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兒童文學理論與批評：一種觀念視角的意義
趙霞作品封面
我們通常傾向于把歷史讀作發展史或進步史，但事實可能并非這么簡單。就像沃戈斯特所說的那樣，當兒童文學從它所屬的那個更廣大的文學世界里獨立出來時，它失去了某些文學的東西。所以，到了20世紀，有了對兒童文學的文學維度與文學轉向的強調。兒童文學（包括兒童）作為一種觀念，從一開始就包含了內在的矛盾。
我是從2008年前后開始對西方兒童文學理論和批評產生特別濃厚的興趣的。當時我獲得慕尼黑國際青少年圖書館的研究資助，在那里做了三個月的短期研究。通過閱讀館里收藏的大量文獻和刊物，我第一次對西方兒童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歷史有了概貌式的了解。2015年，我出版了《思想的旅程——當代英語兒童文學理論觀察與研究》一書，對近40余年來西方兒童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給予了自己的評價，同時也表達了我對這一領域當時某種發展態勢的憂慮。在隨后的研究中，令我吃驚和著迷的是西方兒童文學研究界如何不斷突破自我，持續深入發展，拓展著我們對兒童、童年和兒童文學的思考。這就是為什么它會成為我正在目前從事的研究課題，也是我后來到劍橋訪學的原因之一。
總體視角下的兒童文學批評史線索
“西方兒童文學理論與批評”是一個被構想出來的總體概念。我用這個概念，特指以英語世界為主導的西方兒童文學理論與批評。這或許不完全簡潔準確，而且在當今的后現代文化背景下談論一個一般性的總體概念，也不無危險。我以為，只有在滿足以下條件的前提下，使用這樣一種觀念性的視角，或者一種總體性的觀念，才是合理的——首先，假設通過采用這一視角可以幫助我們實現某些重要的發現；其次，我們時刻認識到這一總體觀念內在的復雜性。
在我看來，有兩條線索可以用來理解西方兒童文學理論批評的整體發展。一條線索是兒童觀念，另一條線索是方法論。
先說第一條線索。不論是談論兒童文學還是兒童文學研究，我們都會從兒童觀念的問題開始。可以說，現代兒童觀念的發明帶來了現代兒童文學的發明，這一觀念的變遷也帶動著兒童文學及其理論批評的發展。根據我的觀察，西方兒童文學理論批評的演進，沿著從“可知的兒童”向“不可知的兒童”的觀念線索發展。我把它的起點設定在莎拉·特里默身上。在西方兒童文學研究的早期歷史階段，莎拉·特里默是最具代表性的評論家之一。當她在19世紀初的《教育衛士》雜志上寫下那些童書評論的時候，盡管它與我們今天所說的學術評論不是一回事，但它們實際上開啟了西方兒童文學批評的現代進程。從那時起，整個19世紀，直至20世紀初，批評家們繼承了特里默就兒童觀念持有的基本態度，即視兒童為一類“可知”的對象，有待我們去理解。認為通過研究兒童，通過研究兒童文學，我們就能獲知關于兒童的一切，這是西方兒童文學研究在其早期階段就持有的一種兒童觀念。
西方兒童文學理論批評演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線索，是從這個“可知的兒童”的觀念出發，不斷探尋著另一個“不可知的兒童”。從后一種觀念出發，人們認為，真正的兒童并不那么簡單，即便有大量兒童研究的文獻，關于兒童、兒童文學以及兒童文學的理論批評，仍然有一些地方是“不可知”的。在我看來，1980年代以來，西方兒童文學界最先驅的批評家即致力于指出兒童觀念的這種“不可知性”。準確地說，他們是想用這樣的一個概念來強調“兒童”一詞的復雜性。
第二條線索，更多地是關于方法論的。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西方兒童文學研究經歷了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的拓展。這里面不只涉及方法論的問題，但我認為方法論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西方兒童文學界努力將兒童文學從過去的教育學和圖書館學主場拓展至文學批評場域，努力使其成為文學研究中得到公認的領域或學科。這對于當代西方兒童文學研究的發展非常重要。其次，它又從傳統的文學批評進一步走向文化批評。我認為，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西方兒童文學研究抓住了自身發展的一個重要契機。其時正值文化研究在西方文學研究中盛興之時，兒童文學研究投身其中，發現了許多重要的理論資源。借助這一途徑，不論是兒童文學理論批評的能力、水平還是它作為一個學科的地位、狀貌，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總體視角下的歷史細節及其意味
上述總括性的視角，也為我們觀察、深入西方兒童文學批評史的某些細部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比如，談論近五十年來的西方兒童文學研究，大家都會說到杰奎琳·羅斯那部有爭議的著作——《彼得·潘案例，或論兒童虛構文學的不可能性》。這本書出版于1984年，當時振聾發聵。還記得2008年我第一次讀這本書的心情。隨著我對西方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的深入了解，我發現，某種程度上，羅斯的這本書是這個歷史過程中必不可少之物。它最終出現在羅斯手里——如果不是羅斯，一定也會有其他人。一旦我們透過更廣泛的語境和更普遍的歷史來看待西方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再讀羅斯在她的著作中就兒童小說所做的令人震動的診斷，我們就會知道，這些思想和觀念是有來處和去向的。
為什么要使用一種總體觀念的視角來考察西方兒童文學理論批評？正如前面提到，西方兒童文學研究最初是從教育研究模式轉向文學研究模式。這個轉向發生在20世紀初，那時候出版了一些著作，也有不少評論家站出來強調兒童文學不僅是出于教育目的而存在的一種文學，更重要的是，它有文學自身的目的，它的文學身份應該是它的首要身份。隨后就有了著名的“教育—娛樂”二分法。我們由此聽到了呼喚、肯定兒童文學的娛樂功能的聲音。作為這一階段的標志性成果，我讀到了比如哈維·達頓的《英格蘭童書》、保爾·阿扎爾的《書、兒童和成人》以及后來李利安·史密斯的《歡欣歲月》等著作。這些批評家嘗試探討兒童文學作為文學的本質、內涵與精神，這是非常重要的轉向。
當我把目光轉向德國兒童文學，發現了不同文化之間有趣的對位和比較。相近時期，德國兒童文學批評界也致力于推動兒童文學批評從教育主義向著文學批評方向的轉折。1896年，德國先鋒兒童文學評論家海因里希·沃戈斯特出版了一部在德國兒童文學界很有影響的著作，書名叫《我們兒童文學的不幸》。沃戈斯特在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兒童文學作品應該是一件藝術品。”這個論點與稍后達頓、阿扎爾、史密斯等評論家的觀點構成了呼應，即兒童文學應該關注文學的藝術內核與自由精神。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對兒童文學獨立身份的呼吁，一種類似于“為藝術而藝術”的兒童文學自由精神的張揚。兒童文學的價值是什么？是一種享受，一種內在的藝術愉悅。我發現，沃戈斯特也強調兒童文學的文學性，而且就此對過去的兒童文學作品和觀念提出了批評；不同的是，他并不強調兒童文學的娛樂功能，相反，他批評這種娛樂功能。他提出，自從啟蒙時代兒童文學作為一種特別的文類誕生、獨立以來，人們開始為兒童出版各種各樣的圖書，其目的則只是為了娛樂兒童，這種觀念和這個現實，導致了大量以兒童文學為名的垃圾出版。人們沒有意識到，兒童文學究其根本，應該是文學。
這里頭有著鮮明的矛盾，很有意思。在我看來，沃戈斯特和達頓、阿扎爾、史密斯談論的既是同一個娛樂性，又不是同一種娛樂性。那么，兒童文學的娛樂性到底是什么意思？怎樣思考、理解這種娛樂性？從歷史的細節讀進去，這一切都十分有趣。我們通常傾向于把歷史讀作發展史或進步史，但事實可能并非這么簡單。就像沃戈斯特所說的那樣，當兒童文學從它所屬的那個更廣大的文學世界里獨立出來時，它失去了某些文學的東西。所以，到了20世紀，有了對兒童文學的文學維度與文學轉向的強調。兒童文學（包括兒童）作為一種觀念，從一開始就包含了內在的矛盾。
關于中西兒童文學批評差異的思索
作為一名中國兒童文學研究者，我考察和研究西方兒童文學理論批評的站位，不可避免地是一種中國站位。我想這是一個我不能否認也不應否認的站位。
這一點也很有意思。我對西方兒童文學研究的發展非常感興趣，在研究它的時候，又總在想著中國兒童文學研究，并且難免會在兩者之間展開比較。這兩者的比較并不簡單，因為它們分屬如此不同的系統。例如，我談到了西方兒童文學研究的文化研究轉向。我認為這個轉向非常重要，對于西方兒童文學研究的發展極具意義，而且成果豐碩。它鼓舞了整個西方兒童文學研究。近年來，一部分西方學術著作也被翻譯成中文，包括凱倫教授的《鏡子與永無島》。中國的兒童文學研究者對于西方兒童文學研究的這一趨向也在日益了解。然而，盡管文化批評或文化研究成為了近一二十年來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的新趨向之一，它卻沒有演進為一種具有普遍性和壓倒性的針對兒童文學作品的解讀，而是主要將兒童文學同時看作一種兒童文化意義上的研究對象。
從總體性的視角考察當代中國和西方的兒童文學理論批評，或許可以說，當代西方批評格外看重的文化批判元素，與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相對更重視的審美欣賞，實際上構成了兒童文學批評的兩個基本要素。兒童文學既是文學，也是文化，兩者都不應該在批評中缺席。
總體視角的意義與裂縫
為什么要對西方兒童文學理論批評這樣一個宏大的話題進行觀念的概括？可以說，每當我嘗試對西方兒童文學研究進行某種概括時，幾乎總能找到與我的概括相悖的內容。那么，這種概括到底有什么價值？或者說，歸納與觀念的用途是什么？我想說的是，理論概括的目的并不在于將對象簡化為一般性的規則或觀念，而是從一種可能的總體視點來看待、考察、理解其中的每一個部分。我在這里嘗試借用匈牙利哲學家盧卡契的總體性理論。借助總體的視角，更好地獲知對象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所以，理論概括最大的樂趣絕不在于簡化；它是用來幫助我們更完整透徹地理解某些對象，并且在這樣的理解中深刻地意識到，我們所有的思想和文化都充滿了裂縫。這些裂縫也是我們思考的必要和重要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