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書中的何小滿說：“我一向覺得南京是個特別有故事、特別能打動人心的城市……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天，我也能得到某種神秘的啟發。”

《蘭園》這本書就是一個與故鄉別離良久的南京作者受家鄉的啟發而寫成的。書中的人與事大多為南京所獨有：每年清明都要嘮叨從安全區避難回來就再沒找到過父母的老人，下關碼頭輪船汽笛一響便四十年沒能見面的手足，在曾經被歐洲畫家畫在畫上、被歐洲作家寫在童話里、最終毀于炮火的古塔遺址地挖出龍紋圖案瓦當的小孩……更多的是點點滴滴的日常，比如在全世界最長、保存最完好的古城垣上嬉戲奔跑，法國梧桐的毛絮，雞鳴寺的櫻花，下班斬半只鹽水鴨提回家，獨具韻味的南京話……所有這些，我閉上眼睛都能看到與聽到，它們是我十八歲之前的全部生活，而十八歲之前的歲月又奠定了整個的我。

尤其是作為故事線索的兩處住所，包含著許多我的個人經歷：幼時我家就住在民國時期建成的青磚房子里。房子周圍有個大院子，院子里有桑樹——比蘇潛家更早一些，老房子老院子是在我五歲那年被拆掉的。拆遷過渡的大半年里，我們全家住在一條煙火氣十足的小巷，正是在這里發生了造成我童年陰影的盜貓事件。再往后我們一家又搬回原址，住進了新的七層樓，樓下有過編輯部，也有過主業是裁縫的門房……

后來有一年，早已長大成人的我回到南京的家，驀然發現對面那座陳舊的、曾經住了五六戶人家的小樓被掛上了“民國保護建筑”的牌子，不禁在心里發出與蘇潛一式一樣的感嘆：如果家里的老房子還在該多好。

令人高興的是，“保留城市記憶”“保護城市遺產”的行動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不斷增多，這也說明了人們這方面的意識在不斷地增強。從明孝陵的成功申遺，到江寧織造博物館、城墻博物館、科舉博物館等的建成，到一批批“歷史建筑保護名錄”的公布，再到包括浦口火車站、頤和路、第二機床廠、老門東、老門西在內的歷史文化街區的修復、改建、再利用或向公眾開放……實在不勝枚舉。對了，描述盧府巷內圈清代建筑時，我參考的是中國大城市中現存規模最大、形制最完整的古民居建筑甘熙故居（同時也是南京的民俗博物館），它的確經歷過一番被歲月掩埋、又被重新發現的過程。

還有一類“記憶”與“遺產”，住不進也摸不著，卻塑造了南京人甚至所有中國人的精神：一方面，它是民間的方言、童謠、習俗、工藝；另一方面，則是《文心雕龍》《千字文》《詩品》《昭明文選》《本草綱目》《永樂大典》這樣與南京有密切關系的著作，是李白、劉禹錫、韋莊寫南京的詩，李煜、李清照、辛棄疾寫南京的詞，是王羲之的字，唐寅、鄭板橋的畫，是袁枚的菜譜，是湯顯祖、孔尚任的戲劇，也是吳承恩、曹雪芹、吳敬梓、魯迅、巴金的小說——因為這些不朽的文字，南京成為中國第一座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的“世界文學之都”。

雖不能與經典相提并論，但《蘭園》也是這份文字記憶中很誠摯的一小塊。

《蘭園》的故事一部分寫的是家，另一部分是學校。這本書同樣寫給我深愛的母校——南京外國語學校。它確實距離蘭園不遠，用前后鼻音不分的南京話讀起來也確實就是蘭外。畢業這么久，想起在南外度過的六年，我仍然覺得溫暖、受到鼓勵。

回憶中的老師們個個有特點、真性情，對學生們諄諄教導、殷殷期待，其中幾位被我在筆下重新組合，成為班主任鄭老師、數學陸老師、外教托馬斯……還有一位我甚至直接使用了原型的名字——來自法國的雅克琳女士。雅克琳是如假包換的“南外的名片”。寫作時查閱資料，我才知道她與我爺爺同齡，才知道她對學校進行捐贈并曾資助過三百多名南外師生赴法交流、學習，即使在她離開南外回法后依然如此。與蘇潛一樣，就讀于南外英語班的我當年完全沒有想到日后會去法國留學，并在法國一住二十年。雅克琳女士去世于我到達法國后的第六年，我沒有在巴黎拜訪過她，但如今我在故事里紀念她，并且希望用作品來延續她為促進中法友誼、提升南京國際化進程所做出的種種努力。

除了老師，還有我可愛的同學與校友，他們是《蘭園》這個故事的主角。我想，我們南外學子最為感念的，并不在于南外如何以培養“學霸”著稱，而在于它是如何鼓勵學生做“心里有夢、眼里有光”的人。我知道有一位學長從南外的藝術節抱著吉他唱到現在，樂隊成員換了又換，而他一直在唱，還唱成了《樂隊的夏天》的年度冠軍。說起來，搞音樂似乎是南外人的一個傳統，每逢畢業季，年輕的讀者朋友或許都會哼上一兩句《北京東路的日子》——北京東路，蘇潛騎著自行車飛馳的那條路。一代代南外人正跋涉在通往夢想的路上，無論是樂隊夢、導演夢、未來技術大師夢、幫助他人夢還是其他什么夢，無論那條路是否人跡罕至。

剛寫完《蘭園》的去年冬天，我在阿爾卑斯山深處一個偏僻的雪站滑雪。到達那天，天已經全黑了，我站在雪橇店門口排隊時，打量不遠處的雪坡，突然大聲抒情了一句：“辣（那）個坡子是棱（能）翻過去滴啵！”話音剛落，三米開外一個聲音大聲回答：“當然棱（能）翻過去！”大吃一驚的我手搭涼棚一看，發現回答問題的不僅是南京人，還是位南外學弟。后來學弟說，他一聽到“南京普通話”，在完全沒看到人的情況下，就不知不覺地搭了話。

的確如此，南外人在世界各地，甚至深山老林里都能偶遇。在異國他鄉，不同屆、學習不同語種、不同班的南外師生，就是互相扶助的親人。無論校友群還是校友會，大家總會帶著深情回憶當年校園生活的點點滴滴。卡車頭形狀的主樓早就不在了，但年度四大活動以及以繞玄武湖暴走、繞南京城墻七十里暴走為代表的春秋游仍在延續。

之前說到雅克琳是南外的一張名片，其實我們南外學子何嘗不是，我們不僅是南外的名片，也是南京的、中國的名片。正如書中所描寫的那樣，從我們那時起就有許多對外交流活動，我就在家里接待過澳大利亞的同齡人。日本師生更是幾乎年年來訪，帶他們去參觀南京江東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確是南外的傳統。長大之后，無論南外人走到多遠，都不會忘記背后的家鄉與祖國，我們牢記“中國靈魂，世界胸懷”的校訓，在與世界的交流中總會思量，我們體現著怎樣的南京與中國的形象。

《蘭園》不僅是在書寫個人的家與學校，更是在書寫大時代里的家與學校。書中絕大部分事件圍繞1994年展開，對于中國而言，那是名副其實的“改革年”和“關鍵年”。正是在1994年及隨后的兩年中，中國成功實現了宏觀調控，實現了經濟軟著陸。

在那個年代，國家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步伐進一步加大。東南沿海地區進入了改革新節點，數千萬務農人士擁入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的大城市打工，形成打工潮，其中包括了青青媽媽。而小滿的媽媽，則是20世紀90年代最早一批辭職“下海”創業者中的一員。

正是在那幾年里，南京在加深城市規劃、加快城區改造的同時，進一步打開了城市格局，對外交流顯著增多，外國品牌與快消品逐漸走入百姓生活，更多的外資與外國友人來到了南京。住房制度也開始改革，南京人購買了第一批房改房。

此外，我記得很清楚，1994年的世界杯讓我當了好些年的球迷，等下一屆世界杯（1998年）舉辦的時候，我已經通過互聯網下載了大量巴喬的照片并打印了出來。

我也記得那場盤點中國內地流行音樂時無法繞過的“光榮與夢想”音樂會，那時獲取流行歌手們信息的主要方式是電臺，我也的確經常縮在被子里聽歌，也經常打入熱線參與答題。

當然還有互聯網，1994年是中國的“互聯網元年”，中國被國際上正式承認為有互聯網的國家。此后一年，互聯網骨干網開始在全國連接——二十多年過去，互聯網已經完全“改變了世界與我們的生活”。

甚至，1994年是公認的國內、國際電影的輝煌之年，是“影史上無法超越的1994”……

城市的記憶雖然如同秦淮河水一般綿延不絕，但《蘭園》的記憶不是李白“鳳凰臺上鳳凰游”的記憶，也不是曹雪芹“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的記憶，它是屬于那個時代的獨一無二的記憶——我想寫出那個時代的少年，以及那個時代與過去、與現在的關聯。

在寫那個時代的時候，我的目光會特別投射在女孩子們的身上，從曾經的女孩（奶奶、菲菲奶奶、媽媽、姑姑），到現在的女孩（蘇潛、小滿、程樂、欣婷、青青）。歲月如梭，當后者也已成長為前者，時代是否善待了她們，是否給予了她們同等的實現夢想的機會——女性擁有改變家鄉、改變世界的強大力量，但首先要給她們做自己、往前走的機會。對此我們仍需努力。

當然啦，時代雖然獨一無二，人類的情感卻是相通的。十四歲的熱血、向往、無奈、惆悵并非那個時代所特有，我毫不懷疑今天的讀者能夠與書中人物進行深層次的溝通，產生心靈的共鳴。

最后我想說，從那時到現在，南京已經又國際化了許多。如果說那時是外資企業、外國友人開始走進南京，現在則有很多的南京企業、南京產品、南京故事正在走向世界。我在巴黎就參加過推廣南京城市形象的“南京周”活動，秦淮河也曾登上法國郵票，與塞納河一起體現中法友誼。其實何止南京呢，每一位中國的小讀者啊，終有一天，你將“馳騁在世界的煙波浩渺”——世界其實并不遙遠，世界就是我們腳下的土地，理解世界與理解家鄉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其實是同一個過程，它同時也是我們理解自己、把握自己的過程。

因此我把《蘭園》這個從小巷到世界的故事獻給每一位少年，愿你們都能實現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