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關于城市文學，還應該談些什么？

城市文學必然是城市的和文學的。城市對我而言是立體的、構架復雜的、抽象的、流動的；在文學作品中書寫一座城市無疑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因為城市過于龐大，流動性強，作家再怎么寫也只能寫到城市的一角。兩千多年前，中國便出現了城市，城市文學有其可尋根的文學傳統。改革開放四十年來，農村人口比例不斷下降，城市人口日益增加。城市的擴建，正是通過推倒一堵堵泥墻、木墻，建起混凝土建筑、鋼鐵建筑逐漸實現的。因此，當下談論的城市文學，我覺得更應該是新城市文學。

提及城市文學，免不了要提鄉土文學。以鄉土文學、小鎮文學與城市文學來做分類，想必很多人不同意，因為其中必有跨鄉鎮、跨城鄉的文學作品。我想說的是，鄉土文學有過黃金時代，出現了重要的作家和代表性作品。作為文壇頂梁柱的五〇后、六〇后作家，他們保持著鄉土文學的傳統，維持著鄉土文學的秩序，維護著鄉土文學的尊嚴；作為創作主力的七〇后、八〇后作家，一定程度上傳承了鄉土文學的基因，叛逆精神隱藏在他們的創作當中；而作為新生力量的，幾乎跳脫出鄉鎮、長時間生活在城市當中的九〇后、〇〇后，難以在短時間內寫出成熟的城市文學。就像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社會發展日新月異，新城市文學就像是一個“暴發戶”，仍然在膨脹，尚未徹底穩定；仍然在沉淀，尚未出現有足夠分量的代表性作品。

也許，正因為處在膨脹發展的過程中，新城市文學具備了無盡的可能性，不確定的事物更具有探索的吸引力，新城市文學的發展可以是多樣的。此處關于新城市文學的設想，只是我作為一個青年寫作者的憧憬。中國大陸的最南端，瀕臨廣闊的太平洋，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這里城市化高度發展。大灣區城市群，也許是提及“城市”這個詞的時候，最容易讓人想到的地方之一。廣州、深圳、香港、澳門都是一線城市，佛山、東莞、珠海則是準一線城市。如此龐大的城市森林，能否成為未來城市文學的主戰場？

我是廣東人，在肇慶出生長大，在廣州、佛山、江門都生活過相當長一段時間。在這些典型的南方城市，新老城區融合，老城區有著上千年歷史，新城區則規劃整齊、高樓林立。近幾年，陳崇正、王威廉、朱山坡、唐詩人等人提出新南方寫作的時候，我對新南方寫作的憧憬，城市文學無疑是一個重要方面。我希望能有一種全新的、成熟的、有力量的城市文學在南方出現，城市文學也會成為南方文學的一個新坐標。

當然，對于一個新概念的闡述，理應先有代表性的文本的出現，而文學需要漫長的時間去沉淀。新南方寫作的概念已經被提出且初具雛形，作為在新南方寫作范圍內寫作的青年寫作者，我希望新南方寫作更具鋒芒，代表一種新事物；新南方寫作當中的新城市文學，應該是顛覆性的、革命性的城市文學。

二

王堯老師重提小說革命，引起了整個文學圈的討論。這個時代的小說創作應該如何革命？對此我的理解是，不妨把革命放置于具體方向，從一個點開始革命，就比如，放在城市文學上。

王堯老師重提小說革命的時候，我在出租屋里反省自己的寫作，是否具備想象力，是否具備先鋒探索意識，是否在以新的方式表達新的內容？作為一個青年作者，我只能從個人狹隘的寫作中尋找革命的可能性，我是否可以成為這個時代中為小說革命付諸力量的人？能否激活小說這門藝術當中尚未被發現的部分？或者，我是不是傳統寫作的信徒，參與了維持傳統寫作的秩序？是導致小說走向死亡的頑固分子？是即將被革命被淘汰的對象？小說革命是一個大議題，我把小說革命的可能性，細化為兩個方面：一是美學革命，我在《新南方寫作與幻想文學的可能性》這篇短文中有所提及，通過想象力，創造一種幻想美學，從而挖掘小說的內在可能性；另一方面是語言革命，具體體現在城市文學上。

鄉土文學擁有近百年的輝煌歷史，鄉土文學的語言系統深刻影響著后來的寫作者。所以當下的小說創作，即便寫城市題材，作家的文字當中，依舊透露著濃郁的鄉土氣息。扎實、樸素、充滿地方話，這些本沒有錯，可是站在小說革命的立場上，那套語言就是原罪，就是革命者應該推翻的舊事物。我無法概括城市文學的語言應該是怎樣的語言，只有在面對具體文本的時候，就像看見具體的樓房一樣，城鄉語言的差別就如城鄉建筑的差別，是可以一眼識別的。城市要想建立起來，難免要破壞舊鄉村，拆遷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就是這樣。

任何革命都講究破與立，城市文學在破壞舊的語言系統的前提下，建立新的敘事方式。以我個人狹隘的視野來看，城市文學的可能性，在影視化與畫面化的方向。不可否認，中國的城市題材，影視作品比文學作品發展得好。影視相對而言是新事物，比文學更直觀，作為市場產物的影視作品能夠跟上中國的城市化的發展速度。以香港電影為代表，由于地域和政治的影響，香港的現代化、城市化比大陸的大部分城市更早也更成熟，人的觀念更前衛，香港作為典型的超級城市，人的觀念里，更多的也是城市元素，即便四五十歲的人回溯童年，也難以回溯到鄉村，因此他們熟悉城市的內部細節，城市并非沙漠，而是森林。

影視作品給文學創作的啟示，首先是視野，其次是內心。一個文學創作者寫城市，先以畫面來呈現城市的面貌。例如王家衛的電影，不僅僅是講故事，故事可以破碎，但是環境的細節部分能夠放大一個城市的面貌特征。通過語言使故事畫面化是城市文學發展的一個方向。作家必須停下腳步觀察所在城市，就好像童年時熟悉家鄉那樣熟悉這座城市。城市的流動性大，觀察也應該是持續的。動態敘述往往追求干凈利落的故事，從而忽略環境因素，在城市語言建立起來之前，像以往描寫鄉村那樣描寫一座城市，本應該是城市文學需要走的第一段路。

現當代美國文學以及日本文學對中國的城市文學發展可以有更直接的影響和啟蒙。撇開翻譯腔以及語法、語序等問題，就文本而言，城市文學的氣質在這兩個國家（當然可能還有其他歐洲國家，只是我的閱讀有限，無法覆蓋）的城市題材文學作品中體現得更直接。由于可以輕松使用城市文學的敘述語言，這兩個國家的作家可以不必通過畫面化呈現城市的面貌，他們的作品中，一兩句話就能展示現代氣息以及城市的風度。他們在走城市文學的第二段路。因此，城市的范圍擴大并不是真正實現了城市化，城市的成熟度才是檢驗城市化的標準，推倒青瓦土墻并未改革成功，人的觀念的現代化才是終極目標。

三

語言革命和美學革命的結合，城市文學和幻想文學的新嘗試是我對新南方寫作、對小說革命的期盼。

二〇一九年以來，我的寫作便以城市文學和科幻文學為方向，正因為這兩種文學的不穩定性，可以容許各種嘗試。近幾年，我寫了一系列城市文學作品，《月亮往事》《北海往事》《海邊別墅》《不死海拉》《紅房子》《莠》等，對城市文學的探索，除了著重于語言的重置與畫面的呈現，我花費了許多心思創造哲學意象。城市文學也難以容納過于復雜和龐大的哲學意象，因此還需要在城市文學的底色下，以科幻作為手段。二〇二〇年我創作了《海邊的西西弗》，二〇二一年創作了《西邊的阿波羅》《狄俄倪索斯俱樂部》《繆斯》。這幾部小說的故事雖然并沒有架設在特定城市里，甚至不在同一個空間維度，但我以創造時空的方式虛構了這些“城市”。這些“城市”被虛構出來，是為了容納更大的美學意象。

自以為是的創造和努力也不過如此，以上所提及的作品都經歷了坎坷才獲得認可。新事物往往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被接納，這是使我保持耐心的自我安慰。現代生活中，時間是破碎的，在碎片化的時間里，信息堆積如山，寫作是艱難的，不由得提出幾個疑問：沉浸式閱讀的有幾個？文學探索和小說革命帶來的影響到底有多少？在重提小說革命的節點上，青年作家該何為？

以上是一個九〇后寫作者狹隘的主觀想法，沒有多少論據。一個寫作者還是保持寫作者的率真為好，多歧為貴，不求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