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就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進行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動全黨全社會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為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6月14日，全國政協書院舉行“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與特質”研討座談會暨“周周論學”活動，組織部分委員和專家學者共同研討交流，并就如何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等重大理論實踐問題提出意見建議。全國政協副主席鄭建邦，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宋大涵，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讀書活動指導組副組長葉小文，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委員讀書活動指導組副組長胡紀源等出席活動。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成果和重要意義

王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學部主任）：“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秉持“多學科、多角度、全方位”的理念，圍繞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間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陜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師二里頭等四處都邑性遺址和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遺址實施重點發掘，并對這些遺址周邊的聚落群開展大規模考古調查。在此基礎上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對各個區域的文明化進程、環境背景、生業形態、社會分化、相互交流、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模式與機制、道路與特點進行多學科綜合研究。

“文明三要素”（冶金術、文字和城市）曾是學術界關于進入國家或者進入文明社會的標準。按照這個標準，中國的文明只能由3300年前殷墟開始算起。但這個標準是從兩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概括而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要因。我們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根據中國的材料，兼顧其他古老文明的特點，提出了判斷進入文明社會標準的中國方案，即：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不斷加劇，出現階級；權力不斷強化，出現王權和國家——以國家的出現作為進入文明社會的標志。

在此基礎上，我們開啟另一條研究主線即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距今8000年前后，中國開啟文明起源進程。距今6000年到5500年之間，社會分化加速，生產、發展、信仰體系逐漸豐富，社會差別不斷強化。距今5100年到4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會發展較快的地區相繼出現了早期國家，跨入了文明階段。距今5500年前，在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和遼河流域等地的社會上層之間有競爭有交流，共同促進文明發展，形成了“早期中華文化圈”。距今4500年前，通過與域外其他文明之間交流互動，從西亞地區接受了小麥、黃牛、綿羊、冶金術等先進的文化因素，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內涵。距今4300年至4100年前，長江中下游的區域文明相對衰落，中原地區持續崛起，到3800年前形成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一整套禮樂制度，形成了王朝氣象，并向周圍輻射，形成方位廣大的中華文化影響圈。由此可見，中華文明從距今5000年到4000年期間的各區域多元起源、齊頭并進，轉變為由中原王朝引領的一體化新進程。

劉斌（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館長、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2002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立項，良渚遺址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項目。作為良渚遺址考古的主持者，我有幸親歷了發現良渚古城遺址的關鍵節點，并參與了從良渚古城發現到申遺的全過程，深感榮幸。

2006年在良渚葡萄畈遺址發掘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條良渚文化的古河道。考古隊沿著發現的線索，做出各種可能的推斷，然后去鉆探求證，終于在2007年找到了四面城墻。良渚古城是在長江下游第一個發現的城址，也是良渚文化到目前為止發現的唯一的城址。經過10年的考古發現，良渚古城總的工程量大概有1000多萬立方米、非常浩大，埃及的胡夫金字塔大概只有300萬立方米。良渚古城的規模與建筑特點使考古界和社會各界極為震撼，學界專家評價說“良渚古城的發現，意義堪比殷墟”，這對于整個中國考古、中國國家文明的起源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

2019年，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親自關懷下，良渚古城遺址成功申遺，成為了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當7月6日在阿塞拜疆的申遺大會上，良渚古城遺址獲得全票通過的那一刻，全場沸騰，良渚作為中國長江下游地區五千年的古代文明，獲得了國際學術界的認可。這不僅標志著中國也和古埃及等世界早期文明一樣，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同步進入了國家文明社會，而且給世界文明增加了一個嶄新的獨特案例，一個東方的文明社會標準。良渚文化雖然沒有金屬冶煉和文字出現，但良渚古城以其規模巨大的工程量所體現的龐大社會組織，以及精美的玉器和不同等級的墓葬所反映的等級社會等，足以證明其背后的社會形態絕不亞于古埃及。稻作農業和臨水而居、水路交通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則向世界展示了最早的江南，中國長江流域的文明模式。在當時，良渚文明的很多要素被全國其他文明所吸收，北到西北，南到廣東，是中華文明從多元到一體的過程。

何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華文明探源研究”項目“中原與海岱地區文明進程研究”課題負責人）：陶寺遺址發掘與研究自2002年便被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如今已進入工程的第五階段。二十年來，陶寺遺址發掘與研究，在探索中原地區國家起源與文明形成方面獲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初步摸清了陶寺遺址作為邦國都城的各個功能區劃，成為后世中國歷代王朝都城的基本模式。

陶寺文明對于中華精神文明的貢獻，表現為“八卦”宇宙觀指導都城規劃，政治地理五方構成天下觀，天文歷法成為王權重要的科學軟實力，發明最早的漢字用于國家管理等。陶寺文明對中華制度文明的貢獻在于都城制度、宮室制度、禮制建筑制度等的集成創新。陶寺文明對中國歷史的貢獻在于以相對完整的考古-文獻-人類學證據鏈繩，指向陶寺都城遺址是文獻所載的“堯舜之都”，使“堯舜禹”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陶寺圭尺1.6尺地中刻度，首次表明最早“中國”的概念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國”。

陶寺文明考古研究成果為世界文明考古研究理論提供了“中國理論范式”。中華文明的形成以國家的誕生為標志，中國最早的國家為“邦國”，即以考古學文化為基本行政范圍的、存在階級對立的以地緣政治為主體的國家。可以說，陶寺文明是中華文明主脈核心形成的起點。

文明的定義、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標志

賀云翱（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所長）：“中華文明”話題中的“文明”，是指人類在數百萬年發展中最終形成并延續至今的一種高級社會形態和成果。根據恩格斯關于“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的觀點，它以國家形態及構成國家形態的各種文明要素為核心內涵。國家的出現被視為人類文明的核心內涵，因為它是人類數百萬年發展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國家誕生前的數百萬年，人類社會是依靠血緣關系而存在和運行的；國家誕生后的5000多年來，人類社會主要是依賴國家政治治理而存在和運行的。為此我們認為，國家既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同時也是人類社會的一種高級治理方式。

中華文明起源的考古學探索，首先是中華文明各要素的起源探索。從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人地關系等方面，不同文明要素經過5000年左右的持續發展，逐漸匯聚成文明的磅礴力量，在5000多年前，終于突破百萬年原始血緣社會的慣性和制約，走出酋邦時代，在長江中下游、黃河中下游等不同區域建立了最初的地域性文明。這些中華大地上出現的初期國家文明既是各個地域文化連續萬年發展的結果，也是彼此間在物質、政治、精神、社會等各種文明要素不斷交流提升中創造而成的。大約在4400年前，中國大多數區域性文明進入衰亡期，而中原夏文明卻從龍山時代進入到屬于自己獨尊的時代，中華文明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它開啟了中國的“青銅時代”。考古學家發現的二里頭遺址以及二里頭文化便是這一文明的具體實證。

李守奎（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關于中國文明，一方面是古老自源文明唯一延續至今的文明，在當今世界，可以說歷史最悠久、文化遺存最豐富、文獻記載最詳備。另一方面，建立起符合事實、合乎邏輯的中國標準及中國的話語系統，這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如果把文明放在世界的話語體系中，就要考慮一些共性。我們不能把考古發現中有無文字作為文明的必要標準，但也不能不把文字作為文明的重要標準。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為了遷就文字的標準，把不能證實是文字的說成是文字。考古沒有發現，不等于不存在，需要“綜合把握”。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探源是一個方面，觀流是另外一個方面。“流”包括傳播與傳承兩個方面。中華文明一經誕生，就具有了無比強大的生命力，從漢字的角度去解釋，我們重視中華文明的文化內核，也要重視其流傳的技術條件。漢字研究是中華文明研究的一部分，迫切需要建立中國自己的漢字研究話語權和體系。

付巧妹（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對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項極其復雜，需多學科領域一起長期探索的重要工程。作為自然科學的前沿領域，古DNA研究對于探源中華文明的特殊意義就在于，可以從分子層面直接去觀察過去文明或文化下人群的遺傳歷史和親緣譜系。可以通過提取良渚、陶寺、石峁等早期文明遺址人骨遺存里的古DNA，分析這些人群的遺傳特點，厘清這些人群之間的親緣關系和互動細節，以及在更大的時空框架下去探索這些人群更早期的來源和傳承關系，從而探討我國不同文化區域中心人群的發展脈絡，他們的互動可能帶來的技術交流和文化融合，這些都在不同層面直接影響著中華文明發展的方向。

2020年，我們課題組通過對我國南北方近萬年人群的規模性、系統性古DNA研究，發現中華族群的演變和歐洲是不一樣的，歐洲人群9000年以來出現了多次大換血，而我們中華民族至少在9000年以來，人群主體基本上是相對連續傳承的，而且以臺灣少數民族為代表的南島語族跟8000多年前福建地區的人群同源。也就是說，我國9000多年前的古南方人群和古北方人群，經過不斷的雙向遷徙和基因融合，基本形成了現在中國人群的遺傳結構。

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重要發現之一、被譽為“中華文明前夜”的石峁遺址，是我國龍山時代晚期到夏早期規模最大的古城之一，其人群來源一直備受關注。今年，通過對石峁相關文化人群的線粒體DNA研究，我們發現石峁人群主要起源于本地的仰韶文化人群，以古北方人群成分為主導，同時，石峁人群和周邊人群有非常廣泛的互動交流。這些研究從側面支持了不同文明有不同發展歷程的觀點，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以及中華文化到文明發展的延續性提供了科學依據。

中華文明發展的路向及其基本格局的形成

葉小文（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讀書活動指導組副組長）：在進一步研究中，建議將“中華文明格局”的定義，由“多元一體”調整為“多源一體”。“元”和“源”一字之差，相去甚遠，有必要認真辨析。從中華文明發展路向的考古實證來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圍繞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間的多處遺址及周邊聚落群開展大規模考古調查，在此基礎上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仔細辨析，揭示的發展路向正是多種源流匯為一體。

從中華文明發展基本格局的歷史脈絡來看，中華文明演進路向或形成格局和特質，始于一個特殊地緣——共同的地理環境中，形成一個生于斯、長于斯的共同的農業文明，由此形成和養育了先稱為“華夏”、后名為“中華”的民族共同體。這就是中華文明之不同于其他文明、特別是不同于歐洲文明的，始于“一元”而走向“一統”的物質基礎。

從“元”之本義看，現在講文化、文明，廣泛使用“多元”這個概念，把“多樣”、“多源”皆說成“多元”。從中華文明起源而言，所謂“滿天星斗”說其實是“多源”，“多源”比“多元”更為恰當。而就思想史而言，則講“一元”更精準。從“大一統”的“一元”文化傳承來看，“大一統”之相延，以“一元”文化傳承為基。我國各民族交錯雜居，顯現為“多源”，但文化上兼收并蓄、經濟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親近，血緣上互相融合，不斷從“多源”融為“一體”。從哲學上看，“多元一體”這個概念，“多元”是個性，“一體”是共性，共性必寓于個性之中。“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多源一體”定義中華文明格局，展開講就是，始于一元多樣，歸于多樣一體。

陳勝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中華文明植根于一個獨立的文化體系。世界史前文明三大體系，分別對應三大史前農業起源中心及其擴散地帶。因此，考察史前農業的起源與發展是探索文明進程的合理路徑，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應用。中國是歐亞大陸東側農業起源的中心，距今8000多年前，形成了成熟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在此基礎上，發展形成不同的區域文化系統，它們共同構成早期中國文明的框架，也就是后來早期中國文化互動圈的核心。與此同時，在周邊地區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適應。它們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形成的文化生態格局。

在考察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特別需要注意農業起源中心區域與周邊的關系。這個文化生態格局由四個部分組成：以作物農業為中心的東南板塊、以畜牧與游牧為主的西北板塊、處在兩者之間從東北到西南的生態交錯板塊以及海陸交錯的海岸板塊。四個板塊之間的互動構成中華文明五千年歷史的基本框架。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古至今，中華文明在不斷融合其他文明的成果以豐富自身。從世界看中國與從中國去看世界，是研究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視角，需要我們更深入地研究世界其他地區的文明。

中華文明起始階段的主要特質

王學典（全國政協常委，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文史哲》雜志主編）：中華文明起始階段的特質，從起點上就與西方文明不同。在人類歷史的早期階段，能夠為文明進程提供重大動能的因素有兩個，一是新工具與新技術的重大突破及廣泛使用，二是人類社會組織形式發生大規模的變遷。這種由新工具和新技術作為社會變遷標志、文明進步重要推動力量的，可以稱之為技術主導型文明范式。但要認識中國早期文明，人類社會組織形式，或者說政治、倫理、制度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可能更為關鍵，這種由人類社會組織形式發生重大變遷，從而推動文明進程的形態，稱之為倫理主導型文明范式。

中華文明早期階段屬于倫理主導型文明范式，這是中華早期階段文明的一個基礎特質，倫理主導型文明范式推擴至族際關系的處理，其成果便是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倫理主導型文明模式還可闡釋中國古代對于天人關系的認識和理解，這便是天道。天道有其自然與物理的內容，中國古代天道之天，不僅僅是四季的輪回、日月星辰的運行，更是倫理之天、倫常之天。天道循環、天網恢恢等觀念，帶有鮮明的倫理性內容，進而以此來說明乃至界定人間倫常，并進一步作為探索和認識歷史規律、社會結構的一套系統。天道在中國上古并非宗教信仰的對象，而是中國古代社會對于社會法則、歷史規律的一種古典式表達，中國古代文化才具備了其強大的包容性。

王震中（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學部副主任）：“天圓地方”乃中國上古的宇宙觀，包含有先民對天地的認識和敬畏。天道觀在中國古代有其演進的過程，它在上古有多層內涵：其一是“以天地為道”以及“天地人”三才的天道觀；其二是作為至上神的天命觀；其三是把“敬天”與“保民”聯系在一起的天道觀。倫理觀是中國思想文化和哲學的一大特色，它以慈孝和人際關系為核心，包含講仁愛、守誠信、尚和合的精神特質。德政觀，指的是仁政和善政，這種德政的進一步發展就是“以民為本”。

禮義教化觀是中國早期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征，禮的精神是秩序——天地人之秩序、人神之秩序、人倫之秩序；禮的功用是維持社會和睦和諧。禮義教化始于五帝時代，到了夏商周時代，一方面中原王朝把從周邊吸收匯聚的文化因素加以提煉升華，成為華夏禮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原王朝國家向外輻射傳播文化，把中原華夏禮制傳到四方，所以中國自古就被稱為“禮義之邦”。

對立統一觀指的是對立統一的思維方式和觀念，“大一統”觀是中國思想文化又一顯著特點。“大一統”既是一種思想觀念，亦是一種國家形態結構。在我國歷史上，“大一統”的思想對于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一直發揮著深遠而積極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表現為：第一，大一統思想形成了一種傳統，是正統思想，構成中華傳統文化中基因性的要素；第二，在“大一統”思想意識中，國家的統一、對國家統一的認同與中華民族的凝聚乃三位一體的關系。

中華文明發展與“大一統”觀念的關系

李勇剛（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華文化教研部中國傳統文化教研室主任）：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講的是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博大精深”則關乎中華文明的包容性。與世界其他文明相比，這是中華文明在漫長發展歷程中形成的極為突出的兩個特征。對于中華文明的連續性，世界上有著“五千年不斷裂文明”歷史的國家或地區只有中國。其文明思想根源是“中”與“中和”的理念，二者是“國家認同”的思想基礎，也是中華民族歷史的核心價值觀。強調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并不意味著中華文明一成不變、停滯不前。在歷史上，中華文明不斷直面挑戰、迎接挑戰，一次次走向新的輝煌，在悠久的歷史中整體延續著自身的元氣與生機，使中華文明不斷煥發新的生機和活力。

中華文明自古以來就不是封閉僵化的，而是一個充滿了活力、不斷汲取內外多維文化、海納百川的開放系統。面對與自身不同的他者，中華文明首先是尊重之，形成了兼收并蓄、和實生物的包容性。“大一統”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個文化概念；不僅是一個政體概念，也是一個政道概念。在政權上定于一，才有所謂“中國”。在文明上合為一，才有所謂“中華文明”。正是基于“大一統”傳統，中國在漫長的歷史中形成一個讓人嘆為觀止的超大規模共同體，中國人形成濃厚的家國情懷和天下觀念，成為今天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心理基礎。

韓建業（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根據考古發現，“天圓地方”這樣的一元宇宙觀，“敬天法祖”這樣的核心信仰，早在距今8000年前后就已經成為中國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等地的普遍共識，因此8000年前也成為中華文明起源的關鍵時間點。中國地域廣大、環境多樣，彼此間不斷交流融合，距今6000年左右正式形成“一體”格局，稱之為“早期中國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國”，后世則發展為“文化上的中國”。“文化上的中國”是“政治上的中國”分裂時向往統一、統一時維護統一的重要基礎。在“文化上的早期中國”形成過程中，中原地區文化起到了主導和核心作用，隨后夏王朝誕生，初步實現了政治“大一統”，有了“政治上的中國”。西周和秦漢以后，政治“大一統”和“政治上的中國”不斷發展。

中華文明不同于西亞、希臘那樣的“城邦文明”，不同于文化高度同質化的埃及文明。她因“一元”宇宙觀而本質上趨向于“一體”“一統”，因“多支”“多樣”而又包含多種發展變化的可能性，既長期延續主流傳統又開放包容，是一種超穩定的巨文化結構。這種“一元”宇宙觀和“多支一體”格局，是中華文明長存于世的根本之道，也是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根基所在。

從中華文明的源頭汲取文化自信和歷史自信的力量

張連起（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稅務學會副會長）：中華文明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聯系海內外中華兒女的精神紐帶，是中國文化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的寶藏，也是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的“源頭活水”。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無數治國理政資源，中國擁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本質上是有最深厚、最悠久、最豐富的文化資源支撐。政協委員要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對一體多元的中華文明的特點及其演進歷程，有較為清晰的認識和把握，這正是厚植歷史自信、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的意義所在，也是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加強中華兒女大團結的意義和著力點所在。

中華早期文明就有了先賢治國和協商民主的文明形態，這對于當下專門協商機構樹立戰略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法治思維、團結思維，對于文明競爭、制度競爭提供了根源性話語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協商民主的豐沃土壤，也是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的“文明基因”。人民政協繼承和發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協商文化，讓政協委員能夠更廣泛、更務實、更充分地協商資政，視野更開闊、思考更深入、對策更精準，這也得益于中華文明的滋養。

張復明（全國政協委員、民革山西省委主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我們的文化自信根植于中華文明的古老性、原生性、連續性、包容性。其一是中華農耕文明的本土原發、內生發展。其二是中華文明的早期發軔、先行開化。其三是中華人類史、文明史綿延不斷。因此應當在常規的中華文明特質的表述中，在“多元一體、兼收并蓄、延綿不斷”之前，增加一個“原生早發”特質。

對中華文明的進一步發掘、普及與傳播，一要深化考古工作。繼續推進文明探源工程，密切學科協同，加大重要遺址的發掘力度，同時，考古與傳世文獻、歷史傳說相結合，創新應用“二重互證法”。二要活化展覽展示。加強重要遺址博物館與考古公園建設，提升公眾考古參與度，加快文物數字化步伐，拓展考古研學旅游活動，在豐富鮮活的歷史場景中更好地展示早期文明成果。三要強化國際交流。增加遺址考古國際合作項目，提升國際性考古學術會議的層次與頻率，講好外國人能聽得懂的中國文明故事，發出中國聲音，增強考古學國際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