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逸舟：他們帶給我一個海螺
5年前，我碩士畢業，成為一名編輯。對我來說，這是多重偶然因素疊加的結果，是因為在某個十字路口抬頭看了一眼天空，但又似乎是一種必然，是來自命運的感召。我的母親也曾經從事編輯工作，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她編散文，然后是小說，家里總是看見一沓沓稿紙。她責編的作品里，有汪曾祺的散文，也有改編成經典電影的短篇小說。因此在我成為編輯后，母親時常想要在業務上對我進行指導，有時候感慨，做了編輯，容易眼高手低，對自己寫的東西看不上，也就更不愛寫了。我卻不以為意，全身心地投入與文字打交道的快樂，以及它所帶來的挑戰。真正靜下心來細想，回望這段時光，我得到了些什么呢？年終總結之外的部分，我想，是認識了很多很多妙人兒吧。
起初，我以為做編輯就是面對文字，可以盡量減少跟人打交道，很符合我的“社恐”屬性。然而我的認識是錯的。我們不僅要和作者打交道，還要和原創刊物、出版社以及同為選刊類的編輯同行們打交道，還要和熱心讀者們打交道，幾年下來，微信通訊錄早已破千。我也沒有及時備注的好習慣，有時候打開通訊錄找人，經常找著找著就陷入靈魂之問。“這是誰？”“你是誰？”“我是誰？”
保持疑問和警惕之心是一個好習慣，但我沒想到在通知作者的時候會發生這種誤會。有一次，我們選載了“90后”作家小托夫的短篇《去的時候父拉子，回來的時候子拉父》，從原刊責編處要到了小托夫的手機號。當時我還不習慣加作者微信，多數時候盡可能短信聯系，給他發信息通知作品被選用了，需要他提供賬號信息以便發放稿酬。我并未意識到這條消息有什么可疑之處，直到第二天下午他回復我，說收到短信時他還以為是騙子所以并未理睬，看到公眾號推送了目錄才發現是真事兒。后來小托夫來北京上魯院的高研班，見到真人，清秀靦腆的白衣少年，一副毫不設防的乖模樣，完全不像他的小伙伴鄭在歡。是呢，說到托夫似乎就不能放過歡歡。認識歡歡的時候他已經紅了，不僅僅是在文學界受到關注，而是時常出現在傳媒圈，在一些深度報道和訪談里，他的經歷同樣引人注目。歡歡的小說和他本人也很一致，你看他眼珠一轉，還以為他有180個心眼子，然而真正走進文本，天賦漫溢，字字句句皆是真誠熾熱。誰能不愛歡歡呢？反正我是愛了。
其實我平等地愛我的每一位作者，但我對班宇的熱愛差不多是人盡皆知的事了。我對班宇的愛，生發于第一次加他微信時，看到他在朋友圈里贊美某個餐廳的菜品。具體菜名我早忘了，那個餐廳我至今也沒去，但他與美食邂逅時的靈光四射太過耀眼，我被深深震撼，從此一發不可自拔。我們這種相聲型選手，總是情到深處變諧星，情到深處必逗哏，但我和班老師的相處模式略有偏差，我倆是情到深處報菜名。固定交流的話題不是“最近寫了啥”“最近選了啥”而是“最近吃了啥”，然后開始互相美食轟炸。這就是我們的友情，幾乎就是“云”飯搭子。當然，我最初喜歡上班宇的小說，是在《芒種》讀到的《去五里河》（收錄在《冬泳》時改回原名《肅殺》）。當時我在網上搜索他的信息，由于他在期刊發表的作品還很少，我有些失落。“多寫一點就好了！”我想。緊接著就讀到發表在《作家》的《山脈》和發表在《收獲》的《逍遙游》。兩個極端的文本對照著讀，使我對評述他的文本產生了敬畏之心。“還有誰能比他自己解構得更痛快淋漓呢？”
這幾年關于班宇的創作，評論文章越來越多，特別是“東北文藝復興”的概念出來、我們推出“鐵西三劍客”之后，起初我每讀到一篇都發給他，后來也有了惰性，獨自學習就罷。我將勇舉“東北文藝復興”大旗的黃平老師視作遙遠的知音，但黃平老師也不是獨自美麗。巨鹿路的吳越，美麗的吳越，從容不迫的吳越，蓋婭一般溫柔而又磅礴的吳越，對我來說才是命之星一般的存在。但凡我收到讀來覺得好，幾乎沒有什么可挑剔的作品，都會附上一句“和吳越討論過”。原創刊物的編輯對作品的深度參與，是我非常羨慕也非常想學習的。除了編輯工作，吳越自己也寫作，《上海早晨——記中共創辦的第一所大學（1922-1927）》，一部看起來很不像出自文學編輯手筆的長篇紀實。我們聊天的頻率并沒有高于業務方面的溝通，交流關于作品的感受時，也往往言簡意賅。但她寫的《逍遙游》責編手記不知道有多動人！“她最終在夜海中接納了一切的自私，一切的愚蠢，一切的蒙昧，一切未完成的愛與善。光亮從這里析出，生命向莊子的語詞所指引的境界扶搖而上。”這些都是很多人窮盡一生也無法參透的課題，而在《逍遙游》中，苦難升華為光亮，照拂我們這些還困囿在低階欲望中的人。我想起史鐵生，也想起曉明老師說過的一句至理名言“文學是弱者的偉業”。《逍遙游》的主人公，已經在現實生活中走完了她的人生逆旅，但小說使她扶搖而上，沒有什么比這更符合我心目中的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了。
張惠雯也是我和吳越共同熱愛的一位作者。結識惠雯之前，我曾寫過一篇關于她的評論，成為她的責編之后，我們常在時差的間隙中聊天，特別是在2020年，那個充滿戲劇性的冬天。我們什么都聊，但幾乎不聊她的作品。我似乎從未向她表達我對她的熱愛，那么不妨借機重申。我曾一度訝異于張惠雯小說題材的跨度之大，從唯美感傷的鄉土敘事、荒誕氣質的寓言小說到退守日常生活的南方故事，以及新近發表的“縣城美人”系列。然而細細讀來，題材的差異并沒有影響她小說的內在氣韻，她始終保持著平滑細膩的語言，耐心地編織故事鋪展情節，呈現出一種數學的精確的美感，這使我想起鸚鵡螺，與它暗含著斐波拉契數列的優美螺旋。我不敢妄言她的小說具有無限接近黃金分割數的美感，但鸚鵡螺確實從另一層面上印證了我的閱讀感受。如同鸚鵡螺一般，惠雯的小說擁有精致卻不失生活厚度的質感，住室與氣室的區隔印證寫作者主體與寫作對象的區隔，腔室之間的區隔與貫通也契合著其故事之間的區隔與貫通，除此之外，沒有什么比“浮沉”“移動”更適合形容與理解惠雯小說的轉變。題材的轉變并不意味著風格的轉變，在保持語言風格與結構能力的同時，她將每一篇小說每一個人物都安放在流轉著珍珠光澤的氣室中。
也是因為惠雯，我想到洛爾迦的這句詩，“他們帶給我一個海螺”并引之為標題。我的作者們、同行們、讀者們、師友們，我無法一一拜謝的，他們都曾帶給我海螺，我從中聽見宇宙的聲音。我于朦朧中聆聽到的命運的感召由那些遙遠的切近的輕柔的狂躁的喑啞的鏗鏘的音色凝聚而成。
我想起一個曾經送給我兩只鸚鵡螺殼的姑娘小宮池，她此刻在天涯的那一邊。
我又想起2013年在拉薩，曾聽說一位功成名就的作家，突然決心成為一名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