳獨秀就此離開北大，并于1920年1月去到上海。魯迅是1920年8月才到北大兼職講師，講授《中國小說史略》。所以理論上二人沒有直接機會在北大見面。
最大的可能是在《新青年》編輯部。魯迅在《〈守常全集〉題記》一文中有這樣的回憶：“我最初看見守常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樣就算認識了。”既然是陳獨秀力邀，那他們之間的見面是理所當然了。不過苛刻一點講，此處強調的畢竟是借此認識了李大釗。如果陳獨秀召集了會議但因故沒有出席呢？當然魯迅寫到參加《新青年》活動的并非只此一處。《憶劉半農君》一文曾說道：“《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最惹我注意”，那就是與陳獨秀見面的最高證據了。不過，對此魯迅的二弟周作人是不大認同的。周作人在致曹聚仁的信中，“曾糾正了魯迅的回憶，以為有‘小說’筆法。他一再強調，兄弟二人在《新青年》雜志屬‘客師’地位，并未參加具體的會議。”（轉引自孫郁《魯迅與陳獨秀》第8頁）孫郁也顯然更采信此說，認為“沒有什么資料能看到魯迅與陳獨秀見面的地點和場景。”（《魯迅與陳獨秀》第1頁）
的確，遍查魯迅日記，沒有一條記錄陳獨秀到訪。我們知道，上海時期的魯迅，即使在家中見過了共產黨人，為了雙方的安全，他并不記在日記里。但在北京的五四時期，不應有這樣的顧慮。魯迅還曾說過：“曾經有一位青年，想以獨秀辦《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過文章這一件事，來證成我是共產黨。但即被別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時連獨秀也還未講共產。”（《答有恒先生》）由此可見，日記里沒有故意不記的理由。
陳獨秀和魯迅都沒有單獨到對方住處訪問過，但他們在會議或活動的場合見面應是情理之中的事。因為魯迅顯然對陳獨秀的性格有文章之外的判斷。這種判斷或許讓魯迅覺得，自己和陳獨秀不大可能成為密切往來的知己，相互之間也并不主動熱絡。
魯迅與陳獨秀在書信上的往來有跡可尋，都是發生在陳獨秀已離開北京之后。而且奇怪的是，至今仍然只有書信往來記錄，而不見有信函。孫郁說“我們至今看不到一封魯迅致陳獨秀的信，也看不到陳氏給魯迅的手札。”（《魯迅與陳獨秀》第9頁）魯迅日記里，1920年8月7日，“上午寄陳仲甫說一篇”。這一“說”，就是小說《風波》。11月9日，又“寄仲甫說一篇”。這一“說”則是魯迅翻譯的俄國阿爾志跋綏夫的小說《幸福》。1921年5月至9月，魯迅日記里至少有6次和陳獨秀的書信往來記錄。魯迅書信里談及陳獨秀的也有多次。有關于《新青年》出刊事務的，也有關于稿件往來的。其中1921年8月25日致周作人信中寫道：“《新》九の二已出，今附上，無甚可觀，惟獨秀隨感究竟爽快耳。”這里的《新》指《新青年》，可見魯迅對陳獨秀文章的“爽快”之風還是十分認可的。
魯迅的多篇雜文甚至小說《阿Q正傳》里也曾有陳獨秀的名字出現。除上述提及的文章之外，《我之節烈觀》《答有恒先生》《偽自由書后記》《題未定草》也都談到了陳獨秀。魯迅對陳獨秀為中國新文學所作的貢獻給予充分肯定，認為：“中國文壇，本無新舊之分，但到了五四運動那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一聲號炮，別樹一幟，提倡文學革命，胡適之錢玄同劉半農等，在后搖旗吶喊。”（《偽自由書后記》）
除了肯定陳獨秀的文風和倡導文學革命的功績，魯迅還特別感念陳獨秀對自己小說創作的催促，《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中曾寫道：“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里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聯想到錢玄同受陳獨秀之委派和信任去說服魯迅參與到新文學隊伍，通過周作人表達對魯迅小說的欽佩并希望為其出版小說集的熱誠，陳獨秀與魯迅之的英雄相惜，實為五四新文學的一段佳話。
這正是神交的力量所在。前面分析那么多二人見面機率之大小，其實正是想說明一個道理，魯迅與陳獨秀這樣同一時代的風云人物，他們之間的關聯，并不以在現實層面的交往多少為主要依據。思想上的趨同，觀念上的一致，精神上的相互信任，才是他們保持往來的最重要依據。無論見面多少，魯迅對于陳獨秀性格應當是自信有確知的。以“爽快”來評價其為文，其實也是一種文如其人的評價。在《憶劉半農君》一文中，魯迅有過一段著名的論斷，那是對五四新文學陣營中的三位先鋒人物的比較式評價，既形象又精準，令人感嘆魯迅知人論世的超凡水準。“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里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不是深知，難以如此精準描摹。而陳獨秀在離開北京到上海再到廣州之后，為了求得北京各位的寫稿支持，頗費了一番辛苦，甚至到了求情的地步。這其中，在他看來，即使北京諸位同道只剩下兩個供稿人了，也應當是、一定是周氏兄弟。“北京同人料無人肯做文章了，唯有求助于你兩位。”令人唏噓其慘淡的同時，也有著令人動容的信任在其中。
三、誤會的有無：隔空“對話”激發的議論
自1920年1月離開北京，陳獨秀與魯迅通過直接的、間接的書信保持著交往。但無論是陳獨秀在獄中及出獄后，還是魯迅在病中及逝世后，關于二人之間的恩怨議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有說魯迅在北師大演講時說過陳獨秀早已離開革命陣營，有說陳獨秀在獄中對自己的下屬試圖爭取得到魯迅支持大為光火。這其中的糾纏十分復雜，真假難辨，故事的背景深不可測。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通過唐寶林《陳獨秀全傳》、孫郁《魯迅與陳獨秀》、丁曉平編選《陳獨秀印象》等著作，以及彭勁秀《陳獨秀與魯迅》等文章加以了解。
這里，僅打開其中一點有文字依憑的爭議來看看，魯迅、陳獨秀究竟有無實質性的誤會。與陳獨秀同為托派并同在獄中的濮清泉，曾在長文《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中就陳獨秀的“魯迅觀”說道：
“談到魯迅，陳獨秀說，首先必須承認，他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的中短篇小說，無論在內容、形式、結構、表達各方面，都超上乘，比其他作家要深刻得多，因而也沉重得多。不過，就我淺薄的看法，比起世界第一流作家和中國古典作家來，似覺還有一段距離。《新青年》上，他是一名戰將，但不是主將，我們歡迎他寫稿，也歡迎他的二弟周建人寫稿，歷史事實，就是如此。現在有人說他是《新青年》的主將，其余的人，似乎是嘍羅，渺不足道。言論自由，我極端贊成，不過對一個人的過譽或過毀，都不是忠于歷史的態度”。“我問陳獨秀，是不是因為魯迅罵你是焦大，因此你就貶低他呢？（陳入獄后，魯迅曾以何干之的筆名在《申報·自由談》上，罵陳是《紅樓夢》中的焦大，焦大因罵了主子王熙鳳，落得吃馬屎。）他說，我決不是這樣小氣的人，他若罵得對，那是應該的，若罵得不對，只好任他去罵，我一生挨人罵者多矣，我從沒有計較過。我決不會反罵他是妙玉，魯迅自己也說，謾罵決不是戰斗，我很欽佩他這句話，毀譽一個人，不是當代就能作出定論的，要看天下后世評論如何，還要看大眾的看法如何。總之，我對魯迅是相當欽佩的，我認他為畏友，他的文字之鋒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們說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說他的文章勝大刀。他晚年放棄文學，從事政論，不能說不是一個損失，我是期待他有偉大作品問世的，我希望我這個期待不會落空。”
濮清泉說魯迅曾以何干之的筆名在《申報·自由談》上罵陳獨秀是《紅樓夢》中的焦大，其實，魯迅這篇題為“言論自由的界限”的雜文并沒有涉及陳獨秀一個字，而是指新月社的人。
1937年8月陳獨秀出獄，其時，魯迅逝世已近一年。陳獨秀以《我對于魯迅之認識》表達了自己真實的魯迅觀。文章不長，不妨全文照錄：
我對于魯迅之認識
陳獨秀
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于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啟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雖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發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啟明先生；然而他們兩位，都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這是我個人的私見。
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后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魯迅先生從前是個狗，后來是個神。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最后，有幾個誠實的人，告訴我一點關于魯迅先生大約可信的消息：魯迅對于他所接近的政黨之聯合戰線政策，并不根本反對，他所反對的乃是對于土豪劣紳、政客、奸商都一概聯合，以此懷恨而終。在現時全國軍人血戰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濟敵人以食糧和秘密推銷大批日貨來認購救國公債的怪現象，由此看來，魯迅先生的意見，未必全無理由吧！在這一點，這位老文學家終于還保持著一點獨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輕于隨聲附和，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原載1937年11月21日《宇宙風》散文十日刊第49期）
通篇不見一字有對魯迅的不滿。相反，即使早已天人相隔，物是人非，卻充滿了真摯的理解。而在魯迅這一面呢，無論陳獨秀離開北京后從事了多么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也無論他幾次身陷牢獄之中，魯迅從來不改自己從前的淡然，此后一樣從容的態度。每每提及，總是感念其當初催稿之情，佩服其坦蕩為人的作風。對于那些曾經引發一些人議論的誤會，并無充分的、坐實的證據。唐寶林認為，以陳獨秀對魯迅的一貫態度，陳獨秀在獄中也不可能對魯迅發表微詞。因為有陳獨秀出獄后的文章在，這種判斷應該更接近于事實。他們同在北京時已知的交往并不密切，陳獨秀南下后更是音訊稀少，但相互間的信任，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友情狀態，似乎從未改變。甚至還有佳話，說魯迅1927年初到廣州生活后，還曾有過對陳獨秀之子陳延年的關注，并稱之為“仁侄”，更有魯迅與陳延年曾經會晤的說法。
無論如何，魯迅與陳獨秀之間的神交，真是達到了一種常人難以企及的境界。不夸飾，不標榜，不離棄，不反目，既不熱，也不冷，而深刻的理解與深切的同情卻時時能讓人感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