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論互動中的中國當代文論
中國文論在新世紀進入兩個十年的今天，如何形成自己的新文論，并參與世界文論的整體建構，已經成為一個重要問題，擺在中國學人面前。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向升級演進的新型文論建構，不妨稱為中國當代文論。中國當代文論，從根本上來講，來自中國古代文論，以及中國古代文論在以中西文論互動為根本的中外文論互動的現代性轉化。因此，中國當代文論，應從古代講起。
一、中國現代性以來的文論分段與中國當代文論
中國當代文論的傳統來源是中國古代文論，中國古代文論與中國古代思想緊密相連，自軸心時代就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虛實-關聯”型的形態(the void-substance and correlative thinking type)，其特征主要包括兩點：一、宇宙整體和宇宙中的萬物，由虛和實兩個方面組成。二、一事物在本質上與其他事物及宇宙整體相互關聯。文學作品，與一般事物一樣——其一，其結構由形氣兩大部分組成，形是實體，氣是虛體。講文論，要講“文以氣為主”(曹丕《典論·論文》)。其二，文學作品在本質上與他物和世界緊密關聯在一起，從而文學之氣，在本質上，與時代之氣和宇宙之氣內在關聯，所謂“詩者，天地之心”(《詩·含神霧》)，“文者以明道”(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然而，自19世紀中期(19世紀40—60年代)，中國與世界進入整體性的互動，特別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進入到變法維新和制度革命，全面進入世界現代性進程，中國文論也在與世界文論的互動中，以王國維、蔡元培、梁啟超、劉師培等代表人物為開創，形成了與世界文論緊密相關的中國的現代性文論。如果說，中國古代文論是虛實-關聯型文論，西方文論是實體-區分型(the substance-definitive type)文論；那么，在與西方互動中的中國現代性文論，具有實體-關聯型(the substance and correlative type)的形態。中國現代性文論的特征，在與中國古代文論的比較中可以見出。還是以前面兩點為參照去看，第一點，如果說，古代的文學作品可以分為形氣兩個部分，那么中國現代性文論則把“形”變成了“形式”，把“氣”變成了“內容”。在文學的形式與內容這一結構概念中，虛體性的氣，變成了實體性的內容。以形氣為特征的虛實結構的文學，變成以形式內容為特征的實體結構的文學。第二點，中國現代性文論與中國傳統文論一樣，仍然強調文學在本質上與社會與宇宙的緊密關聯，要求文學服務于改變社會和改變世界。從而，中國現代性文論形成了實體-關聯型文論。展開來講，中國的現代性文論，經過一百多年的演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從1860年的洋務運動到1917年—1919年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為中國文論從古代向現代的蛻變期或轉型階段，這一階段的文論可以稱為中國近代文論。這里，有中國之文在中西互動中，從概念定義到類型范圍的新變化，主要是以西方文論為參照，實現中國古代之“文”到中國現代“文學”的轉變，一是由古代與世界各方面都緊密關聯之“文”，成為現代的有固定領域的“文學”，劃定在小說、劇本、詩歌、散文四個方面。二是把古代的以詩文為中心變成了現在的以小說為中心，用梁啟超的話來講，“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的關系》)。三是在中國的救亡危機中，用文學喚起民眾，提升民智。這三點構成了中國近代文論的核心。
從1917年—1919年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是中國現代文論的演進期，這一時代可稱之為中國現代文論，它包括革命年代和建設初期兩個小段。革命年代的中國現代文論，在與世界多方互動中形成文論上的多元并立、論爭、互動，有很多精彩的理論探索和建構，不但有文學研究派的寫實主義文論、創造社的浪漫主義文論，還有現代主義文論、鄉土文學文論、都市生活文論、文藝自由論，等等。最后這些林林總總的文論，都走向或轉向或消失在共和國建立后建設初期定于一尊的以工農兵方向為主的革命文論之中。建設初期的文論，與中國在蘇美兩極世界中的站位選擇相一致，在波瀾起伏的大批判中進行探索和建構，最后達到了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文論，又蛻變為在八個樣板戲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以“三突出”為核心的文論。
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到新世紀的今天，可稱為中國當代文論。中國文論在與以西方文論為主的世界文論的互動中，以新型眼光俯仰古今，環視中外，不斷開拓創新，在論域上，多向展開：有文論與人學(文學是人學)、與心理(文學心理學)、與社會(文學社會學)、與人類(文學人類學)等多種新論；在主題上，多點深入：強調主體(文學主體性)、突顯審美(文學審美論)、關注異化(批判異化)、細思人物(性格組合論)、提醒中介(文學中介論)、彰示符號(文學符號學)、察研形式(文學形式論)等諸多論點；在行進中，與時俱進。從20世紀80年代到新世紀20年代，新論如潮，與日月同轉，與年歲同演，特別是在與西方文論互動更為緊密之中，重新思考中國文論的重建和世界文論的重建。
中國現代性文論，雖有三段之分，但又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實體-關聯型的，這一特征在與西方文論的比較中，將會更為清楚。在中西文論互動緊密的今天，理解西方文論的基本特點和演進歷程，對中國文論的重建，有特殊的意義。因此，為進一步認清中國文論重建面臨的問題，認識西方文論的面貌，成了必要之舉。
二、西方文論的特質及20世紀以來的兩種演進方向
西方文論，與西方思想緊密相關，自軸心時代起就形成了具有西方特色的實體-區分型的形態(the substance-definitive type)。其基本特征在于四點，一是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是實體的。對實體的分析，最后要到不可再分的?τομον (atom-原子)。原子是實體而非虛體。一切事物的總和，就構成宇宙整體。因此宇宙也是實體的。二是具體事物有很多屬性，但一定有一個本質屬性，決定了一事物之為此事物，因此對一事物的認識，就是認識其本質屬性。本質屬性使一事物與其他事物在本質上區分開來。三是在實體區分型宇宙中時間與空間雖然存在，但時空在本質上是可以分離的，實體的本質不受時間變化的影響。把物體在時間上的變化轉為空間性的本質，是基本方式。四是一切事物都是實體的，語言也是實體的，實體的事物的本質，可以用實體的語言來進行定義。這樣對事物和宇宙的認識的要點，是得到關于事物和宇宙的本質定義。在這樣的基礎上，西方文論把文學作為實體來看待，先問文學的本質是什么，得出本質定義，以此方式，一方面把文學與非文學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從文學本質推出文學的各個內在屬性和關聯。西方文論自古希臘以來，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到狄德羅、阿諾德、黑格爾，建立起來的，都是實體-區分型的理論。然而，20世紀以來，在西方科學和哲學的升級中，西方關于事物和宇宙的性質起了變化，主要表現在，一、事物從原子結構變成了粒子結構，粒子不是實體而是虛體。事物從實體結構變成了質能一體的虛實結構。二、隨著暗物質和暗能量的發現，宇宙也從實體宇宙變成了具有暗物質和暗能量的虛實結構的宇宙。三、可以分離的時空，變成不可分的時空四維一體，時間在對本質的影響中要起作用。四、語言與物體和宇宙一樣，成為質能一體和時空一體，本質定義方式開始受到質疑。于是(維特根斯坦式的)語言游戲(game or play)論和(德里達式的)語言延異(diferance)論流行起來。當虛體和時間在西方的觀念中日益重要之后，一物的本質不僅由自身決定，更是由一物與他物相關聯而產生的互動作用來決定。由于西方思想從古希臘以來，就是在實體-區分型思維中發展起來的，面對科學與哲學的升級，產生出了各種各樣的反映，在文論上，自20世紀以來，這些反映可以基本歸納為兩種大潮，一是堅持自古希臘以來的實體-區分型思想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提升的文論，二是接受新思想轉為實體-關聯型文論。
堅持實體-區分型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提升的文論，主要從三大文論流派中體現出來，一是以蘭色姆(Jhon Crowe Ransom 1888-1974)、布魯克斯(Cleath Brooks，1906-1994)、韋勒克(Rene Wellek，1903-1995)為代表的新批評。二是以弗萊(Northrop Frye，1912-1991)為代表的原型批評。三是以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1939-2017)、格雷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1917-1992)、熱奈特(Gerard Genette，1930-2018)等為代表的敘事學。這一潮流堅持要把文學與非文學及其他文化形式區分開來，但同時又將之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新批評文論看來，文學的根本在于文學性，文學雖然以語言方式體現出來，但把文學語言與日常語言區分開來是根本。因此，文學與理念、政治、現實等所有非文學東西在本質上無關，文學研究就是從每一具體文學作品本身的細讀中，把文學性即文學的審美方面提示出來。原型批評文論，則是把文學史與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在本質上區別開來，指出文學史的演進，在本質上與文學之外的其他種種史都無關，而只與文學自身的形式演變和類型演變有關，文學史的規律，只能在文學形式、類型、風格本身中尋找。敘事學雖然看到了敘事的跨學科特點，但堅持從文學作品中總結出文學敘事的特點，這一特點也是只與文學作品相關，而無須聯系到文學之外政治、經濟、文化等其他領域。以三大流派為代表的各種堅持實體-區分型的文論，在進入而且只進入文學作品之中，把文論的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把實體-區分型的理路轉到實體-關聯型的新思想，在文論體現為三大主潮：一是以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為代表，把文學與政治關聯起來，運用文學進行政治批判。二是以文化研究為代表的文論，把文學與文化關聯起來，運用文學進行文化改進。三是把文學與社會關聯起來，運用文學進行社會批判的文論。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呈現為從盧卡奇(Gy?rgy Lukács，1885-1971)為代表的初期西馬文論，到以法蘭克福學派，特別是以阿多諾(Theodor W.Adorno，1903-1969)和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為代表的中期西馬文論，到以詹姆遜(Fredric R.Jameson1934-)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1943-)為代表的后期西馬文論，繁花盛開，高論迭出，但都要把文學與政治革命的大結構關聯起來。文化研究同樣景觀眾多，有英國以威廉斯(Raymond H.Williams，1921-1988)為代表的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以阿曼達(Jan Assmann，1938-)為代表的德國的文化記憶學派，有法國巴爾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型的文化研究，三大文化研究方面的流派及各派之中的眾多學人，各有特色，但都有共同的特點，即把文學與文化關聯起來，文學的性質，要由文化的大結構來進行說明。在文學與社會的關聯上，更是風急浪高，眾流紛呈，特別是與各種各樣的以“后”(post)為旗幟的各家各派相互交織、多方關聯。有以?？?Michel Foucault，1926-1984)、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為代表的后結構主義，有以利奧塔(Jean-rancois Lyotard，1924-1998)、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1929-2007)為代表的后現代主義，有以賽義德(Edwaed W.Said,1936-2003)，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1942)為代表的后殖民主義，以伍爾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西蘇(Hélène Cixous，1937-)為代表的女性主義文論，以及20世紀末和新世紀后聲名不斷的各種新型名家，如齊澤克(Slavoj ?i?ek，1949-)、巴迪歐(Alain Badiou，1937-)，等等。
以上三大方面各種各樣形形色色的文論，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不是把文學作為獨立現象和獨自的規律來進行研究，而是把文學與政治或文化或社會的這一或那一重要方面關聯起來進行研究，政治或文化或社會的這一或那一方面的特質，構成了文學之為文學的根本，決定了文學的具體面貌。從而形成了實體-關聯型新文論。這里應當特別強調的是，西方自古希臘以來，形成的是實體-區分型文論。20世紀以來，一方面是在實體-區分型文論上的升級，特別從新批評文論和原型批評文論中體現出來，另一方面產生了實體-關聯型的新形態。這一新形態與之前相比，如果說，原有形態具有兩大項：實體和區分，那么，新的文論形態只改變了一項，即把“區分”改成了“關聯”，在“實體”這一項上，仍然未變。這里包含了非常復雜的內容，本文不在這里展開論述了，但應關注的是，20世紀以來，西方文化兩種文論潮流的交織演進，在與中國文論的互動中，對中國文論演進所產生的影響。
三、中西文論轉型中的特點與中國當代文論
一旦知曉西方文論在20世紀以來的演進為兩大潮流，對中國文論從傳統向現代的轉換，應會有更深的理解。西方兩大文論潮流，一是有兩千年傳統的實體-區分型，二是于中國轉型初期方興而起、之后日益大顯的實體-關聯型。只要把這兩種潮流與中國傳統文論的虛實-關聯型相對照，就可以知道中西文論在轉型中復雜性和深邃性。從西方的轉型方向看，按照西方思想在科學和哲學上的升級，西方文論應當從實體-區分型轉向虛實-關聯型，但現實中轉出的新潮卻是實體-關聯型。即只是從substance(實體論或本質論)轉向了關聯論(relevence或correlation或context)。而關聯論仍以實體(substance或esse或entity)為基礎。如果說，以前的實體論或本質論是物體的性質是由物體自身決定的，而只是在一定的關系中表現出來。那么，現在的關聯論是，事物的性質不是由自身決定的，而是由關系決定的。有什么樣的關系，決定了物體具有什么樣的性質。根本上講，物體的深處是虛體的粒子，但粒子會形成原子，原子是實體，物體的形成可以從原子這一層面開始認知，而且西方思想從古希臘以來一直是從這方面進行認知的。這一思維定式難以改變。宇宙的深處是暗物質和暗能量的虛體，但這深邃的兩暗之虛要從物質和能量之實中體現出來，而西方思想從古希臘以來，一直是從物質和能量之“實”去進行思想的，這一思想定式改變甚難。想一想，西文中稱呼物的thing(物)就是實體的，稱呼宇宙的cosmos(宇宙)也是實體的。其轉變之難可想而知。然而，時空四維一體確實極大地改變了西方思維，在本體論上，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存在與時間》是一大標志，在現象論上，巴迪歐的《存在與事件》是一大標志。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并沒有寫完，巴迪歐對存在與事件，用了30多年一寫再寫，思想轉型之難由此透出。雖然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證明了時空四維一體，抬高了時間對事物的作用，但并沒有影響到文論家進行文學研究時，進入到與現代科學相同的事物深處和宇宙深處的虛體，而仍然以實體為基礎進行思考。因此，西方文論雖新潮紛紜多樣騰涌，但都是在關聯上突顯，而非在實體上改變。從中國文論現代轉型的角度看西方文論的轉變，以及由之引起的世界文論的轉變，還有一點必須提到的是，西方文論進入蘇俄，從沙皇時代以別林斯基(V.G.Belinsky，1811-1848)為代表的文論家把黑格爾的實體-區分型文論轉為實體-關聯型文論，到蘇聯時代以盧那察爾斯基(A.V.Lunacharski，1875-1933)為代表的文論家，接受西方具有政治革命性的實體-關聯型文論，轉化為蘇聯的以“黨的文學”為旗幟的實體-關聯型文論。在中國走向世界現代化的轉型之初，西方、日本、蘇俄的影響相互交織。就世界文論在現代性以來的演進總潮看，西方的實體-區分型文論是主體是基礎，西方的實體-關聯型文論，以及這兩種文論對日本和蘇聯的影響形成的以蘇聯的實體-關聯型文論和日本的以實體-關聯型為主的文論，形成了中國文論現代轉型的互動語境。
中國的文論轉型，從清末民初的近代文論到民國時的現代文論，呈現為從古代的虛實-關聯型文論向現代的實體-區分型文論和實體-關聯型文論的轉向。實體-區分型文論在清末民初近代文論中的代表是王國維，在民國時代現代文論中的代表是朱光潛，二者都高揚了西方實體-區分型美學的美與真、善在本質上的區別，然而從王國維開始就感到可信者不可愛和可愛者不可信的兩難。中國文論轉型，從近代到現代，總的走向是：從古代的虛實-關聯型文論，轉到現代的實體-關聯型文論。具體地看，在中國近代文論中，重要的有前面已經講過的兩點：一是從古代的包括奏議書論銘誄詩賦等的廣義之“文”，轉到西方型的以小說、詩歌、劇本、散文范圍的狹義的“文學”。二是小說從古代之“文”的最低位變成現代“文學”的最上乘。除了這兩點之外，還有一點一直被忽略，就是由文的虛實結構轉成了文學的實體結構。在中國現代文論中，最突出的也有兩點，一是古代漢語的文，轉到了現代漢語的文學，即“五四”提出的白話的文學和后來胡適提出的國語的文學，以及再后來形成的大眾化文學和人民性文學。二是在民國時代各類文學的百花競放中，最后走向以工農兵方向為主的政治性文學。特別是在共和國初期，蘇聯文藝學的影響和蘇聯文論家到中國講學和出版教材，中國現代文論在這一時期逐漸定型，一方面，中國古代文論中虛體的一面完全隱去，新產生的實體一面得到彰顯；另一方面，西方主潮的區分性一面被根本拒絕，而中國古代的、西方新起的、蘇聯突顯的關聯性一面得到最大的強調。總之，中國近代和現代文論形成的實體-關聯型的特色，既要從世界文化的普遍共性，更要從中國語境的特殊個性去體會。
197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掀起了文論上中國與世界互動的新潮，這一新的互動期，形成了中國的當代文論。如果說，中國文論的近代期和現代期，中國與世界的互動，在西方、日本、蘇俄的交織中最初以西方為主，后來以蘇俄獨大，再后來，20世紀和60年代中蘇論戰之后，中國力圖在現代基礎和封團環境中，重建自身文論，而漸入狹境；那么，中國文論的當代期，是從中國重新開始與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的世界互動為起點。西方文論的兩大潮流，即實體-區分型文論和實體-關聯型文論，重新以更為豐富、更為全面的方式呈現出來，中國文論也在時代演進中走向當代。中國當代文論，一方面自己在時代進步中與時俱進，不斷創造出新的理論浪潮，另一方面，與西方形形色色的文論流派進行各種方式的互動而互鑒共悟，同時，中國的千年傳統也不斷進入現代，從20世紀80年代的傳統文化熱，到90年代至新世紀的國學熱，以及近年來倡導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實際上，中國文論的當代時期，一方面是中西互動，另一方面是古今互動。二者交織，突顯出中國當代文論的新特點。這一新特點，不但有利于中國當代文論的升級，同時也有利于世界文論的新構。
四、中國當代文論的缺位之項與中國和世界文論的重建
在中西文論的互動中，內蘊或關聯著西方文論的古今互動和中國文論的古今互動。把文論的時空放大，中國古代是虛實-關聯型，西方古代是實體-區分型，這是兩種不同的類型。進入世界現代性歷程，在西方，西方的科學和哲學升級為虛實-關聯型，但西方文論只生出了實體-關聯型，在從實體結構轉向虛實結構的轉型上尚未成功。在中國，中國從虛體-關聯型轉換成實體-關聯型，完全隱去了虛實結構。雖然，中國古代的虛實-關聯型與西方科學和哲學升級到的虛實-關聯型有質的區別，但在把宇宙和事物看成虛實結構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在西方，如何把宇宙宏觀和粒子微觀的虛實結構運用于中觀層面，由于傳統思維慣性的暗中制約，尚存在很多困難。在中國，從虛實-關聯型向現代類型的轉換中，一方面，在一物與他物及宇宙的關聯上，由于西方也產生了關聯型思考，中國傳統的關聯型被保存下來，并在與西方的互動中形成新的類型。另一方面，在宇宙和事物結構上，由于實體結構與現代精神的固定關聯，中國現代文論具有實體性的自覺，而堅決拒斥虛實結構中的虛體。在這樣的運思中，中國古代文論完全被作為實體性來進行思考了，古代文論中的虛的一面，則被遮蔽了。而今，在西方文化和文論的演進中，宏觀和微觀的虛實結構與中宏的實體結構的對立，既是刺激西方文論新變的源泉，又是西方文論在升級中的關鍵阻礙。從而中國文論從傳統向現代轉換，長期對虛實結構中的虛的拒斥，開始引起現代學人的思考。中國文論的現代轉換，應當怎么進行，方能真正體會傳統，并在這一重思之中，進行新型的中西互動，推動和有利于西方文論破除在升級中的阻礙，升上如水由液體轉氣體那樣的質點。從這一視點看，重識中國傳統的虛實-關聯型文論，把中國文論百年來從傳統向現代轉換所遮蔽的東西透亮出來，不僅關系到中國文論在現代轉換進程中的新認知，關系到對中國文論和文化的新認知，而且也關系到中西文論互動的新提升。且以中國文論現代轉換中的缺位和盲點，即對中國古代虛實-關聯型文論特質，進行重新認識。姑舉四部典型論著，曹丕的《典論·論文》、劉勰的《文心雕龍》、劉熙載的《藝概》、歐陽修的《六一詩話》，講這一問題。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講：“夫文，本同而末異，故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這里政治性討論的奏議、學術性言說的書論，人在生和死的關鍵時點上有感悟而寫成的銘誄，以及講究字詞韻之美麗形式的詩賦，都曰“文”，雖然是八種不同的類型，且有各自的類型要求，但最為重要的是都具有共同的本質。這里，八種是一個層級，八類既可展開為多，又可以歸納為四類，在四類這一層級上，四大類型的特征是，政治運行中奏議的雅、邏輯為主的書論的理、感悟生活的銘誄要講究實、詩賦的形式特征是麗。這里，內蘊了中國文論的特點，第一，有了四這一層級的特征，八的層級以及更多的劃分，都能舉一反三地總結出來，不用遍舉。第二，雅、理、實、麗為四種大類所共有，只是在各類中輕重多少突顯的程度不同，既顯各大類的要點，又為四大類的互文，貫通在所有之中。因此，四字標出的四大特點，既是四類中各自突出的“末異”，又是四類相互關聯而共有的“本同”。第三，雅、理、實、麗皆為實體層面的“本同”，對于中國之文來講，一切文的共性的“本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虛體，用曹丕在此文中的話來講，就是“文以氣為主?！蔽牟坏醒拧⒗怼?、麗，更主要的是要有氣，氣既與作家的獨特個性相關，又與他人之氣、他物之氣乃自整個宇宙之氣相連。文的根本是虛(之氣)、虛實關聯兼有(雅、理、實、麗)、實(奏議、書論、銘誄、詩賦)的虛實結構。這里，重要的是，不應從現代文論的框框，把詩賦作為文學，與奏議、書論、銘誄分開講，而應當去思考：古人何以要求合在一起講，去體悟，第一，政治性的奏議何以成為文；第二，為甚可與詩賦“本同”，第三，何以與詩賦一樣要關聯到氣。從這三點去思，就可以進入到中國之文的深處。
劉勰的《文心雕龍》可以看成對曹丕思想的全面擴展，全書共列出35種文體，騷、詩、樂府、賦、頌、贊、祝、盟、誄、碑、哀、吊、雜文、諧、隱、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記。這35種文體還可以進一步展開，《雜文》里附列16種：典、誥、誓、問、覽、略、篇、章、曲、操、弄、引、吟、諷、謠、詠，《書記》中附列24種：譜、籍、簿、錄、方、術、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關、刺、解、牒、狀、列、辭、諺。從16和24這樣的圣數中，還可以因時因人因事而展開，在展開的同時又是圓轉的、回環的。如《老子》(第二十五章)所講“大曰遠，遠曰逝，逝曰反”。對于《文心雕龍》來講，第一，以35種為代表的不同之文，都是文，具有共同的本質、結構，共同的創作方式和欣賞規律?！渡袼肌芬院?4篇，就是講文的結構、創作、欣賞以及文與時代、歷史、作家個性相關聯的共同規律。開頭從《原道》始的五章，就是講文的共同本質。文之美來源于天地之美，是道之文。中國的道，是本體之道、運行之道、個物之道的三位一體，以行運之道為核心組織起來，宇宙道的運行最本質的是宇宙之道以宇宙之氣的方式運行。對于道之文及其展開為內蘊著道與氣的35種文體，同樣可以用前面問《典論·論文》的三點去問。《文心雕龍》以更宏大繁多的文體去講文的共同規律，展開了曹丕之論，可以使人更深地體會到虛實結構之“虛”在形成中國之文的“本同”上的特點。與西方文學建立在區分文學語言與日常語言-實用語言基礎上大為異趣。除了文的“本同”之外，《文心雕龍》還對每一文體發生發展的歷史演進作了總結，呈現中國古代文論寫史的特點。從中西比較看，這一特點主要由虛實結構中的“虛”而來。這一特點，劉熙載的《藝概》中講得更好，因此放在《藝概》中去講。
劉熙載的《藝概》從文字之美的角度講由文而來的五大類型，包括文、詩、詞曲，以及與文字緊密相關的書法，用于科舉考試的經義(八股文)。書名之“藝”，類似于劉勰的“文心”即文的共同規律。書名之“概”是“舉少以概乎多”，以五大類型總括由文而來的一切類型。五類為實，其余文類為虛?！端嚫拧肥且赃@一虛實方式來講文之美的共同規律的。這在《藝概·敘》中講得很清楚：“藝者，道之形也。學者兼通六藝，尚矣，次則文章名類，各舉一端，莫不為藝，即莫不當根極于道。顧或謂藝之條緒綦繁，言藝者非至詳不足以備道。雖然，欲極其詳，詳有極乎?若舉此以概乎彼，舉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殫竭無余，始足以明指要乎!”這里虛實結構以二而一和一而二的要點被標志出來：“舉此以概乎彼，舉少以概乎多。”少之此為實，多之彼為虛。這里的“虛”，在中國現代文論或西方文化中，會被看成空白型的“缺失”，但在中國古人看來，正如劉熙載強調的：“安知顯缺者非即隱備者哉!”因此，劉熙載引經據典地指出：“《大戴記》曰：‘通道必簡’?！?劉熙載《藝概·敘》)“簡”乃由“虛實相生”而來的古代文論的特點。理解了由“舉此以概乎彼，舉少以概乎多”的“簡”的特征，不但可以理解《藝概》由五種類型突顯的整個“文之美”的共性，而且可以理解，每一類型在歷史演進中的總貌。且以詩為例，《藝概》的詩歌史共寫人物(如漢代皇帝)和文集(如《詩經》)等約59類，寫最多的杜甫只16句，最少的曹植、阮籍、謝朓、庾信、劉禹錫、杜牧、王安石等，一人才一句。還有尚未寫到的，如晉代的三張只一張，二陸只一陸，杜甫苦學過的陰鏗、何遜等，以及元明清詩人，一人未提。這里的“缺”突顯的正是古代文論中“無字處皆其意”(王夫之)，“無畫處皆成妙境”(笪重光)的古代文論特色。這也是從《藝概》呈現的道、文、史三者的整體結構中可以悟出的。這里應當思考的是：劉熙載的文論史為什么要以這一虛實結構的方式去寫?
歐陽修的《六一詩話》開中國詩話的先河，隨之而后，不但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詩話體系，而且擴展為詞話、曲話、文話、賦話，造就了龐大的文論的類型體系。如果說，前面列舉的《典論·論文》《文心雕龍》《藝概》都是從文自身論文，那么，歐陽修的《六一詩話》則從詩與生活、社會、文化的關系論詩?！读辉娫挕烽_章明義，點出詩話的文體特征：“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也?！辈坏_句如此，取名也是如此，為什么叫“六一”呢?因為歐陽修藏書一千卷，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棋一局，常置酒一壺，再加上歐陽修這一個老翁，共為六個“一”。由此可知，詩話是庭院中的自由談。首先，詩是在天地之間、文化之中的一個虛實關聯網狀結構，其次，論者以自己身處這一虛實關聯網狀結構中的視點，寫作的視點又與自己詩歌人生親歷親見親思的時空網狀結合，形成既與這一虛實關聯網狀結構相契合，又以多條路徑通向詩歌之本的方式，呈現自己的詩論與文化詩論體系相通的虛實結構，造就了一種中國型的文論形式。中國現代文論家和西方的文論家，面對《六一詩話》往往按照中國現代詩論或西方詩文論的認知和框架，對其中的內容一條條找出來，又按照現代詩論的邏輯，重新組織成一種層級結構的詩論觀念。而一旦這樣做時，就會漏掉不少東西，更主要的是偏離了古人的方式、意趣，特別是古人的文論形態。對于本文的主題來講，把一種中國文論演進到宋代而生出的一種與中國精神契合的多重虛實和多重關聯的網狀結構遺漏了。
中國古代文論的以上四部論著，呈現了文的理論之建構、文的歷史之書寫、文的廣泛文化關聯這三個方面的基本特征。面對這四種論著，以及整個中國古代的論著，只要按照古人本原的虛實-關聯型思維方式和呈現方式去理解，中國古代文論的基本面貌和精神就會呈現出來。再把這一古代虛實關聯型參加到中國當代文論的建構之中，應會產生出新效果。進而，將這一中國型的虛實-關聯型文論，進入與西方文論的互動之中，或許會啟發西方文論以及西方思想，如何從實體-區分型文化和實體-關聯型文論的互動中，上升到與西方科學和哲學所達到的虛實-關聯型結構，產生應有的作用，或可由之開啟世界文論建構的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