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得知作家東西《回響》要舉辦研討會，我第一反應有些意外。印象中，自2021上半年《人民文學》首發，年中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以來，《回響》已經舉辦過數次不同形式的分享活動。事實上，作品問世一年半之后，再次隆重地召開研討會，既意外也不意外。就像評論家李敬澤說的一樣，“證明這樣一本書是耐讀的，也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

去年夏天《回響》見面會最后，東西誠懇地向讀者們和評論家們發出邀請，“歡迎大家對這部作品進行批評指正，也十分期待讀者朋友們的檢驗。”現在，到大家對《回響》細致檢驗、充分研討和階段性總結的時候了。

9月16日，中國作協創研部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共同主辦，《人民文學》雜志社、《南方文壇》雜志社、廣西民族大學文學影視創作中心協辦的東西《回響》研討會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文學館多功能廳醒目的大屏幕被海報背板占滿，我在坐席上盯著紫色巨大的“回響”二字，頭腦里開始回想關于這部作品一年多來的評論。

推敲對世界的懷疑，推敲文學的心靈

東西在作為專業作家的二十余年職業生涯中，所作長篇小說數量并不算多，四部而已。但從《耳光響亮》到《后悔錄》，從《篡改的命》到《回響》，他的寫作愈發扎實，也愈發具有了獨特的風格。一位作家一直在向前走，一直在探索和實驗，一直在成長，是特別可喜的事。

和以前幾部長篇在題目中就顯露明確的指向性不同，《回響》書名的意義相對模糊，據東西自己說，這部作品原定題名就是“冉冬冬”，用女主角給故事命名。女警察冉冬冬在偵破一樁拋尸兇案的過程中，無意間發現丈夫在酒店的開房記錄，于是她既要偵破案件，又要像偵破案件一樣偵破愛情，兩條線索的心理較量由此同時展開……以“回響”命名后，“冉冬冬”的名字也變成“冉咚咚”，因為“回響”有四個“口”，強調聲音，“咚咚”這兩個字用來擬聲，疊字甚至是回聲的具象。評論界注意到，東西對語言的斟酌在《回響》里體現明顯。“讀《回響》已經很難跳行”，張燕玲對東西小說語言的進步印象深刻，“語言在他敘事里不僅僅是段落、是句子，更是語詞。”意志、隱喻和細節在《回響》中隱藏在最小的語言單位里，這是一種敘事的功力，也是藝術的張力。觀察東西的幾部長篇，徐則臣也清晰感受到《回響》的語言變化，“他過去的寫作，無論是修辭還是小說呈現的樣態，都是一種相對古典的、前現代的狀態，而到了《回響》已經窗明幾凈，進入非常城市化的語言風格。”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小說家選擇了以往創作中不占主流的風格，比如用偵探或科幻的方式支撐小說結構。徐則臣所說的“城市化語言風格”，也與《回響》的偵探小說外殼有關，就像明清時期大量出現的話本和古典小說一樣，這與時代有著某種暗合和呼應關系，同時也塑造著新的語言風格。

語言風格的變化意味著思維著力點的變化。徐則臣觀察到，東西的寫作從早年間比較生澀的、帶有閱讀障礙的語言，轉變到當前特別順暢的語言，其小說主題也從傳統意義上關于社會歷史和家族，轉變到對現代生活精神層面上的情感進行質疑和拷問。《回響》中人物的情感結構已經全面進入現代性的視域之中。在李敬澤看來，反諷是現代性的一大特征，小說中的情感線索和偵案線索互相對照，構成非常有趣的反諷關系。隨著故事進程的展開，真相看似就在眼前，但一層一層敘事線團下，真相又不斷發生游移，以致于讓讀者猶豫，是否確實有所謂真相的存在。李敬澤說，這種對世界的深刻懷疑和不信任，正是推動小說發展的源頭力量，作家推敲這種不信任，實際上也是在推敲人性。《回響》意圖告知我們，“這種深刻的懷疑幾乎可以構成我們現代經驗中復雜的但又是極具洞察力的人性的寓言”。當然，李敬澤也提示到，“對于文學而言，人性的復雜性需要通過藝術創造的復雜性來確保和照亮”。

《回響》，東西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

陰陽奇正，小說的“纏繞”與“融合”

構成《回響》復雜性的，首先是小說的敘事結構。男主人公慕達夫是冉咚咚的丈夫，也是一位文學評論家，慕達夫長期研究女作家的創作，撰有《論貝貞小說的纏繞敘事》一文。文本和潛文本之間構成戲仿關系，“纏繞敘事”亦可以用來解讀《回響》本身，小說的結構性 “纏繞”得到了評論家們的普遍關注。作品的奇數章描述案件偵破過程，偶數章述說冉咚咚情感遭際，又或者說奇數章是冉咚咚對嫌疑人的心理勘探，而偶數章是她對自身愛情觀念的勘探。整部小說由九個章節構成——“大坑”“纏繞”“策劃”“試探”“借口”“暗示”“生意”“信任”“疚愛”。邱華棟發現，小說每章題目都是兩個字，“這種互文和回聲決定了作品架構，也使得小說敘事特別吸引人，對長篇小說架構來講，是一個非常精美的容器。”不過，到底哪條線寫得更好？與會者的觀點不盡相同。潘凱雄認為，《回響》之所以看起來精彩、吸引人閱讀，主要還是在奇數章的刑偵線，這一部分具有偵探小說特性，環環相扣、充滿懸念，情節推進層層疊疊，帶著強烈智性刺激走下去，懸疑的氛圍也拓展了純文學的領域和邊際。但在陳濤看來，小說最動人的地方是在偶數章，這部分寫都市生活中現代人的生存困境，心靈的幽暗通過“正面強攻”的方式表現出來，冉咚咚對人性的追問、反詰、剖析非常有力。“我們現在缺乏這樣的作品，而東西在這一部分里進行了勇敢的回應。”徐則臣的閱讀印象中，奇數章中對案情的追尋可被理解為對某種社會真相的追尋，最后可以得到一個確切的答案，但偶數章的情況則不同，東西在應如何處理沒有標準答案的生活這一問題上，給讀者提供了提示。社會層面對唯一真相的確認和個體層面對可能性的發掘，二者都很可貴，“但對于小說來講，怎樣挖掘人的內心、呈現人的真相，我覺得這是更重要的事”，徐則臣說。岳雯用“捕風”“劈絲”“聲東擊西”來形容東西的小說敘事，很是精當。她說，小說家的才華是在那些靜止的、看似沒有風的地方捕捉到風的信息，人的意念或者直覺有時像頭發絲那么微弱，但《回響》可以抓住這一縷頭發絲，一刀劈下，從纖細中迸發極大的信息量，“小說的技巧就像刀一樣鋒利，能夠劈開人的不可對人言傳也不能說的情緒、情感、意識的過程。”而“聲東擊西”也是“觸類旁通”，小說的情感線中有對社會意識的大量呈現，當一扇門被推開，里面擁有聲聲不絕的回響之音。會上也有讀者坦露，敘事的奇偶并未引起閱讀中的特別注目，李蔚超就認為，敘事在整體上較為渾然一體，兩條線在制造懸疑和揭示心理的動態旅程中交織回響，體現出一個精湛小說家的技術和才華。

“纏繞”敘事之外，《回響》的復雜性還體現在創作方法、類型的融合上。評論界普遍認為，近年來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呈現出為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彼此融合、通俗文學與嚴肅文學的彼此融合的總體特點，這兩種融合在《回響》中體現的都很明顯。“嚴肅小說一般更重思想性，對人性考驗、追問，如果沒有強大吸引力的故事框架或者可讀性強的故事推進，它仍然是一個小眾范圍內的閱讀。”閻晶明發現，中國嚴肅作家的影響力往往會在類型選擇這個方面受限，“但是世界范圍內很多作家的作品，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小說故事非常驚心動魄，但是有耐心的讀者或者有思考的讀者，同樣也可以從故事下面讀到更深、更多的東西。”閻晶明說，中國文學長期有著輕通俗重嚴肅的評價標準，而《回響》正是這幾年來在兩個類型融合下出現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李洱認為，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融合，在《回響》中也清晰可見。“人物的行動是現實主義的，但所有刑偵技術是現代的，所有心理學的分析都是現代的，”李洱說，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在東西筆下交錯前進，相互對位，戀愛的終結和命運的內核通過創作方法的融合不斷“回響”，《回響》像英國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記錄“二十世紀人類意志”一樣，描摹著二十一世紀中國人的意志和焦灼感。

作家東西

人人都是“偵破者”，也是“嫌疑人”

一直焦灼的冉咚咚一直在分析，一直在說話，用極其專業的分析性語言，就是抵達不了真相。“她一直在說，一直在說，把《回響》變成了《沒有語言的生活》的‘plus版’，叫做‘全是語言的生活’。”李壯的觀點總結了冉咚咚的命運，“說不清”就是她的困境。她想抵達一個盡頭或者一個角落，但“極其認真的不可靠敘述”只能帶領她前往不存在的真相。直到小說的末尾，這種情況得以改變，李東華說，“最吸引我的地方在末尾，文本結束的地方筆調一轉，作家親自打破了前面建構好的完整的故事，冉咚咚把自己放到她通常面對的嫌疑人的椅子上，她主動把自己從一個審判者的身份變成被審視的對象。”從審視他人到審視自我，東西通過冉咚咚這個角色把思考空間交還給讀者，讓人物的個性更鮮活。

關于冉咚咚，大家有很多話要說。有論者認為東西成功塑造了當代文學中的文學形象，冉咚咚勇敢、求真、敬業，她不僅有深刻堅定的職業精神，還穿梭在人性的光明與幽微之間，展現出廣闊而豐富的時代形貌和人心面向。的確如此，如果說《回響》中最具特性又耐尋味的人物，一定是冉咚咚。在貼近人物時，叢治辰發現冉咚咚不僅焦灼、多疑，還咄咄逼人。他稱這是一個在現實生活中令人討厭的人物，一方面有著作為警察的權力者的咄咄逼人，另一方面又把這種逼人姿態挪移到家庭生活中。但隨著故事的發展，讀者發現這份婚姻感情就是被她的性格折磨得愈發稀薄。“到小說結尾時我們明白，原來她才是那個嫌疑人，在感情上她的嫌疑更大。”冉咚咚志在偵破丈夫的不忠，最后發現精神早已出軌的竟是自己。叢治辰從冉咚咚的生活中感受到一股現代性的悲憫，冉咚咚是一個典型的現代人，他們被金錢、事業、勞動異化，對篤定的東西不再確信，不敢說出自己真實的想法。細看小說中案件的發生、干擾、偵破的全流程，背后的力量都是現代社會中的壓力、欲念，以及無法解決所帶來的憤怒。“不論冉咚咚是嫌疑人還是偵破人，她都是一個現代的象征。”“原生家庭帶來的影響需要用一生來治愈”，宋嵩從這一角度進入文本并作出分析，冉咚咚敏感多疑、自信偏執以致生發出自欺型幻想，或許與她自小備受寵溺的環境有關。對原生家庭的關注還可以進一步拓展：《回響》中幾乎每一個重要人物出場時，東西都會濃墨重彩談人物的出身，從父母職業講到童年經歷、成長歷程中遇到的波折等等。人物所以為的自由和理想處境，都與自己的來路有關，從而不斷落入更多無奈的套路中去。作者似乎在用這種方法表達另一重現代性的寓言，擊碎現代人的夢。

小說中，關于情感的力量關系在不斷變化，似乎誰付出的更多、愛的更多、誰更在意愛，誰就是關系中的弱者和輸家。慕達夫在不斷自證對妻子的愛中變成弱者，冉咚咚又在對情感關系的依賴、對親密關系的懷疑中變成另一意義上的弱者。推理關系一層層剝開故事中的謎團，同時不斷靠近著人類的心靈真相，最終發現所有人都是心照不宣的偵破者。“為什么我們這個時代有那么多偵破者？因為所有人在情感關系里缺少安全感，對于情感與人性極度依賴又極度懷疑。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女警察冉咚咚身上特別帶有我們時代情感的癥候。”說到這里，張莉點明了題目《回響》的“癥候式”意味，“小說里的情感模式，實際上是現實生活中的一次回響，也是現實世界在我們心靈世界中的一次回響。”這重“回響”的確令人深思，如果總需要通過他人的愛不斷確認自我，那這是不是一個強大的、自由而獨立的人？這或許也是小說內在向讀者提出的問題：我們每個人身上是否都回響著時代的情感危機？是危機處亦是動人處。饒翔說，“我覺得最動人的恰恰在于追尋的意志，我們明知道對愛與不愛的追問是一種虛妄，我們可能都不確定自己是不是還愛著那個人，然而對于這種追問，對于這種不斷的質詢和追問，對于自我不斷的探尋，對世界真相不斷的追尋仍是有價值的。在這里，可以看到一個優秀作家對于價值的追尋以及人類在追尋途中尋獲的偉大感人力量。”

東西長篇小說《回響》研討會合影。第一排左起：李紅強、臧永清、潘凱雄、閻晶明、李敬澤、東西、邱華棟、何向陽、張燕玲、李洱；第二排左起：劉稚、宋嵩、饒翔、徐則臣、張莉、徐濤、李東華、趙萍、岳雯、陳濤、叢治辰、李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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