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鴻琳，原名劉建軍，中國作協會員，1965年8月出生于福建寧化，作品散見于《中篇小說選刊》《小說選刊》《小說月報》《小說月刊》《福建文學》《草原》《解放軍文藝》《飛天》《北京文學》等文學雜志，出版過長篇小說《血師》《劉虎從軍記》《檀河謠》《東方欲曉》及中篇小說選集《尋找慈恩塔》等。曾獲第27屆福建省優秀文學作品一等獎；福建省第七屆百花文藝獎二等獎、福建省第八屆百花文藝獎三等獎、第二屆福建省中長篇小說雙年榜中篇小說上榜作品獎等獎項。

紅軍號譜

■鴻 琳

一

華滿妹怎么都沒想到自己會被兒子羅廣茂推進地窖里，里面黑咕隆咚的，霉味撲鼻。腳下不知踩到了什么，又軟又滑，伸手一摸，黏糊糊的，是個腐爛的番薯！她將手在地上蹭了蹭，直起腰，去推頭頂上的蓋板，可用盡力氣也推不動，上面肯定被壓了重物。華滿妹忍不住罵了起來，廣茂，你個斫腦殼的，快放我出去！

上面一點動靜也沒有，兩眼一抹黑的華滿妹突然警覺起來，兒子莫不是跟紅軍走了？前些日子就聽他嚷，要去當紅軍，她和丈夫都沒有答應。兒子只有十五歲，嗓門大，人卻長得瘦小，像根豆芽菜似的，槍都馱不起，能做啥？一想到這兒，華滿妹心里火急火燎的，可一人多高的地窖爬又爬不出去，急得她又喊又叫。

其實，華滿妹打心眼兒里擁護紅軍。去年農歷十月初四，共產黨人張赤男、羅銘等人發動塘背村七百多人舉行農民武裝起義，打土豪分田地，處決了欺壓百姓的羅志老、羅昆楊幾個大地主惡霸，讓塘背村世代受地主剝削壓迫的窮苦百姓揚眉吐氣。華滿妹一家四口分到了八畝土地，這是她過去連做夢都不敢想的事。對窮人家來說，有什么比擁有土地更讓人開心的呢？她和村里的老百姓一樣，真真切切地體會到共產黨帶領的紅軍是為窮人打天下的隊伍，是窮苦百姓的靠山。

可那些地主老財、民團、官兵哪會甘心讓窮人當家作主呢？又打又殺，恨不得將紅軍往死里趕，將才過幾天好日子的老百姓重新踩在腳下。窮苦百姓當然不愿意，誰不想好日子天長地久呢？村里的許多后生呼啦啦都參加了紅軍，上前線和敵人打仗去了。

華滿妹和村里的婦女們在鄉蘇維埃的組織下，做草鞋、送軍糧，支援前線的事兒一樣也沒落下，可兒子要去當紅軍，她還真有點舍不得。自己就這么一個兒子，戰場上槍子兒不長眼，要真有什么閃失，她可不想活了。兒子根本不體諒她的一片苦心，又哭又鬧，天天往紅軍駐地跑。華滿妹被兒子糾纏不過，就答應他過兩年長大些再去。可兒子人小鬼大，竟敢趁他爹羅紀華一早外出做木匠活，騙說家里那只大公雞掉進地窖，把她關進了地窖。

華滿妹又氣又急，也不知在地窖里叫了多久，隔壁的金福嬸婆過來借米篩，聽到叫聲，嚇了一跳，把壓在地窖蓋板上那個沉甸甸的磨盤挪開，才將華滿妹拉上來。

你看到廣茂了嗎？灰頭土臉的華滿妹一把拉住金福嬸婆急急地問。

金福嬸婆說，剛才看到他和幾個后生仔往村口去了。

華滿妹一聽，撒腿就朝外跑。跑到村口，太陽才剛剛升起，遠遠能看到一隊紅軍出了東山坳，沿著蜿蜒的山路漸漸遠去，一桿紅旗被晨風吹得呼啦啦翻卷。

這天，是一九三〇年六月初的一個清晨。華滿妹清楚地記得，那天初升的太陽紅得刺眼，村口老楓樹上有垂露滴到臉上，涼絲絲的，稻田里的禾苗發出嗶嗶啵啵的拔節聲，一只山鷹在山巔盤旋。

當華滿妹再見到兒子羅廣茂時，已經是七年后的寒冬臘月。

對于住在距福建長汀東南四十多公里的塘背村的百姓來說，一九三七年冬天是罕見得奇冷。多年都沒見這么大的雪，山白了，水白了，進村的路也白了，屋檐上的冰凌有一尺多長。后龍山上的樹木被冰雪壓彎了腰，時不時能聽到樹枝斷裂的嘩啦聲。從東山坳飛下來的山雀兒凍得伸不開翅膀，撲棱著從空中往小河里掉，砸得河面上那層薄冰“吧嗒吧嗒”地響。

一大早，華滿妹就起來了，她從雞櫥里把那只養了多年的大公雞抓進雞籠里，背上，打算去十里地外的鐘屋村趕個集，將雞賣了換些糧食回來。這是原本留著過年的大公雞，自古以來，客家人過年都要吃雞，寓意大吉大利，可家里米缸都見了底，哪還能留著過年？不吃雞可以，不吃飯可會餓死啊！

兒子跟紅軍走后的第二年，丈夫羅紀華也參加紅軍走了，父子倆一走就杳無音信，留下華滿妹和女兒相依為命。華滿妹擔心丈夫和兒子的安危，看到有紅軍在村里來來去去，她就去問，有時也會找村里的蘇維埃干部打聽。可那時紅軍不斷在行軍打仗，一會兒說在江西，一會兒說在福建，誰也說不清楚她丈夫和兒子在哪里。后來聽說紅軍在距塘背村二十多里遠的松毛嶺和國民黨軍打了七天七夜，那些天，隆隆的槍炮聲沒日沒夜地響，畫著青天白日旗的飛機低得好像拿竹篙都捅得到。再后來，又聽說紅軍從鐘屋村出發，往江西方向去了。紅軍走后不久，國民黨和民團就殺了回來，到處搜捕失散紅軍和紅軍家屬，村頭的水口上三天兩頭都有人被殺。華滿妹從來不敢透露丈夫和兒子的去向，要不是鄉親們相互幫襯掩飾，家里有兩人當紅軍，那些窮兇極惡的民團還會放過她？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每逢初一、十五，到村口的觀音廟去點上一炷香，祈求菩薩保佑她的丈夫和兒子能平安回來。

華滿妹背著大公雞出了門，寒風呼嘯，刮得人睜不開眼，雪粒打在臉上，刀割一樣痛。剛走出村口，華滿妹就看見風雪中一個身影跌跌撞撞迎面走來，身后是一串深深淺淺的腳印。

待那人走到近前，華滿妹才看清是個乞丐。乞丐拄著一根木棍，蓬頭垢面，胡子拉碴，穿著破棉襖，腰上還扎了一根草繩，像棵狗尾巴草似的在寒風中瑟瑟發抖。乞丐見了華滿妹，停下來，將木棍戳在雪地上，支撐著虛弱的身子，怔怔地看著華滿妹。華滿妹嚇了一跳，莫不是乞丐看上了自個的大公雞？這可是自己過年的口糧，可千萬莫讓乞丐給搶了。一想到這兒，華滿妹不禁摟住了雞籠。

乞丐突然扔了木棍，叫了聲娘。

華滿妹驚得往后退了兩步。

娘！乞丐趔趄一下，撲通跪倒在雪地里，娘，我是你的兒子茂佬啊！

華滿妹愣了幾秒鐘，丟了雞籠，撲上去，撩起乞丐那披頭散發，仔細辨認著，看著看著，華滿妹就“哇”地哭了起來，一把將乞丐摟到懷里，兒啊，兒啊，你可回來了，這些年你可讓娘想死了啊！

寒風呼呼地刮著，雪紛紛揚揚地下著，母子倆就那樣相擁著在雪地里哭了好久好久。

那只大公雞從雞籠里飛了出來，如一團火焰在白皚皚的雪地上飛奔，它也沒想到由于羅廣茂的出現，改變了它被擺上餐桌的命運。在隨后的幾年里，塘背村東山坳上每天都有公雞的晨啼在山野間回蕩。只有華滿妹心里明白，那是她家跑掉的那只公雞。她曾上山去找，找回來絕對不再賣它了，要留著它給家中報曉。她想，公雞啼了，天就會亮，天會亮，日子就還有盼頭。

羅廣茂跟紅軍走時是十五歲，回來時是二十二歲，整整過去了七年。他從一個少年變成了一個后生，但在華滿妹眼里，兒子依舊是那么瘦小，只是臉上寫滿了滄桑，原先的一副大嗓門也變得輕聲輕語，說話總怕人聽到似的。

那個早上，由于天寒地凍，村里家家戶戶都關門閉戶，許多人還捂著火籠賴在床上不想起來，除了幾條土狗在墻角吠上兩聲外，老街上不見一個人影。在這紛飛大雪的掩飾下，羅廣茂悄悄跟母親回到了家里，藏進了灶房的那口地窖里。他做夢都沒想到，七年前擔心母親阻止他去當紅軍，他把母親關進了地窖里。七年后，為了躲避民團，母親也把他藏進了地窖里。

一開始，華滿妹也想讓兒子就這么待在家里，雖然她不知道兒子這些年究竟經歷了什么，但她看得出，兒子吃了很多苦，走路時左腳一瘸一拐，問他，他告訴說是挨了槍子兒，沒好利索。

村里實行了保甲制，保甲長每天早晚領著民團挨家挨戶清點人頭，深更半夜有時還會突擊檢查，要是讓民團發現，當過紅軍的兒子肯定會被抓去砍頭。盡管十分不舍，但華滿妹還是在除夕半夜里，偷偷把兒子送進了山。

羅廣茂藏在距村子十多里地鷓鴣窠的廢紙寮里，靠吃竹筍、野菜、野果和華滿妹偷偷送來的一些粗糧挨過了一個寒冬。他多數時候都是默默地坐在四面透風的紙寮里，好長時間一動不動，像個木頭人一般。華滿妹發現原本十分喜歡說話的兒子完全變了一個人，變得沉默寡語，有時一天都沒有一句話。問他，他也不說。華滿妹也不敢再問，她怕觸動兒子心事。她能告訴兒子的就是，他跟紅軍走后的第二年，他爹也參加紅軍走了。她問羅廣茂，有沒有見過父親，她覺得都是去參加紅軍，總有遇到的時候。

讓華滿妹不解的是，對于父親的杳無音信，羅廣茂似乎并不吃驚，也沒有表示出應有的擔心和牽掛。她不知道，這幾年來羅廣茂看多了生離死別，看多了流血和死亡，經歷了太多的槍林彈雨，知道在戰場上生命是多么的脆弱，轉瞬即逝。有多少戰友血染疆場，埋骨青山，他自己都說不清了。一個經歷太多的人真的能將生死看淡，無論對別人，還是自己。羅廣茂心里猜測，父親十有八九是犧牲了，但他不能對母親說。他知道母親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只要沒見到人，沒有確切的消息，她就堅信丈夫還活著，他得給母親留份念想，留個盼頭。

更讓華滿妹驚訝的是，沉默寡言的兒子有時會捧著一個巴掌大的油紙包發愣，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東西，那個油紙包兒子平時揣在懷里，睡覺藏在枕頭下，形影不離。華滿妹曾問他是什么，可他從來不說。

華滿妹發現，躲在紙寮的那些日子，羅廣茂經常做的就是嘴里含著一個拇指大的銅號嘴，咴咴地吹。那聲音尖利，在大林子里回響。或許兒子只是用這種方式來打發孤凄寂寞的時光？

華滿妹那時還不知道，兒子羅廣茂那油紙包里藏著的是一本他看得比命更重的《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

二

二〇二一年，我多數時間都在搜集羅廣茂的資料，幾乎走遍了羅廣茂當年生活和戰斗過的地方，但有關這方面的記錄并不多。現在網上能看到最多的就是一些有關羅廣茂保存紅軍軍用號譜的新聞和報道，但多數語焉不詳，許多都是互相引用，沒有經過認真的核實，有的甚至人云亦云。我在寧化縣黨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看到《寧化縣志》里對羅廣茂是這么記載的：“羅廣茂，男，一九一六年五月出生于福建省寧化縣泉上鎮泉上村一貧苦農民家庭。一九三一年參加紅軍，分配在朱德領導下的紅四軍三縱隊當司號員。后被選派到瑞金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陸軍作戰司號大隊學習。學成后，在朱德身邊任司號員，后調紅十二軍一〇一團任司號員。第五次反‘圍剿’初期，調紅五軍團四十三師師部當司號長。一九三四年初，在連城白洋與國民黨十九路軍作戰時負傷，被送進長汀四都紅軍醫院治療。半年后，因反‘圍剿’失利，四都紅軍醫院被沖散，羅廣茂在困境中脫險，回到泉上老家后，將保存的一本《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交給母親代為保存，再三囑托‘這號譜勝于生命，在任何情況下，不得有半點閃失’。為躲避國民黨反動派的追捕，他背井離鄉，外出謀生。新中國成立后，羅廣茂結束流浪生活回到家鄉，此時其母年邁，想不起軍用號譜藏于何處。直到一九七四年，羅廣茂在拆建谷倉時，才發現一本用油紙裹得嚴嚴實實的軍用號譜用鐵釘釘在谷倉底板下。一九七五年三月，羅廣茂將珍藏的軍用號譜捐獻給寧化縣革命紀念館。經鑒定，這本《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是全國迄今發現唯一一本最為完整的紅軍軍用號譜，為國家一級革命文物，成為研究中國工農紅軍革命斗爭史、紅軍軍事生活及紅軍音樂等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二日，羅廣茂因病逝世，享年七十八歲。”

我將縣志記載的內容和我在寧化縣民政局查閱到羅廣茂的《紅軍失散人員報批表》中那份一九七九年他請人代筆的口述報告相對照，發現有好幾處的說法不相符。在那份報告里，羅廣茂明確說過自己的原籍是長汀縣的塘背村，受傷時間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不是在一九三四年初，但為什么《寧化縣志》的記載會出現如此明顯的錯誤呢？當地黨史部門的人員告訴我，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錯誤，與當時編纂人員提供的材料有關，也和當時的信息交流渠道不暢有關。加上之前羅廣茂保護紅軍號譜的事跡并沒有得到宣傳，人們對他了解甚少。至于會把羅廣茂當成是寧化縣泉上鎮人，這和羅廣茂在當地生活了大半輩子有關。對這個分析，我覺得有一定的道理。后來我在長汀縣做田野調查時，曾經向長汀黨史部門人員打聽，他們對羅廣茂的事跡知之甚少，也沒有相關資料，就連《長汀縣志》上也沒有羅廣茂的只字記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眾人眼里，羅廣茂確實成了寧化人。

我父親是新中國成立前逃難到寧化泉上的，而且他是一九三〇年參加紅軍的，不是一九三一年。二〇二一年春，我在泉上鎮采訪時，羅廣茂的二兒子，現年六十七歲的羅云清這么對我說。

我告訴他，我查閱過他父親的紅軍失散人員報批表，上面寫的時間是一九三一年六月。

那一定是記錯了，羅云清很肯定地說，我聽我父親說過，他是和他堂弟羅洪標一起去當紅軍的，羅洪標當時叫羅廣豐，比我父親小一歲。羅洪標是一九三〇年參加紅軍的，不信你可以去查。

這個信息讓我很吃驚，之前我查閱過羅廣茂的所有資料都沒有這個記錄。羅洪標一九一七年出生于福建省長汀縣南山鄉塘背村，曾用名羅廣豐，一九二九年十月，參加塘背農民起義，任兒童團團長；一九三〇年六月，參加工農紅軍，被編入紅四軍三縱隊；參加過歷次反“圍剿”、兩萬五千里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新中國成立后曾任解放軍工程兵科學研究部部長、工程兵工程學院副院長，蘭州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等職。

真沒有想到，經過槍林彈雨九死一生過來的羅洪標將軍竟然會是羅廣茂的堂弟，而且他們是同時去參加紅軍的。如果羅云清說的沒錯，那么羅廣茂參加紅軍應該是在一九三〇年而不是一九三一年。

接下來，羅云清又告訴我一件事，讓我更加確定羅廣茂是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參加紅軍的。羅云清告訴我，他父親參軍沒多久，就跟著隊伍去攻打了苦竹嶺。

苦竹嶺是長汀縣四都、濯田兩鄉之間的一座險峰，距塘背村有六十多里。對于苦竹嶺的戰斗，《長汀縣志》有作如是記載：一九三〇年，山上住著四都、濯田兩區的土豪和民團七八百人，有兩百余槍，筑有碉堡三座。六月中旬，紅十二軍警衛連和赤衛軍七百余人，首次攻打苦竹嶺，攻占了敵人兩個據點。

按照羅云清的說法，這是他父親羅廣茂第一次參加戰斗。聽我父親說，戰斗是清晨打響的，當時到處都是槍聲、炮聲，吶喊聲、慘叫聲，他第一次看到紅軍戰士在沖鋒號聲中冒著敵人的炮火不顧一切朝著山頭上沖。不斷有人中槍倒地，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又緊接著沖上，沒有人后退。那個站在一塊大石頭上吹沖鋒號的紅軍戰士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二〇二一年秋天，我在長汀縣文聯主席廬弓的陪同下爬上險峻的苦竹嶺。山風浩蕩，松濤澎湃，山頂依稀可見圮毀的殘垣斷壁和長滿灌木叢的戰壕。我在想，就在我腳下這片土地上，九十一年前，一個稚氣未脫的小紅軍曾在這里第一次感受到了軍號聲排山倒海的力量，那嘹亮的號聲就像一只無形的手在指揮著紅軍戰士奮不顧身勇往直前。也許，就是在這里，羅廣茂結下了與軍號的不解之緣。

但讓我不明白的是，按照《長汀縣志》記載，一九三〇年六月攻打苦竹嶺的是紅十二軍警衛連和赤衛軍，而羅廣茂參加紅軍是在紅四軍三縱隊，他在那份口述報告中也提到他的部隊首長是蕭克和張赤男。蕭克當時是紅四軍三縱隊的縱隊長，而張赤男是政委，這一點羅廣茂說得沒錯，而且他很清楚記得行軍時蕭克騎的是赤黃馬，張赤男騎的是騾子。那他又是怎么參加攻打苦竹嶺的戰斗呢？這讓我有點不明白。

羅云清個子瘦小，但身子骨還很硬朗，人也健談，他說，我父親去當紅軍時只有十五歲，還是個半大不大的毛孩子，一開始他到底是跟哪支隊伍走的，他也不是很清楚。

這一點我可以理解，當時確實有許多的窮苦人家的子弟扔下手里的活計，跟著紅軍踏上漫漫征途。他們大多數人都沒讀過書，剛開始要說有多高的思想覺悟肯定談不上。但是他們就認定一條死理，跟著共產黨跟著紅軍就不會被壓迫剝削，紅軍就是為窮苦人謀幸福的隊伍，多少人到紅軍隊伍中后來都鍛煉成為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堅強戰士。

根據《長汀縣志》記載，一九二九年三月，紅四軍進入長汀后，中共長汀縣委領導了四起工農武裝暴動，在汀南，先后爆發了張赤男、羅化成領導的三平、南陽、宣城、涂坊、塘背等地農民暴動。是年十月，以長汀、連城、上杭、武平邊境赤衛隊為基礎，在三平組建閩西工農紅軍第三路軍，有兩千余人，總指揮是張赤男。一九三〇年六月上旬，張赤男率領赤衛軍配合紅十二軍攻打苦竹嶺。按照《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記載，一九三〇年六月中旬，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在長汀南寨壩舉行著名的“汀州整編”，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紅四軍、紅六軍和紅十二軍統一整編為紅軍第一軍團，朱德任軍團長、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同時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紅一軍團前敵委員會。軍團下轄第四、第六、第十二軍，其中第四軍軍長林彪、政委彭清泉，下轄三個縱隊，第三縱隊由原紅十二軍第二、第三縱隊合編組成，縱隊長蕭克，政委張赤男。

由此肯定，羅廣茂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初，先是參加了張赤男領導的赤衛軍，隨后就跟著部隊配合紅十二軍攻打苦竹嶺。戰斗結束后，部隊開到長汀，經過“汀州整編”，羅廣茂成為紅四軍三縱隊的一名紅軍戰士，時間是一九三〇年六月中旬。

所以，羅廣茂在他的記憶中就一直記著自己的部隊是紅四軍三縱隊，首長是蕭克和張赤男，這其實也沒有錯。

三

“汀州整編”后的一段時期，羅廣茂所在的部隊駐扎在長汀縣城南門外。長汀當時是中央蘇區的經濟文化中心，被譽為“紅色小上海”。

當時，新戰士很多，每天一早，戰士們整隊出操，練隊列，由教員講解射擊要領。我父親就是在那個時候學會打槍的，而且他的槍法很準。羅云清和我說起他父親的一件往事。當時大隊有民兵營，有好多長槍短槍，民兵營營長那時很氣派，常背著一把步槍耀武揚威。有一次我父親看不慣，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的槍拆開了，又噼噼啪啪給裝上了，當時公社正在開大會，看得好多人都目瞪口呆。后來，公社書記讓人在幾十米外的矮墻上放了一個碗，我爹一槍就把碗打碎了。直到那時，我父親當過紅軍的事才慢慢在當地傳開了。

那么羅廣茂當年是怎么當上號兵的呢？按照羅云清的回憶，在長汀的整訓時，羅廣茂的一副大嗓門被部隊首長發現了，就是那個時候被選去吹軍號的。聽我父親說，當時部隊的政委姓張，長得瘦瘦小小，理著短發，小鼻子小眼，一看就是讀書人的樣子。毋庸置疑，這個張政委就是張赤男。

張赤男是長汀濯田人，一九〇六年出生， 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后參加廣州起義。后回家鄉開展革命活動，歷任中共長汀縣委委員、閩西特委委員、閩西工農紅軍第三路軍總指揮、第十二軍第二縱隊司令、第四軍第三縱隊政委、第一方面軍第十二師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十一師政委。一九三二年二月，在贛南新城阻擊戰中英勇犧牲。

我在長汀做調查時，紀念館的同志告訴我，當時部隊是上午出操集訓，下午聽部隊首長上課。當時張赤男確實經常在大會上給戰士們講革命道理。他講話時喜歡將軍帽攥在手里，兩手叉著腰站在臺上，生動風趣，通俗易懂，很受戰士們的歡迎。為了讓戰士們記住操練要領，他還編了通俗易懂的《操練歌》在隊伍中傳唱：

先立正，后看齊，

預備向前看，報數，

一、二、三、四、五。

向右轉，托槍開步走。

向左轉，對著目標行。

前面有敵人，

左右散開齊臥倒，

裝槍預備放。

收操轉來，集合吃飯，

吃過飯，上講堂，

聽課要用心。

工農兵，同志們，

努力干革命！

根據羅云清的回憶，羅廣茂被張赤男看上還有一段趣事，有一天羅廣茂和戰士們坐在操場上聽臺上的張赤男演講，因為個子小，他總是坐在最前排，當時張赤男提了一個問題問大家，為什么要鬧革命？

羅廣茂初生牛犢不怕虎，想也沒想就回答說，為了有飯吃，不被壞人欺負唄。

當時戰士們都笑了起來，但張赤男沒有笑，反而表揚了他。張赤男說，我們的戰士絕大多數都出身于工農勞苦階級，他們受著地主老財土豪劣紳的剝削和壓迫，一年干到頭，吃不飽穿不暖，開始參加革命只是對某個地主、某個保長特別的恨，想著報私仇，這有沒有錯？沒錯，但不完全對。你把這個地主、這個保長打倒了，可他的上面還有鄉長、區長、縣長、衙門、團防，還有國民黨反動政府這個最大的欺壓窮人的衙門，他們手里有鎮壓我們窮苦工農的工具——國民黨反動軍隊，他們有權有槍，照樣還是會剝削和壓迫我們。最后，張赤男問臺下的戰士，同志們，我們該怎么辦？

和他們干唄！羅廣茂高聲叫道，那嗓門大得出奇。

對，和他們干！張赤男說，但怎么干？同志們想過沒有，靠單打獨斗是不行的，我們客家人有句老話，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我們只有擰成一股繩，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自己的政權，建立自己的武裝，才能保衛勝利果實。

也就是羅廣茂的一聲叫喊，讓張赤男一眼看上了這個只有十五歲的小戰士。他沒想到這個瘦小的戰士，嗓門卻如此之大，而且中氣十足。當時部隊上正在物色司號員，挑選司號員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看誰的嗓門大。嗓門大，自然中氣足。畢竟吹號不是一件輕松的事，中氣不足，吹不響軍號。

幾天后羅廣茂就從新兵班調到縱隊司令部當號兵，當時羅洪標在司令部當勤務員，兩個堂兄弟一見面那高興勁沒的說。羅云清告訴我，聽他父親說，那段時間，他們兩兄弟都睡在一個鋪上，合蓋一條被子，那時環境和衛生條件差，兩兄弟常常相互捉身上的虱子。

羅廣茂人小鬼大，人又十分機靈，很快就向老號兵學會了一些簡單的軍號吹奏，深得縱隊長蕭克和政委張赤男的喜愛。

羅廣茂在那份一九七九年他請人代筆的口述報告曾經這么寫道：“……一九三一年(實為一九三〇年，筆者注)秋天，我軍和敵軍在作戰中，路過地點有寧岡、白石、王碑、高升圩、吉安、樟樹、吉水等地，直到湖南長沙。在江西吉安一天一夜決戰勝利后，休息了一個星期，以后部隊改編為第四軍十二師，我同樣在師部任號兵。師長是蕭克，政委是張赤男。”

我對照了一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一九三〇年八月，紅一、紅三軍團在湖南永和會師后，合編組成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毛澤東，副總司令彭德懷。八月底，根據中共中央決定，紅一方面軍再攻長沙，由于敵人增加了兵力，構筑了堅固的工事和電網，紅軍連續兩次總攻均未奏效，此時敵援兵進抵湘潭株洲等地，紅軍撤圍向湘贛邊轉移。紅一方面軍攻占江西吉安，激戰一天一夜，休整一個星期。隨后，紅一軍團進行整編，整編后分為紅三軍、紅四軍、紅十二軍。紅四軍下轄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師，第十二師由原第三縱隊改編，師長蕭克，政委張赤男。

可以看出，羅廣茂的回憶和軍史上的記載基本吻合，他所提到的寧岡、白石、王碑、高升圩、吉安、樟樹、吉水等地都是第一次反“圍剿”的戰場。而且羅廣茂在他的回憶中，還特別提到紅軍在龍崗活捉了敵師長張輝瓚。

一九三〇年十月，蔣介石糾集了十二萬重兵，以當時的江西省主席魯滌平為總司令，以第十八師師長、江西省“剿匪”總指揮張輝瓚為前線總司令，從江西吉安、福建建寧一帶，由北向南，第一次大規模圍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采取“誘敵深入”的戰略戰術，于十二月三十日在龍崗設伏，全殲敵十八師，并活捉師長張輝瓚，紅軍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重大勝利。毛澤東激情澎湃，充滿勝利喜悅寫下了《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

經過第一次反“圍剿”， 羅廣茂在戰斗中逐漸成長為一個勇敢的紅軍戰士。

四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革軍委總參謀部在江西瑞金召開紅軍司號會議，根據部隊在作戰中反饋的意見建議制定頒布了《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發出《關于司號問題的通令》，人民軍隊首次擁有了自己的號譜和司號制度規范，同時在全軍遴選具有潛力的號手進行系統培訓。紅四軍第十二師師長蕭克看好羅廣茂的潛質，為了讓他在戰場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將他送到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陸地作戰司號大隊學習，羅廣茂由此成為第一批學員。當時共有三十多名學員參加集訓，校部設在瑞金城內的楊家祠堂。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最初是從紅四軍軍官教導大隊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九二九年三月，以其為基礎，成立了隨營學校。一九三〇年，改稱紅軍學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江西瑞金，由紅一軍團紅軍軍官學校第一分校、第三分校和紅三軍團隨營學校合并而成，將紅軍學校正式命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開始時，學校開設了步兵科、政治科和特科(包括機槍、炮兵工兵等特種連隊)。后來，隨著革命戰爭需要和學校規模發展，又開辦了政治營和軍事營等訓練班，學制一般為三至五個月。首任校長是蕭勁光，代理政委是何長工。一九三二年一月，蕭勁光調任紅五軍團和紅十三軍政治委員后，劉伯承接任校長兼政治委員。

當時被挑選來的三十多名學員都很年輕，多數是二十左右歲的后生。而羅廣茂當時只有十六歲，是學員中年紀最小的，人又長得瘦小，但很機靈，戰友們給他取了個綽號“小猴子”。

正確的吹奏嘴形是吹好軍號的第一步，但穩固正確嘴形并非易事。為了練口形，學校發明了一種快速固定嘴形、鍛煉唇尖肌肉控制力的辦法，就是把小紙片放在兩唇間，用唇尖力量夾住紙片，保持得越久越好。當時學員們把這種訓練叫作叼紙片，一練就是半天，嘴巴又酸又麻，說話吃飯都會打抖。在瑞金革命紀念館采訪時，講解員這么告訴我。有些學員剛接觸軍號時，憋足了勁，也只能吹響一兩聲，氣短音高頂不上去，吹不成調。怎么辦？只能沒日沒夜地練，嘴唇火辣辣地疼，干裂、皴皮，腫得飯都不能吃。那時學校也沒有什么鏡子，許多人就拿著軍號跑到水塘邊去吹，一邊吹一邊在水塘的倒影里觀察自己的嘴形是否正確。那時判定嘴形是否正確很簡單，如果嘴唇正中留下了一圈紅色印記，那就說明嘴形對了。

羅廣茂因為在部隊中吹了有一年的軍號，和那些沒有基礎的學員比起來，算是有一點功底，但在司號大隊，一切都有一套嚴格的教學規范，都得從頭開始。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羅廣茂知道紅軍軍用號譜共有三百余種。

要在短短三個月時間記住那三百多首號譜，對所有學員來說都是一個考驗，每天的時間被精確到每分每秒。當時學校還開展了學習競賽，學員們個個都不服輸，爭先恐后，連做夢都在背誦號譜。

沒有文化的羅廣茂看不懂樂譜，只能靠死記硬背。他清楚地記得，教官對他說的一句話：在戰場上，軍號就是命令，如果吹錯了，有可能就會影響整個戰斗的勝負。

三個月的時間一晃而過，羅廣茂憑著自己的機靈和刻苦，熟練掌握了各種軍號的吹奏，將三百多首軍號譜背得滾瓜爛熟，在畢業考核中成績名列前茅，受到學校領導的表揚，獎勵了一雙布鞋。

一九三二年三月，經過三個多月的緊張學習，司號大隊第一期學員圓滿畢業。在畢業儀式上，三十多名學員整齊地排在操場上接受首長的檢閱。他們左手叉腰，右手持號，號管上的紅綢帶迎風飄揚，嘹亮的軍號聲響徹云霄。

九十年后，我站在當年的紅校操場上，耳邊仿佛仍能聽到嘹亮的軍號聲。

最讓羅廣茂不能忘記的是，在結業典禮上，學校首長給每位學員發了一本軍號譜，再三叮囑軍號譜的機密性和重要性，要求每位學員像保護自己生命一樣保護好它。羅廣茂怎么都沒有想到，這本軍號譜成了他一生中無法解開的緣，也正是這本軍號譜改變了他后來的人生軌跡。

五

一九三二年三月，羅廣茂帶著軍號譜回到紅四軍，隨即被調到朱總司令身邊任司號員。

羅廣茂對朱德的印象十分深，他清楚地記得，總司令一點架子都沒有，布滿風霜又非常清癯的臉上，十分和藹可親。他嘴角上揚，目光炯炯，讓人一看就像吃了定心丸似的，什么困難都難不倒。

羅廣茂在回憶中曾這么說道：“……畢業后分配在總司令部做吹號工作，當時總司令部是一個外號‘麻子’的（姓名不詳）當司號官，‘麻子’犯錯誤后，我就接替他的職務。那時和朱德在一起，由瑞金出發，向于都、贛州進攻。”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羅廣茂從一名號手成長為一名號長。

身為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的朱德的確沒有看錯人，羅廣茂人雖小，但中氣足，吹起軍號來聲音嘹亮，那高亢、激越、氣勢磅礴的軍號聲不斷將他的命令傳給戰士，指揮著紅軍將士奮勇殺敵。

羅廣茂軍號吹得好，成了部隊的搶手貨。當時的司號員少，指揮員們個個看了都眼紅，在朱德身邊大半年后，羅廣茂被調到紅十二軍一〇一團任司號員。一九三三年九月，第五次反“圍剿”初期，又被調到紅五軍團四十三師師部當號長。

紅五軍團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由趙博生、董振堂領導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在江西省寧都起義的部隊整編而成，下轄十三、十四、十五三個軍，其中十五軍軍長黃中岳，政委左權，下轄四十三師和四十四師，四十三師師長是盧壽椿。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主力紅軍被迫長征，紅五軍團作為殿后部隊，負責阻擊敵軍追兵，掩護紅軍主力北上，多次擊退并遲滯了國民黨軍隊的行動，保證了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的安全，被稱為“鐵流后衛”。

但很奇怪的是，羅廣茂作為紅五軍團第四十三師的一名戰士，卻沒有隨部隊長征，那么，在這個階段羅廣茂究竟去了哪里，我找不到任何的資料。羅廣茂在一九七九年那份只有不到三頁紙的口述報告中，提到他一九三五年五月，在紅五軍團當號長，跟隨吳勝的紅九團在連城新泉馬陽崠與敵作戰左腿受傷，被抬到長汀四都紅軍醫院治療，后因醫院被敵人沖散，逃出后與部隊失去聯系，流落在當地。

羅廣茂的這段回憶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他為什么會從一名紅五軍團戰士成為紅九團的號長？眾所周知，紅九團是主力紅軍長征后留在閩西贛南堅持游擊戰爭的一支部隊，團長是吳勝，這一點羅廣茂說的沒錯。

直到我查閱了紅五軍團四十三師師長盧壽椿的資料時，才解開這個謎團。盧壽椿一八九四年出生于河北阜城縣，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參加寧都起義，加入中國工農紅軍，任紅五軍團十五軍四十三師師長。他在一九三二年一月曾被抽調到瑞金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擔任教學工作。一九三四年十月主力紅軍長征前，盧壽椿接到命令留在蘇區工作。同年冬，在江西省瑞金縣與國民黨軍的戰斗中壯烈犧牲。

一九三三年九月，羅廣茂之所以會從紅十二軍一〇一團調到紅五軍團四十三師當號長，和盧壽椿有很大關系。羅廣茂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習時，盧壽椿正好在紅校任軍事二團團長，對成績優異的羅廣茂頗有印象，所以后來盧壽椿向上級要求將羅廣茂調到自己的部隊當號手。盧壽椿后來還擔任過紅五軍團十四師師長等職，羅廣茂就這樣一直跟著盧壽椿南征北戰，出生入死。由于盧壽椿在長征前夕奉命留在贛南蘇區堅持武裝斗爭，任紅二十四師參謀長，羅廣茂就這么跟隨盧壽椿留在了中央蘇區堅持游擊戰爭。

一九三四年冬因為盧壽椿犧牲，部隊被打散，羅廣茂與部隊失去聯系，他在閩西贛南一帶一直尋找戰友，終于在一九三五年初在閩西上杭找到了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游擊戰爭的紅九團。

紅九團團長吳勝出生于一九一〇年，是福建省永定縣湖雷鄉人。他在一九三〇年五月隨所在的赤衛三團編入紅十二軍，任一〇一團四連連長。一九三一年也曾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習，畢業后任福建軍區汀連獨立營營長。一九三三年，汀連獨立營與新泉、池溪等地方武裝擴編為紅九團，吳勝任團長。主力紅軍長征后，率紅九團奉命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吳勝在永定湖雷遭敵伏擊，重傷被捕，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在龍巖英勇就義。

吳勝曾經在紅十二軍一〇一團四連當過連長，羅廣茂也曾經在一〇一團當過司號員，兩人本來就認識。對于羅廣茂來說，只要是紅軍，就是自己的家，只要跟著部隊，在哪里都可以打敵人。就這樣，羅廣茂在紅九團成了吳勝手下一個得力號手，在戰斗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紅軍主力被迫撤出蘇區，開始長征，紅九團和邊區游擊隊退守福建龍巖沙田一帶堅持斗爭。

當時部隊不斷在行軍打仗，羅廣茂始終跟在吳勝身邊，他是號手，他的職責就是隨時將指揮員的命令傳遞到部隊。也許許多人會認為，與在一線沖鋒陷陣的將士們相比，羅廣茂是比較安全的。殊不知，戰斗中號手卻是對手最為關注的對象，只要干掉號手，部隊得不到指揮和命令，就會貽誤戰機，甚至導致整個戰斗的失敗。

一九三五年五月，紅九團在連城縣新泉的馬陽崠被國民黨軍八十三師劉戡部和胡發祥帶領的反動民團包圍，紅九團與敵人激戰一天一夜，雖然給敵人以沉重打擊，但自身也受到重創。那天下半夜，團長吳勝組織力量進行突圍，羅廣茂躍出戰壕，吹起了沖鋒號，將士們在嘹亮的號聲中吶喊著排山倒海般朝敵人撲去。

號聲激越，劃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讓敵人膽戰心驚。

戰場上到處都是吶喊聲、槍炮聲，火光映紅了半邊天。突然，一顆子彈飛來，羅廣茂只覺得自己的腿上好像被猛掃一棍，腿一軟，一頭栽進戰壕里。在昏過去的一瞬間，他死死攥住了那把跟隨了他幾年的軍號。

當羅廣茂蘇醒過來時已經是兩天以后，他的左腿被敵人的子彈擊中，是團長吳勝指揮戰士硬是背著羅廣茂沖出了重圍。因為傷勢嚴重，隊伍上缺醫少藥，吳勝只好下令將羅廣茂抬到長汀四都紅軍醫院治療。

我一開始對羅廣茂的這個回憶心存疑問，紅軍長征出發后，設在四都的紅軍醫院為什么在一九三五年都還存在？為此我特別咨詢了當地一位文友賴光耀，從中找到了答案。

賴光耀是長汀四都人，也是一位紅軍的后代，幾十年來一直致力于整理當地的革命歷史資料，編著了《紅色四都》一書。他告訴我，一九三三年底，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下令將福建軍區的第一、第二、第三分院整編為一個醫院，院址設在長汀四都，故又稱福建省軍區四都后方醫院。當時該院有醫生護士三百多人，設有中醫部、西醫部，分設重傷所、輕傷所、病兵所、花疥所，既為部隊醫治傷病員，又為當地群眾治病。醫院還創辦了“衛生訓練隊”，培養了一大批紅色醫務人員，為革命做出巨大貢獻。一九三四年紅軍長征后，醫院留守，由范一農院長負責。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后，福建軍區整編，醫務人員合并到軍區，醫院才告結束。

四都的紅軍醫院舊址位于四都鎮的紅都村，黑瓦黃墻，分為上下廳，兩邊配有橫屋，中間有一大空坪，占地面積有六百多平方，從里到外無不散發著滄桑氣息，讓人恍惚間又回到那個戰火紛飛、激情似火的年代。歷史已走遠，記憶存心間。我在與當地村民的交談中，可以清晰感受到他們對家鄉紅色歷史的熟稔與自豪，紅色基因早已融入了他們的血脈里。

賴光耀告訴我，由于當時處于戰爭環境，各方面都很困難，加上國民黨對蘇區嚴密的經濟封鎖，不僅醫生少，藥品和醫療器械也極度缺乏。醫療設備極為簡陋，僅有聽診器、注射器、止血鉗、鑷子、剪刀、小手術刀、縫合針、托盤等，藥品以中藥材為主，西藥尤以麻醉藥品為少。衛生材料也十分緊缺，往往使用過的紗布洗凈消毒后會再用，手術時用的麻醉藥品如普魯卡因等根本無法保證，不少傷員需要在無麻醉的條件下施行手術。傷病員多了，連竹夾、木匠鋸、菜刀等都用上了，光松毛嶺戰役，四都醫院就收治了一千多名紅軍傷病員。

羅廣茂被抬到醫院后，高燒不退，腿腫得像水桶，子彈擊碎了他的左腿骨。醫生決定開刀取出子彈，但那個時候藥品已經十分奇缺，根本找不出麻醉藥，最后是醫生將羅廣茂綁在擔架上，用烈性酒把他灌醉，將他腿上的子彈取了出來。那種劇痛讓羅廣茂刻骨銘心，晚年他在給子女們說到這件事時自己都還會忍不住發抖。羅云清說，他父親后來有酒精恐懼癥，滴酒不沾。

但是羅廣茂并沒有在醫院待多久，大約二十多天后，醫院遭敵人突襲，留在醫院的紅軍傷員和醫護人員遭到敵人的瘋狂屠殺。

那天晚上，負責保衛醫院的紅軍戰士和游擊隊員拼死抵抗，掩護傷員轉移，但因敵眾我寡，大部分都犧牲了。賴光耀指著墻上依稀可見的斑駁彈痕對我說，據老人回憶，當時整個醫院血流成河，屋里屋外都是紅軍傷員的尸體，有槍打的，有刀砍的，慘不忍睹。后來當地百姓自發起來掩埋紅軍的尸體，全村的棺材都不夠用，只好將醫院板壁的木板拆下來釘棺材。大半年后，這里的綠頭蒼蠅還密密麻麻，揮之不去。

和那些犧牲的戰友們相比，羅廣茂還算幸運的。那天晚上，在混亂中他爬到了后龍山，但民團打著火把滿山搜捕，眼看就要被民團追上。為了不當俘虜，羅廣茂一咬牙，翻身滾進了湍急的河流里。

六

羅廣茂落水后，被河水沖出很遠。一開始，他還能感到傷口無法形容的劇痛，但人在河水里翻滾沉浮只掙扎了幾下，就失去了知覺，被湍急的溪流沖向下游。

第二天清早，一個采藥老人在溪岸邊的水竹叢里發現了昏死的他。

采藥老人的兒子也是紅軍，在廣昌保衛戰中犧牲。白匪回來后，到處抓人殺人，他逃了出來，躲進鷹嘴崖的深山里。

羅廣茂在老人的草寮里安頓下來，多虧采藥老人，不僅救了他，還收留了他，幫他治傷。值得慶幸的是，羅廣茂揣在懷里的那本用油紙包著的軍用號譜還在，但軍號丟了，只留下了一個號嘴。為什么軍號丟了，會留下號嘴？我曾經向當地武警中隊的一名司號員請教，他告訴我，軍號由號嘴、喇叭口、號管三個部分組成，平時號嘴會卸下保管，用時再裝上去。正因為這樣，羅廣茂在療傷時，是把號嘴卸下來裝在身上的，他后來還一直將這個號嘴保存了下來。

但是讓羅廣茂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老人為了采藥給他治傷跌下懸崖，氣絕身亡。

那天一早，老人說要去鷹嘴崖給羅廣茂采駁骨草，據說那峭壁上有治刀傷的神藥。按往常的習慣，老人采藥一般都會在午時回來，可那天一直到半下午都還不見人影，躺在床上的羅廣茂突然就有十分不好的預感，他掙扎著起來，拄著一根木棍出了草寮門，空山一片，小路靜寂。羅廣茂等到暮靄重重升起，還是不見老人的蹤影，心急如焚的羅廣茂一咬牙，忍著傷口揪心的疼痛，拄著木棍一瘸一拐沿著山路向鷹嘴崖方向走去。

大約走了兩個多時辰，天徹底暗下來了，烏黑的天空出現了幾粒星星，一彎冷月從黑黝黝的山頂升起，高聳入云的鷹嘴崖籠罩在一層朦朧的月影中，在黑夜中就像一只黑色的巨鷹。羅廣茂來到懸崖下，邊喊邊找，終于在一堆亂石叢中，看到了老人血肉模糊的尸體。那個晚上，羅廣茂抱著老人號啕大哭，在鷹嘴崖下坐到天亮。

第二天，羅廣茂在鷹嘴崖下用亂石為采藥老人壘起一座新墳，然后跪在墳前，給老人磕了三個響頭。

由于沒有藥，羅廣茂的傷口久久不能愈合，不斷地潰爛化膿，那又腥又臭的濃汁流得滿腿都是，潰爛的傷口里可以看到白森森的骨頭。每天，羅廣茂就坐在四面透風的草寮里擠著傷口的膿汁，用一把小刀清理著傷口上的腐肉。曾幾何時，從槍林彈雨中闖出來的羅廣茂沒有覺得有什么可以難倒自己，但是那個時候他第一次體會到了什么叫無能為力，什么叫日暮途窮。

幸虧老人準備下了糧食，才使羅廣茂沒有在大雪封山時餓死在山上。直到第二年開春，羅廣茂苦熬賴熬，腿上的傷口才漸漸愈合。在山上待了半年多，羅廣茂恍如隔世，他覺得自己不能再在這山上待下去了，他必須去找部隊，去找戰友。在一個春雨瀟瀟的清晨，羅廣茂收拾好行囊，拄著拐棍，掩上柴扉，抬頭朝霧氣迷蒙的鷹嘴崖看了一眼，掉頭朝山下走去。

羅廣茂下山后，才知道全縣已經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白軍和民團四處搜捕殺害失散紅軍和革命群眾。為了掩飾自己的身份，羅廣茂只好扮成乞丐，四處乞討，晚上露宿在人家的屋檐下、破廟里。他到處打聽，都沒人知道紅軍去了哪里。直到過了大半年以后，他在長汀縣城的濟川橋上偶然聽人說中央紅軍那年北上后，在遵義打了翻身仗，一路向北去了。

羅廣茂得知這個消息又喜又悲，喜的是紅軍還在；悲的是紅軍離自己越來越遠了，自己何時能回到部隊？但是羅廣茂想，只要紅軍還在，他就還有盼頭。此時的羅廣茂不會知道，這時的中央紅軍已經到達陜北，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會師，長征勝利結束。

沒有找到部隊的羅廣茂心力交瘁，他想回老家塘背村，又怕給家里帶來麻煩，為了活命，他在長汀和寧化交界的一個叫田畬村深山老林的一家紙坊做工。

土法造紙是長汀自宋代開始就有的一項重要的副業，生產工藝極其復雜，要經過砍竹、斷筒、剝青、削片、漚竹麻、踏料、洗漂、耘槽、壓榨、烘焙等十幾道工序。羅廣茂之前沒接觸過造紙，在紙寮只能做些砍竹、剝青、挑竹麻的雜活，后來又專司踩竹麻。踩竹麻是個重活，工作條件極差，那被石灰漚爛的竹麻堆在作坊的木槽里，工人要赤腳站在竹麻上死勁踩踏，必須將竹麻踩踏至稀爛如漿為止。羅廣茂雙腿長時間泡在石灰水浸過的竹麻里，夏天還好，到了冬天，裂得鮮血淋漓。

在紙寮的一年多時間里，羅廣茂從來不敢透露自己曾經當過紅軍的身份。他在紙寮變得沉默寡言，伙伴們都給他起了個外號“薯兜佬”——“薯兜佬”是客家人形容一個人木訥、憨傻的意思。但羅廣茂還是很感激那些樸實的伙計，其實他們也猜得到他的身份，只是個個心照不宣，嘴上不說而已。后來，山上的紙寮也待不下去了，民團隔三差五搜山，發現可疑的人隨便就抓走，說不清來路就可能會送了命。為了不連累伙計，羅廣茂只好下山，四處乞討。但不論走到哪里，羅廣茂都將銅號嘴和那本看得比生命都更重要的軍號譜帶在身上。

二〇二一年秋天，當我站在汀州城的濟川橋的門樓上，看著大街上車如流水馬如龍，我在想，當年的羅廣茂饑寒交迫孑然獨行究竟是何等的感受。人在最痛苦的時候會叫母親，人在走投無路時會想起自己的家鄉，也許正是這個念頭的驅使，才讓羅廣茂冒著危險回家。在一九三七年那個大雪紛飛的臘月里，羅廣茂拄著一根木棍，艱難地朝自己的老家塘背村走去。

但在那個白色恐怖籠罩的年代，羅廣茂并不能在家鄉待多久，為了躲避民團的搜捕，他在第二年開春時離開了塘背村。當他站在高高的山嶺上，依依不舍地看著升起炊煙的故鄉時，禁不住熱淚盈眶。

故鄉，離他愈來愈遠，愈來愈遠。

七

檀河從蓮花山頂一瀉而下后，穿澗跳峽，一路匯集十數條山澗小溪，到了閩西北寧化東部這個叫泉上的小鎮時仿佛就像一個跑累了的漢子，猛地收住了急促的腳步，緩悠悠從小鎮中心穿過，將小鎮分為南北兩半。河南是鎮上的集市，每逢農歷一、六圩日，糶米的、賣布匹的、販土紙的、推銷食雜蔬果的鄉民和商販摩肩接踵，將一條窄窄的粉行街擠得滿滿當當，叫賣聲此起彼伏。河北的麻布崗建有一座四方土堡,里面橫街兩條，豎街七條，高大的封火墻上屋脊高翹，黛色叢林連成一片。土堡是清康熙年間當地名士李世熊為防匪患率鄉民所建，里面住著一百余戶人家。一九三三年七月，彭德懷率領的東方軍攻克泉上土堡，殲滅了躲進土堡負隅頑抗的國民黨軍和地主武裝一千兩百多人，取得了東方軍入閩后的首次大捷。紅軍長征后，這里駐扎了一個營的國民黨正規軍，與當地反動民團一道，在鎮上實行白色恐怖統治。

連接小鎮南北靠的是那條明萬歷年間修建的石拱橋，因年代久遠了，長長的藤蔓從橋上垂到河面上，像給橋洞安了一道墨綠色的簾。沿河楊柳依依，每到春和景明，滿河柳絮紛飛如飄雪，讓這個在宋朝就繁華的小鎮平添多少詩意。河兩岸臨水鋪著長長的麻石條，清晨和黃昏，鎮上的女人都愛在這淘米洗菜洗衣裳，嘮嗑聲、嬉鬧聲和“噼噼啪啪”的搗衣聲在河面上此起彼伏，成為小鎮的一大景致。

一九四三年初春的一個清晨，在河邊挑水的漢子們，看見一個拄著拐杖、蓬頭垢面的外鄉人搖搖晃晃走上橋來。那個時候，河面上水汽氤氳，細雨如絲，有無數的雨燕掠著河面穿行，一條打魚的竹筏從橋洞穿出來，漁夫手中的竹篙劃起一陣陣漣漪。那個外鄉人站在橋上，身后是薄霧中的粉墻黛瓦，煙雨溟蒙的小鎮宛如一幅被水湮濕的水墨畫。

這就是羅廣茂來到泉上鎮一開始的情景。

居無定所的羅廣茂落腳在檀河邊的覺公祠。覺公祠是泉上李姓后人為李世宇修的祀祠。生于一六〇一年的李世宇是李世熊的堂兄，曾任明光祿寺署丞，常年興資辦學，造福鄉梓，一六七二年去世后，李氏后人感其功德，建祠奉祀。因李世宇晚號覺非，當地人都把祀祠稱“覺公祠”。

李安平是泉上鎮李氏宗親會的會長，他告訴我，當時鎮上的人看一個乞丐住在覺公祠，還隔三差五將供品吃個精光，認為是對覺公的大不敬。李安平的父親氣不過，有一天邀了幾個李氏后生要把乞丐給趕出去。當時蓬頭垢面的羅廣茂正在烤火，他們幾個人就扯住羅廣茂往外拖，可別看這乞丐瘦小，卻有一股勁，只一抖身子，就將他們甩了幾個趔趄。當時也有人猜測羅廣茂的來頭，但畢竟是個乞丐，大伙也沒心思將他往深處想。自那日起，小鎮的人都知道覺公祠里住著一個不好惹的乞丐。

羅廣茂就這樣得以在泉上鎮落下腳來，他能吃苦，什么活兒都干過，幫大戶人家做長工，當佃戶，給商鋪擔水，替紙坊挑石灰，當轎夫，抬棺材，什么都干，目的就是賺碗飯吃。當時鎮上駐扎著國民黨五十二師盧興邦部一個營的兵力，還有上百號民團。為了保存自己，羅廣茂隱姓埋名，沉默寡言，只是埋頭干活。他也曾被民團抓去區公所盤問，可羅廣茂一副木訥模樣，民團沒問出什么名堂，也就不理他了。漸漸地，羅廣茂在鎮上立足下來，融入了當地的生活。

我十分清楚，在那個白色恐怖籠罩的年代，一個背井離鄉的人要在一個舉目無親的地方生活下來是多么的不易。羅廣茂就像一個長在砂礫中的小草，雖然卑微，但卻頑強地生存了下來。

八

我小時候根本不知道父親當過紅軍，他在我眼里就是一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作田佬，和別人沒有什么兩樣。父親對我們很和氣，一天到晚只知道干活。但有一次，我父親卻狠狠地揍了我一次，這是他唯一一次揍我，到現在我都記憶猶新。羅云清這么告訴我。

那時羅云清還只有六七歲，有一天，村里來了一個賣麥芽糖的貨郎，當時的孩子一聽到撥浪鼓的聲音，都跑回家里找來牙膏皮、雞毛鴨毛、雞內金等圍著貨郎換糖吃。羅云清在家翻箱倒柜沒找到什么，情急之中看到父親的抽屜里有個紅布包著的銅質號嘴，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來就跑。那貨郎也沒當回事，收了銅嘴，給了羅云清手指長的一段麥芽糖，便“撲通撲通”搖著撥浪鼓走街串巷去了。

正好羅廣茂扛著一把犁回來，看見羅云清坐在門檻上吃得津津有味，一問，才知道自己藏在抽屜里的銅號嘴被兒子拿去換糖吃了，頓時急得直跳腳，撒腿一直追到村口才從貨郎手里把號嘴搶回來，還和貨郎打了一架。

關于羅廣茂和貨郎打架的事，住在檀河邊竹瀝橋的金根大伯證明確有此事，當時他是生產隊長。

貨郎說銅號嘴是他用糖換來的，要拿回去得拿東西來換，那時大家都窮，能有什么東西？羅廣茂當時就急了，不還就撲上去掀開貨擔搶，兩個人就在那打了起來。別看羅廣茂個子瘦小，卻有一股蠻力，貨郎不是他對手，擔子都掀翻了，兩個人在地上滾了一身泥，銅嘴被羅廣茂搶了回去。我當時正好路過，我就說羅廣茂，一個破銅嘴兒能值什么錢，至于搞成這樣。羅廣茂氣呼呼瞪著我吼，你知道個屁！我很少看羅廣茂發火，那一次，他兩眼瞪得像要吃人一般，嚇得我都不敢說話。這么多年過去了，這事我都記憶猶新。那時我怎么會想到這銅號嘴會有這么一段傳奇故事，那是他羅廣茂的命啊。

這還不足為奇，羅廣茂回到家后，也沒饒過兒子，拿起一條牛尾竹枝揪住羅云清就打。那竹枝打人傷皮不傷骨，但卻痛徹心扉，只打得羅云清殺豬般地號叫，全身傷痕累累。直到那個時候，羅云清才知道那個銅號嘴是父親的命根子，再也不敢動這份心思了。

我問羅云清，你知道那個號嘴是軍號上用的嗎？我問。

我那時還小，我父親從來就沒說起過。

我聽完羅云清的話，不禁啞然，不知說什么好。對羅廣茂來說，那個號嘴是他的一份念想，是他無法割舍的一份情感，而他只能把這份念想和情感深埋在心底。

在這里我把羅廣茂的生平認真捋一遍。羅廣茂出生于一九一六年，在十五歲之前一直生活在長汀縣南山鎮的塘背村。一九三〇年五月參加紅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二年三月，在瑞金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陸地作戰司號大隊學習，結業后回到紅四軍，被安排到朱德軍長身邊任司號員，后被調到紅十二軍一〇一團任司號員。一九三三年九月，第五次反“圍剿”初期，又調到紅五軍團四十三師師部當號長。一九三四年十月隨四十三師師長盧壽椿留在中央蘇區開展游擊戰爭，是年底，盧壽椿在江西瑞金戰斗中犧牲，部隊被打散。后來羅廣茂在福建上杭找到了紅九團，在吳勝團長手下當號長。一九三五年五月，跟隨吳勝紅九團在連城新泉突圍戰中負傷，被送到長汀四都紅軍醫院救治。不久紅軍醫院被敵人襲擊，羅廣茂逃出后被一采藥老人所救，在山上養傷至一九三六年春。傷好后下山尋找紅軍未果，到一家紙坊做工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冬天。走投無路之際他悄悄回到塘背村，被他母親藏在離家十幾里地的山上度過了一個嚴寒的冬天。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這五年間，羅廣茂隱姓埋名在閩西北一帶，當過長工，做過苦力，要過飯，在那個白色恐怖籠罩的年代，提心吊膽、隱姓埋名，躲避著民團的追捕，像一棵卑微的小草頑強地活了下來。他所經歷的艱難困苦我們無法想象。到了一九四三年春，羅廣茂一路輾轉流浪來到了距長汀三百來里的寧化縣泉上鎮，自此他在泉上鎮落腳下來，生活了五十年，直到去世。

在這里我必須要提到的是，一九三八年，羅廣茂背井離鄉離開塘背村四處流浪時，他做了一件極為重要的事。也就是這件事，讓那本《中國工農紅軍軍號號譜》得以保存下來，而且會成為國家一級文物，全國迄今發現唯一一本最為完整和正規出版、印刷的紅軍軍號譜，成為研究中國工農紅軍革命斗爭史、紅軍軍事生活及紅軍音樂極為重要的實物資料。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羅廣茂功莫大焉，他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無名英雄。

平心而論，在那個白色恐怖籠罩的年代，羅廣茂十分清楚，作為一個失散紅軍，隨時都有被捕的危險，隨時都有可能丟掉性命。他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但他沒有忘記自己曾經是一名紅軍戰士，他牢牢記著當年在司號大隊結業時首長給他說的話——要像保護生命一樣保護軍號譜。從那個時候起，羅廣茂就抱定了自己性命可以丟，但軍號譜絕對不能丟的信念。在離開家鄉前的那天晚上，羅廣茂將揣在身上形影不離的軍號譜用一張牛皮紙嚴嚴實實包好，鄭重地交到母親華滿妹手里，要母親幫他妥善保管，決不可丟失。臨行前，他對母親說，如果哪天紅軍回來了，你就交給他們。

羅廣茂在泉上一直隱姓埋名到了一九四九年解放，他清楚地記得那天他從將軍坑紙坊挑了一擔毛邊紙回來，遠遠就聽到鑼鼓喧天，炮仗齊鳴，米行街上人們潮水般往鎮西南的火燒坪涌去。他拉住一個人問是怎么回事？那人告訴他說解放了，大伙都去歡迎解放軍啊。羅廣茂一聽，扔下紙擔，撒腿就往火燒坪跑。這時的火燒坪已經一片歡騰，“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的口號聲此起彼伏，響徹云霄。到了這個時候，羅廣茂才明白是當年的紅軍回來了，勞動人民又當家作主了！羅廣茂就像一個失散多年的孩子，突然又見到了爹娘，在激動人心的歡呼聲中，像被抽掉了筋一樣靠在一堵墻上慢慢地坐了下去。當他坐到地上時，他感到自己下巴不斷地在發抖，他根本無法控制自己，捂住了臉無聲地哭了起來。他還是有喜有悲，喜的是共產黨得了天下，悲的是自己離開部隊十多年了，是否還會有人記得他？這么多年來，他是從來都不敢在別人面前提起自己曾經當過紅軍的事，就這么戰戰兢兢熬過來了。現在好了，全國解放了，我可以公開我的身份了，我可以堂堂正正說自己當過紅軍了！火燒坪震耳欲聾的歡呼聲似乎喚醒了他，他的心里涌起強烈的渴望。

但是，此時的羅廣茂找不到戰友來證明他的身份，又擔心當年自己失散，會不會被人認為是逃兵，也就是在這患得患失的糾結中，羅廣茂膽怯了，多少回話到嘴邊都被自己強咽下去。

用什么證明自己曾經是紅軍？羅廣茂想到了軍號譜，對，它就能證明一切，就能證明自己曾經是朱總司令的兵。羅廣茂火急火燎趕回了長汀老家塘背村。

華滿妹已是白發蒼蒼，看到自己的兒子再也沒有從前的大悲大喜，一個歷經世事滄桑的老人似乎已經看透了人生。但兒子的回來還是讓她感到欣慰，畢竟丈夫自從當紅軍走了就再也沒有回來，這個時候的華滿妹還不知道她的丈夫羅紀華已在一九三四年九月的江西贛州筠門嶺戰斗中犧牲。

二〇二一年秋天，我在塘背村村口豎立的烈士紀念碑上找到了羅紀華的名字。當我站在羅廣茂的祖屋前，殘門銹鎖，圮毀的土墻爬滿墨綠色的藤蔓，院內荒草萋萋，早已人去樓空。當年就在這門里，一個女子依門守望，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多少月缺風曉，幾度人間冷暖，如緞的黑發零落稀疏成花白短發，無數個春秋在翹首期盼中悄然而逝。

羅廣茂的回來，讓華滿妹驚喜，但隨之而來的卻是深深的自責，年事已高的她怎么也想不起來兒子當年交給她保管的那個油紙包藏在了哪里。這可把羅廣茂急得團團轉，在家翻箱倒柜，就差沒掘地三尺，卻怎么也沒有那本軍號譜的蹤跡。那天晚上，羅廣茂和母親相對而坐，默默無言。上弦月掛在天邊，耳邊有風吹樹葉的沙沙聲。母子倆都不說話，許久許久，羅廣茂對母親說，娘，你把兒子的命給丟了啊。說完，眼淚就嘩嘩地流了出來。華滿妹也哭，邊哭邊說，兒啊，是娘不好，娘對不起你。

那個晚上，母子倆哭了整整一個晚上，陪伴他們的只有嘩嘩的流水聲。

幾天后，羅廣茂告別母親回到了泉上鎮，畢竟這個時候他已經在泉上成了家。他想把母親帶上，可華滿妹說什么也不愿意離開自己的故鄉，她要在家等，等丈夫回來，直到一九五五年，政府送來了革命烈士牌，華滿妹才知道自己的丈夫早在十多年前 就已經犧牲。

羅廣茂回到家后，大病一場，經常魂不守舍。唯一能證明他身份的軍號譜丟了，這就注定他要把自己那段參軍的歷史塵封在心里，永遠也無法向人們訴說，這是一個埋在心里永遠的痛啊。只有夜深人靜的時候，羅廣茂才能偷偷拿出珍藏的那個號嘴，撫摸著，撫摸著，當年的金戈鐵馬才會在眼前出現，當年嘹亮的軍號聲才會一遍又一遍在他耳邊響起。他常常想起在朱德身邊當司號員的日子，想起軍號聲中那些前赴后繼向敵人沖鋒戰友的身影，這一切，似乎都離他遠去了，變成了可望而不可即朦朧的幻影。有多少個夜深人靜的夜晚，他坐在石拱橋上，一遍又一遍吹著號嘴，吹著吹著，眼淚就忍不住流了下來，伴隨他的只有清冷的月光和涌涌的流水。

九

我看過一些關于羅廣茂新中國成立前做木匠謀生的報道，但羅云清告訴我那都是亂寫的。我父親是新中國成立后在泉上才跟人學做木匠的，一開始他都是做苦力打短工，新中國成立前一年才成了家，我母親叫王仙香，比我父親小一歲，是當地一個佃農的女兒。他們一共生育了三男一女。我大哥是一九五〇年出生，我是一九五五年出生，我妹妹是一九五七年出生，我弟弟是一九六一年出生。隨著孩子們的陸續出生，家里就更加拮據，常常吃了上頓兒沒下頓兒，我外婆就勸我父親去學門手藝，老話說老天餓不死手藝人。我父親就聽了我外婆的話，去跟住在檀河邊新橋棟的王文思學做木匠。

羅云清提到羅廣茂的木匠師傅叫王文思，頓時讓我有些吃驚，我問他，王文思的老婆是不是叫羅春姖？

羅云清很驚訝，是啊，你怎么會知道？

我就是檀河邊的新橋棟出生的，我父親曾被下放到泉上，在生產隊勞動，直到八歲時我才離開。說來慚愧，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我竟不知與幼時老屋一墻之隔就是明代名士李世熊的故居——檀河精舍，我不禁為我的孤陋寡聞而汗顏。身為明遺民的李世熊甲申以后足絕州府，清政府屢征不仕，氣節如虹，唯著述自娛。他的文風峭刻，以其淵博知識和高尚氣節深得后人稱頌，尤其是他在康熙甲子年八十三歲時撰寫的《寧化縣志》，被譽為“天下名志”。

當時我的鄰居就是王文思和羅春姖，他們沒有子女，我記得大人小孩都叫他們文思哥、春姖俚，這是客家人習慣的叫法。王文思抽紙煙，羅春姖抽水煙壺，用一個火折子點火，呼嚕呼嚕，很愜意的樣子。在我印象中，王文思長得高大，肥頭大臉，經常蹲在屋檐下磨斧頭、刨刀什么的。他的廳廈里一年到頭都有做不完的木匠活，總能看到一個瘦瘦小小的漢子在拉大鋸。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漢子應該就是羅廣茂。

按照羅云清的回憶，羅廣茂跟王文思做木匠做了十多年，直到一九七二年王文思離開泉上鎮搬回明溪夏坊鄉一個叫廖家嶺老家居住，他才挑著工具走街串戶自己做。羅云清說他一家都要感謝王文思，在那個貧窮的年代，因為王文思教會了他父親一門手藝，才讓他父親含辛茹苦將幾個孩子養大。古話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每年羅廣茂都要走五六十里山路去給師父拜年，一直到他去世。

一九六〇年，我父親回到老家把我年邁的奶奶接到了泉上一起生活，同時也把我爺爺的烈士牌一起帶了出來。我父親把烈士牌掛在墻上，經常怔怔地看著出神。

但我奶奶在泉上和我們生活了一年又回塘背村了，她是考慮到我父親孩子多，生活困難，不想給我父親增加負擔。羅云清說到這里有點說不下去了，眼睛有點潮濕。他摸出煙，點燃，吸了兩口，我看著他整個臉龐都籠罩在煙霧里。

我聽了不免唏噓不已，這就是人世間最崇高的母愛啊，丈夫死了，自己年紀大了，孤苦伶仃一人生活，卻怕連累兒子。其實她多么渴望母子相聚，但卻又寧愿骨肉相離重新回到她的故鄉。或許，她是否也和羅廣茂一樣，還希望找回那本像兒子命一樣重要的軍號譜？或許，她覺得弄丟了軍號譜，心中愧對兒子，只好重又選擇離開？我不得而知。

羅云清告訴我，塘背村是革命老區村，聽我奶奶說過，那村里對烈屬優待很好，幫耕幫種送糧送柴，到了過年，村民做豆腐煎糖丸都會送來給我奶奶。我奶奶在塘背又生活了幾年就去世了，八十多歲。鄉村兩級還給開了追悼會，我跟我父親回去過，搞了路祭，全村人都來送。

也許，華滿妹去世了，對羅廣茂來說，那本視若生命的軍號譜就真的石沉大海了。

此時的羅廣茂除了日出而作就是日入而息，對過往他是不敢去想了，一切似乎都被他忘記了。但是，有一個人并沒有忘記他，那就是當年和他一起去參加紅軍的堂弟羅洪標。一九六二年，已是少將的羅洪標回塘背村時，得知羅廣茂還活著，頓時悲喜交加，連夜就給寧化縣人民政府寫了一封信，詳細說明了羅廣茂當年參加紅軍的經歷，懇請當地政府妥善安排羅廣茂的生活。

當時縣民政局有給我父親回信，后來也派人來找我父親，對我父親當年參加紅軍的經歷將信將疑，特別是聽我父親說他曾是朱德身邊的司號員時，更是大為震驚，覺得這事非同小可，但當時信息閉塞，要核實哪有那么簡單。我父親急了，就托人代筆，給朱德寫了一封信，委托當地政府寄去北京，羅云清這么向我回憶說。不久，朱德辦公室就回信給寧化縣政府，證明確有此人，至此我父親當過紅軍的事才為人所知。那時泉上還有許多老人見證過紅軍當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景，許多人都對我父親刮目相看，經常有人向我父親打聽他當紅軍的一些事，我也是從那個時候斷斷續續知道我父親在紅軍隊伍中的一些經歷。只是可惜了，后來縣民政局一位姓彭的科長來我家，看我一家還住在覺公祠，就問我父親要工作還是要房子？我父親說沒有房子住，民政局就撥了三百元給我父親蓋房子。羅云清帶我去鎮西南一個叫馬祖廟的村子，指著一座土木結合的老屋告訴我，這就是我父親當年蓋的房子，我們一家都是在這里長大的。

屋子已經沒人住了，黑瓦黃墻，從搖搖欲墜的大門望進去，里面堆著一些家什和破舊的農具。院子里有一個近十米高的李子樹，已經開滿一樹細碎的白花，在淅淅瀝瀝的春雨中清香四溢。

因為我父親曾經當過紅軍的緣故，受到大家的尊敬，后來他先后當過馬祖廟生產隊的保管、出納、隊長，前后當了十多年。我父親就在這座屋里一直住到他去世，他去世的時候，縣里鎮上都派了人來，棺材都是八個人抬的，還開了追悼會，給他送葬的走了好幾里地。

那是一九九四年六月，院子里的李樹那年春天開的花特別多，一嘟嚕一嘟嚕地堆著開，可卻不結果，端午過后突然就爬滿了許多拇指大的蟲，幾天就把樹葉都吃光了，還結了滿滿一樹白花花的絲，像戴了孝似的。不久我爹就病倒了，沒幾天就去世了，他去世時只有七十八歲。

羅云清說到這里，抹了抹潮濕的眼睛，補了一句，我爹這輩子真不容易。

我沒有說話，抬頭望出去，檀河水已經肥了，田野上的油菜花正開得如火如荼，春天的腳步已經在我耳邊轟隆隆響起。

十

一九七四年，這是一個讓羅廣茂刻骨銘心的年份。

此時的羅廣茂已經年近花甲，自從母親去世后，遠在幾百里外的故鄉塘背村漸漸離他遠去了，他早已把泉上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他把他的身家性命都托付在了這片土地上，他要在這生，也要在這死。

那一年，是羅廣茂最后一次回故鄉塘背村，父母在，人生尚有來路，父母走了，人生只剩歸途。清明，他回去祭掃母親的墓，一路上隱隱約約中似乎總有一個聲音在召喚著他,他后來想起，那是一陣陣久違了的軍號聲。

父母走了，老屋沒人住，已經破敗得厲害,他覺得要把老屋修繕一下，讓父母的魂靈回來也有個落腳的地方。羅廣茂身為木匠，修繕房子自然駕輕就熟，在村里鄉親的幫襯下，他挑個好天氣就開始翻修房子。老屋是木屋，許多檁條都腐爛了，需要木料更換。羅廣茂看門前那個自家的谷倉，雖然很破舊，但木料卻還很厚實，就想把谷倉拆了，把木料拿來修繕屋子。

大凡鄉下的客家人多數都會在屋前單獨修造一個谷倉，谷倉用厚實的木板構成，上面蓋瓦，為了防潮，整體架空離地面三兩尺，家中的谷物及一些干貨都儲存在里面。

谷倉并不大，羅廣茂提著斧頭哐哐當當僅用了半天就拆開了。就在撬開谷倉底板時，羅廣茂猛然發覺有個油紙包被牢牢地釘在一塊底板上！猶如一陣驚雷滾過，羅廣茂全身一激靈，手中的斧頭咣當從他手中脫落。他撲上去，撬開兩顆銹跡斑斑的螞蟥釘，用衣袖擦去油紙包的厚厚的塵土，顫抖著打開油紙，一層又一層，一層又一層。當羅廣茂徹底打開油布紙后，頓時淚流滿面，號啕大哭，原來，被油布紙層層包裹的就是他幾十年魂縈夢繞的軍號譜！這本被他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的軍號譜在失蹤了近四十年后終于重見天日，回到了它的主人手里。

那天，塘背村的人都記得，羅廣茂捧著那本軍號譜，像個瘋子似的又哭又笑，又笑又哭，還跑到他娘的墳前磕了無數個響頭，直磕得額頭稀爛，淚雨滂沱。

村里人以為羅廣茂找到了祖上留下的稀世珍寶，當看到那是一本蟲跡斑斑的發黃小冊子時，大失所望，都以為羅廣茂瘋了。可他們誰會知道，這本小冊子就是羅廣茂的命，是他幾十年來魂牽夢縈的紅軍軍號譜啊！

羅廣茂沒有多做解釋，第二天一早就揣著那本軍號譜回到了泉上鎮。羅廣茂回到家后，和誰也沒有提起，他把軍號譜用一塊紅布包好，藏在了自己的枕頭下，每天枕著它睡覺，一下就變得踏實了許多。羅廣茂曾想要把軍號譜交給政府，可這個時候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擔心這本失而復得的軍號譜再弄丟了，不敢輕易地交出去。就這樣，羅廣茂守著軍號譜這個天大的秘密和誰也不曾提起。

日升月落，轉眼又過去一年。

一九七五年，作為革命老區、中央蘇區和長征出發地之一的寧化，開始籌建縣革命紀念館，寧化縣革委會發出通知向全社會征集革命歷史文物。

羅廣茂看到這個通知心情格外激動，在公社干部的陪同下，來到縣里，將他保存了幾十年的紅軍軍用號譜獻給了寧化革命紀念館。

王岳良是寧化縣革命歷史紀念館的第一任館長，他每天都在對征集來的文物進行甄別鑒定，當看到羅廣茂送來的紅軍軍用號譜時，心里咯噔了一下，一眼就看出這本號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羅廣茂斷斷續續的敘述中，一個鮮為人知的軍號譜的傳奇故事漸漸呈現在了大家面前。

當時包括我在內的一些同志，對羅廣茂所說的都很懷疑，不相信這個不起眼的老頭會有如此不平凡的經歷。我清楚地記得，那天羅廣茂把他的經歷講完后，突然就流淚了，哭了好久。最后他對我說，軍號譜交給你們，我這輩子最大的心事終于放下了。他的那份真摯的情感讓我們都很動容，又不由不信。八十多歲的王岳良在他家接待了我，說到軍號譜，老人很是激動。

為了慎重起見，也為了驗證羅廣茂是否真當過司號員，是否真是這本軍號譜的主人，王岳良特別請了一位懂五線譜的中學音樂教師，要求羅廣茂當面將軍號譜中的曲調一一演唱出來給大家聽。

當時大家都替羅廣茂捏了一把汗，想不到羅廣茂稍作瀏覽后，便將軍號譜里表現紅軍生活、訓練、作戰及部隊番號、職務等三百四十多首曲譜準確無誤地一一唱出，并做了詳細的解釋。當時在場的人都驚呆了，要知道，這可都是五線譜啊。王岳良更是欣喜若狂，他十分明白這本軍號譜的價值，捧著軍號譜的手都激動得微微發抖。

羅廣茂是紅軍司號員及軍號譜的主人終于得到證實，寧化縣政府特地給羅廣茂同志頒發了“紀念獎狀”，上面寫著“保護革命文物無上光榮”，同時還贈送他一套毛主席的著作作為獎勵。隨后，民政部門也確定羅廣茂失散紅軍的身份，開始每月為羅廣茂發放五十五元的生活補助。

終于，羅廣茂用生命保存下來的軍號譜有了歸屬，羅廣茂一顆懸著的心也徹底放了下來，但他怎么也沒有想到，他保存下來的這本軍號譜竟然會是無價之寶。就在他去世四個月后的一九九四年十月，經國家文物局近現代文物專家組鑒定，此號譜系全國迄今唯一一本最為完整和正規出版、印刷的《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是研究中國工農紅軍革命斗爭史、紅軍軍事生活及紅軍音樂的寶貴實物資料，定為國家一級文物，成為寧化革命紀念館的鎮館之寶。

在寧化縣革命紀念館展廳，我終于見到了羅廣茂用生命保護下來的《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這是一本用毛邊紙、黑油墨印刷的號譜，長二十七厘米，寬二十三厘米。封面上分兩行用繁體字寫著中國工農紅軍軍用號譜，封面左右各畫有一把軍號，落款是中國工農紅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印，左側還有一方四方印，已經十分模糊，應該是當年軍校首長的印章。封面上方有五道橫線，象征著五線譜，橫線中央有一圖標——兩把步槍相交護衛著一個齒輪形狀的半球體。號譜靜靜地躺在玻璃柜內，似乎在向我述說那段可歌可泣的歷史。

也許，羅廣茂到死都沒有想到這本軍號譜有這么高的價值，但是，作為一名紅軍戰士，他用生命保護的軍用號譜已經是一個傳奇。

二〇一八年十月一日起，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在全軍恢復播放作息號和施行新的司號制度，軍營又開始響起嘹亮的軍號聲。那一聲聲的軍號是軍隊的標識、軍營的象征、軍人的語言，更是軍人熔鑄于血液中的榮譽、紀律和回憶，和一種永遠流傳的紅色精神。

軍號，永遠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