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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梁思奇的《我的動物故事》從地域文化的角度出發，通過講述他與諸種動物之間的有趣故事，集中建構出了廣西地域文化的抒情空間。具體來說，梁思奇不僅在描摹多元地域景觀的過程中，再現了深厚地域情感，而且通過表達自身對故鄉的懷想，訴說出了深刻的鄉土情結。同時，梁思奇還在與諸種動物的交流中再現了日常的觀察，經由日常的哲思表達了他對地域的深厚情感，以及對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問題的獨特思考。

關鍵詞：梁思奇 《我的動物故事》 地域文化 抒情空間

梁思奇的《我的動物故事》即從地域文化的角度出發，通過講述作者與諸種動物之間的有趣故事，集中建構出了廣西地域文化的抒情空間。這種抒情空間一方面指向的是作者在描摹多元地域景觀的過程中，所再現出的深厚地域情感；另一方面，作者通過表達自身對故鄉（尤其是“孩提時代”故鄉）的懷想，訴說出了深刻的鄉土情結；與此同時，作者還在與諸種動物的交流中再現了日常的觀察，經由日常的哲思表達了他對廣西地域的獨特情感。

一、風土人情：地域景觀的描摹

在英國學者邁克?克朗看來：“文學作品不只是簡單地對地理景觀進行深情的描寫，也提供了認識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個包含地理意義、地理經歷和地理知識的廣泛領域。”1也就是說，文學作品對地理景觀的書寫不僅生動地再現了多樣的風土人情，而且還包含著豐富的地方性知識。這種地方性知識支撐著作者地域情感的表達和自我主體性的構建。基于此，梁思奇的《我的動物故事》對廣西地域景觀的描摹不可謂不特別。

《我的動物故事》所選取的寫作角度十分獨特，它并非把廣西秀美的湖光山色作為書寫對象，而是以廣西特有的動物為寫作核心，如飯碗蟲、菩薩魚、塘角魚等。可以說，這些動物無論從名稱還是從其特定的文化寓意來說，都受到了廣西地域文化的深刻影響。比如，作者在《我的動物故事》中寫到關于“飯碗蟲”和“菩薩魚”的回憶。從作者的描述中可見，“飯碗蟲”和“菩薩魚”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動物名稱，而是當地的一種通俗說法。所以作者坦言：“我原來一直不知道‘飯碗蟲’的大名，但知道了也沒用，說它的大名，許多捉過‘飯碗蟲’的人，根本對不上號。一種物件的名字很奇妙，叫習慣了再叫別的，似乎說的是另外的東西。”2顯然，對于作者而言，關于“飯碗蟲”的記憶無疑是奇妙的，它充當了作者回憶童年生活的中介物，我們從文章的溫情描述中便可體會到作者對這些動物所擁有的特殊情感，而這種特殊情感就包含在那些奇妙的名稱當中。不管是“飯碗蟲”還是“菩薩魚”，這些奇怪的稱呼無不體現出本地人對動物的特殊觀察方式以及特殊的情感體認。再比如，作者寫到了“塘角魚”，這種魚生活于水塘的角落，看似平凡卻帶給作者無盡的童年樂趣。尤其是回憶起的那次捉魚的慘痛教訓，更是逸趣橫生。當作者用手去按住塘角魚時，“不料中了它的‘暗器’，被它的‘角’扎在了右手掌肉嘟嘟的地方，疼倒還好，還‘腌竹筍炒胡椒——酸加麻’”。從中可見，作者將自己的切身體會描寫得尤為風趣。文中“暗器”的比喻不僅將“塘角魚”的鮮活之態表現得很傳神，更是寫出了童年的那份天真爛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這樣形容疼痛感，“腌竹筍炒胡椒——酸加麻”，這種另類的表達巧妙地借用了味蕾的感官體驗，從側面寫被塘角魚的“暗器”所擊中的那種瞬間感受，這不可謂不新奇。結合上述內容來看，這些具有地方色彩的動物，自然而然地構成了作者童年記憶的底色，它們不但給作者提供了豐富的寫作素材，也給作者帶來了精神上的寬慰。

除此之外，作者書寫的很多動物承載著廣西特有的文化寓意，這些動物被壯族人民賦予了獨特的情感內容。比如，作者寫到了“雷公養的‘狗’”，也就是蜥蜴。通俗地講，蜥蜴就是四腳蛇，它擁有像雞爪一樣的腳。與眾不同的是，在壯族地區，壯民對蜥蜴的認知仍帶有神話色彩，認為蜥蜴是壯族神話中雷公的寵物，于是“雷公狗”一說便流傳了開來。文中寫道：“被‘雷公狗’咬著雷響才松口的說法很聳人聽聞，我想大半是因為蜥蜴的樣子很像傳說中的龍，《易經》里說‘云從龍，風從虎’，龍管著風雨雷電，人們把對大自然的敬畏移植到這長相奇特的動物上。”眾所周知，“雷公”在壯族神話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很多神話故事都與其相關。因而“雷公狗”的叫法顯然具備了壯族神話傳說的元素，這使得蜥蜴的故事變得怪誕離奇，進而吸引讀者的眼球。如果說在作者印象中有著雞爪一樣腳的“雷公狗”是壯族鳥圖騰文化的一種體現的話，那么其中所寫的《童年鳥事》則完全是作者童年關于鳥之回憶的合集。對此，作者提及了自己的夢想：“我小時候曾日里夜里夢想變成一只鳥，把自己感覺每天不爽的原因，歸咎于不能像鳥一樣擁有一雙翅膀，要是那樣，自己想去哪兒就去哪兒，特別是每天撲楞楞一下子就能從家里飛到學校了。”這是作者童年內心中真實的渴望，也是廣西地域文化所編織出的美麗遐想。不可否認，壯族人民有著十分獨特的鳥圖騰文化，廣西也有著“羽民之國”的雅稱。因此，作者對于鳥的書寫，無疑是廣西地域文化的濃縮，它是對民族心理的深層把握，更是對地域文化的詩意操演。

當然，在《我的動物故事》當中，梁思奇把動物當作抒情核心對象的同時，十分注意對廣西地域景觀的描摹。一方面，“桂東南”有著令人迷醉的自然景觀以及人文景觀，這些景觀構擬出作者內心中的精神世界，與作者筆下的千奇百怪的動物對舉，共同拓展著作者的生命容量；另一方面，作者也提到了人類學家吉爾茲所提到的很多地方性知識，如其中提到的“趁圩”“煨”的烹飪方式，這些地方性知識在一定程度上也參與到地域性文化空間的構建中來。從作者的描述中，我們不難發現，在“桂東南”這片西南土地上，池塘、稻田、牛欄等處處可見，這些略帶潮濕的地方構成了南方寫作的基礎，它們都是廣西地域景觀的最為典型的代表，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廣西稻作文化區的經濟生產方式。換言之，偏熱帶氣候的廣西十分潮濕，為稻田提供了良好的生長條件，而這些稻田又是很多有趣動物的日常棲居住所。在這一點上，作者寫泥鰍時自然也離不開稻田了。“耘田時也能捉到泥鰍。這時候的田野是最美的。淺淺的田水浸著剛扎根返青的秧苗，清澄澄的照影如鏡，倒映著藍天白云，秧苗在徐徐的輕風中抖動，像無數的小人在跳舞。”可見，文中的這段話顯然給我們臨摹了一幅西南稻田的風景圖畫，在這幅畫中，農人的勞作與稻田中茁壯生長的秧苗將廣西的地域之美展現得令人神往。與此同時，作者總在不經意間透露出有關廣西飲食方面的知識。比如作者十分鐘愛的“泥鰍粥”，詳細寫出了做“泥鰍粥”的過程。雖然整個烹飪過程有些殘忍，但也展現了廣西地域文化的一個側影。由此可見，作者在書寫動物故事的同時，不僅增添了很多地域性的風土人情的描寫，而且也補充了廣西特殊的地方性知識，這便使得《我的動物故事》擁有了不同尋常的審美趣味，更讓本書孕育了美妙的文化空間。

二、濃烈鄉愁：鄉土情結的訴說

顯而易見的是，《我的動物故事》凸顯出了強烈的地域性，這種地域性使整則故事都擁有濃烈的地方韻味。這種原鄉寫作的韻味并不是現代文明所給予的，而是原汁原味的真實所產生的一種鄉土氛圍。在這方面，梁思奇可謂是新時代“鄉愁”的言說者，他并沒有選擇都市的種種誘惑作為切入點，而是將回憶的線索從時間之源上回溯，從城市回歸鄉村，或者說從文明的桎梏與生硬回歸到原始的粗糙和自然。

首先，《我的動物故事》在很多地方所使用的語言并不是文雅的書面語，而是日常生活中的鄉間俚語。這種鄉間俚語雖然有時候讀起來會稍顯粗俗，但能夠帶給人們某種親切感，使得作者的童年時代與現時代能夠正常接軌，絲毫沒有語言上的隔閡，進而體認到了鄉土生活的那份純真和質樸。比如，作者是這樣寫自家黃狗的俠義之舉：“一條狗害怕不害怕，一眼就能看出來，勇敢的狗面對強敵環伺，尾巴一定是豎著的，像一面旗子，像在示意對方‘有種就放馬過來’。”很明顯，“有種就放馬過來”是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的俗話。可以說，正是這句俗語，把黃狗護主的英勇氣概表現得甚是到位。在《靈魂出竅的牛》中，作者的俗語運用顯得愈發熟練：“我們旋風一般從家里跑出去，站在遠處看田里水牛‘度（duó）角’——村人把牛打架叫作‘度角’——一較牛角的長短。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群牛與另一群牛碰到一起，總有一對像前世的冤家，遠遠地昂著頭怒目而視，這邊的說：‘你瞅我？’那邊的說：‘我就瞅你咋的？’兩邊互不服氣，迎面沖過去，噼里啪啦‘度’起角來。”這里不光有“度角”這樣的地方性詞語，還有擬人化的對話碰撞。毫無疑問，文中鄉間對話的安排，不但把握了牛這種動物的脾氣，也烘托出了廣西人民耿直的地域性格。另外，作者還經常使用一些傳統的、耳熟能詳的民間民謠，來增強故事的可讀性，使故事保持純正的民間狀態，不至于那么生澀與刻板。比如《蚊聲如雷》中的民謠：“灰煙飛上天，/變蚊子；/灰煙飛上嶺，/變絞芒；/灰煙飛落水，/變螞蟥；/生生死死吃人王。”從這些清麗的民謠可以看出，梁思奇的《我的動物故事》確實擁有濃厚的鄉土氣息，正是這股鄉土氣息為本書注入了新鮮的活力，把回憶性的文字盤活，并在此基礎上重新還原，或者說煥發自然生命的本真，以及原先未被文明所侵蝕的粗糲的色澤。

其次，作者多次表達了他對“孩提時代”生活的懷念，以及對祖父、祖母、父親等親人的懷想，這構成了作者內心中最為真摯的“鄉土情結”，尤其表達了壯鄉的樸素情感。不難發現，作者所寫的很多關于動物的回憶都是與親人直接相關的。作者寫動物時，總是很自然地牽出很多童年時的人間真情，這些情感本是作者內心當中最柔軟的所在，卻在作者筆下的動物故事中得到了最完整的展開。在《人人一顆螻蟻心》當中，作者就對童年時代的父親講故事的印象尤為深刻：“我喜歡農諺是因為父親講三國，諸葛亮知道三日內必有大霧，用草船借了曹操十萬支箭。父親說很多人都認為諸葛亮神機妙算，上知天時，其實很多動物就有預知天氣的本事，螞蟻在下雨前就懂得急忙搬家筑竇（巢）。”巧妙的是，作者由螞蟻搬家聯想到父親小時候講三國故事的場景，螞蟻的神機妙算在作者看來就像三國故事當中的諸葛亮，而諸葛亮的神奇之所以能夠鐫刻在作者的腦海中，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父親口述傳統的影響。當然，兒時的記憶中還有祖母的身影，在作者的腦海中，祖母也是與動物相聯系的：“我祖母‘定格’在我腦子里的形象，就是戴著老花眼鏡，把簸箕擱在腿上，低頭撿拾豆子里蠕動的蛆，丟到地上。按理說，這些吃豆子長大的蛆含有高蛋白，也許還有氨基酸什么的，從營養來說沒有問題，主要是惡心。”在作者的溫情敘述中，祖母低頭安詳的樣子讓人心頭一暖。于是，蛆這種令人厭惡的東西便成了點燃作者炙熱情感的導火索，當作者把重點移置到祖母身上時，蛆也就變得不那么討厭了，相反作者是通過它去感受祖母的那份慈愛與關懷的。同樣，祖父也是與一種不起眼的動物密切相關的：“說到與蚊子的戰斗，印象最深的戰場是在祖父的床上。每天晚上八九點鐘，祖父坐在床邊抽著水煙筒與人聊天，我端著煤油燈在蚊帳里搜索蚊子。”蚊子可謂是夏天最常見的昆蟲了，作者由蚊子想到了祖父的床，進而想到祖父吸煙時與別人侃侃而談的場景。由上可見，盡管螞蟻、蛆以及蚊子都是一些渺小的，甚至是對人造成很大困擾的生物，但這些生物無不牽連著作者對兒時親人的無法遮掩的想念之情。直接地說，這種感人至深的情感是作者鄉土情結的具體外化，或者說其也是鄉土情結的外在表征。

還需指出的是，梁思奇在《我的動物故事》中有更深層次的思考。也就是說，作者注意到了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即鄉土性與現代性的對立矛盾。不可否認，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城市建設也逐漸向鄉土世界擴展。在新時代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工業文明逐漸取代了農耕文明的位置，與此同時，人們也漸漸地告別了那種只適合于鄉土社會的生活方式。在這一點上，梁思奇的思考是深入的，他揭示了鄉土與當前的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之間所存在的內在沖突，并以此提醒我們要堅守內心的凈土。正如梁思奇在《序言》中所說的：“在工業化、城鎮化急風驟雨的‘現象’后面，農耕文明仍在支配著我們的思想。”這就是說，現代化的新事物、新現象并沒有完全剔除傳統農耕思想的殘留，如作者提到的豪華別墅旁的漂亮花圃變成了菜地，現代的大學校園里有改頭換面的土地廟。這些無不說明了這樣的問題，即現代社會如何對待及處理農耕文明所剩余的東西？當然，這只是現實問題淺顯的表層，問題的實質在于，現代化要求人們的思想轉變，讓農耕文明中的一些不適應城市生活的思想觀念退出城市的舞臺。從另外的角度來看，城市文明也滋生了很多新問題，面對不同的誘惑，現代社會的人們早已放棄了農耕生活的道德準則和真摯情感，當物質的欲望充斥一切的時候，人就會變得越來越功利化、利益化、個體化，人與人之間也會變得異常陌生。對此，梁思奇寫《我的動物故事》就是要再現兒時鄉村中的那些溫情場面，把鄉土社會中那些真摯的情感留存下來，來補充城市生活的空虛。《我的動物故事》充斥著大量的鄉土元素，那些鄉間俚語、鄉間民謠、親情故事，無不彰顯出作者內心當中濃烈的鄉土情結，尤其表達了壯鄉的樸素情感。

三、共同記憶：日常情感的再現

梁思奇在講述動物故事的過程中，表達了自身對于日常生活的體悟與感念，而由于這種記憶是在廣西地域中生成的，因此也就帶有了特殊的地域文化記憶，進而能夠實現作者對喚醒讀者“共同記憶”的某種期待。

首先，在寫作《我的動物故事》的過程中，梁思奇總是選取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平凡的瞬間，以此來把握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把記憶落到生活的實處，在日常生活當中提煉睿智和哲思。在再現兒時日常情感的同時，作者從兒時的幼拙與稚嫩中走出，轉而運用現年齡階段的思考方式，來體味年齡變化的人生樂趣。比如寫到蟋蟀時，作者的言談之中總是充滿著暮年的感慨：“秋風乍起，葉黃欲落，氣象蕭索，蟋蟀的叫聲入耳入心。這些大自然的精靈，在秋風乍起的清寂中，在自己生命黃昏將至之際，奉獻給人們快樂，真有一些‘榆雖晚，為霞滿天’的情懷。有人玩物喪志甚至喪國，這并不是蟋蟀們的錯。”毋庸置疑，蟋蟀鳴叫之時，總會引起人們心靈的震撼。秋風蕭瑟、葉子枯黃之際，蟋蟀的叫聲總是凄涼的，這是生命進入黃昏的象征，預示著即將步入暮年的人生階段。由此，作者進一步聯想到古代王朝的興衰，使文章擁有了一種沉重的歷史感。可以說，這樣由古及今的思考均是作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觀察所形成。另外，作者還經常進行對比，用兒時的記憶來反襯現時代的一些現象，如螢火蟲本是一種特別有詩意的蟲子，可是經過時代的發展，早已不再是詩人托物言志的對象了，而是明碼標價的商品，它為現時代的那些不純的愛情標注價格。因此，作者慨嘆道：“據說現在一些地方也紛紛放飛螢火蟲，螢火蟲更成了年輕人生日、情人節網購饋贈的禮物，價格不菲。只是不知道在一片熙攘熱鬧中，人們是否還能體會到昔日的鄉愁，而那些‘溫馨、浪漫，充滿童趣’的螢火蟲，又能否經得起這樣的折騰。”這顯然是作者通過螢火蟲的對照，來反諷現時代物欲化的畸形。

結合上述內容來看，記憶可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參照物，它是具體的，有著具體的空間和時間內涵。如果說時間在作者那里被定格于童年的話，那么記憶的空間則是與廣西地域有著密切的關系。揚?阿斯曼認為：“回憶形象需要一個特定的空間使其被物質化，需要一個特定的時間使其被現時化，所以回憶形象在空間和時間上總是具體的，但這種具體并不總意味著地理或歷史意義上的具體，且集體記憶會在某一具體時空中促發一些結晶點。”3可見，時空并不是虛構的、非實質性的，而是真實存在的、具體的、可把握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我的動物故事》不光涉及到個人的交往記憶，它更多地指向了集體共有的地域文化記憶。比如說抓壁虎去賣錢，就是作者那代人的集體記憶。“斷了尾巴的‘雷公狗’一文不值。我們捉‘雷公狗’并不是貪玩，是拿到供銷社賣，記得才一毛多錢一條。‘雷公狗’可以用來泡藥酒，但如果尾巴斷了就成了廢品，據說沒有功效了。”由于當年的物質條件遠沒有現在這么豐富，因此像“雷公狗”這種小活物就成了孩子們拿去賣錢的好東西。這里，“供銷社”無疑是那一代人的集體記憶中最難忘的事物，它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更是那個時代的印證。關于一些其他的集體記憶，梁思奇也在《我的動物故事》中略微地提及。如他在寫螳螂時所說：“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凡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念書的人寫文章都有一個特點：喜歡使用成語。在寫這些作文時，我們學了很多成語，不少都是一知半解。”由此可見，作者的動物記憶與那個特殊時代的特殊記憶混合在一起，發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那些由動物所想到的成語，被寫入特殊時期“批林批孔”的墻報中。可以說，這是1960年之后一代人革命記憶的文字翻新，我們從那個時代的作文中便可窺見一二：“孔老二、林彪之流螳臂擋車，不自量力，企圖阻擋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只能落得粉身碎骨、自取滅亡的可恥下場。”這里，螳螂不再是平凡的生物了，而是歷史的象征物。作為那個年代的斗爭圖像，它成了阻擋歷史車輪向前運動的“絆腳石”。質言之，這種將動物作為記憶象征物的寫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超出了私人性交往記憶的狹窄范疇，而是躍入了集體的時間索引之中。

四、和諧理念：時代轉型的哲思

自理性主義哲學興起以來，“我思故我在”成為人類認識世界的首要原則。在這一思想的基礎上，人逐漸確立了人的主體性，并從自然的世界中分化出來，獲得了獨立的、區別于自然界的完整人格，或者說完成了人與自然的主動分割。在黑格爾看來，自然美也是理念顯現的一種方式，他指出：“但是由于理念還只是在直接的感性形式里存在，有生命的自然事物之所以美，既不是為它本身，也不是由它本身為著要顯現美而創造出來的。自然美只是為其他對象而美，這就是說，為我們，為審美的意識而美。”4從黑格爾的話里可以看出，自然作為人的審美客體，它是以人的審美需要而存在的，同時形成了一種人類中心意識。這種人類中心意識帶來的結果是，人肆意地將自然當作征服的對象，從而造成了生態失衡、物種滅絕等重大影響。

為此，梁思奇在《我的動物故事》中對人類的行徑進行了深入反思。首先，作者意識到生態多樣性（或者說物種多樣性）對我們所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的重要價值。在這點上，《我的動物故事》承認了所有生物的平等地位，并給予它們最真切、最真誠的關注。針對這一問題，作者寫道：“除了寫到鳥、魚、狗、牛等人們熟知的禽畜，還寫到了老鼠，蒼蠅，蚊子……在人們的觀念中，它們都是如假包換的害蟲。對它們的講述，并不是我善惡不分，是非不明。我覺得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的存在恰恰是人類得以存在的前提。生態多樣性是大自然的根本特征。”也就是說，《我的動物故事》所挑選的寫作對象并沒有局限于那些擁有豐富文化寓意的動物，而是擴大了視野，將一些平常毫不起眼的甚至讓人覺得很厭惡的動物也囊括其中。作者承認老鼠、蒼蠅、蚊子、蜈蚣、蜘蛛等動物的生存地位，恢復它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合法席位”，賦予它們在記憶中所應當占有的位置。比如，在常人看來，蜘蛛可能是令人恐懼的生物，它面相猙獰，且具有一定的攻擊性。可在作者的筆下，蜘蛛則呈現出另一番樣態：“我小時候經常做的事就是看蠅虎捕蒼蠅，過程比一部大片還精彩：它在墻上爬來爬去，就像老虎在森林里巡游，發現蒼蠅之后，它不會直接撲上去，而是停下來，像在盤算什么，然后掉頭繞到蒼蠅的側面。”這是蜘蛛捕食時的精彩描寫，謹慎的蜘蛛有著嫻熟的捕食技巧，它被作者說成老虎，從作者繪聲繪色的描述中，讀者仿佛能想象出蜘蛛小心的步態，在一步步的逼近中彰顯出獵手的老練與成熟。同樣，蒼蠅在動物故事中也并非惡心的、讓人避而遠之的蟲子，而更像是作者兒時的玩伴，與作者進行著智力上的斗爭：“我把蒼蠅拍握在手里，像黑旋風李逵身懷利器，殺心陡起。”作者自況為《水滸傳》中的李逵，把自己當作了蒼蠅的有力對手。可以說，蒼蠅、蜈蚣之類的動物，也是作者內心中的一份柔軟，它們包含著作者很深的情愫，也體現出作者對所有動物的包容態度。不管是什么動物，在《我的動物故事》中都有“出場”的機會，這是難能可貴的。

梁思奇將思考進一步延伸，并認識到經濟社會的發展，對動物生存家園的侵占給動物所帶來的極大傷害。在這一點上，作者清醒地認識到人類中心意識是一種極端錯誤的觀念。古人依靠天意吃飯，因此能夠與自然界和平共處，相得益彰，對自然界始終保持一顆敬畏之心與感恩之心，而不是一味地索取。可見，自我意識確立以來，人總是把自然界當成隨意索取的對象，任意地開采自然資源，任意地捕殺動物。于是，作者指出：“工業革命的偉力，刺激了人們戰天斗地的雄心壯志，一度樹立了戰勝自然，征服自然的觀念，但‘道法自然’，自然同時是一種規律，誰違背了它就會受到懲罰。霧霾、赤潮、臺風、火災、地震、泥石流……人類從自然災害中認識到了自己的狂妄與冒失，對自然有了新的認識，提出了要尊重自然，保護自然，與自然相和諧。人類正從農業文明、游牧文明過渡到工業文明、信息文明，正向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自然文明過渡。”梁思奇認識到隨著科技進步，人固然可以利用自然資源來造福人類自身，但大自然中仍有人類需要去遵循的法則，它仍在支配著大道的運轉，所謂的道法自然就是這個道理。這是道家的思想的顯現，但也說出了現時代的真理。

[廣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廣西民族文化保護與傳承研究中心特別委托項目“80年代文學思潮與當代壯族文學轉型研究”（項目編號：2021TBWT01）、2021年廣西哲學社會規劃研究課題“陸地年譜長編”（項目編號：21BZW003）

與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廣西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多元表述的文化意義研究”（項目編號：18XZW03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 [英]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楊淑華、宋慧敏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頁。

② 本文所引段落均出自梁思奇《我的動物故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下文不再一一注釋。

③ [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頁。

④ [德]黑格爾：《美學》，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60頁。

[作者單位：南寧師范大學北部灣環境演變與資源利用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山東大學文學院]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