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東 海勒根那 王族：“作家首先要清楚文學的力量，清楚文學對于一個時代的意義”
編?輯：感謝三位作家應邀接受問答。首先想問的是，三位作家是哪一年加入中國共青團的？還記得當時從填寫入團申請書，到正式宣誓入團時的心情嗎？有沒有保留著一枚團徽，或者其他具有紀念意義的實物？回答這個問題可能需要您打開記憶的閘門，很期待三位作家能根據自身的親歷，提供真實可感的細節。
劉建東：我入團時間比較晚，在一九八三年，我上高一時。具體的細節已經忘記了，但永遠記得當時告訴我已經是團員了的班長的模樣，記得我們當時教室的平房以及并不怎么明亮的窗戶。至于入團的原因也很簡單，很單純，覺得要上進的人都要入團。還記得我當時的班主任老師，他剛剛從師范學校畢業，是個朝氣蓬勃的青年，和我們打成一片，像朋友一樣。直到現在，和老師見面，都感覺像是回到了從前，回到了三十多年前。
海勒根那：我大概是一九八八年加入共青團的。我們家鄉在科爾沁蒙漢雜居的地方，我讀書的那所鄉村中學位于鄉政府附近，很多學生每天要徒步走上兩到五公里才能到達，那時自行車還是奢侈品，只有一小部分學生才有。但這并沒減弱我們上學的熱情，每天清晨或者黃昏，背著沉重書包的孩子們都會三五成群地往返于塵土飛揚的小路。那時科爾沁還很閉塞，我們這些小伙伴很少有出過遠門的，有的連火車都沒見過，以至于面對地理考試的填空題“中國的首都是哪里”，竟然也鬧出笑話，有填上海的，有填廣州的，花樣百出。初一的時候，我便響應團組織號召第一批寫了入團申請書，不過到了初二的下半學期才被批準入團，原因是冬季鄉村中學教室取暖，需要每個學生交夠一定斤數的燒柴，而我每次都不能達標。父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我寄居在親屬家，那些到學校送苞米瓤子和秸稈的毛驢車與馬車沒有一輛屬于我，我只能趁傍晚放學去田地里撿拾。被收割后的田野空空蕩蕩，連沙坨子里的荊棘草都僅剩了根須，我根本湊不夠交柴任務。班主任老師后來知道了我的情況，特別向校團支部申請，批準我入團。終于成為一名共青團員了，少年的我眼淚都流出來了，面對團旗宣誓的心情也可想而知。
王?族：我一九八五年加入中國共青團。當時的情況是，我的小伙伴都已經是共青團員了，而我因為轉學到了一個新學校，老師要了解和考察我，所以等待了一段時間。等待讓人焦急，甚至惶恐，我害怕自己從此掉隊。那個年齡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認知能力都很有限，所以直到現在我依然對當時的情形記憶深刻。后來突然有一天，老師通知我可以寫入團申請書了，我懷著激動的心情，顫抖著雙手寫下了申請書。正式宣誓的那一刻，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樣子，但是同學們后來告訴我，我當時臉紅撲撲的，好像心里憋著什么。我想，那一刻的我因為內心激動，但又無比幸福，似乎在言行上已無法自我控制，好像被一只大手牽著向盼望許久的彼岸靠近，而那只大手就是共青團。那一刻，我覺得自己獲得了一種幸福的成長，那種感覺持續了很長時間，讓人記憶深刻。
編?輯：青春是我們的人生旅程中最絢麗的一站，當您是一位團員時，是否積極參加團組織的志愿服務活動？如果您已年滿二十八周歲、不再保留團籍，當您回望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時，是否還能看見自己煥發著青春朝氣、積極投身于社會實踐的身影，當年加入共青團對您的人生理想產生過哪些影響？期待您為讀者講述屬于您的共青團員故事。
劉建東：大學時期的每年春季，學校都會組織學生去蘭州南面的皋蘭山上植樹。和在平原上植樹不同，我們要先爬上山去，再植樹，等開始植樹時已經疲憊不堪，但仍然興致勃勃。在我印象里，當年干旱少雨的西北到處都是光禿禿的山，漫無邊際。過了二十多年再次去西北，感覺山好像綠了許多，不知道那些披著綠裝的山脈深處，有沒有我種下的一棵樹。
回望當年，仍然能夠觸摸到當時年輕的自己對知識的渴望、對理想與未來的敬畏。那時候的理想是單純的，直線的，不拐彎的。大學時期的青春歲月對人生的影響是有決定意義的。那時候感覺不到滿足，從來都處在對未知世界的饑渴狀態中。大學時，幾個青年團員、幾個對文學有著宗教般熱情的中文系學生聚在一個班、一個宿舍，我們寫作、爭論，一起辦一本叫作《菩提》的文學刊物，自己編自己寫。現在看來，雖然那時候寫的東西并不成熟，卻總是有一種新鮮、陌生和好奇在激勵著自己。而有關文學的夢就是從那時起，慢慢地成為生命中的一部分。
海勒根那：剛剛說到我的家境，也正因如此，我只讀到初中就輟學了。我十八歲出門打工，到遙遠的呼倫貝爾去，一直在社會最底層做各種工作，所以團組織對我來說遙不可及。不過，一個人漂泊在外為生存拼搏，我從來沒有放棄過自己，自覺遠離社會的污穢和糟粕，始終保持向上的勇氣。勞累之余，我也不忘讀書，特別是那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主人公保爾·柯察金的形象像春風一樣激蕩著我。后來我學會了寫作，創作了許多硬漢般不向厄運和惡劣生活低頭的小說人物，我在以另一種方式昂揚青春。值得一提的是，二〇〇五年的時候，已在當地小有名氣的我加入了市級青聯，并當選青聯副秘書長一職，力所能及地為青年團體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王?族：成為共青團員后參加過很多活動，作為志愿者去鎮上的一位老紅軍家打掃衛生的事，我現在仍然記憶猶新。前后幾次我們都很快干完了活兒，卻沒有急著走。因為我們聽說老紅軍有很多故事，覺得他很神秘，我們還曾悄悄商量，怎么樣才能讓他主動把故事講出來，而不是我們忐忑不安地提出請求。一天，他看出了我們的心思，笑著問我們是不是想聽故事。我們異口同聲回答了一個字：想！于是他給我們講了他們當年夜晚堅守陣地，擊退敵人三次進攻的故事，我們聽得津津有味。他講完后撩起褲子，讓我們看他腿上的傷疤。一位同學問他疼不疼，他說當時疼；那位同學又問現在還疼嗎，他笑著說現在甜，因為這是一種榮譽。我雖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話，但是心里隱隱約約感覺到他的意思。最后他說，我那時候也就像你們這么大，但我不是共青團員，遺憾啊！直到現在，我仍然記得他這句話。也許未來，我會把他和他的事寫一篇小說。
編?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新時代的中國青年順應時代需要，積極投身國家的發展建設，他們是創造中國故事的鮮活力量，在助力脫貧攻堅、關愛留守兒童、社區治理、鄉村振興、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等等領域開展工作，用實際行動貢獻自己的青春力量。作為一名活躍于中國文學現場的作家，在您的現實主義創作實踐中，有沒有以新時代的中國青年為故事原型，塑造有溫度、有內涵的人物形象，寫出相關的文藝作品？
劉建東：大學畢業后我在工廠工作過十年的時間，我工作的時間段正是中國國企經過改革開放初期的爆炸式生長，之后慢慢地自我消化、掙扎、過濾的過程，工廠里青年工人的成長是與時代同步的，他們的成長中有喜悅也有苦痛，于是我寫了反映他們的生活、工廠精神譜系的系列中篇《閱讀與欣賞》《黑眼睛》等多部，還寫了一部更深層次地探尋他們的精神家園的長篇小說《十八拍》。這些作品我是滿意的，因為那是通過我，一個曾經的在場者的眼睛，用文學的形式觸摸到的真實的有溫度的人。
海勒根那：在我的短篇小說《請喝一碗哈圖布其的酒》里，整個蒙古族牧村唯一的漢族人就是一位新時代的青年，他從浙大畢業，是“上邊”下派來的牧村第一書記，帶領村民脫貧致富奔小康。彼時，全牧村人正在熱熱鬧鬧地開“豐收會”，村集體請客，殺豬宰羊，其中一段描寫這個南方來的“小個子”青年，他本來代表村委會向“遠方客人”和鄉親們敬酒，反倒被鄉親們敬了酒。這幾年哈圖布其牧村紅磚藍瓦，窗明幾凈，牛肥豬壯，綠水青山，老鄉們感激這個致富帶頭人，感謝黨和政府，這個酒當然要敬。第一書記雖然酒量不行，可“人逢喜事精神爽”，他連喝了“草原三杯”，竟像一個騎馬的蒙古漢子那樣，盡管搖搖晃晃卻沒倒下去。中篇小說《巴桑的大海》里，從小沒有父母、身殘志堅的青年巴桑，即使沒有雙腿，也立志要實現自己的夢想——走遍全世界。他先入馬戲團做了一名馴馬師，跟隨戲班走過了大江南北，后來又克服了種種困難當了一名遠洋捕魚船的水手，最終走向了汪洋大海。并且，他把所有賺到的錢都捐給了二戰的傷殘老兵和世界各地的殘疾兒童，最后他為了救一頭誤入漁網的鯊魚而葬身大海。我在小說創作談里寫到，當巴桑的形象在小說里漸漸清晰時，他也有了生命的溫度……
王?族：我曾在駐昆侖高原的阿里軍分區當過兵，多年來一直為昆侖軍人和昆侖精神所觸動，于今年創作完成了反映昆侖軍人頑強拼搏、無私奉獻精神的長篇小說《雪公里》。該小說描寫了二十歲左右的戰士（基本上都是共青團員），以血肉之軀堅守邊防，以無畏的精神和不怕犧牲的壯舉，維護國家安定的故事。小說以駐守在葉城零公里的阿里軍分區汽車營為描寫對象，講述了汽車兵在一次上昆侖山執行任務的過程中，在先后遭遇風雪侵襲、高山反應、身體疾病的情況下，依然艱辛巡邏的故事。他們在饑餓的時候，用身體堅持；在危險的地方，用意志堅持；面對艱巨的任務，用信念堅持。哪怕死，他們也要到達最高的邊關，也要讓界碑牢牢佇立在邊境線上，把邊關軍人的精神傳遞下去。他們牢記軍人的職責和使命，他們的家國情懷和使命擔當，是當今社會最寶貴、最值得傳頌的。
編?輯：“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于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一部長篇小說，書中的保爾·柯察金是作家根據自己的生活描畫出來的青年革命戰士的形象，他勇敢、堅強，擁有頑強的毅力，曾經影響了無數中國青年。請問在您的成長過程中，您受到過哪些文藝作品中積極正面的人物形象的影響？您覺得適合推薦給青年閱讀的作家及作品有哪些？
劉建東：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人，大多數會受到文學作品或者文學人物的影響，因為那時可以閱讀的書籍是有限的。十幾歲時，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有《水滸傳》里的眾英雄、《三國演義》里的五虎上將，外國的除了保爾，還有《牛虻》里的亞瑟。尤其是亞瑟這一文學形象，令我印象深刻，那本已經卷了邊的書，我看了很多遍。
我推薦給大家的作家是約翰·契弗、威廉·特雷弗、卡爾維諾、王小波，他們的作品雖然不算什么英雄之書，卻都是生活之書。
海勒根那：除了保爾·柯察金，海明威《老人與海》里的那個老人，他“寧肯被毀滅也不肯被打敗”的精神，也曾經是我人生渺茫大海中一座時隱時現的燈塔。
我推薦給青年閱讀的書單里，應該有張承志的早期小說《北方的河》《黑駿馬》《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等；艾特瑪托夫的《查密莉雅》《第一位老師》《我的包著紅頭巾的小白楊》等；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一個人的遭遇》等。
王?族：對我影響最深的人物是王二小。小時候看過一本講述王二小故事的連環畫，小小年紀的王二小的勇氣和精神讓我震撼，當時就覺得他是值得我學習的對象。多年后，我還寫了一首名為《王二小》的詩。
編?輯：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中國文聯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式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到“文化興則國家興，文化強則民族強”，指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從時代之變、中國之進、人民之呼中，提煉主題、萃取題材”，要“守正創新”，要“讓人民成為作品的主角”“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等等。您認為文學應如何反映我們的時代？總書記在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對您今后的創作有哪些啟發？
劉建東：文學反映時代不是一句口號，而是要落實到作品上。我覺得作家首先要清楚文學的力量，清楚文學對于一個時代的意義，只有這樣，才能意識到文學的終極目的是什么。其次是要有新的人物。文學要貢獻新的文學形象，要真的能夠代表我們生活的時代、我們生活的空間；不是刻意拔高的，而是實實在在的、從生活中來的人物形象，是讓大多數人認識的形象。最后是要有新的講故事的方式。文學需要創新。關于如何更好地表現時代，表達我們對時代的認知，應該多嘗試，用不同的途徑達到最大化的藝術展現。
海勒根那：總書記提到的這些方針對社會主義文藝創作不無裨益。事實如此，文藝創作從來都離不開現實生活，離不開人民大眾。每一部文學作品中塑造的活生生的人物也都來自人民，是以某一群體的代表為原型提煉描摹出來的，離開這些，文學不免空洞、無味，只能是一潭死水。文學創作要順應時代，要描寫當下。世界日新月異，觀念總在落后，就像辛格的哥哥告誡辛格的那樣——“看法總會過時”，而生活總是那么真實而鮮活，我們有選擇性地記下這些逼真的、超乎想象的事物，是為了留住一個時代的縮影，從而啟示或警醒后人，哪怕是像錄像帶一樣作為多年后的史料。這是一個優秀的作家應該做的。
王?族：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國之大者”，就會知道怎樣去寫民族和歷史。
編?輯：最后一個問題，二〇二二年是中國共青團成立一百周年，也是《青年文學》創刊四十周年。《青年文學》是共青團系統唯一一家文學刊物，自一九八二年創刊以來，一直以培養青年作家為己任，在文壇享有“作家搖籃”的美譽。借此機會，請問您最早在《青年文學》發表作品是哪一年，標題是什么？從《青年文學》走出來的作家中，多數已成為中國文學創作的中堅力量，四十年來，《青年文學》匯聚了中國幾代作家的精品力作。請問，記憶中《青年文學》曾經有哪部（或多部）作品打動過您？
劉建東：我發在《青年文學》的第一篇作品是短篇小說《自行車》，發表于二〇〇一年第七期。后來陸續發過兩個中篇、四個短篇。我也感謝，在我的創作歷程中，有《青年文學》令人溫暖的身影。
大學期間以及大學畢業后若干年內，我訂閱了許多年的《青年文學》。可惜，后來隨著不斷地搬家，老雜志都已經丟失了。當年讀到《青年文學》發的鐵凝的《哦，香雪》、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真是驚嘆于故事的精致以及敘述的美妙。令我印象深刻的，還有王朔的《橡皮人》、劉醒龍的《鳳凰琴》等。
海勒根那：我沒記錯的話，第一個發表在《青年文學》上的短篇小說應該是《哀號遙遠的白馬》（一九九八年第五期），之后又陸續發表了《神秘頭羊》《父親魚游而去》《騎馬周游世界》等。記憶里，我第一次看到《青年文學》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是一本封皮破損的舊雜志，在鄰居小哥的書架上，里邊有一篇叫作《哦，香雪》的小說，寫了幾個嘰嘰喳喳去火車上賣雞蛋的鄉村小姑娘，我之所以記住了這篇小說，是因為她們讀來像我們牧村的“丫頭片子”一樣親切，又像詩歌一般美麗且溫暖，這些喚起了少年的我對純文學小說的熱愛。后來我真正長大學會寫作時才知道，那篇小說的作者名叫鐵凝，是一位了不起的當代女作家。
王?族：印象最深的是《青年文學》二〇〇五年第八期至二〇〇六年第十期連載的八〇后作家顏歌的小說《異獸志》，看完對她的才華深為欽佩。后來在魯院成為顏歌的同學，在一次話題為“先鋒與傳統”的研討會上，她坐在我身邊，問我如何看待先鋒與傳統的關系。我寫了一句話給她：所謂傳統，就是上一個時代的先鋒，延續到下一個時代，就變成了傳統，比如孔子，在他所處的時代絕對是一位先鋒，但到了今天這個時代，就變成了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