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眾多的關于“現代”或“現代性”的生成的論述中，“世界視野”“世界交流”或“世界意識”的產生被視為一個重要的標志。也就是說，現代并非只是古今之爭，也并非只是無限進步的時間觀念，還有一個“世界體系”作為參照，也是因為此觀點之重要，導致歐美學界對“現代”生成時間上認定的困難。眾說紛紜，分歧頗大。但也因為“世界意識”的形成，王德威據此把中國的“現代”的生成上推至晚明1635年。由他主編的英文版《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2017年由哈佛大學出版公司出版。此舉雖稱不上石破驚天，也足以振聾發聵。但遺憾的是，不習慣于討論同行的新觀點，或者對重要學術觀點的麻木不仁，已經成為中國學界的慣例。王德威的這一觀點遠沒有當年“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被壓抑的現代性”的反響來得熱烈。王德威在為該書寫的導言里說道：

“

《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起自1635年晚明文人楊廷筠、耶穌會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等的「文學」新詮，止于當代作家韓松所幻想的2066年「火星照耀美國」。在這「漫長的現代」過程里，中國文學經歷劇烈文化及政教變動，發展出極為豐富的內容與形式。藉此，我們期望向(英語)世界讀者呈現中國文學現代性之一端，同時反思目前文學史書寫、閱讀、教學的局限與可能。[1]

”

王德威論述晚明的現代性并非只是依據布羅代爾的“漫長的16世紀”，或者華倫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他同時在海德格爾的“在世界中”(worlding)做哲學的運思。海德格爾的“世界”并非一個世俗的商品交換的貿易的世界，而是一個神恩降臨的世界，世界具有大地詩意棲居的意義。但王德威看到這個觀念的哲學內涵的豐富性，去除其神學色彩，賦予其世俗意義。王德威說：“‘世界中’是世界的一個復雜的、涌現的過程，持續更新現實、感知和觀念，借此來實現‘開放’的狀態。”[2]確實，以這種眼光來看中國現代文學的生成就更有精神中國或有情中國的底蘊，未嘗不能打開一個無限豐富的中國現代文學再闡釋的空間。結合王德威一系列對中國文學史傳統的理解，其“在世界中”的現代性無疑是富有創造性的開掘。

在我們的論域規則內，不得不把視野拉回到百年前的中國文學。19世紀末期，幾千年的中國傳統社會遭遇西方列強侵略，西方的船堅炮利讓古老的中華民族震驚，讓清王朝恐慌。但中國的一大批有識之士意識到要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師夷之技長”，“以夷制夷”，中華民族才能強盛。19世紀末，一大批中國學子走出國門，到西洋、東洋留學。傳統中國文明面臨向現代文明變革轉型的歷史關鍵時期，在這一進程中，文學走在歷史前列。這不只是五四時期胡適、陳獨秀提出的文學革命，以及《新青年》雜志上發表的白話政論時評和小說詩歌，早在此之前，文學以其歷史敏感性，率先地表達對世界文明的觀察與體驗，記錄了中國與世界交往的現代形式，深化了中國與世界的人文關系。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展開討論。

百年中國文學開啟了世界面向，因而才能進入現代。現代中國作家懷著極大的熱情學習歐美文學，胡適發起“白話文學革命”很大程度也是受到歐美文學的影響。在此之前，1907年，魯迅發表《摩羅詩力說》，對歐洲浪漫主義文化給予高度評價，他要從中尋求“新聲”，“至力足以振人”。魯迅推崇拜倫、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密茨凱維支、斯洛伐斯基、克拉辛斯基和裴多菲八位浪漫派詩人，贊揚他們 “無不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隨順舊俗”。[3]雖然還是以文言文的形式寫出，但引來歐洲浪漫主義的文學火種，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無疑起到積極推動作用。五四時期，各種文學社團興起，門派繁多，其中“文學研究會”顯然受到19世紀歐美現實主義文學的影響；“創造社”標舉浪漫主義，其因緣當是歐洲的浪漫派。盡管在百年中國文學的進程中現實主義占據主導地位，這表明是中國自身的歷史需要起決定作用，但世界文學的影響一直在起重要作用。

進入現代的過程，也是進入世界的過程，而文學最具有歷史敏感性，它有著要打開面向世界的本能。這當然并非只是中國文學，世界各民族之間的文學交流，是文化交流和人民間往來最先行和最重要的方式。歌德早在1827年就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在與愛克曼的談話中，歌德說：“我相信，一種世界文學正在形成，所有的民族都對此表示歡迎，并且都邁出令人高興的步子。在這里德國可以而且應該大有作為，它將在這偉大的聚會中扮演美好的角色。”[4]文學是各民族人民相互了解學習交流最普遍有效的形式，在歌德時代，中國文學作品如《好逑傳》《玉嬌梨》《花箋記》《今古奇觀》《趙氏孤兒》等就有英法譯文，歌德通過譯文閱讀了這些中國文學作品，大加贊賞。1833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以國際主義的視野，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概念。

現代世界的生成，能夠讓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中的人民意識到同處于這個世界上，文學是最好的溝通橋梁。據嚴家炎先生的研究，陳季同的《黃衫客傳奇》是中國人最早用法文寫的文學作品，這部中篇小說雖然來自對唐傳奇《霍小玉》的再創造，嚴家炎認為它加入了許多富有時代感的新內容。人物性格和追求愛情的主題都有新的發展。而且可以看出陳季同在濃郁的風俗畫色彩描寫方面明顯受到19世紀法國文學的影響。[5]中國文學走向世界進程雖然緩慢，卻持續不斷，由最早的涓涓細流，經過百年的頑強走向世界，終于成就當今的氣候和陣勢。

現代之初，中國知識分子對歐美現代化高度重視，1920年3月上海《時事新報》連載發表梁啟超的《歐游心影錄》，雖然是政論體的著作，但也可以看成是文筆華美的游記大散文。作品記錄了一戰結束后梁啟超與丁文江、張君勱等7人前往歐洲考察的觀感。這部作品對“大戰前后之歐洲”有犀利的評判，作者著眼于文化視角，認為是西方文化出現了危機，進化論、功利主義和強權意志學說導致歐洲劇烈的民族國家矛盾，從而選擇戰爭來解決民族的崛起與衰落。作品觀歐洲而思考中國未來之命運，闡述了“中國人之自覺”的種種選擇和出路。百年中國文學記錄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自覺的心路歷程，既是一部打開外部世界的書，也是一部精神自傳。

或許在社會意識的總體性建構方面，現代中國沖擊乃至于廢除舊的體制比較有力，但要建立新的思想意識體系卻并不容易。張之洞提出的“中體西用”，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或者說只是一種繼承傳統和學習西方新法的說辭，并未成體系。現代中國的思想意識建構也只能是一個漫長的時期。但是，西方的知識確實可以如魯迅后來表述的“拿來主義”那樣，先講究實用適用，“用”的本身就是一個建設的有效過程。陸胤就文章學這一具體問題的探討表明，新的白話文學的文法，得益于通過日本的相關知識的學習，而引入西方的修辭學體系，這大大有效地基礎性地建設了中國新文學的文法。陸胤指出：“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間(1905年—1906年)，有一批明治時期日本修辭學家著譯的教科書得到譯介或援用，以湯振常的《修詞學教科書》、龍伯純的《(中學文法教科書) 文字發凡》(以下簡稱《文字發凡》) 、王葆心的《高等文學講義》為代表。這些著作最初涌現的時間點，正是清廷廢除科舉的時期，又值‘美術’‘美學’ 觀念次第引進之時。如同這些書籍各異的標題所顯示的，修辭學往往被視為‘文法’或‘文學’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借由這種學科混淆狀態，西洋修辭學帶來的敘事、記事、議論、解釋等‘構思’分類，得以與中國固有的‘文章辨體’傳統相對接，為近代文章學(尤其是文章分類) 充實新內容。”[6]西洋文法先是在晚清文章學中被運用，隨后白話文學革命才得以迅速取得實績。

現代中國要自強，要新生，要創造全新的中國，這是幾代仁人志士的渴求。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傳統文化趨于保守；在另一種視角看來，也可以看到：中國在任何歷史時期，世界上任何民族在任何時期，都沒有像現代中國人這樣頑強地學習世界上一切優秀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傳統中國尊崇祖訓，“敬德宗孝”，以儒家為正統的思想價值，不管是治國方略還是家庭倫理，都以“三綱五常”為上，“四書五經”則是文人學子的文化基礎。但在思想文化的創造革新方面，中國文化又具有兼容并包的精神。在西方各民族因為宗教打得你死我活的情況下，中國則可以完成“儒道釋”三位一體。中國文化始終有勇氣有胸懷吸收外來文化，兼容不同的思想。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則是統治階級的政治策略，并非文人學子的排斥異己。唐宋古文運動，雖然強調“文起八代之衰”，但也是借古之名，托古革新。直至近代“桐城派”之復興古文，也適應時代變化，不斷革新語言。連胡適也承認，“桐城派”的古文為現代白話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確實，中國幾千年社會之穩定，其政治上的制度性保守是顯而易見的，這也使他能夠進行三千年文明傳承而不中斷；但中國文化始終有兼收并蓄創化革新的活力，這也是事實。唯其如此，在展開現代轉型時，才能如此熱烈地敞開胸懷，容納世界各種優秀文化進入中國，為中國完成現代社會的創造所用。

在近現代引進世界優秀進步文化方面，嚴復(1854年-1921年)堪稱第一人。這位出身于福建侯官縣的鄉村子弟，當之無愧是中國近代最具影響力的啟蒙思想家、翻譯家、教育家。嚴復早年在李鴻章創辦的北洋水師學堂任教，直至任總教習，培養了中國近代第一批海軍人才，曾擔任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后出任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他翻譯的著作有：赫胥黎的《天演論》(1896年-1898年)，亞達·斯密的《原富》(《國富論》(1901年)，斯賓塞的《群學肄言》(1903年)，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1903年)約翰·穆勒的《穆勒名學》(1903年)孟德斯鳩的《法意》(《論法的精神》)(1904年-1909年)。嚴復不僅是一個翻譯家，而且他借助翻譯，闡述復法維新的新思想。他倡導赫胥黎的《天演論》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時代必進，后勝于今”的進化理論，推崇達爾文進化論和斯賓塞的學說。他在《原強》中提出，一個國家的強弱存亡決定于三個基本條件：“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慧之強，三曰德性義仁之強。”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思想的來源。他信奉 “教育救國論”，并以此身體力行，終身實踐。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里提出了“信、達、雅”的翻譯原則和標準。“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實準確地傳達原文的內容。“達”(expressiveness)指譯文通順流暢。“雅”(elegance)可解為譯文有文采，文字典雅。此三條準則對中國后世的翻譯理論和實踐的影響深遠，直至今日。

與嚴復翻譯幾乎同時，文學上的翻譯更顯規模，促使中國文學融入世界文學體系中去。在文學翻譯方面，閩人林紓(1852年-1924年)，字琴南，號畏廬，雖不通外文，1897年他與精通法文的王壽昌合譯法國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1899年在福州由畏廬刊行。這是西洋小說最早在中國面世的作品，愛恨交加寫得纏綿悱惻，悲痛欲絕，讓中國讀者為之動容，迅速風靡全國。林紓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商務印書館委以重托，請林紓專譯歐美小說。林紓先后與王壽昌、王慶通、魏翰、陳家麟、魏易、曾宗鞏等精通英法俄德語言的行家合作翻譯，精通外語者口譯，林紓迅即寫成書面漢語。雖然，林紓在文學觀念上崇尚桐城派，但他古文根底好，桐城派的古文也有與時俱進之意，林紓也對桐城派古文兼容白話做出貢獻，這尤其體現在他用古文體翻譯外國小說的譯文里。林紓在二十年時間里，共譯作品180 余種。林譯歐美小說成為現代初期文學上的一大亮點，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生成。林紓步入翻譯外國文學在中年之時，起步雖晚，但他矢志不渝。他在《不如歸序》里有言：“紓年已老，報國無日，故日為叫旦之雞，冀吾同胞警醒。” 由此也表明，他翻譯小說，還是志在為國人打開眼界，啟迪民眾，引來世界優秀文化，創建現代中國文化。盡管總體上林紓還屬于舊派人物，但他引來世界優秀文學，他對民族走向世界的渴求，對國家自強，民眾覺醒的志向，都表明他有傳統向現代起承之功。

這些大量翻譯的世界優秀文學作品(當然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著作)極大地影響了國民的覺醒。尤其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中國為了自身的進步和現代，奉馬列主義為理論基礎。也正因此，在文學上，中國以開放的心胸學習借鑒歐美優秀文學的成果。魯迅先生著名的說法“拿來主義”，就是立足中國，廣泛學習一切對中國有利有用的東西。現代中國的作家、詩人與歐美、日本的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魯郭茅巴老曹”自然不用多說，詩人如艾青、何其芳、卞之琳、馮至、李廣田等，理論家評論家如瞿秋白、胡風、馮雪峰、李健吾等，都是在向世界文學優秀經驗的學習借鑒中來豐富提升中國現代文學的思想和藝術含量。

據王建開的研究表明，清末民初，國人放眼看世界，西學東漸風氣日盛，翻譯事業蒸蒸日上，其中外國文學譯介蔚然成風。在清末民初的三四十年間，出版了近2000余部(篇)外國文學譯作。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各國文學譯介更加迅猛，據《民國時期總書目(外國文學分冊)1911-1949》統計達到4000多部，若以“五四”為界，1919年-1949年間出版的各國文學譯作至少4499部，并引起巨大反響。[7]這段時期的文學譯介一直是中國文化面向世界的最為壯觀的景象。“五四”時期新文學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大都積極地參與翻譯工作，魯迅、茅盾、郭沫若都有大量翻譯作品。胡適和羅家倫合譯的《娜拉》風行一時，也影響到魯迅提問“娜拉走后怎么辦”。巴金不僅個人的創作十分豐富，他也翻譯大量外國文學作品，在巴金誕辰 115 周年之際，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巴金譯文集》十卷本，精選巴金一生中的翻譯作品，其中包括屠格涅夫的《木木》《普寧與巴布林》《散文詩》、高爾基的《草原故事》《文學寫照》、迦爾洵的《紅花集》、赫爾岑的《家庭的戲劇》等。所涉及語種多樣，可見現代時期的中國作家對外語和外國文學的重視，也可見中國作家打開的世界面向之寬廣，也正因為如此，巴金成為一個有世界視野的杰出作家。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文學整體上關上了向世界文學廣泛學習的大門，但也并非緊閉大門，或者如一些研究者所言，只是出于意識形態需要翻譯少量外國主要是蘇俄的文學作品。據有關研究表明：《1949-1979 翻譯出版外國文學著作目錄》統計表明，1949年-1979 年中國共翻譯出版了五大洲85個國家1909 位作者的5677 種作品。[8]據劉立勝統計，1949年-1966 年共翻譯外國文學作品5442 部，[9]另據日本學者樽本照雄統計，清末民初翻譯小說4974 種。[10]兩廂對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十七年，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并不比晚清民初更少，這與人們一般印象大相徑庭。固然，在思想戰線上，只留下一道縫隙向蘇俄文學學習，即使如此，中國作家也從蘇俄文學中獲得了豐厚的素養。如普希金、托爾斯泰、果戈理、屠格涅夫、萊蒙托夫等“進步”作家。理論批評則從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普列漢諾夫等人汲取了不少養料。最后狹窄化和教條到日丹諾夫，導致理論批評的大批判化，只能配合各項運動行使上綱上線的批判。這不能不說是共和國文學之殤。

但是，即使在1966-1976這十年中，有關部門還給干部印發“灰皮書”和“白皮書”。[11]顯然，“灰皮書”不只是供干部批判蘇聯修正主義之用，也影響了一批青年人，他們從不同渠道拿到這些內部讀物。朦朧詩那群詩人，在“白洋淀”時期就常在北京趙一凡主持的沙龍里討論這類讀物。這或許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芒克那張“天空，這血淋淋的盾牌”；造就了多多“北方閑置的田野有一張犁讓人疼痛”這樣的詩句。固然，多多后來提到他在“文革”時期閱讀波德萊爾給他的震驚，他早期的詩歌深受波德萊爾的影響。事實上，1966-1976期間的知青群體都以不同的方式傳閱歐美文學名著，來滿足求知若渴的廣大知青。1966-1976這十年，中國青年以極大的熱情，冒著風險閱讀外國文學作品，這是百年中國文學的一個極富有精神象征的事件。

1976年后，中國再次開啟國門，自1970年代末期中國奉行改革開放政策，中國面向世界的態度更為堅定，也更為開放。而在文學上，世界優秀文學作品開始陸續重印或翻譯，1980年代中期有一個現代派文學的高潮期，這是以袁可嘉主編的《西方現代派文學作品選》的出版為標志，中國作家懷著極高的熱情學習借鑒歐美現代派文學。據葉水夫先生研究表明，在改革開放的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外國文學的翻譯出版更有系統性、更具規模。不但各個大作家作品以單行本形式不斷再版，一些新編的文學巨匠的全集或多卷本選集、文集，如《莎士比亞全集》(11卷)、《巴爾扎克全集》(30 卷)、《普希金選集》(7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選集》(7 卷)、《屠格涅夫選集》(13 卷)、《托爾斯泰文集》(17 卷)、《高爾基文集》(20 卷)、《司各特選集》(5卷)、《斯坦倍克選集》(4卷)、《海涅選集》(9 卷)、《斯特林堡選集》(3 卷)(以上人民文學出版社)、《狄更斯文集》(上海譯文出版社)、《莫里哀喜劇集》(4 卷) (湖南人民出版社)等，也陸續出版。現當代外國文學家如英國毛姆，德國布萊希特、倫茨、伯爾，法國莫洛亞，奧地利茨威格，加拿大阿瑟·黑利，美國亨利·詹姆斯、馮尼格特、貝婁、凱瑟、艾·辛格的作品都被大量翻譯過來。

文藝理論的翻譯也得到空前繁榮，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及上海譯文出版社合作，繼續出版1960年代初開始、1966-1976十年間陷于停頓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12種)、《外國文藝理論叢書》(50種)、《外國文學名著叢書》(200種)。為了促進外國文學研究工作，外國文學研究所還編輯了《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書》(100種)和《二十世紀歐美文論叢書》(30種)。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還出版了《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200種)。[12]

如果考察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對外國文學的翻譯，其成果是驚人的。而且更成體系，更具規模。據張沛的研究表明，大型叢書的出版，除了上面提到的幾種外，還有幾十種各種外國的理論、小說、詩歌、散文叢書不斷出版面世。“大型叢書的翻譯出版使文學譯介更加系統化，也大大促進了新文學史、新文學理論史的寫作。”[13]這些成體系的翻譯作品對中國文學發展，對當代文化的建設都起到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對大學的學術研究所起到的借鑒促進作用，當是不可估量的。近十多年來，一些高難度的個人著作文集得以翻譯出版，例如，由孫周興、王慶節主編的《海德格爾文集》30卷已經于201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既代表了德語翻譯工作的巨大成就，也對中國的人文學術研究起到積極的作用。

改革開放進一步打開了中國作家的視野，促使他們可以面對世界最優秀的作家及其作品來尋求自己的探索路徑。在文學創作領域，那些投身于探索和創新前沿的作家，如王蒙、李陀、莫言、王安憶、張煒、曹文軒、韓少功、閻連科、徐小斌、劉索拉、徐星等人，都對歐美現代主義給予極高的關注。至于更年青一代的“先鋒派”，每個作家身后都明顯站著幾位歐美及日本的大師。馬原之與馬爾克斯、博爾赫斯、海明威；殘雪之與卡夫卡；余華之與川端康成、卡夫卡、普魯斯特；蘇童之于馬爾克斯、卡夫卡；格非之與博爾赫斯；孫甘露之與博爾赫斯；麥家之與博爾赫斯、史蒂芬·金；李洱之與庫切與博爾赫斯……這個名單可以無限羅列下去。中國城市文學的先鋒邱華棟著有四卷本《親近文學大師的七十二堂課》，他集十多年功夫，潛心研讀外國文學大師的作品，其態度和熱情，感悟和見解，比之專業研究家另有一種獨到的價值。王安憶親自主編《短經典》叢書，可以說，當今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的作家研究外國作家會像中國作家這樣認真虔誠，這是一種對文學傾心奉獻的精神與對優秀文化學習的寬廣胸懷才可能有的。

1986年，莫言談到馬爾克斯和福克納對他的影響時說道：

“

我在1985年中，寫了五部中篇和十幾個短篇小說。它們在思想上和藝術手法上無疑都受到了外國文學的極大影響。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兩部著作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和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我認為，《百年孤獨》這部標志著拉美文學高峰的巨著，具有駭世驚俗的藝術力量和思想力量。它最初使我震驚的是那些顛倒時空秩序、交叉生命世界、極度渲染夸張的藝術手法，但經過認真思索之后，オ發現，藝術上的東西，總是表層。《百年孤獨》提供給我的，值得借鑒的、給我的視野以拓展的，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哲學思想，是他獨特的認識世界、認識人類的方式。他之所以能如此瀟灑地敘述，與他哲學上的深思密不可分。我認為他在用一顆悲愴的心靈，去尋找拉美迷失的溫暖的精神家園。他認為世界是一個輪回，在廣闊無垠的宇宙中，人的位置十分渺小。他無疑受了相對論的影響，他站在一個非常的高峰，充滿同情地鳥瞰著紛攘的人類世界。[14]

”

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開篇那一句“多年以后，面對行刑隊，奧里雷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將會回想起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這是2011年新版由范曄譯，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譯本。[15]1980年代在中國流傳最廣的應該是黃錦炎主譯的版本，莫言讀的可能是黃譯本，開篇那一句話略有不同。但這句話把小說敘述的未來時、現在時和過去時三種時態穿插疊加在一起，極大地啟發了莫言和其他中國作家。突然間使中國現實主義單一時間線索的封閉結構獲得解放，敘述人獲得了空間的自由。莫言才有在《紅高粱家族》里的自由豪放，他的語言才可絢爛奔涌。莫言在1980年代如饑似渴地閱讀外國文學作品，但他能保持清醒，立足于他生活的大地和經驗，他清醒意識到，要學習的是馬爾克斯們的寬廣胸懷和深刻思想。莫言和余華都談到卡夫卡的《鄉村醫生》中從馬棚里意外跑出來的兩匹馬，這也極大激發了中國作家探索自由度和想象力。[16]

很顯然，評價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作家和詩人以及電影導演和戲劇家，如何深受歐美、日本文學的影響，并非一件易事。原因無他，僅僅因為立場和固執己見，或者出于無知和望文生義。如果真正了解中國當代文學自1980年代以來的發展歷程，就可以看到，中國作家是如何在認真虔誠地學習世界優秀文學經驗的同時，開拓中國文學創新的道路。中國作家是如何在漢語兩千年傳統中，匯入這個時代的新感覺和新發現。這既是在一個千年變局的轉型時期發現小說，發現詩歌，也是發現新的漢語言，更是文學重新創造中國社會的形象，塑造中國民族的精神和中國人的心靈。這些優秀的中國當代作家和當代作品擺在那里，一定要視而不見，顛倒黑白；或者一定要指鹿為馬，惡意誹謗，那也沒有辦法。這不是靠擺事實講道理來討論學術，而是立場、價值觀和打造自己的金飯碗的問題。顯然，我們不能同意那些有意抹黑貶低中國當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觀點，對于我們來說，經歷過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優秀文學的洗禮，中國作家頑強尋求自己的創新之路，逐漸把中國傳統底蘊融合進時代的新感受中，把世界文學的經驗內化為中國文學的內涵，內化為自己的創作元素。

莫言的《紅高粱家族》雖然受到馬爾克斯以及其他的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的影響，但莫言講述了一個道地的中國高密東北鄉的故事——我爺爺余占鰲和我奶奶戴鳳蓮就是道地的中國人——高密東北鄉的人。莫言的《豐乳肥臀》可以看出受到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的影響，但兩部小說是在精神上相通，并沒有遮蔽莫言作品的強大。莫言講述的是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人民的苦難和反抗的故事，上官魯氏這個偉大的母親，在戰爭災難年代，把八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帶大。他們長大成人，命運多舛，既寫出20世紀中國歷史的劫難，也寫出中國人命運的慘烈和頑強。上官金童軟弱了一輩子，但到最后，抱著臨死的母親跳進河里，終于捍衛了自己的尊嚴，這就是中國人。莫言的《生死疲勞》無疑受到卡夫卡、奧威爾的影響，但是，中國的佛教元素也盡在其中。更重要的是中國當代史的變形記，以如此筆法寫出歷史本質的真實，語言的洪流與歷史的苦難相混淆，生命的堅韌與不屈的信念相貫通，這才是中國文學的本色質地。

《檀香刑》看上去是中國味十足，傳統山東地方茂腔，章回體，近代中國歷史變局，要說具有道地的中國民族本性毋庸置疑。但是，這部作品卻也未嘗不能說具有歐美現代主義或后現代主義的藝術特征。茂腔的歌唱性敘事穿過縝密的環環相扣的大小結構；眉娘的浪聲浪語與果敢的品性，在沉重的歷史大變局中任性穿越，最后竟然是她手刃了晚清最后一個劊子手。小說外在的大歷史與內在的靈巧變幻，讓人驚異在大歷史的宏大謀劃中，小女子的偶然失手卻能刺穿歷史。這種小說藝術，已經堪稱是世界優秀文學才具有的品性，它已然不只屬于中國文學，它全然融進了世界文學并且構成它最有魅力的一部分。正如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辭里所說的那樣：“世界文學何嘗被這樣春潮般的史詩所席卷呢?”

張煒在他的創作談中，在不同場合的演講中，以及多次的對話(公開對話)，都談到蘇俄文學對他的深刻影響。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艾特瑪特夫等，這些蘇俄作家的杰出成就，造就了張煒的文學也具有俄羅斯文學那樣寬廣、厚重、思想的深度以及不屈的精神信仰。《你在高原》10卷，犖犖大端，如高原更如大地，而這一大地是貫通著俄羅斯文學大地的自新大陸，這是張煒特別了不起的地方。張煒的文學整體上具有某種肯定性的意義存在。蘇俄文學在1980年代的歐美潮流中幾乎被淹沒遺忘了，只有張煒始終如一堅守這一片大地，并且再開墾和再創造，在這一意義上，張煒是唯一的。由此也造就了他的文學的這種大地屬性的唯一性。這就要更進一層去看到張煒作品的自然神性，這是他的作品的大地品性和精神旨歸的內涵。為什么在張煒的作品中死亡事件并不多呢?這與他的作品的自然神性是相關的。張煒信奉自然神性的哲學，所以他才有很多的苦惱和痛苦。張煒不要那么多的死亡事件，他寧可在無邊的大地上游蕩，尋找救贖的可能。正如張煒那么熱愛動物，他和動物總是能處在一個對話和凝視的狀態，他凝視那么多的小動物，這和他凝視同齡人的時候目光是一致的。他總是在自然的事物中——樹木、花、動物……他看到了生命中一種本真的狀態。在張煒的作品中，他相信自然是生命的一種依據，這個大地是有神性的，是有生命的，是有人性的，所以他只走在大地上。他的文學的大地屬性擁有生命，一直要尋求生命是怎么生存下去的?怎么去完成自我救贖的。張煒設想和自然在一起，自然的神性賦予我們重新復活的可能，因而張煒的作品是立足在這個大地上，在自然神性的歸屬性上，他的精神旨歸提示了在這個時代我們自我救贖的一種方式。在這一意義，豐厚的俄羅斯文學的精神養料，內化成了張煒的文學經驗和精神品性。

曹文軒深受外國文學的影響，他與1980年代的那些先鋒派略有不同，他更為廣泛地接受世界各國文學，更加偏向于19世紀古典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文學。但在他的作品中，并不能明顯地辨析出哪一個作家的影響痕跡，他已然把外國文學的優秀經驗化為自己的藝術品性。他關于文學的唯美主義理念，他關于人性永恒性和永恒的兒童性的觀點，他關于善惡的道德準則，他關于小說結構和語言的形式方法，所有這些，都是歐美經典現實主義文學觀念提煉的結晶，但曹文軒把它化為中國經驗的一部分。他的文學理念堅持認為，世界各民族最好的文學都是可以相通的，偉大的作家和偉大的作品在精神信念上具有同一性。他雖然是兒童文學作家，但他筆下的人物主要是青少年，其性格特征和行為心理，與人性的基本善惡標準并無例外之處。真善美、愛與人性、人道主義、正義這些價值觀，始終貫穿在他所有的作品里，這也是他的作品既會受中國少年兒童的喜愛，同時也為世界各國的少年兒童所接受的原因。2016年，曹文軒獲得國際安徒生獎，頒獎詞寫道：“曹文軒的作品讀起來很美，書寫了關于悲傷和苦痛的童年生活，樹立了孩子們面對艱難生活挑戰的榜樣，能夠贏得廣泛的兒童讀者的喜愛。”很顯然，曹文軒的小說不只是寫了中國少年兒童，他筆下的人物形象，具有世界的共通性，他汲取了世界文學的經驗，他又回饋給予了世界文學，成為世界優秀文學的一部分。

當然，鐵凝、張抗抗、閻連科、阿來、麥家、余華、蘇童、格非、北村、李洱、徐則臣等作家，他們的作品與世界文學同樣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從認真虔誠地學習借鑒，到融合進中國經驗、中國故事，最終成為中國文學的有機部分。世界文學的豐富和進步，從來不是某個民族獨立封閉自在生成的，也不是某個具有文化霸權的民族的文學一統天下，其他民族只能亦步亦趨模仿。世界優秀文學是各民族文學相互借鑒學習，本民族的優秀傳統與同時代的歷史現實涌現出的新的生活境遇和狀況，造就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文學特質，相互交流融合學習才生成世界文學的無限豐富的寶庫。而百年中國文學正是攜帶著進入現代的巨大的歷史沖力，帶著渴望和激烈的現實愿望，打開世界的面向，把世界帶進千年傳統，相互碰撞，形成時代的新質。正因為此，百年中國文學才開啟了自己廣闊的現代道路，才能講好中國故事，并且講出世界的中國故事，講出中國的世界故事。

實際上，1980年代以來中國新詩的變革尤其與歐美詩歌結下不解之緣。朦朧詩群體自芒克、多多、北島、舒婷、顧城、楊煉、江河、徐敬亞等詩人，他們憑著有限的對歐美現代派詩歌的閱讀，以時代郁積已久的濃烈情緒，混合造就了1980年代的心聲。歐美現代派詩歌是他們的超度之筏，使他們能越過語言和情緒的禁區，使現實主義規范化無法識別他們的語言體系。顯然，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也緩解了他們的壓力，使得他們以初生牛犢的匹夫之勇就可以打開世界面向，迅速融入已經遲到的現代主義體系。隨后來到的第三代詩人，以“非非派”的胡鬧拆解舊的詩歌語言規范表征，這使新詩的個人性、胡作非為、探索和創新都可以相互混淆。“非非派”直追歐洲的“達達派”，1980年代的詩歌革命變得無所不能，無所不可。它或許漏洞百出，缺乏循序漸進的建設性，但它確實使詩歌語言獲得了解放，使個人的創作獲得了想象力飛翔的可能，使情感的表達變得無拘無束……所有這些，都使中國新一代詩人比任何時候都接近世界詩歌，幾乎突然間可以同處于一個時空。中國新詩與世界詩歌終于具有同時代性。

第三代詩人以海子之死為一個時期的界碑，重新思考中國新詩和詩人自己的道路。在重新閱讀海子的詩歌之后，一種神圣性的精神信念與尋求新的肯定性的價值傾向，從第三代詩人中油然而生。1990年代有一定影響力的詩人為數眾多，不勝枚舉，主要有：歐陽江河、西川、王家新、鐘鳴、柏樺、翟永明、張曙光、蕭開愚、臧棣、姜濤、陳東東、于堅、韓東、朱文、藍藍、楊克、沈葦等人。雖然，他們之間也有立場、派別、小團體、價值觀方面的分歧，所謂“知識分子立場”與“民間立場”的盤峰論爭，其意氣用事反倒是一次對各自思想與價值觀的清理。不管其標榜如何，第三代詩人各自更清楚看到自己面前的中國道路，在世界與中國的關系中，在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與中國的當代性之間，后者越來越明確地成為面前的道路。這也使第三代詩人可以更加自如和自由地處理中國經驗與世界面向。1998年，歐陽江河發表《那么，威尼斯呢》，這首講述去威尼斯旅途的詩，卻把中國成都與威尼斯相混淆，“女護士在千里外問。針是一次性的，/用完就扔，但你拿用剩的紅藥水怎么辦?/一不留神弄到手上，夠你洗幾天的。” “干旱，被一把傘撐開了，/成都的雨，等你到了威尼斯才開始下。”詩人并不需要躲在歐美現代派的詩學藝術背后，他直接處理中國與世界的經驗。

1990年代以后，北島、多多、楊煉、張棗等詩人旅居歐洲，他們的詩與世界詩歌融合得更加深入，另一方面，他們的中國經驗也更加結實內在地沉淀在詩的精神內核中。1998年，多多寫下《早年的情人》：“為瘋人點煙的年齡，馬已戴著銀冠/尋找麥田間的思緒：帶我走，但讓詞語留下……” 詩人身處異國，思念故土的麥田，早年那北方田野里留下的犁，那種尖銳感已然為歲月滄桑所磨損。詩人的經驗歸屬于中國，詞語留給世界，留下的是屬于世界詩的一部分。

總之，百年中國文學以現代之力開啟世界大門，正是在與世界優秀文學的交流對話中，中國文學一步步走進現代，完成從古典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歷史過程。在與世界文學的對話中，中國文學從未忘記自己的歷史使命，這就是啟蒙與解放的現代重任。百年中國文學一步步完成自己的現代美學塑造，恰恰是在應對中國社會現實的召喚中，百年中國文學的現代美學才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具有中國的特性。這一世界面向的進一步開啟，也促使百年中國文學的藝術經驗更加豐富，進入到更高更復雜的藝術層次。這與回歸個人風格的現實主義本色的寫作相得益彰，各有秋千。這才形成198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的新氣象大格局，這才有進一步的后勁和道路拓展。尤其需要強調的在于，進入1990年代，中國社會的世界性面向敞開得更加全面，文學也與世界文學展開更加多面的交流對話，從而有效地推進中國文學融入世界文學。進入21世紀，中國文學在強化世界性的同時，更加明確了中國道路，也更加自信地走在中國道路上。

注釋

[1][2]王德威：《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導言》。本文的這段引文出自經王德威本人審閱的導言翻譯稿。

[3]參見魯迅：《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65— 66頁。

[4]參見歌德：《歌德談話錄》，艾克曼輯錄，洪天富譯，上海三聯書店，2016年版。

[5]嚴家炎：《一部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晚清小說》，《黃衫客傳奇》中譯本序，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頁。

[6]參見陸胤：《清末西洋修辭學的引進與近代文章學的翻新》，載《文學遺產》2015年第3期。

[7]王建開：《文學翻譯：西方觀念影響近現代中國社會的媒介》，載《外國語》2019年第4期。

[8]參見見中國版本圖書館：《1949-1979翻譯出版外國文學著作目錄和提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后編輯說明。另可參考李金樹的《“十七年”（1949-1966）翻譯研究：回顧與展望《外國語文研究》2017年第3期。

[9]劉立勝：《翻譯規范與譯者行為關系研究的社會學途徑——以晚清與建國后十七年間文學翻譯為例》，山東大學2012年博士學位論文。

[10]參見樽本照雄：《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木村佳文社印刷，1997年10月10日。

[11]當時是為了確保寫作班子寫好“九評”，需要組織另外的翻譯班子提供相關的參考資料，也即“炮彈”；同時供高級干部作為“內部參考”，于是有了灰皮書的制作。灰皮書的翻譯出版得到毛澤東的親自重視，若無毛主席的指示，顯然沒有人可以對此重大事件負責。灰皮書的出版始于1961年，隨著反修斗爭及國內外政治斗爭形勢的變化，前后情況有所不同。1963年到1964年是灰皮書的出版高潮，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被迫中斷，1972年恢復出版，至1980年結束，共出書200多種。1980年，由國家出版局統籌出版一套名為“現代外國政治學術著作選譯”的大型叢書，帶有類灰皮書性質，選題內容及發行范圍都有所擴大。1984年，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該項計劃也被“清除”掉了。可參見鄭異凡主編：《“灰皮書”回憶與研究》，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

[12]葉水夫：《大陸改革開放時期的外國文學翻譯工作》，載《中國翻譯》1993年第1期。

[13]引文來源為張沛的《百年中國文學與當代文化建設研究》成果打印稿第二編第二章。

[14]莫言：《兩座灼熱的高爐——加西亞·馬爾克斯和福克納》，載《世界文學》1986年第3期。

[15]此前有1993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吳健恒譯本，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流傳的版本有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版《百年孤獨》，1984年，高長榮譯，從俄譯本和英譯本而來。另一版本是1984同年晚一個月，由上海譯文出版社版《百年孤獨》，黃錦炎、沈國正、陳泉合譯，應該是80年代最流行版本。1991年，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再版黃錦炎等人合譯的《百年孤獨》。

[16]有關說法來自筆者對二位作者多次訪談的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