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在12年的時間中，非虛構寫作在研究、批評、出版、評獎體制中都獲得了普遍的關注，成為不可忽視的寫作現象。

2010年10月，《人民文學》雜志社啟動名為“人民大地·行動者”非虛構寫作計劃，吁請作家和寫作者走出書齋，走向現場，探索田野和都市，以行動介入生活，以寫作見證時代，走向時代復雜、豐富的生活內部。主創者期待寫作者以“吾土吾民”的情懷，以各種非虛構的體裁和方式，深度表現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層面，表現中國人在此時代豐富多樣的經驗。同時要求作者對真實的忠誠，要求作品具有較高的文學品質，注重作者的“行動”和“在場”，鼓勵對特定現象、事件的深入考察和體驗。由此，非虛構寫作作為一種特別的寫作現象被正式命名，并持續引發一系列有關其內容和形式的討論，非虛構寫作被放置在當代文學和文化的脈絡中，與小說、散文、報告文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研究等其他寫作方式進行對比研究，梳理其中外文學傳統，并對非虛構寫作的概念、倫理、功能、特點展開持續的討論，建立了非虛構寫作的基本問題意識和倫理規范。

回顧十幾年來中國非虛構寫作的發展演變，可以看到其在不同媒介平臺穿梭的痕跡。在被命名之前，傳統紙媒的文學期刊雜志已經刊發過大量非虛構寫作的作品，比如上世紀80年代中期《人民文學》的“紀實小說”突破小說與現實既有的表達關系，90年代末期《上海文學》“城市地圖”欄目對上海社會中不同空間記憶的記錄與整理，新世紀初期《鐘山》開設的“非虛構文本”欄目刊發過大量歷史文化隨筆，《天涯》雜志改版以來設置的“民間語文”，注重對平民立場、素人生活的記錄。在《人民文學》完成命名之后，眾多期刊雜志以聯動的方式對非虛構寫作實踐繼續推進和深化，出版刊發了一系列引人關注的非虛構寫作作品，如梁鴻的《中國在梁莊》《出梁莊記》、李娟的《羊道》、慕容雪村的《中國，少了一付藥》、蕭相風的《詞典：南方工業生活》、胡冬林的《山林筆記》、鄭小瓊的《女工記》、黃燈的《我的二本學生》、阿來的《瞻對》、袁凌的《寂靜的孩子》、塞壬的《無塵車間》等作品。2013年8月，中國首個“非虛構寫作大獎”在第二屆“南方國際文學周”上頒出，梁鴻的《梁莊在中國》、陳徒手的《故國人民有所思》和解璽璋的《梁啟超傳》分獲文學、歷史和傳記類大獎。非虛構寫作概念興起之后，《鐘山》雜志強化非虛構寫作欄目，增設非虛構作品獎，《收獲》雜志在年度排行榜中特設非虛構寫作作品排行榜，《天涯》《十月》等雜志也繼續以各自的方式推進非虛構寫作。目前，在文學期刊、新媒體的年終總結和獎項中，非虛構寫作成為常規設置。在12年的時間中，非虛構寫作在研究、批評、出版、評獎體制中都獲得了普遍的關注，成為不可忽視的寫作現象。

時尚前衛的雜志與非虛構寫作有一種天然的便利關系，非虛構寫作在西方興起之時即有發表于時尚雜志的先例，一些重要的非虛構作品刊發于《時尚先生》《滾石》《紐約客》等雜志。國內的《時尚先生Esquire》《智族GQ》《讀庫》《人物》《南方人物周刊》等前衛時尚類文化雜志延續了這一傳統，其刊發的非虛構作品踐行了新聞紀實與小說寫法的融合，在寫作上具有較強的讀者意識，提高了非虛構寫作的表現力和文學性，以時尚、前衛和便捷的方式走進更多人的視野，也出現了一批耳熟能詳的非虛構寫作者，如李海鵬、袁凌、師永剛、南香紅、杜強、關軍、楊瀟等。在紙媒的領域內，龐大的圖書出版市場也在跟進非虛構寫作，上海譯文出版社紀實系列建立了以非虛構、紀實類作品為主打的圖書品牌，以真實的數據、具有公告性的題材和非虛構的姿態，從各個領域關注當前世界正在發生的事。在“非虛構寫作”尚未在國內引起關注前，上海譯文出版社于2011年引進出版彼得·海斯勒的作品《尋路中國》《江城》，引發了讀者和媒體的強烈關注，直接影響了一批寫作者和讀者對非虛構寫作的熱情，建立了中國非虛構寫作的范式、問題意識和他者視野，這一出版品牌迄今已經出版70本，并開啟了原創非虛構圖書的出版計劃。圖書市場上除了系列非虛構名著的翻譯與出版之外，各類出版社的非虛構寫作課圖書陸續出版，既有國外的《哈佛非虛構寫作課》《非虛構寫作課》《故事技巧：敘事性非虛構文學寫作指南》，也有本土非虛構作家的寫作技術總結，如《非虛構寫作指南》《中國非虛構寫作名家訪談》等，形式、技術和總結意味著對這一寫作現象的深入研究。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出版界陸續推出城市傳記系列圖書如《北京傳》《南京傳》《海南傳》等，重述重大事件的《太平洋大逃殺》，表達社會變遷和階層躍升的《張醫生與李醫生》，主題旅行書寫和異國觀察的《重走》《萬水千山》《失落的衛星——深入中亞大陸的旅程》《貧窮的質感：王梆的英國觀察》等重頭作品，代表著中國非虛構寫作向多元主題的掘進。

在紙媒和圖書出版之外，鑄就非虛構寫作堅定基礎的是各類門戶網站，近十年來，中國出現了眾多非虛構寫作平臺，如騰訊新聞的“谷雨故事”、網易的“人間the Livings”、界面的“正午故事”“中國三明治”“ONE實驗室”“真實故事計劃”等，在專業寫作者之外，出現了大量素人寫作者書寫的自我和平民的故事，普通讀者轉變成為寫作者，多元的特稿生產機構為普通人提供了寫作的平臺，供稿者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和各行各業，例如警務人員、教師、醫生、工程師、公司職員、農民工、保安等等，作為生活中真實事件的親歷者或見證者，他們用筆記錄下真切的個人感受，讓讀者通過他們的身邊事和個人視角的匯聚，看到世間萬象和平民的史詩，體現出非虛構寫作廣闊的社會空間和人民性。與其他文學類型影視化一樣，非虛構寫作在聲勢壯大之后，也具備影視化的可能性，“one實驗室”、魔宙、真實故事計劃中的部分作品賣出影視版權，非虛構寫作開啟影視化的進程，如《滾蛋吧，腫瘤君》《我不是藥神》《太平洋大逃殺》等，盡管過程中存在著諸多難題，影視化的趨勢仍然為非虛構寫作擴大和延伸了表達空間，也在探索真實故事的價值延展和可能性。

媒介融合研究專家亨利·詹金斯認為，理解幾十年的媒體變遷，融合比數字革命范式更合理，舊媒體并沒有被取代，只是它們的地位和作用由于新技術的引入而發生了變化。媒介融合的特點在非虛構寫作現象的發展態勢、傳播方式和內容流動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作為具有陌生感、寬闊的涵蓋能力和新鮮氣息的非虛構寫作，首先在傳統文學期刊被命名，由代表性作品引起社會討論和關注，后續在時尚雜志、圖書出版行業、門戶網站、自媒體公眾號等新媒體領域持續發酵。不同平臺注入不同的精神和特質，正是不同媒介之間的聯動和無形的合作，使之成為新世紀文學中最值得關注的文學現象。

二

在非虛構寫作問題上首先是機制的融合，比如評獎和比賽的機制，明顯地突破了各自的圈層。在非虛構寫作中，另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是創作者身份的融合，非虛構寫作引發復合型兼容性的作者出現。

非虛構寫作現象形成于不同媒介平臺之間的互動與內容傳遞，也帶來不同媒介之間的深度融合。在非虛構寫作問題上首先是機制的融合，比如評獎和比賽的機制，明顯地突破了各自的圈層。非虛構寫作舉辦了眾多賽事和跨界融合的文學活動，“真實故事計劃”攜手數十家知名影視企業、出版機構和媒體平臺，發起過三次較有業界影響力的非虛構寫作大賽，尋找時代的故事“當事人”，寫下他們最在乎的故事，厘清自我和記錄時代，重點推出“作者孵化計劃”與“故事獵手計劃”，深化非虛構文學與出版、影視行業的結合。由單向街公益基金會發起的“水手計劃”，幫助青年創作者們重新發現世界和講述世界，資助他們進行海外旅行，協助、指導他們的創作，直至推廣、展覽他們的最后成果，力求把新的全球想象帶到漢語寫作中來。在這些賽事中評委團成員由評論家、作家，影視專業從業者、各類媒體人、讀者團等組成，并積極推動媒體、出版、讀者、影視資本對非虛構作品的關注，實現非虛構寫作上游與下游的對接。

在非虛構寫作中，另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是創作者身份的融合，非虛構寫作引發復合型兼容性的作者出現。《人民文學》上刊發的第一批非虛構作品，其創作者梁鴻、黃燈在從事非虛構寫作之前原本是文學研究者，李娟、慕容雪村是散文作家、網絡作家，鄭小瓊、蕭相風是打工詩人和散文家，非虛構寫作概念的提出和實踐，讓寫作者在原來寫作類型的基礎上，開拓了新的寫作空間。著名作家韓少功、阿來、弋舟等也被放入非虛構創作中討論，推出引人矚目的非虛構作品《山南水北》《瞻對》《空巢》，為純文學寫作帶來自我變革的氣息，直接介入現實問題與歷史敘事。另外，還有一些特稿（非虛構寫作）作者轉型純文學（小說）寫作，以非虛構寫作聞名的作家袁凌出版中篇小說集《世界》，《南方人物周刊》主筆蒯樂昊轉型推出小說集《時間的仆人》，就職于南方都市報的郭爽，也是由非虛構轉身向虛構的創作者，出版《正午踏進火焰》《月球》等小說集。最具革新意義的是大量普通民眾成為自己生活的講述者和記錄者，他們的喜怒哀樂、職業故事、家族志在各種平臺上涌現，也出現了像范雨素、陳年喜這種具有社會影響力和代表性的素人寫作者。

對于非虛構寫作來講，除了寫作技術上的跨界和融合，學科融合的特點也進一步顯現。大量社會話題性圖書、社會學、歷史學著作借鑒非虛構寫作的方式，以非虛構寫作作為重要標簽出版發行，帶來不同的讀者感受和期待，如羅新的《從大都到上都》，以歷史學家的視野，在重新行走中構筑細節豐富的歷史敘事，其間穿插著在場者的感受；田豐和林凱玄合著的《豈不懷歸：三和青年調查》，以社會學家的問題意識和調查能力，并以小說家對場景和人物的呈現方式，走進和理解一個特殊的人群。與此同時，非虛構寫作也出現了對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的借鑒，如陳福民的《北緯四十度》，以當代的歷史研究成果為潛在的對話者，以行走的方式回到歷史發生的現場，勾陳繼而重述圍繞北緯四十度的民族融合大故事，在寫作過程中從文學的角度充實歷史書寫隱去的情感、過程和動機，從歷史現實主義的角度讓文學中的人物、事件回到具體語境中，濾去自我移情、抒情和想象。黃燈的《我的二本學生》，使用了社會學研究成果和方法，選取了不同年代的二本學生，以個案分析和群體分析的方式，尋找時間深處不同的命運機制。非虛構寫作作為一種跨越邊界的寫作現象，把分散的媒體平臺聚合起來，橫跨不同的媒介體系，甚至是相互競爭的媒介經濟體系，建立起彼此之間的深度融合，同時非虛構寫作又在不同學科之間，建立寫作意義上的借鑒、參照、融合。

三

與傳統文學形式相比，非虛構寫作還呈現出內容在不同平臺之間的流動的特點。

非虛構寫作讓我們看到媒介平臺之間的互動與融合，而與傳統文學形式相比，非虛構寫作還呈現出內容在不同平臺之間的流動的特點。2016年春節引起社會關注的作品《一個農村兒媳婦眼中的鄉村圖景》，脫胎于作家黃燈的文章《回饋鄉村，何以可能》，發表于傳統文學期刊《十月》雜志。在中國春節人口大流動的檔口，被公眾號更換題目引起眾多轉發，接下來在《人民日報》、鳳凰網、網易新聞、豆瓣、知乎等新媒體平臺廣泛傳播，總閱讀量超過千萬。湖北農村婆家三代人的命運變遷與生活遭遇，因為關涉故鄉、打工者、鄉村、教育等社會關注的議題，觸動了大眾讀者的樸素情感。2016年3月初，央視《新聞調查》的記者和黃燈夫婦一同回到了位于湖北孝感的老家，拍攝了文章中的人物，補充了文章背后的故事。后來，黃燈將書寫對象擴充至婆家、娘家、外婆家所在的三個村莊，出版非虛構作品集《大地上的親人》。《四個春天》是一部受到文藝青年和專家好評的電影紀錄片，導演陸慶屹拍攝了貴州獨山四個春節期間的家庭生活，他們祭奠親人、種花草、烤臘腸，看電視節目，走親串友，懷念舊時光，平靜地展示各自的愛好，唱地方歌謠和流行歌曲。他們的生活遭遇變故時，可以看到小城父母如何在哀傷與寂寞中自我療愈，在子女遠行后抵抗孤獨和時間老去。紀錄片得到認可之后，《四個春天》同名非虛構作品出版上市，作品中的人物擴展到周遭的鄰居和親人，而人物的精神世界延續了紀錄片《四個春天》的基調，他們獨立自洽，擁抱生活給予他們的美和職責，跟外面的世界構成參差的對照。

接下來是電影和圖書的“周邊”，十萬加文章《陸慶松：螺絲不肯擰緊》在電影和非虛構作品之后發表，紀錄片中總是默不做聲的哥哥陸慶松成為主角，他的活法是一種不常見的人生答案和一條少有人選的路。成年人生活中的買房、貸款、學區劃片、996、績效、職稱、晉級等常規意義上的生存焦慮被他排除在外，他放棄當一個螺絲釘，以全部人生和選擇燃放了一束自由而浪漫的煙火。黃燈書寫的內容從期刊雜志流轉到新媒體公號，再到電視節目和圖書出版市場，導演陸慶松的拍攝對象先是走上電影大銀幕，后續又回到傳統圖書市場和時尚雜志，在中間過程中一定還有其他媒介的加入和效應疊加，短時間內融貫了不同平臺的受眾。新媒介時代的技術帶來這種融合的可能，智慧手機終端幾乎可以涵蓋大多數媒介，而專業的媒體設備也不斷擴張協同化。從受眾的角度來看，他們不再是被動的信息接收者，彈幕評價和非虛構寫作人人可以置喙的生活經驗和自我經歷，使得他們成為主動的創造者。

四

正是這種流動性和記錄時代人心的屬性，賦予非虛構寫作時代文體的重要價值。

互聯網出現以后，中國文學出現了眾多改變，突破了精英寫作的一整套生產和評價機制，進入“人民”的汪洋大海，理論上每個人都可以進行創作和傳播。非虛構寫作的出現恰逢社交媒體興起的年代，2010年左右特別是2012年微信元年以來，公眾號、小程序、小視頻出現，建立了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模式，每個人的故事和經驗原則上都可以被看到、被呈現。處于媒介融合大潮中，當代中國的非虛構寫作，意指我們的時代狀況和個人體悟都可以囊括在這個文體之中。非虛構寫作介乎小說、散文、報告文學之間的靈活表現力，與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領域密切的交互性關系，使得它具備了跨越邊界的能力。在媒介融合的社會情境中，隨著生產機制、傳播機制和內容在不同的媒介和層面之間融合互動，非虛構寫作始終處于動態流動中。

正是這種流動性和記錄時代人心的屬性，賦予非虛構寫作時代文體的重要價值，當下非虛構寫作的主題主要集中在社會重大議題上。比如城鄉關系書寫，自2012年微信元年開始，“返鄉”書寫成為一個重要的寫作主題，關注城鄉二元化帶來的鄉村知識分子流失、環境問題、留守婦女兒童等問題。女性經驗書寫，是新媒體時代的另一個大議題，注重表達女性的性別經驗、關注她們的困境和難題，倡導女性獨立和自我探索。地方生活和民族志書寫，記錄特色地域文化對個體成長的影響，展現當地的歷史文化、自然風物和生活情態，構筑多元化的生活美學。自然生態寫作，人類在生存、環境和生態中的位置由于特殊事件和變化趨勢，需要重新思辨和整理其間的關系。底層社會和邊緣群體書寫，記錄社會邊緣群體如快遞員、鄉村教師、卡車司機、二本學生、留守兒童的生活和故事等，引起社會的關注；日常中國書寫，記錄普通人在社會中感受到的社會觀念和生活姿態；漢語的全球想象，隨著中國在全球化中實力的提升，旅行文學帶來新的全球想象與書寫方式。在媒介融合時代，非虛構寫作的主題和可能性被多層次多渠道展開，不同階層和視角的中國經驗得到了不同程度和方式的呈現。

非虛構寫作突出以介入和實踐的方式重建文學與現實的關系，給中國當代文學帶來新的活力與敘事可能，創作出一批具有社會影響力和藝術價值的作品。目前國內研究界對“非虛構”和虛構的概念進行辨析，對國外國內文學傳統進行溯源和對比，與相近文學體裁進行區分對比，強調了非虛構作品的真實性、作者在場，注重人物、場景、對話的敘事特征，描摹出非虛構寫作的基本輪廓。但非虛構寫作的出發點是對當代文學寫作的校正和革新，它的落腳點不會走向固定與統一的寫作概念，它所面對的豐富復雜的中國經驗，決定了這種寫作現象會一直處于變動中，它理應是開放的、敞開的，充滿未知和活力的。

非虛構寫作的確帶來一些新鮮氣象和號召力，但整體上處于開創階段，熟悉的非虛構寫作者和經常被談論的作品并沒有數量上的優勢，一些借助非虛構寫作名義出版的作品，在審美與主題上與理想中的非虛構寫作南轅北轍，非虛構寫作有時候只是一個標簽和噱頭。而在整體情勢上，如非虛構作家蒯樂昊在采訪中所說，“從事非虛構寫作的人總體上還是那么多，寫作難度還是那么大，他們的生存環境也并沒有因此變得更好。談興盛似乎為時過早”。況且，現存的非虛構寫作也暴露出一些局限和問題，比如作品中出現的想象力空缺、感情和故事狹隘、無意義的重復、敘事粗糙、抒情無節制、作家的寫作姿態和自我意識面臨體制化、新聞化和文藝腔的危險。寫作倫理上面臨諸多問題，新聞的客觀性與敘事者的情感和立場，信息的公共性與敘事者對他人隱私的尊重，真實與真相的相對性，另外在非虛構寫作影視化方面，敘事者的版權與當事人的版權等，這些都需要在非虛構寫作逐漸成熟之后，自然獲得規范或者約定俗成的解決方式。在主題內容上，目前的非虛構寫作以身邊事或者自述的非虛構作品為主要板塊，而強調長期的科學調查、沉浸式的田野考察和寫作上對敘事技術精心研究的非虛構作品還比較欠缺。

在新媒體盛行和信息化時代，內容生產平臺、傳播渠道、接受者都逐漸分流，非虛構寫作也在逐漸形成更細小的分支和類別，也會產生各自的閱讀審美期待，比如特稿寫作、人物傳記寫作、旅行寫作、生態寫作等日漸形成各自的基本美學標準，加入非虛構寫作的視野之后，原本意義上的寫作都悄然移動了坐標，可以清晰地在這些類型的創作中，看到我們這個時代敘事修辭的紋理。另外，非虛構寫作還出現了更多的融合性報道，非虛構作家楊猛提到在短視頻、抖音的時代，《紐約時報》中文網出現了非虛構寫作的融合寫作方式，文字、視頻、數據的組合方式，非虛構寫作“不是非此即彼，并沒有排斥任何一種表現方式”。對真實、真相的需求，對時代和社會的敏感，對普通人公平正義的關切和講述中國經驗的訴求，未來會一直成為非虛構寫作的核心，也會刺激非虛構寫作不斷完善和革新自己的表達方式，融入其他表現方式和學科的方法，以更豐富的路徑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