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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是時代的產物。“文藝的時代性不僅指文藝作品的內容是特定時代社會生活的反映，而且包括創作主體、文藝思潮、藝術形式、審美風尚都是特定時代文化選擇的產物。”文藝的時代性是文藝理論體系中一個重要命題。在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中，“時代”可以說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之一，文藝的時代性也是關注度最高的話題之一。研究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時代性論述，對于文藝與時代關系認識的深化，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多維度闡釋文藝與時代的關系

中國古代文論中論及文藝與時代，一般是做整體性考察。劉勰說，“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歌謠文理，與世推移”（劉勰：《文心雕龍?時序》），強調的是文藝與時代的整體關系：文藝的內容和形式、興盛與衰落，都與社會生活的變化緊密相連，都會隨時代的變化而發展變化。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時代性論述，在繼承中國古代文論時序觀與馬克思主義文論時代性的基礎上，又對其進行了創新發展，多維度、全方位地闡釋了文藝與時代的關系。

（一）文藝與時代相輔相成而不可分割

文藝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產物，又是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不同的時空條件下，文藝承載的社會生活不同，文藝的審美取向有別，創作主體的觀念心態相異。文藝家是離不開自己所處的時代的。魯迅先生在批評所謂的革命文學家宣稱“超時代”時就說過，“超時代其實就是逃避，倘自己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又要掛革命的招牌，便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必然地要走人那一條路的。身在現世，怎么離去?這是和說自己用手提著耳朵，就可以離開地球一樣自欺欺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十分精辟地闡述了文藝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引用劉勰《文心雕龍》的“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他多次提到“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在這些論述中，習近平總書記反復申明，文藝和它所處的時代是互相影響、彼此作用的，文藝“因時而興，乘勢而變，隨時代而行，與時代同頻共振”。

（二）文藝要反映與展現時代精神氣象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認為，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一定的上層建筑包括各種意識形態，反映了一定的經濟基礎，而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恩格斯說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里給我們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特別是巴黎上流社會的無比精彩的現實主義歷史，他用編年史的方式幾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資產階級在1816—1848年這一時期對貴族社會日甚一日的沖擊描寫出來”；列寧稱贊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說這位天才的藝術家的作品，“是19世紀最后30多年俄國實際生活所處的矛盾條件的表現”。恩格斯的“歷史論”與列寧的“鏡子說”，都揭示了作家對他所處的時代的深刻反映、生動表現。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中指出，“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習近平總書記堅守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論的立場，他指出：“任何一個時代的經典文藝作品，都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和精神的寫照，都具有那個時代的烙印和特征。”從古今中外的文藝史來看，“反映時代是文藝工作者的使命”。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要“用心用情用功抒寫偉大時代”，要“深刻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巨變，描繪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圖譜，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當然，要深刻反映時代，創作無愧于時代的偉大作品，就要把握時代脈搏，聆聽時代聲音，順應時代大勢，認清時代主題，緊跟時代步伐，承擔時代使命。新時代新征程是當代中國的歷史方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當今中國的時代主題。新時代文藝要“從時代之變、中國之進、人民之呼中提煉主題、萃取題材，展現中華歷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寫中國人民奮斗之志、創造之力、發展之果，全方位全景式展現新時代的精神氣象”。

（三）文藝要塑造時代經典形象

典型及典型化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重要內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他們的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中所論及的文藝典型，基本上都是現實主義作品中的典型人物。這些典型人物，既不是純粹的類的代表，也不是純粹的個性表現，而是高度概括性、鮮明時代性和獨特個性的統一。”時代性是典型人物的重要質素之一。沒有對特定時代主題、時代特征、時代精神的深刻把握，是難以創造典型形象的。典型人物又是時代藝術成就的標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典型人物所達到的高度，就是文藝作品的高度，也是時代的藝術高度。只有創作出典型人物，文藝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文藝通過人物形象來反映人民生產生活的偉大實踐，反映人民喜怒哀樂的真情實感，這個形象應該是能夠反映社會生活普遍性的具體的“單個人”，是典型形象。塑造典型既是文藝反映社會生活的一種特定方式，又是現實主義創作的最高要求。一個時代的文藝總是通過典型形象的累積來豐富它的藝術寶庫，達成文藝繁榮興盛。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是這樣，我國明清時期的小說創作也是這樣。“文學藝術以形象取勝，經典文藝形象會成為一個時代文藝的重要標識。一切有追求、有本領的文藝工作者要提高閱讀生活的能力，不斷挖掘更多代表時代精神的新現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藝術創造，以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美學風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動人的藝術形象，為時代留下令人難忘的藝術經典。”誠然，典型人物和經典文藝形象是兩個不同的理論范疇，經典文藝形象包容性更強，更突出藝術形象的典范性、權威性、共鳴性。不管是塑造典型人物，還是創造經典文藝形象，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是，作家藝術家要深刻把握時代的歷史特征，以典型化的手段，塑造體現時代精神的新人物、新形象。

（四）文藝要增強精神力量和引領時代風尚

重視文藝的社會功用與精神價值是中國文藝與生俱來的基因。無論是詩學綱領的源頭“詩言志”說，還是孔子的“興、觀、群、怨”說，都十分強調文藝的社會價值。陳子昂的“以義補國”、白居易的“補察時政、泄導人情”一直是中國文人的主流文學觀。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高度，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文藝在增強精神力量和引領時代風尚這兩個方面的作用。他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力量”，“獨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克服困難、生生不息提供了強大精神支撐”。這種精神支撐既體現在增強民族自信心上，又體現在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上。從黨引領中華民族走過革命、建設、改革的百年歷史征程來看，“激勵受剝削受壓迫的勞苦大眾浴血奮戰、百折不撓，激勵站起來的中國人民自力更生、發憤圖強，激勵改革開放大潮中的億萬人民解放思想、銳意進取，激勵新時代的中國人民自信自強、守正創新”，文藝的確起到了增強人民力量、振奮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優秀的文藝作品是滋潤心靈的春風，是黑夜前行的燈塔。“好的文藝作品就應該像藍天上的陽光、春季里的清風一樣，能夠啟迪思想、溫潤心靈、陶冶人生，能夠掃除頹廢萎靡之風。”“要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作品，鼓舞人們在黑暗面前不氣餒、在困難面前不低頭，用理性之光、正義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作家藝術家要“堅定文化自信，用文藝振奮民族精神”，要熱忱描繪新時代新征程的恢宏氣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的價值引導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動力。文藝不是時代的應聲蟲，文藝的能動作用體現在對時代風尚的引領上。“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作家藝術家在社會上知名度高、影響力大，“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要以深厚的文化修養、高尚的人格魅力、文質兼美的作品贏得尊重，成為先進文化的踐行者、社會風尚的引領者”。增強精神力量、引領時代風尚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文藝社會功能價值的嶄新論斷，揭示了文藝在時代進步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

二、以大時代觀審視新時代文藝面臨的重大課題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時代性論述是從新時代文化總體格局、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人類命運共同體著眼來展開的，他從“國之大者”的思想高度出發，提出了新時代文藝須面對和妥善處理的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

（一）堅定文化自信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堅定文化自信。最早是在201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他提出要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此后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他幾乎逢會必談堅定文化自信，并把文化自信放到了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來看待。他說：“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2014年，他在與澳門大學學生座談時將文化自信與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并提，并且強調在“四個自信”中，文化自信是基礎。中國文化自信的弱化始自近代。鴉片戰爭之后，西方列強人侵，中國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尋找民族自立自強的道路上，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希望從“器”的層面實現船堅炮利富國強兵；康梁維新變法意圖改良政體，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統治，希望從政治層面走向現代文明國家。文化自信在國運衰落中走向失落，在文化反思中從質疑走向危機。“五四”新文化運動播下馬克思主義火種，中國人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功實踐，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人民的文化自信。但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文化自卑主義情結與放棄中國文化主體性的錯誤思潮仍然沒有根除。20世紀80年代，柏楊所著《丑陋的中國人》暢銷一時，其文化反思的背后是文化自卑主義；電視系列片《河殤》宣揚告別“黃色文明”擁抱“藍色文明”，持守的還是“全盤西化”的文化立場。及至今天，我國思想文化界、學術界，仍然存在以西方中心主義為意識形態基礎的對中國文化不自信的現象，成為消解中國文化自信力的“負能量”。文藝界也還存在著“‘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把作品在國外獲獎作為最高追求，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東施效顰，熱衷于‘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那一套”；存在著“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的現象。“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歷史悲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文藝發展繁榮的根脈。“創作出具有鮮明民族特點和個性的優秀作品，要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寫出有骨氣、有個性、有神采的作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一百年來的頑強奮斗，我們迎來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歷史性變化，迎來了從落后時代到跟上時代再到引領時代的歷史性跨越，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杰出的史詩；我們應該充滿文化自信：“新時代需要文藝大師，也完全能夠造就文藝大師！新時代需要文藝高峰，也完全能夠鑄就文藝高峰！”

（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以人民為中心，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一貫主張，從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提出的文藝要歌頌無產者，到列寧強調的文藝要為千千萬萬的勞動人民服務，再到毛澤東要求文藝面向工農兵，都體現了文藝以人民為中心的主張。習近平總書記結合新時代對文藝的新要求，提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時代的雕塑者。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偉大情懷，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念，始終將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崇高使命任務，始終將人民至上作為最高價值追求。他在黨的十八大當選總書記后，向全世界莊嚴宣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他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再次強調：“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習近平總書記“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貫穿于治國理政各方面、各領域。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生態，還是文藝，都體現了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的歷史自覺和價值追求。從習近平總書記的文藝人民性思想來看，堅持人民的主體地位，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就是把滿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崇高使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文藝源于人民，人民是時代的創造者。文藝反映火熱的時代生活，核心是反映人民創造歷史的偉大實踐。深人生活就是深人人民之中，將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感知人民的喜怒哀樂，領悟人民心聲，洞悉生活本質，把握時代脈搏。”人民中有著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豐沛源泉”，“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一切轟動當時、傳之后世的文藝作品，反映的都是時代要求和人民心聲”。文藝為了人民。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中指出，社會主義文藝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的。毛澤東在《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文藝是為“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服務的。文藝服務人民，就是要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文藝屬于人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文藝要熱愛人民，就是要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真情描繪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創造幸福生活的精神風貌，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要把人民群眾的評價作為最高標準，“以為人民不懂得文藝，以為大眾是：下里巴人'，以為面向群眾創作不上檔次，這些觀念都是不正確的”。在黨的十八大之前，文藝創作出現了脫離人民群眾的現象。一些創作沉浸于個人的“小時代”，消解宏大敘事，拋棄歷史責任，推崇身體寫作，張揚拜金主義；一些創作熱衷于表現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豪門恩怨、宮闈爭斗。“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有的熱衷于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只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脫離大眾、脫離現實”，實際上偏離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

（三）不做市場的奴隸

上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市場經濟增強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活力。在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急劇變化。物質和金錢顯得越來越重要，文學藝術逐漸被邊緣化。文人紛紛“下海”經商，“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被懸置。雖有批評家發出了“文學和人文精神的危機”的吶喊，但仍然阻擋不了人們擁抱市場的巨大熱情。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直接而有力地左右著圖書出版的選題、電影電視節目的制播、書畫流行的風尚……文藝作品成了追逐利益的“搖錢樹”，缺乏商業賣點的文藝作品在市場中飽受冷落。文藝創作生產的物質化、功利化傾向日益嚴重。為了發行量、收視率、點擊率、票房收人，不惜降低格調、博人眼球、娛樂至死。特別是文娛領域出現了天價片酬、陰陽合同、偷稅漏稅、涉黃涉毒等違法失德現象，虛假代言、行為不端、行幫陋習、虛無民族歷史等劣跡行為，流量至上、畸形審美、“耽改”之風、泛娛樂化等錯誤思潮，引發社會和公眾的高度關注與強烈批評。“市場化轉型后，‘市場原則’日益對‘文學場’的‘內部等級秩序’產生影響”，文藝無法回避面臨商業化、市場化的考驗。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藝作品進人市場就會受到市場規律的制約。當文藝作品的市場價值走高時，就會產生大量需求，市場就會推動機械化生產、跟風模仿、山寨復制。因此，完全由市場主導的文藝創作生產，就會妨礙文藝的創新，消解文藝的審美獨特性。毋庸諱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藝作品既具有審美意識形態屬性，又具有商品屬性，但它不是一般的普通商品，它的審美意識形態屬性決定了必須把社會效益擺在首位，文藝不能淪為市場的奴隸。

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文藝工作者“要珍惜自己的社會形象，在市場經濟大潮面前耐得住寂寞、穩得住心神，不為一時之利而動搖、不為一時之譽而急躁”，“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不能用簡單的商業標準取代藝術標準，把文藝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

“文藝要通俗，但決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藝要生活，但決不能成為不良風氣的制造者、跟風者、鼓吹者。文藝要創新，但決不能搞光怪陸離、荒腔走板的東西。文藝要效益，但決不能沾染銅臭氣、當市場的奴隸。”

三、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時代性論述的當代意義

任何一種思想都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都有其理論源頭和發展環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時代性論述，既有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古代文藝理論、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傳承發揚，又有對中西優秀文化的吸收借鑒，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發展的進一步經驗總結和方向指引。

（一）對馬克思主義文藝反映論的賡續和發揚

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理論對文藝作為意識形態或觀念的上層建筑的判定，科學地闡明了文藝的社會本質屬性和功能。自從1919年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傳播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以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文藝作為上層建筑中社會意識的一部分，必然是社會存在的反映這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觀點便逐步深人人心，并深刻地影響著百年中國文藝的歷史進程。“文藝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的內容和性質以及它的產生和發展，歸根到底要受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的決定和影響。”文藝總是對特定時代社會生活的反映，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或快或慢地產生變化，并反過來給予這個時代偉大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理論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時代性論述的理論基石。恩格斯的“典型論”，特別是他強調的“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觀點，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要塑造時代經典形象的理論源頭。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時代性論述是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藝理論的立場、觀點、方法的繼承和弘揚，昭示著新時代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指導地位。

（二）對中國古代文論“正”“變”之說的融匯與超越

文藝是時代的晴雨表。從文藝作品中可以了解社會、體察民情這一觀念在我國詩學理論中源遠流長。孟子的“知人論世”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孟子?萬章章句下》）指出了詩歌和它的作者所處的時代密不可分，要充分理解作品，必須了解作者及其所處的時代。漢代毛萇在論及詩與時代關系時指出：“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是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毛詩序》）毛萇指出了文學的“正”或“變”，源于時代的“治”或“亂”。我國古代還設有“采官之制”，班固也指出了詩歌具有觀風俗知得失的功能，他說：“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漢書?藝文志》）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時代性論述與中國古代文藝理論有著深遠的思想淵源。比如劉勰《文心雕龍?時序》對文藝與時代關系的論述，“歌謠文理，與世推移”的思想，就貫穿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論述中。對于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清代趙翼“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等觀點，我們在他的講話中也可以看到。這些論述將文藝與時代、時勢、生活世界關聯起來，明確地表述了文藝關切時代、關切社會、關切人生的功能。所謂為時為事而歌，其實就是要求作家藝術家“感國運之變化、立時代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擔時代之責任。清初石濤有“筆墨當隨時代”一語，習近平總書記以此明確反對一味抄襲、模仿前人，認為那些沒有一點創新、毫無建樹之志之力、違背時代發展規律的作品很快就會被淹沒和淘汰。他還直接引用近代王國維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文學史觀，表達出他對新時代文藝應有、要有、必須有新作為、新氣象、新面貌，要有屬于“這一個”時代的審美品質和精神標識的期待。

（三）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論之歷史針對性觀念的進一步深化

毛澤東的《講話》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在20世紀40年代取得的標志性成果，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講話》對文藝時代性的論述貫穿全篇，具有明確的歷史針對性。在“引言”部分即指出，抗日戰爭爆發后，許多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和各個抗日根據地，但文藝工作者與根據地的人民群眾沒有很好地結合起來，文藝還沒有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組成部分。在“結論”部分的開頭又指出了《講話》的時代語境和主題，那是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抗日戰爭時代，民族解放是那個時代的主題。《講話》從實際出發，有著鮮明的問題導向，要求從思想上解決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中已經發生的爭論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來看待這個問題。他指出，新時代新征程是當代中國文藝的歷史方位，民族復興是當今中國的時代主題。文藝工作者要把準歷史方位，把握時代主題，“把文藝創造寫到民族復興的歷史上、寫在人民奮斗的征程中”。習近平總書記秉持問題導向，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文藝創作、傳播、思潮及創作主體自身修養等方面的問題。由此可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時代性論述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一脈相承和不斷發展的。它既是在吸取新中國成立70多年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也是在不斷推動社會主義文藝實踐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取得的新成效、新進展中提煉出來的。

總而言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時代性論述，以古今中外優秀的文藝理論作為重要滋養，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文藝實踐，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對文藝與時代的規律性認識，彰顯了鮮明的創新品質和實踐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