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美學精神的詩性洞照 ——《中華美學精神的詩學基因研究》叢書總序
關于中華美學精神的研究，近年來在美學界已有很多成果，展示出廣闊的學術空間。《中華美學精神的詩學基因研究》這套叢書則是其中的一簇小花，但是希望她能閃爍出獨特的光彩。中華美學精神當然是植根于中國哲學和中國美學的傳統之中，卻又是活躍在當下中國人的審美生活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當下的文學藝術精品創作的獨特魅力所在。我們對中華美學精神的探研，立足于中國文化的沃土中，著眼點卻是新時代的文學藝術的繁榮與發展。
加強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是新時代的民族復興大業的需要，也是我們這些理論工作者的使命所系。美學作為“三大體系”建設的重要學科內容，雖然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是特別需要中國特色的發顯與建構。我們之所以從詩學作為基因的意義上來探討中華美學的理論形態，也是立足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文化立場。
傳承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于筆者及我們這個團隊而言，應該是我們的職責所在。我自己在近30年的中國美學研究中，一直是從當代的視域中來闡發、提煉中華美學的一些具有理論價值的范疇與命題，因為它們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標識。
中華美學精神關乎傳統，也即優秀的中華文化傳統。它并非是孤立的或靜態的，而是“中國精神”的審美層面，而且是在不斷地傳承著和發揚著的。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10月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提出了“中華美學精神”的重要命題，是將其放在“第四個問題：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這部分中進行闡述的，因此，可以視為中國精神的美學層面。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中華民族在長期實踐中培育和形成了獨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規范，有崇仁愛、重民本、守誠信、講辯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強不息、敬業樂群、扶正揚善、扶危濟困、見義勇為、孝老愛親等傳統美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規范，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價值。我們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中華美學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制，講求形神兼備、意境深遠，強調知、情、意行相統一。”
這是對中華美學精神的集中表述。由這段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中華美學精神”是在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前提下提出來的，也應是說，中華美學精神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美學部分。這里所說的三個“講求”，是以文學藝術為落腳點的，也可以認為，這三個“講求”，是集中體現在文學藝術史和不斷呈現的文學藝術作品中的。這三個“講求”，其實也是融合提煉了許多中國文藝理論的核心理念和命題才提出來的。我這樣理解三個“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是文藝創作中的審美運思的獨特方式；言簡意賅、凝練節制，是文藝創作中審美表現的獨特方式；形神兼備、意境深遠，是體現在文藝作品存在的獨特方式。所謂“獨特方式”，是指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文藝發展中形成的屬于自己的審美觀念和操作方式，也是中華美學精神在文學藝術中的呈現。當然不能孤立地認識和理解這三個“講求”，但我以為這的確是命題的方式對中華美學的最為精到的抽象與升華了。
中華美學精神雖然并非固化的存在，也并非具體的形態，但它又是非常充盈的，呈現于中國的文學藝術的作品之中。中華美學精神當然并非是僅存在于某一門類，而是遍布于各種藝術門類之中的。從理論的角度進行考察，那么，無論是詩論、詞論、畫論、書論和樂論等，都有著貫通一體的屬于中華民族特有的美學氣質。而在其中，詩學對其他藝術理論來說，有著更為基礎的、更為先在的地位。我們所說的“詩學”既不同于亞里士多德的“詩學”那樣寬泛，也不僅限于詩論，而是包含了文學各樣式的批評與審美觀念的有關理論資源。一些重要的美學觀念，雖然是遍布于各個藝術門類的，但卻是在詩學傳統中更為系統、更為鮮明，更能代表中國文藝理論的民族特色。《中華美學精神的詩學基因研究》這套叢書作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就是要以中國詩學為著眼點來把握中華美學精神的來龍去脈。既要深入探討中華美學精神的基本內涵，探尋其在主要藝術門類中的體現，再要以此為中介，把握中國古代詩學觀念對主要藝術門類的美學觀念的原生作用，從而全面闡發中華美學精神的內在機理，且使其當代的精神活力得到充分弘揚。先秦時期的儒家文藝思想就尤為重視詩學的功能，如孔子將學詩作為通向禮樂的津梁，主張“不學詩，無以言”，又將《詩》和禮樂作為培養君子人格的文藝教養方式，強調“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禮樂文化作為中國古代文明的典型體現，是與詩分不開的。而先秦時期對于《詩》即《詩經》的詮釋與評價，后來演化為對于一般詩學的理論發源。相對于其他門類的藝術來說，詩學一些經典概念及其闡釋，已是相當系統而豐富的。如詩學中關于“賦、比、興”的理論闡釋，很早就確立了關于詩歌藝術表現方式的基本結構。而興后來演化為“感興”，又成為中華民族藝術創造的原發性的根本方式。我堅持認為感興是最能代表中國文學藝術在創作發生及到表現的獨特方式的，因此，先后撰寫和發表了關于審美感興的一系列文章。關于中華美學精神，我也主張，感興是關于文藝創作的根本性范疇。無獨有偶的是，文藝理論家陶水平先生和黃力之先生也和我持同樣的觀點。2014年10月的文藝工作座談會召開之后，我就特別關注于中華美學精神的研究，在《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3期開辟一個專欄探索“中華美學精神”的內涵。我的一篇文章是《試論中華美學精神的基本特質》，同欄第二篇文章就是陶水平先生的《深化文藝美學研究弘揚中華美學精神》一文，文中的第二節就是“興論美學是中華美學精神最生動的集中體現”，第三節是“興論美學是中華藝術與美學精神的文化原型”，第四節則是“興論美學對于彰顯中華美學精神的重要意義”。無疑地，陶水平先生是以感興作為中華美學精神最集中的體現的。葉朗先生的《現代美學體系》一書，把審美感興、審美意象和審美體驗作為其美學體系的三大核心范疇。王一川先生的《意義的瞬間生成》一書，也是專論感興的著作。李健先生有《比興美學》等著作。感興論在中華美學精神中是一個核心的要素，這也是我所堅信不疑的。在這套叢書中的第三本《感興作為中華美學精神的核心觀念及其詩學基因》一書，從不同側面，系統地闡發了這種觀念。本書以感興觀念為焦點，透視詩學中的“感興”論作為核心觀念對中華美學精神的升華。我對詩學中的感興論高度重視，發表了一系列感興審美的文章。在我看來，感興在詩學中講的是“觸物起情”，由感興方式創作的作品，也被認為是創造藝術精品的最佳方式。感興體現著中國人在審美方式和創作思維與西方美學的明顯不同。感興觀念是建立在中國人的“天人合一”的基本世界觀上，是以人與自然的遇合作為最佳創作思維方式的，這是與西方的“天才”創作觀有明顯不同的。感興在中國人的審美意識中是起著深層的主導作用的。
叢書要回答中華美學精神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問題。由劉潔博士執筆的第一卷《中華美學的精神之本與詩學之心》，對中華美學精神的深層根性基因作了深刻的思考與分析。是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的核心是“精神之本”，提出中華美學精神研究的方法論起點應該是中國的“精神之學”，并通過思想史的追索和歷史文獻的梳理、分析與闡釋，證明中國的“精神”范疇以及由此推衍思想史邏輯本身就是美學的和詩學的。而中國的“精神之學”中的生成思維、轉換邏輯應該是中華美學精神的本質特色。下編核心是論“詩學之心”，提出中國“精神之學”有一個從“性命之學”向“性情之學”再“向”心性之學的進展，并認為這與中國文人審美生活、美學趣味、人格境界的養成經驗根本一致，而這一精神的成長的深層推力即是中國人的整個人生都須臾不離的“詩學詩教”。進而得出結論，“詩心”是中華美學精神中最具強大活力的基本基因。這一卷，正面回答了本課題提出的最基本的命題。
對于中華美學精神而言，文學、繪畫、書法、戲曲、音樂等藝術門類的創作，文論、畫論、書論、曲論、樂論等的理論批評，都有無所不在的體現。而中國古代詩學，往往在其中起著原發性的作用。如意象、意境、比興、美刺的觀念，都是源于詩論的。叢書由董希平教授主編的第二卷《中國詩學對構建美學精神的原生功能研究》，就是以此為研究對象，在一些重要的藝術門類的文藝批評中掘發其詩學根源。是書考察中華美學精神在以文字、線條、色彩、聲音為主要媒介的基本存在因素，探尋這些門類的核心美學概念、思維、邏輯等發生、發展與運行機制，并從中追溯到其詩學的發生軌跡。是書將諸多藝術門類創作與評論中的中華美學精神的基本內涵呈現出來，并揭示其詩學基因作用于其中的原生功能。
中華美學精神在中國人的精神譜系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加強文化自信，就要深入理解、研究中華美學精神的實質與內核。也許如劉勰所言，“既乎篇成，半折心始”，但我們一直在路上。
叢書的面世，意味著這個項目作一個小結，這也是我們向祖國獻上的一瓣心香！
我們會一直努力，把中國美學的學習和研究推向一個新的境界！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資深教授、人文學院院長，中國文藝評論（中國傳媒大學）基地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