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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區是我國七大自然地理分區之一，東臨華中地區、華南地區，北依西北地區。在當下的行政區劃概念下，西南地區則包括了云南、貴州、四川、重慶、西藏等省市區。在民族學和地域文化視野中，西南地區還可以延伸到湘西、鄂西南等部分地區。作為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它在民族歷史上是百越、氐羌、苗瑤三大族系各民族文化的發源地。

西南地區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離中原甚遠，長期給外界以偏遠、荒涼和貧困的印象。在歷史典籍上，“西南外夷，別種殊域”（《漢書·敘傳》），“西南諸蠻夷，重山覆嶺”（《二十四史·宋史》）之類的記錄和評述便是其陳舊歷史形象的佐證。以高原、山區、峽谷、丘陵、盆地等地貌為主的西南地區，相比于以農耕為主且較為發達的中原地區，確實具有先天的劣勢。西南地區多山少地，地產不豐，交通阻隔，經濟普遍欠發達，歷史上多半以相對落后、貧困而著稱。西南地區的人民在反抗貧困、走向小康的偉大歷史進程中，貧困范圍大、程度深、人口多的特征自然十分明顯。2011年公布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劃定了全國14個連片特困地區，并將它們作為扶貧攻堅主戰場，與西南全部或部分相關的便包括秦巴山區、武陵山區、烏蒙山區、滇桂黔石漠化區、滇西邊境山區，以及已明確實施特殊政策的西藏等區域。在2020年實現全面脫貧的歷史壯舉中，西南地區首當其沖。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全國脫貧攻堅的系列戰役中，西南占據若干個主戰場，西南“重山覆嶺”的歷史地貌很難改變，道路崎嶇、山路縱橫、村寨眾多成為典型性的地域特征。以村寨為例，西南地區的廣大鄉村少則數十戶人家，幾十人或幾百人為一個村落，大到數千人聚族而居。這些村寨因散布在大大小小的山區，規模多數都不算大。很長一段時期內，又因交通不便、產業不發達、傳統小農經濟為主等原因，通往村外的道路往往崎嶇難行，村寨相對偏僻而閉塞。馬克思在論述法國以小農為主的波拿巴王朝時，認為小農生產方式使他們互相隔離，法國國民的廣大群眾，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那樣。中國西南的很多鄉村也有類似特征，像馬鈴薯一樣的村莊這一自然特征也是西南廣大鄉村長期以來積貧積弱的客觀原因之一，也是西南地區村莊難以改變自身貧窮偏遠等命運的重要原因。時代在快速發展和不斷變化，隨著黨和政府的鄉村治理新政落地生根，隨著村民外出打工、求學、經商，西南地區的廣大村莊固有的面貌不斷改變，與外界的聯系也多樣化且日益頻繁起來。比如城鎮化不斷擴大和提質，農耕生產方式得以改變；比如許多村莊整體搬遷，村民集體遷居移民新村；比如駐村干部由上而下，下沉到基層一線；比如出身農村的能人們報效桑梓，或者回到故鄉擔任村干部，或是從事新農村產業……在由脫貧攻堅走向鄉村振興的道路上，村莊得以新生。村莊的地理空間、秩序運轉、生存方式、人倫關系，走上新時代的征途之后像新機器重新開動一樣，以嶄新的面貌和姿態駛向了新的遠方。這一切，在以西南地區為背景或題材的脫貧攻堅報告文學中，都有程度不一的審美表現。歸納起來，脫貧攻堅事業既讓地方路徑有了具體和抽象的雙重含義，也叢生了“文學的村莊”，這是一種新的文藝現象，匯聚到新的鄉土文學歷史之中。

西南的覺醒與脫貧攻堅報告文學的興起

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扶貧思想和目標帶來了滄海桑田的時代巨變。2013年11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扶貧工作時首次提出“精準扶貧”思想。十八洞村地處武陵山脈中段，在湘黔渝三省交界之處，在大西南播下了脫貧攻堅思想的新種子。2015年11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扶貧工作開發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即“明確到二〇二〇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西南地區贏得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正是因為這樣具體而明確的時間節點和任務要求，全國一盤棋，意味著西南地區與全國同步化進行脫貧攻堅成為歷史的必然。以西南五省市區為轄區的大西南地區歷史性得以覺醒，包括這片廣闊土地的覺醒，也包括兩億多人口的覺醒和蛻變。

試以西南各省份為例，四川曾是全國脫貧攻堅最后大決戰的省份之一，涼山地區更是一塊硬骨頭；貴州是貧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全省脫貧的任務十分艱巨；西藏則是貧困程度最深、扶貧成本最高、脫貧難度最大。再比如云南、重慶等省市在貧困指數上也有類似的特征。經過十年脫貧實踐，西南地區全部舊貌換新顏，擺脫了千百年來的絕對貧困難題，可謂斗轉星移，換了人間。西南地區人民的脫貧歷史和西南故事，既包括人的命運和經歷，也包括村莊的命運和經歷。

這是新時代十年西南地區覺醒的歷史背景，也是新時代十年以這片土地和人民進行報告文學創作所需要的優質土壤。文藝創作與時代相向而行，藝術反映西南地區脫貧攻堅題材的報告文學作品，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生長。據不完全統計，有些省份的此類作品篇數都數以千計，出版的書籍都有數百部之多。不論是創作、修改、發表，還是組織、評價、出版等，都是一種同步、統一而自覺的文藝實踐。西南地區既是脫貧攻堅的主戰場，也是最大的受益者。西南各省各有自己相對貧困的地方，如云南的昭通、四川的涼山、貴州的畢節，都成為必須啃下的最硬的骨頭，反映在主題寫作的報告文學上，矛盾最為集中，事件最為典型，人物也最為鮮明，這是不言而喻的。各地宣傳部門、作協系統也因勢而導，因勢而為。比如四川省作協創建和完善了一系列機制，建立完善《四川省作協定點深入生活扶持辦法》《四川省作協重點作品扶持辦法（試行）》《四川省開展文學扶貧“萬千百十”活動重點作品扶持辦法》等機制，鼓勵作家奔赴脫貧攻堅第一線；貴州省作協多次策劃和推進脫貧攻堅主題創作，專門立項并有專項資金推進，形成“文藝+脫貧攻堅”的互動發展模式；云南省作協設立“云南省文藝精品創作扶持資金立項資助項目”，推動全省報告文學學會的成立，大量資助此類主題的報告文學創作和出版。

不同的政策和機制，主要目的都是調動作家們的創作積極性，鼓勵多出作品，多出精品，在外部條件上予以有力保證。在時代的感召下，廣大報告文學作家走出書齋，跋山涉水，不畏艱難，走到脫貧攻堅的原生態現場。首先，在觀念和行動上，廣大作家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觀念，到人民中去成為共識和潮流，報告文學成為主流。比如李迪、彭學明、盧一萍等人到湘西十八洞村，深入調研了解精準扶貧首倡地的現狀和變遷，李迪最先寫出了《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一書，由于過度勞累誘發舊疾一病不起，此書成為李迪的絕唱。蔣巍、王宏甲、何建明等到了貴州畢節、黔北，分別寫出了多部有分量的力作。羅偉章多次前往大涼山腹地昭覺縣，后又去重慶巫山上莊村，撰寫“當代愚公”毛相林的故事和上莊村的傳奇。徐劍多次到了云南昭通、西藏，先后有多部作品問世。歐陽黔森多年來在貴州全省走村過寨，從黔西北的海雀村，到黔北的花茂村、紅巖村，踐行腳力、眼力、腦力和筆力相統一的文藝實踐……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從湘西到黔北，從大涼山到藏區，從滇東北到渝東北，廣大作家走村串戶，實地走訪，獲得大量真實而有效的第一手材料，多少感人的故事留在心中，又全部傾注在筆下。

與作家創作相向而行的還有報刊、出版機構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人民文學》《中國作家》《十月》《民族文學》等大量報刊及時刊發此類作品和評論，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中國作協和國務院扶貧辦還組織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創作工程等，通過重點主題策劃和主題出版來統一籌劃，其中西南地區的重點作品也占了相當的比例。比如“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叢書被中宣部確定為2020年度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由十部報告文學組成，后統一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其中李迪《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以湘西十八洞村為對象，何炬學《太陽出來喜洋洋》以重慶為對象，蔣巍的《國家溫度》部分涉及西南地區。百花文藝出版社從“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創作工程”中精選了六部報告文學組成“向人民報告──中國脫貧攻堅報告文學叢書”，其中羅偉章《涼山熱土》聚焦于四川涼山這一地域，在新舊對比中感知涼山扶貧的歷史和成績。次仁羅布《廢墟上的涅槃》以云南省昭通幾個縣市為對象，深入云南脫貧攻堅主戰場。歐陽黔森《江山如此多嬌》以貴州全省五處典型的地域為對象，以點帶面書寫精準扶貧給黔地百姓生活帶來的巨大變遷。換一個角度，僅以四川涼山為例，劉裕國、鄭赤鷹的《大涼山走向明天》，羅偉章的《涼山敘事》，賀小晴的《高原之上：木里村幼素描》，阿克鳩射的《懸崖村》，就是以同一地域的脫貧攻堅為主題的代表性報告文學作品，《懸崖村》還獲得2020年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同樣以涼山脫貧攻堅為題材，林林總總的作家與作品則還有不少。

總之，在西南各省盡管脫貧攻堅的區域、規模、程度不一，方式和進展也不一致，但各省級宣傳、文藝部門以及廣大作家積極主動作為，進行了各省范圍內務實性的主題創作、傳播與出版，這是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的地方性路徑和文藝實踐，構成了新時代文學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地域文學框架與西南村莊的蝶變

以西南題材這一地域文學視野占領全國高度，是新時代十年西南地區脫貧攻堅報告文學的特點和亮點。在同類報告文學的題材與主旨上，西南地域貧困的劣勢反而成了文藝創作的優勢。西南地區因為脫貧攻堅戰役的特殊性和不平衡性，不少村莊、鄉鎮和縣市是脫貧攻堅的主戰場，相應成為報告文學的主戰場，也相應聳立成為新時代文學的精神高地。脫貧攻堅報告文學的西南題材，跨越了地域的局囿代表了全國報告文學在這一領域的水平與風向。

從方式來看，全國有影響力的報告文學作家普遍進入西南地區，本土的報告文學作家也同臺競技，成為難得一見的重要文藝現象。試以貴州題材為例，省外作家比如何建明、王宏甲、蔣巍、紀紅建、李春雷、潘靈、鐘法權等相繼而至，調研、采訪，相關作品先后發表或出版，成為一時之選。王宏甲的《塘約道路》《走向鄉村振興》，何建明的《時代大決戰：貴州畢節精準扶貧紀實》《山神》，蔣巍的《這里沒有地平線》《主戰場：中國大扶貧——貴州戰法》，潘靈、段平的《貴州時速》，鐘法權的《人間飛虹》等較為集中。蔣巍的《國家溫度》，紀紅建的《鄉村國是》等也有部分章節涉及。與此同時，貴州省本土作家也在追趕、崛起。歐陽黔森2018年在《人民文學》三次頭條發表三篇報告文學，成為該刊一個創舉。《江山如此多嬌》一書收錄了他代表性的報告文學作品，并獲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王華的《海雀，海雀》《在路上》，戴時昌的《讓石頭“開花”的追夢人》《姜世坤》《一步跨千年》，肖勤的《迎香記》，張興的《大扶貧：一線手記》《鄉場上下》，林吟的《繡娘》，張國華、黃志才的《一個也不落下：貴州易地扶貧搬遷紀實》，姜東霞的《相約2020：丹寨縣脫貧攻堅實錄》，彭芳蓉的《新黔邊行》等作品，立足黔地歷史變遷，書寫黔地鄉間人物傳奇，組成了書寫脫貧攻堅報告文學的本土生力軍。

又比如西藏題材，軍旅作家徐劍曾多次入藏，寫出了《金青稞：西藏精準扶貧紀實》一書，聚焦西藏的脫貧經歷和經驗，帶有全局眼光。四川作家陳新的《云上光輝》同樣真實、客觀地記錄了西藏脫貧攻堅的歷程。本土藏族作家吉米平階十余年來率隊駐村，有豐富具體的藏地鄉村扶貧駐村經驗，其《幸福的旋律》一書以西藏昌都、日喀則、阿里、噶爾等地為對象，以點帶面呈現了西藏脫貧攻堅的歷史進程。三位作家眼光不同，手法不同，但都著眼于全局，具有典型性。

從創作與評論的互動來看，在全國與地方之間形成了良性發展格局。一是各類文藝評論工作者與作家創作同步進行，對作品進行跟蹤式觀察、評判；二是舉辦不同層次的研討會，彼此起伏，蔚然大觀。這一切說明西南地區脫貧攻堅報告文學的作品質量得到了檢驗，得到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和好評，并擴大了這些作品的社會影響力。

與以上文學生產機制的具體個案相比，更為重要的莫過于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欣慰地看到西南無數鄉村的時代蝶變。西南地區因自然地理等條件制約，脫貧攻堅的聚焦點往往在無數的村寨和山村之間，展開的地方路徑聯系著的是一個個真實而具體的村莊，大量作品中的村莊既是現實的非虛構的，也具有加工虛擬的藝術元素，成為一個個“文學的村莊”，構成一種新時代新鮮的村莊敘事，“文學的村莊”得以叢生出來。除了以村莊為主之外，有些作品將一個個村莊連成一片，搭建出鄉鎮、市縣乃至全省的空間布局。比如劉裕國與鄭赤鷹的《通江水暖》，全書以革命老區四川通江這一秦巴山區的縣域為對象，扣準通江“造血”脫貧這一主線展開敘事，出現的村莊有數十個。曾令云的《春暖烏蒙》是對云南昭通全景式的報告，也有一些村莊的出現。有些作品還寫到省與省之間不斷轉換的宏大場面，譬如紀紅建的《鄉村國是》涉及省份最多，作者采訪過包括西藏、云南、貴州、四川、重慶等西南地區在內的14個省區市，走進了202個村莊。在《鄉村國是》書后有個附錄，列舉了作者尋訪的202個村莊名單，其中不少是西南的村莊。

湘西的十八洞村是精準扶貧思想的源生地，后來其經驗在全國推廣，成為戰勝貧困的有力法寶，成為典型的文學的村莊。圍繞十八洞村，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講述了十八洞村的鄉間故事，以脫貧、奮斗為線索而依次展開。彭學明雖然久居京城但老家在湘西，他的《人間正是艷陽天》同樣是講述十八洞村的故事，卻帶有游子對故鄉的多重情感。盧一萍的《扶貧志》也是聚焦十八洞村的脫貧故事，進行了麻雀式的剖析。在貴州，王宏甲的《塘約道路》聚焦黔中地區一個叫塘約村的脫貧，最終提升到“塘約道路”來凝練。圍繞黔西北的海雀村，蔣巍的《這里沒有地平線》、歐陽黔森的《報得三春暉》和王華的《海雀，海雀》從不同角度出發，或寫村支書的苦干實干，或寫村民的生活與改變，或寫植樹造林的意義，均勾勒了這個少數民族村寨的新舊之變。來自黔北的花茂村，活在歐陽黔森《花繁葉茂，傾聽花開的聲音》的作品中，也浮現在據此改編的電視劇《花繁葉茂》中。黔北的草王壩村，同樣浮現在何建明的長篇報告文學《山神》之中，也定格于據此改編的脫貧題材電視劇《高山清渠》里面。

徐劍、李玉梅的《怒放》以云南獨龍江兩岸獨龍族人為對象，聚焦整族脫貧的歷史。獨龍族人口少，生存條件歷來極其艱苦，書中幾位駐村第一書記的故事最為感人，例如馬庫村駐村第一書記龔嬋娟，被當地人親切地稱為“獨龍族的女兒”。獨龍族青年熊文林，到巴坡村擔任駐村第一書記，帶領村民修成“草果驛道”。在這些駐村書記的背后，可以看到一個個村莊的變遷。潘靈、段愛松《獨龍春風》也是書寫同類題材，村莊敘事也十分典型。

與村莊密切相關的還有鄉間特殊的山路。陳果的《古路之路》講述了坐落在大渡河大峽谷絕壁之上一個名叫古路村的故事，古路村被稱為“懸崖上的村莊”，一度成了“網紅村”，此村屬于四川漢源永利彝族鄉，蜀道難行，打通道路才能脫貧奔向小康。陳果以村莊的道路為切入點，聚焦點十分顯豁。阿克鳩射的《懸崖村》將目光對準了大涼山另一個懸崖村，通過從藤梯到鋼梯的修建，書寫了彝族村莊阿土勒爾村的重生之路。羅偉章的《下莊村的道路》也是聚焦一條不平凡的鄉村道路，描寫“全國脫貧攻堅楷模”獲得者毛相林，書寫下莊村的鄉間傳奇。村支書毛相林帶領下莊村人耗時七年在絕壁上筑就一條“天路”，雖然只有幾公里之遙，但卻極其不易，這樣徹底改變了村莊的面貌。肖勤的《迎香記》以“最美勞動者”“全國扶貧先進個人”鄧迎香為主角，為了縮短貴州當地麻懷村的出村山路，鄧迎香帶領村民選擇了人工挖掘隧道這一壯舉，歷時13年，終于打通麻懷山路。毛相林、鄧迎香分別被譽為“當代愚公”，在極其惡劣條件下修路，讓偏僻閉塞的村莊終于能夠平坦而快捷地通往外面的世界。

“文學的村莊”與當下中國

新時代西南地區脫貧攻堅報告文學作品，在作品中普遍以當地真實的村莊為對象進行書寫和報告，形成了一個又一個“文學的村莊”。因為文學的藝術性、典型性、象征性等特征，這些村莊全都具有新時代中國的精神風貌，集中起來便是紀事和寫人，紀實的事情雖然是鄉間小事，但卻都是新鮮的事情。關注的人物雖然多半是村民，也涉及駐村干部等，但都具有新人的時代特征。

首先，這是新時代紀事的呈現，包括國家扶貧政策、對口援助、社會幫扶，包括交通、移民、產業、物流、旅游，包括駐村蹲點、貧困戶翻身，諸如此類，都是以“非虛構”的方式進行實錄，新聞通訊、田野調查、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廣泛得到運用。從文藝形式來看，報告文學這一文體成為地方經驗和鄉村世界的主要載體，報告文學作家注重從村莊觀察中國、觀察社會，成為真正的時代報告。多數作品涉及大小村寨中的返鄉創業、物流電商、鄉村旅游，以及新的種植業、養殖業等，都展現出嶄新的內涵。比如，歐陽黔森的《江山如此多嬌》選取烏蒙山脈、武陵山脈連片貧困區中5個最具代表性的村莊或周邊鄉鎮，寫出了“精準扶貧”帶給山鄉的巨大變化，如海雀村的植樹造林，花茂村的大棚蔬菜基地、農家樂等，紅巖村的中藥材種植、產業扶貧，沙坎村在“南山婆”企業扶持下的村企合作，都是新鮮的事物。沈洋的《磅礴大地》書寫昭通的新舊對比，賀享雍的《大國扶貧》書寫一線扶貧工作者的生活，也都是站在鄉村角度描寫鄉村的新鮮事物，或者涉及扶貧政策和鄉村治理的生動實踐，或者涉及貧困戶搬遷、駐村干部憂樂等日常生活。

其次，集中建構了新時代鄉村新人譜系。在人物形象系列中有兩類是最為典型的：一是寫英雄人物，以英雄敘事進行呈現；一類是寫平凡的鄉土人物。受到國家隆重表彰的脫貧攻堅楷模、最美人物、優秀共產黨員等，成為報告文學作家競相采寫的熱門對象，黃大發、毛相林、鄧迎香等英模形象便是代表。木祥的《張桂梅，用生命點燃希望之光》、李朝德的《尋找堅守的答案》，對云南從事教育扶貧事業的張桂梅進行了立體而深入的塑造，將張桂梅通過教育手段將上千名貧困地區的女孩送出大山這一事跡，以文學的形式再次傳播開來。至于第二類鄉間平凡人物，則更是數不勝數。這些鄉間人物，既有本村的村民，也有駐村的基層干部，他們生活在大大小小的村莊，一起奮斗，一起生活，生動而真實。不同的是，他們和新的“文學的村莊”聯系在一起，和以往的鄉土文學人物很不相同。比如，派駐村組的外來干部，村支兩委的領頭人和各顯身手的致富帶頭人，都成為此類作品的主角。比如《貴州日報》記者彭芳蓉，最近幾年連續推出《新黔邊行》《新黔中行》兩本報告文學集，各以108篇報告文學記錄自己走遍黔邊、黔中的所見所感，主要以村莊為中心，計有200多個村莊的貴州故事，或一村一貌，或一村一人，展示了在脫貧攻堅主戰場中砥礪奮進的鄉村畫面。類似的作品在數量上十分龐大，書中人物的面目、經歷、故事和性格迥然有別，極大地豐富了當代文學的人物畫廊。

結 語

由地方路徑抵達“文學的村莊”，在西南地區脫貧攻堅報告文學作品中比比皆是。十年之間，廣大作家在西南地區走村串戶，走村過寨，在采訪、觀察、調查中用眼尋找，用心發現，既有刻畫鄉間“新人”的故事新編，也有“文學的村莊”的嶄新格局。新的“文學的村莊”不斷叢生出來，而且連成一片，便成為新時代文學的一道風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