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1年12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一百年來，黨領導文藝戰線不斷探索、實踐，走出了一條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符合中國國情和文化傳統、高揚人民性的文藝發展道路，為我國文藝繁榮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這段話精辟概括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藝發展道路所具有的三個鮮明特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符合中國國情和文化傳統、高揚人民性。這三個鮮明特征，也是對黨領導下的百年中國文藝道路在各個重要歷史時期呈現出的共性特點的高度凝練。在這條篳路藍縷的百年文藝道路上，有兩座具有鮮明標識特點的路標：一座是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座是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22年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80周年，站在新時代新征程這一當代中國文藝的歷史方位，重溫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能夠感受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清醒縝密的實踐理性和強烈堅定的干預現實、改造現實的革命精神，在形塑和推動中國文藝實踐中所展現的強大動力，能夠感受到《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既一脈相承，又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歷史性新發展；既科學總結了新時代中國文藝經驗和文藝規律，又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指明了前進方向。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于革命戰爭年代，《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于和平發展時期，不同的時代語境賦予兩者不同的歷史使命和問題意識，對照兩者之間的繼承與發展，能給我們諸多啟示。

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時代語境和歷史使命：文藝是革命機器的組成部分

1942年5月，正值延安抗戰最為困難之時，在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召開了文藝工作者、中央有關負責人共一百多人參加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與作家藝術家交流探討，全面而系統地思考文藝問題。座談會圍繞“文藝為什么人服務”和“如何服務”這一中心問題，對文藝與社會生活，文藝與政治、革命的關系，文藝的審美特性，文藝的人民范疇，文藝的世界觀與創作方法，革命內容與完美形式，文藝的“源”與“流”，文藝中的階級性與人性，文藝該歌頌還是暴露，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創新，普及和提高問題，文藝批評的標準，文藝的統一戰線等，進行了深刻有力、通俗易懂的論述，全面總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文藝存在的各種問題，系統闡述了黨的文藝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為革命文藝開辟了新的道路。

毛澤東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那樣一個時期舉行文藝座談會，是由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決定的。毛澤東同志開門見山地說：“今天邀集大家來開座談會，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

(一)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需要掌握文化領導權

1942年，從國際形勢來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面臨最艱苦的關頭；從國內形勢看，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如何牢牢掌握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權和文化領導權這一重大時代命題。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和領導權問題產生過不同的爭議，走過不少彎路，有過血的教訓，最為突出的則是大革命時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提出“二次革命論”，認為中國民主革命只能由資產階級領導，革命勝利后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待資本主義發展后，無產階級再發動第二次革命，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政權，建設社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導致尚處于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放棄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一再妥協退讓，對農民運動采取壓制政策，不主張共產黨人掌握政權，建立獨立領導的革命武裝，致使大革命失敗。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后，鑒于大革命失敗的教訓，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確保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領導權，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得到空前發展。與此同時，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由于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但在1941年，國民黨反動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國共兩黨矛盾十分尖銳，共產黨在文化領域的實際領導權也遭到擠壓和破壞。同時，日本侵略者展開瘋狂進攻，連年自然災害造成糧食供給困難，政治、軍事、經濟均面臨嚴峻考驗。延安軍民廣泛動員，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共渡難關。在這個峻急的時刻，中國的文藝界向何處去，如何讓“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便成為一個十分重大的課題。

(二)“五四”以來的新文藝和革命文藝實踐需要作出理論總結

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另一個重要動因則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到的“五四”以來的革命文藝運動——“這個運動在二十三年中對于革命的偉大貢獻以及它的許多缺點”，哪些應該肯定，哪些應該贊揚，哪些必須反對，哪些必須駁斥，都需要給出明確的理論總結。

五四運動開啟并推動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入到了新階段，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在中國文化戰線或思想戰線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構成了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支生力軍在社會科學領域和文學藝術領域中，不論在哲學方面，在經濟學方面，在政治學方面，在軍事學方面，在歷史學方面，在文學方面，在藝術方面(又不論是戲劇，是電影，是音樂，是雕刻，是繪畫)，都有了極大的發展。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在哲學方面”，從柏拉圖到尼采，從馬克思到弗洛伊德、杜威，各種主張紛至沓來；“在政治學方面”，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思潮雜花生樹；“在文學方面，在藝術方面”，浪漫主義、唯美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等紛紛登臺；對待文化傳統，是“打倒孔家店”，還是“全盤西化”？“為人生而藝術”還是“為藝術而藝術”？文學藝術是天才的產物，永遠與大多數人“無緣”嗎？文學藝術是超階級的嗎？林林總總的思潮和觀點激蕩著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左聯”成立后，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如何糾正？種種問題考驗著正在爭奪中國革命領導權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中國共產黨如何以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和中國新文化新文藝，這一切客觀上為延安文藝座談會創造了巨大的理論空間。

(三)延安文藝界和當時的整風運動需要正確的指引

抗戰爆發后，大批知識分子、愛國青年從全國各地，包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甚至海外奔赴延安。他們的到來為延安的文藝創作增添了生機和活力。不少文藝家如柯仲平、何其芳等，為延安的簡樸生活、廉潔作風和平等的干群關系所感染，寫過熱情歌頌延安的作品。但不少文藝家從國統區來，接受的是人文主義思潮，標榜自由、平等、博愛，以舊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來投身新的環境、書寫新的環境，有些文藝作品出現脫離實際和群眾的“大洋古”(演大戲、洋戲、古戲)傾向，比如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搞關門提高，排演外國名劇，使老百姓對其敬而遠之；有的人借反對“功利主義”之名，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宣揚“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于暴露”，有些知識分子用激烈的言辭對一些現象進行諷刺和批評，“把延安描寫得似乎到處都是‘黑暗’”，出現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等雜文，與解放區實際的革命環境迥異；有些文章甚至被國民黨利用，大肆印刷散發以制造反共輿論，以此抹黑中共，等等。這些情況引起革命干部和群眾的不滿。如賀龍、王震曾批評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說：“我們在前方打仗，后方卻有人在罵我們的總司令。”“丁玲，我的老鄉啊，你怎么寫出這樣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礙？值得這樣挖苦？”這一切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言，延安文藝界中還存在著作風不正的東西，同志們中間還有很多的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的缺點，需要有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解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文藝界的思想混亂問題，使廣大文藝工作者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達到空前團結并進一步成熟起來，就成了中共中央的當務之急。為此，中共中央領導進行了分工，由毛澤東同志主抓文藝界的整風。在此之前，毛澤東同志先后發表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一系列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文章，揭開了整風運動的序幕。

二、《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時代語境和歷史使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距離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72年之后，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立足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新階段，就文藝工作在我們黨和人民事業中的重要地位，如何繁榮和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主義文藝，使文藝真正反映人民心聲、引領時代風氣，堅定文化自信，弘揚中華美學精神，為民族凝魂聚氣、為時代凝心聚力等重大問題，進行了精辟、深刻的論述。《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在繼承《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髓的同時，站在時代高度，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重要著眼點，結合新的歷史條件，結合古今中外的文藝實踐和豐富經驗，進行了重大的理論創新，多方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揭示了文藝內在的深層次本質規律，使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大眾化、現代化邁入新的歷史階段，為我國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開辟了廣闊道路，為世界各國文明的交融互鑒也提供了重要參考。

如果說，毛澤東同志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尚未取得成功，那么，習近平總書記發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一個有著14億人口大國的執政黨，歷史條件和時代環境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文藝的使命不再是“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而是要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助力。

(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提升文化軟實力

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為什么要高度重視文藝和文藝工作？這個問題，首先要放在我國和世界發展大勢中來審視。”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而實現這個目標，必須高度重視和充分發揮文藝和文藝工作者的重要作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判斷，這個判斷是當時基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多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國力的不斷壯大和國際地位的不斷躍升而作出的，不但有對現狀的評估，還有對世界發展大勢的預判。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之下，我們必須強化國家的文化軟實力，使中華文化成為世界主導文化形態之一，才能與中國的世界大國形象相匹配。因此，習近平總書記說：“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沒有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斷增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廣大的文藝工作者正是建設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生力軍。

(二)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需要發揮文藝的獨特作用

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賴以維系的精神紐帶，是一個國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礎。文藝在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方面具有獨特作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語重心長地列舉了社會上存在的一些問題，比如，“一些人價值觀缺失，觀念沒有善惡，行為沒有底線，什么違反黨紀國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當都敢做，沒有國家觀念、集體觀念、家庭觀念，不講對錯，不問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渾渾噩噩，窮奢極欲。現在社會上出現的種種問題病根都在這里。這方面的問題如果得不到有效解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難以順利推進。”因此，他提倡當代文藝更要把愛國主義作為文藝創作的主旋律，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要通過文藝作品傳遞真善美，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引導人們增強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榮譽感，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摒棄消極因素，繼承積極思想，“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三)創作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需要力戒浮躁之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優秀文藝作品反映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創造能力和水平。”“衡量一個時代的文藝成就最終要看作品。推動文藝繁榮發展，最根本的是要創作生產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沒有優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熱鬧、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鳴的。文藝工作者應該牢記，創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務，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靜下心來、精益求精搞創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可以說，多出文藝精品，繁榮文藝創作，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基本精神和核心內容，是目的和旨歸。習近平總書記在充分肯定文藝創作取得“顯著成績”“作出重要貢獻”的同時，也非常嚴肅地指出存在的種種問題。他之所以把多出文藝精品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來談，是因為“當前文藝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浮躁”。“一些人覺得，為一部作品反復打磨，不能及時兌換成實用價值，或者說不能及時兌換成人民幣，不值得，也不劃算。這樣的態度，不僅會誤導創作，而且會使低俗作品大行其道，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現象。”這些問題導致了文藝創作“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暗面；有的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把作品當作追逐利益的‘搖錢樹’，當作感官刺激的‘搖頭丸’；有的胡編亂寫、粗制濫造、牽強附會，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華、過度包裝、炫富擺闊，形式大于內容；還有的熱衷于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只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脫離大眾、脫離現實”。因此，他提出衡量文藝精品的“三精”標準：“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

(四)日趨激烈的意識形態斗爭需要確保文化安全

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增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加大對中國進行西方價值觀的滲透，意識形態領域的攻防戰日趨激烈。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批評了文藝界的一種現象，他說：“如果‘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把作品在國外獲獎作為最高追求，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東施效顰，熱衷于‘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絕對是沒有前途的！”這無異于對主流意識形態的消解，絕不僅僅關乎文化自信，更關乎文化安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前，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4月首次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確保文化安全。確保文化安全，首要在于增強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提高文化軟實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文藝工作的對象、方式、手段、機制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特點，文藝創作生產的格局、人民群眾的審美要求發生了很大變化，文藝產品傳播方式和群眾接受欣賞習慣發生了很大變化。對傳統文藝創作生產和傳播，我們有一套相對成熟的體制機制和管理措施，而對新的文藝形態，我們還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因此，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全面分析審視這一問題，就變得非常必要。

三、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和關于文藝工作系列重要論述是對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繼承與發展

1942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標志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形成。但講話全文并沒有立即在報紙上刊發，直到翌年10月才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盡管如此，《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各種方式在解放區和國統區逐漸得到了廣泛傳播，成為指導中國革命文藝的綱領性文件。它有效地厘清了文藝界、思想界的混亂和爭端，把五四新文學的大眾化、民族化理想變成了現實，顯示了理論上的前瞻性和指導性。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給抗戰文藝帶來了新的氣象。1943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下發通知：“毛澤東同志在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建設理論建設的事業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是毛澤東同志用通俗語言所寫成的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教科書。此文件決不是單純的文藝理論問題，而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的具體化，是每個共產黨員對待任何事物應具有的階級立場，與解決任何問題應具有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黨收到這一文章后，必須當作整風必讀的文件，找出適當的時間，在干部和黨員中進行深刻的學習和研究，規定為今后干部學校與在職干部必修的一課，并盡量印成小冊子發送到廣大的學生群眾和文化界知識界的黨外人士中去。”11月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再次強調指出：“毛澤東同志講話的全部精神，同樣適用于一切文化部門，也同樣適用于黨的一切工作部門。全黨應該認識這個文件不但是解決文藝觀文化觀問題的教育材料，并且也是一般的解決人生觀與方法論問題的教育材料。”這就使《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超出了文藝的范疇，具有了普遍的指導意義。許多文藝工作者在“整風”中檢討思想問題，轉移立場和感情，對文藝的態度逐步統一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上來，從根本上改造自己的世界觀，以飽滿的熱情深入到軍隊、農村、工廠的第一線，自覺開展起大規模群眾性文藝運動，創作出一大批適應抗戰需要、深受廣大群眾歡迎的優秀文藝作品，如歌劇《白毛女》，秧歌劇《兄妹開荒》，小說《小二黑結婚》《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王貴與李香香》《荷花淀》，木刻《減租斗爭》，等等。文學、音樂、美術、戲劇、舞蹈等各部門都以新的面目鼓舞了群眾的斗爭熱情，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這些鼓舞人心、影響廣泛的優秀文藝作品不斷被推廣到全國各地，有力推動了新民主主義文藝向群眾化、革命化和民族化的方向發展，成為紅色經典。王蒙說：“《講話》發表以后，在文藝創作上也有了很大的發展。我主要提兩個人，就是趙樹理和孫犁。趙樹理的《李家莊的變遷》和《小二黑結婚》，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動：世界上還有這樣寫小說的作家！他用農民的語言、用文盲的語言，你一念完全和老百姓的話一樣。另一個是孫犁，孫犁是非常堅守藝術標準的，他能把革命的內容和獨特的文體相結合。”與此同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影響了國統區的文藝創作，起到了很好的喚醒民眾的作用，包括一直影響到臺灣地區。王蒙回憶說：“1993年我被《聯合報》邀請訪問臺灣。接待我的是《聯合報》文藝副刊部的詩人痖弦。痖弦說：跟你講是實話，我們在臺灣最大的痛苦之一是沒歌唱。他說他上中學的時候去春游，剛唱一個歌，別人說不能唱不能唱，因為是冼星海的歌。那就唱個和政治沒關系的‘門前一道清流’，這個也不能唱，因為是賀淥汀的歌，賀淥汀曾任上海音樂學院院長，也加入了共產黨。這個不能唱那個也不能唱，想來想去竟然沒有一個歌能唱！我國自古有一個成語，叫‘四面楚歌’，戰爭是怎么失敗的？四面楚歌——它預示了精神的潰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開。在這次大會上，周揚作了題為《新的人民的文藝》的報告，明確指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新中國的文藝的方向，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地實踐了這個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的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作為新中國文藝的指導方向和綱領性文獻，《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由此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進程。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廣大文藝工作者遵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指引，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藝術方針，歌頌社會主義新生活，塑造文學時代新人，創作了一大批優秀文藝作品。但在“文革”中，“四人幫”肆意歪曲《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將其絕對化和工具化，使社會主義文藝遭到空前浩劫。

1979年10月30日，在第四次文代會開幕式上，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國務院發表了熱情洋溢的祝詞，提出新時期文藝工作的方針，明確指出文藝工作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是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次突破性的發展。

進入新世紀以來，文藝界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圍繞“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建設和諧文化”“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文化強國”等時代主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文藝創作實踐，讓《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煥發出真理力量。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立足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在繼承《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的基礎上，發表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此后，又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全國政協文藝界社科界委員聯組會，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專家代表座談會，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相繼發表重要講話，這一系列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深刻總結了中國當代文藝的新形勢、新問題，站在時代的高度，為中國文藝從高原邁向高峰，提出了一系列卓有見地的科學論斷，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樹立了又一座里程碑。

(一)堅持和深化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思想和創作導向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列寧曾說過：“藝術是屬于人民的。它必須在廣大勞動群眾的底層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須為這些群眾所了解和愛好。它必須結合這些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們。它必須在群眾中間喚起藝術家，并使他們得到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這是黨對文藝戰線提出的一項基本要求，也是決定我國文藝事業前途命運的關鍵。”黨的十八大以來，“文藝的人民性”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的核心。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2016年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時代的雕塑者。”2021年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中，總書記指出，一切優秀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優秀文藝創作都為了人民。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也是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的動力所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論述完全符合文藝發展的歷史規律，也是以辯證唯物史觀對文藝與人民關系作出的符合歷史事實的闡釋。

在明確了“文藝為什么人服務”這一前提問題之后，接下來，文藝如何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這就涉及到轉移立場和改造世界觀、價值觀的問題。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同志還拿自己做例子進行形象的說明。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則進一步指出：“文藝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須自覺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對人民，要愛得真摯、愛得徹底、愛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道理，深入群眾、深入生活，誠心誠意做人民的小學生。”他提出了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著名論斷：“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全國政協文藝界社科界委員時指出，文化文藝工作者要“走進實踐深處，觀照人民生活，表達人民心聲，用心用情用功抒寫人民、描繪人民、歌唱人民”。在“文藝為誰服務，如何服務”這個根本問題上，能夠清晰看到毛澤東同志、習近平總書記一以貫之的鮮明態度和與時代同步的繼承和發展。

(二)堅定文化自信，用文藝構建中華民族精神大廈

如果說毛澤東同志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時，他考慮文藝問題的出發點是用文藝動員民眾、奪取政權，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那么，習近平總書記發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時，則著意于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如何堅定文化自信、增強民族精神力量。他指出：“魯迅先生說，要改造國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藝。舉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園，都離不開文藝。當高樓大廈在我國大地上遍地林立時，中華民族精神的大廈也應該巍然聳立。”這是文藝因其特殊屬性而在新時代必須承擔的根本性的歷史使命。習近平總書記在這里用了“精神大廈”這樣一個形象鮮明的比喻來強調增強民族精神力量的重要性。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講話中強調：“沒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寫出有骨氣、有個性、有神采的作品。”他要求廣大文藝家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中華美學精神，提高文藝作品的獨有的辨識度，形成中華民族精神大廈的醒目標識。在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方面，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也有類似的表述：“對于中國和外國過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豐富的文學藝術遺產和優良的文學藝術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當時毛澤東同志講話的著眼點是在民族存亡之際，如何創造服務于工農兵、表現工農兵并為工農兵所需要和便于接受的文藝作品，也就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上關于“普及與提高”的核心話題。這種時代條件的限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習近平總書記倡導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充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而構筑中華民族精神大廈，則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和時代性意義，由此樹立并強化一種能夠順應世界大勢、與時代精神相契合、與古今中外優秀文明相融通的價值觀念，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

(三)文藝批評標準從“政治第一，藝術第二”到“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巨大跨越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同志提出文藝批評的兩個標準：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他說：“我們的文藝批評是不要宗派主義的，在團結抗日的大原則下，我們應該容許包含各種各色政治態度的文藝作品的存在。但是我們的批評又是堅持原則立場的，對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學、反大眾和反共的觀點的文藝作品必須給以嚴格的批判和駁斥”。毛澤東同志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指出不存在抽象的、絕對的、不變的政治標準，政治標準隨著時代和階級的變化而變化，而任何階級社會中的階級，總是以政治為第一標準，以藝術為第二標準；“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藝術品，也反對只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提出了更為全面的文藝批評觀，明確指出：“要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繼承創新中國古代文藝批評理論優秀遺產，批判借鑒現代西方文藝理論，打磨好批評這把‘利器’，把好文藝批評的方向盤，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在藝術質量和水平上敢于實事求是，對各種不良文藝作品、現象、思潮敢于表明態度，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敢于表明立場，倡導說真話、講道理，營造開展文藝批評的良好氛圍。”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這四點批評標準和方法，深化和拓展了恩格斯主張的“美學的”和“歷史的”標準以及毛澤東同志的“政治第一，藝術第二”的標準，多角度地將中國歷史、中國國情、社會思潮、外來影響、文藝源流與流向等，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結合起來，重新審視新的歷史條件下文藝的作用、文藝理論的底線、應該堅守的文藝主體和共同追求的價值導向，具有高遠的政治理想、深邃的歷史眼光和遼闊的文化視野，為我們正確分析、甄別文藝作品的價值觀念、內容、形式提供了豐富的理論依據，也為當前文藝批評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同時，這四點批評標準和方法也為文藝創作打開了多維空間。2016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中提出，優秀的文藝作品應該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應該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審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創造力，要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中，總書記更是把人民滿意不滿意作為檢驗藝術的最高標準，從而具有強烈的實踐價值導向。

(四)以正確價值引領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指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時隔72年后，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也不斷增強，如何促進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主義文藝在健康的前提下繁榮發展，是一個嚴峻的課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市場的擴張不僅深刻影響著物質生產，也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精神生產。這些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繁榮促進了文藝作品的創作生產、流通傳播。文藝作品作為精神產品原本難以用市場要素來衡量，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藝作品的生產、傳播通常要遵循市場規則，而追求利潤最大化是資本的天然屬性，這些矛盾給今天的文藝創作和文化市場建設提出了挑戰，也出現了一些亂象。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單純感官娛樂不等于精神快樂。”文藝作品應當以真善美為永恒的價值追求，不能為了迎合小部分人群的低級趣味，不能為了追求經濟利益而宣揚假惡丑。優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廣大文藝工作者要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旗幟，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動活潑、活靈活現地體現在文藝創作之中。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廣大文藝工作者“在市場經濟大潮面前耐得住寂寞、穩得住心神，不為一時之利而動搖、不為一時之譽而急躁，不當市場的奴隸，敢于向炫富競奢的浮夸說‘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說‘不’，向見利忘義的陋行說‘不’”。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更是諄諄告誡：“文藝要效益，但決不能沾染銅臭氣、當市場的奴隸。”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為廣大文藝工作者處理好創作規律和市場規律、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應該說，堅持正確價值引領，促進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重大超越和發展。

不僅如此，在時代的宏大背景下考察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關于文藝工作系列重要論述，能清晰感受到習近平總書記在繼承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同時，結合時代特點和人民大眾不斷增長的精神生活訴求，以鮮明的問題意識，提出了很多富有針對性、前瞻性、指導性的科學新見，比如根據互聯網時代的特點，如何進行文藝創新；如何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對傳統文化資源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如何改進黨領導文藝的方式，等等。

作為一篇杰出的馬克思主義文獻，80年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僅凝結了毛澤東思想在文藝領域的精華，標志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誕生，而且也是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與思想原則的集中體現，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路上，它是一座極為重要的路標。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和關于文藝工作系列重要論述，是新的歷史條件下治國方略中對文化建設特別是對文藝工作的深刻闡述和重要指引。習近平總書記著眼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著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放眼全球，融通中外，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論斷、新要求、新方法，正在并將繼續為指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文藝建設發揮出磅礴偉力。

（作者：鄧凱，單位：中國作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