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殊：那片土地上，還有無數的寶藏
八年前，一部充滿溫情、打動讀者的散文集《陽光下的蜀葵》讓許多人記住了她，也認識了蜀葵；而后，她筆峰一轉，寫起了報告文學，先后創作了《重回1937》《再回1949》《沁源1942》《堅守1921》等紀實性散文作品，部部催人淚下、震撼人心；如今，她又將筆端延伸至兒童小說的創作，一部書寫烽火年代里中國少年別樣成長的作品《紅星楊》于近期問世……
她，是蔣殊，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冶金作協副主席，太原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現為《映像》雜志執行主編。其作品曾獲“趙樹理文學獎”、《小說選刊》年度大獎及“長征文藝獎”，多篇作品收入人民文學、長江文藝、花城等出版社年度散文、隨筆年選及排行榜；散文《故鄉的秋夜》收入2014年蘇教版高中語文讀本。由長江文藝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紅星楊》書寫了太行山地域文化特征，用奇幻與純真交織的紅星傳奇，叩動了新時代中國少年的心弦。講述了少年楊留貝及伙伴們保衛紅星楊的故事，見證了中華兒女追求民族獨立而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精神。
從《紅星楊》往前看，蔣殊還在短時間內相繼出版了《堅守1921》和《陽光下的蜀葵（珍藏版）》。對她來說，《堅守1921》是《重回1937》《再回1949》《沁源1942》年代系列報告文學的收官之作；《紅星楊》是開啟兒童小說創作之旅的頭一次出發；而《陽光下的蜀葵（珍藏版）》，則是其文學創作生涯的再回首。
三部作品接連問世，是蔣殊文學作品的豐收之時，她用獨具匠心的寫作才華，呈現出一幕幕閃閃發亮的精神圖譜，筆墨之間，潺潺流水，滋養著一個一個與之相遇的閱讀者。近日，山西晚報記者專訪蔣殊，聽她講述故鄉武鄉和為這片土地創作的故事。
關于《紅星楊》 了解一段歷史、記住一種精神
山西晚報：這么多年專注寫散文和報告文學，為什么會有寫兒童小說的想法？
蔣殊：怎么說呢？也許從我結識長江文藝首席編輯陳彥玲開始，就為這部作品埋下伏筆了。她是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編輯，職業的敏感讓她放眼全國，堅持尋找合適的兒童文學書寫者，許多當今兒童文學大家都是她的作者。因此我們相識時盡管我完全沒有書寫兒童文學的想法與經驗，她卻從我的字里行間以及性格處事中發現了與兒童文學契合的那個點。而“紅星楊”這種神奇的樹，恰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于是這部作品便誕生了。
山西晚報：“紅星楊”的適時出現，成為了您的寫作靈感？
蔣殊：更是一種緣分。一切書寫都有目的，但也沒有純粹的目的。遇到一個好題材，就如生活中遇到一位合適的人一樣，都是一種緣分。“紅星楊”是突然有一天出現的，恰好彥玲也在場，于是首先引燃了她作為職業編輯的那個點，之后我動了筆，挖掘出這種樹背后的故事。當然，也是因為我與“紅星楊”有淵源，我出生在武鄉。
山西晚報：“紅星楊”有顯著的地域特色，它在您心目中是怎樣的存在？
蔣殊：我從小便知道家鄉有這樣一種神奇的樹，而大人們每每提到，氣氛都會變得神圣，總會和八路軍、共產黨聯系在一起。慢慢地我知道，這種樹不是一種普通的楊樹，它的身體里不僅裝滿故事，而且蘊含著太行山中特有的精神。在我心中，它便一直是一個神奇的存在，它一定是帶著使命而來的，否則，為什么獨獨生活在革命老區，生活在八路軍駐扎過的地方呢？而作為文字工作者，也是帶著使命寫作的。當使命與使命相遇，或許只有這樣的方式可以呈現。
山西晚報：您在寫《紅星楊》時，讓這部兒童小說有了玄幻色彩，比如書的開篇就是一場帶著神秘色彩的大風，還有“樹將軍”這棵神奇的楊樹。這樣書寫是為了迎合兒童的口味，還是有其它的含義？
蔣殊：具體含義，我自己也說不清。這部作品，我設計了無數開頭，但都不滿意，直到這場風襲來。而當它到來的時候，我發現它來得恰如其分，一下就吹開了這個村莊即將發生的玄幻故事。而神奇的“樹將軍”，也是這個叫“楊林村”的村莊所必需的一個存在，是這場戰爭中必然的一個存在。我想，合理的出現與存在，一定是迎合小讀者口味的，背后的含義，也在這合理之中。
山西晚報：書中有四個少年與紅星楊產生了聯系，其中兩個為紅星楊而死，另兩個長大后當了解放軍，這樣悲壯的情節想體現這四個少年因紅星楊產生的什么變化？
蔣殊：那樣特別的一個小山村，四個少年與紅星楊結緣。當他們從之初的無意發現紅星楊，到之后慢慢了解紅星楊，他們的內心也在慢慢地發生著驚人的變化。尤其是當他們知道這些樹成為許多人的信仰，當他們看到日本人要毀掉這些樹時，少年的倔強與正義從內心噴薄而出。戰斗，必然要有犧牲，于是紅葉死了，柳笛死了，他們為了正義而死，為了信仰而死。留貝與小麥卻有幸在爺爺的智慧引導下活了下來，當他們8年后回楊林村驚喜地發現當年被日本人燒了的紅星楊又重新生長出來時，因新的“紅星楊”產生的變化，便讓讀者自己去思考吧。
山西晚報：小說一方面是因抗戰要面對的一場又一場犧牲，另一方面也寫到了孩子們處處有愛的行為，比如保護小鳥、營救小麥等。在一部兒童小說中有這樣的情景反差，寫起來困難嗎？與您之前的創作有什么不同？
蔣殊：過程中確實困難、糾結，然而必須跟著事件發展走，跟著人物的性格走向寫。主人公是兒童，他們一定是具備兒童習性的，那就是善良、純真、樸實，充滿愛心。在日本人到來之前，這也是他們正常的生活，與小鳥玩耍，與樹木對話，在大自然撒野。那該是他們無憂無慮的生活。然而他們不幸生活在一個烽火年代，戰爭爆發了，日本人進村了，戰斗開始了。于是，一場又一場的犧牲來了，孩子們也無法逃避，必須面對這一切。生活就是在各種反差中進行的，我想讀者也不會意外。在之前創作的《重回1937》《沁源1942》中，也涉及到大量這樣的場景，其中就包括很多孩子。其實在那個年代，事實比文學作品更慘烈。
山西晚報：兒童文學作品很少出現戲曲元素，但在《紅星楊》中，戲曲貫穿始終，還選取《兩狼山》這一劇目，為什么？
蔣殊：作品中蘊含了戲曲，一是考慮到那樣一個年代，那樣一個小小的村莊，最重要的娛樂活動一定是戲曲。而且，戲曲不僅僅是一種娛樂，還有育人的作用。重要的是，村里人都是楊家將后人，不能少了戲曲。《兩狼山》說的是宋朝年間，遼國侵犯中原，宋王差楊繼業前往抗御。但最終被困兩狼山上，楊繼業不肯降敵，最后碰死在李陵碑下的故事。想來，這故事當初必定深深影響著楊林村民，尤其是留貝的爺爺。當日本人最后在楊林村燒殺時，他一定想到楊繼業的吶喊：“老夫六十三還當先行官，當年大戰河東地，一刀劈了兩狼山”，于是把自己化身為楊繼業，奮起反擊，以身護樹。
山西晚報：為什么在楊樹很多的楊林村，卻只有七棵紅星楊？
蔣殊：七棵串連起來像北斗形狀的“紅星楊”，也是寫著寫著出現的，跟著作品的玄幻主題，跟著村莊的神奇事件。至于原因，那就是作品發展的需要，也是事件走向的必然。一切寓意，都在讀者的解讀中。
山西晚報：您希望抗日題材的兒童文學作品能帶給小讀者什么樣的閱讀體驗？
蔣殊：了解一段歷史、一種精神，并且記住“紅星楊”。
關于《堅守1921》 這種書寫是我向英雄致敬的方式
山西晚報：《堅守1921》是與《紅星楊》相繼出版的，這些年堅持寫紅色題材的原因是什么？
蔣殊：一種責任，越來越強烈的責任。最初的《重回1937》，只是想把一批幸存的抗戰老兵記錄下來，而因他們又牽出越來越多的群體，使這種搶救打撈性的書寫變成一種被需求，之后相繼完成了《再回1949》《沁源1942》《堅守1921》……群體越來越大，行業越來越廣。前幾天，我寫過的一位參加過上甘嶺戰役的老兵打來幾次電話，說他有一批戰友隨時歡迎我的采寫，甚至替我擬好了題目，《××1950》。
山西晚報：《堅守1921》與之前創作的三本是四部曲？
蔣殊：寫完《重回1937》，決定創作《再回1949》的時候，按策劃人的思路，是想完成三部曲的，就是《堅守1921》。但因為上面說過的原因而延伸出來了《沁源1942》，于是成了四部曲。
山西晚報：《堅守1921》的時間節點更靠前了，要說1921年，親歷者幾乎沒有了，您是如何延續這個主題的？
蔣殊：確實，親歷過1921年的人，幾乎都不在世了，因此這本書的書寫也是這套系列作品中最難的，過程中不斷布局、變化，最終我決定按中國共產黨百年歷程中的大事件來回望，那就是重新回到建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改革開放、脫貧攻堅、文化復興等建黨百年來國家發展的大事件大背景中，找出一個個雖平凡卻接力踐行了“紅船精神”的共產黨員，通過他們的故事呈現百年堅守的初心與精神。同時在每一個大事件之前，我還特意增加了一份《黨員預習筆記》，把自己也放了進去。這也是這本書在結構上的一個創意吧。
山西晚報：所以您用18位優秀共產黨員的故事來體現對1921的堅守，這些人物的尋訪應該花了您不少時間和精力。
蔣殊：是的，人物既要考慮年代、所處的大背景，還要考慮所在行業的代表性，因此篩選與取舍起來難度比較大。他們每個人都可以講出一段難忘的故事，但最難忘的，應該是恰好面臨疫情，一些人無法面對面采訪，這背離了我的創作風格。之前創作的每一部紀實文學，我都多次與主人公或者他們的后人有面對面的交流，盡管電話、微信也是一種溝通交流的方式，但不能看到他們的眼神，不能目睹他們的言行舉止，于我而言還是一種很大的遺憾。
山西晚報：您在書寫的過程中，重點描繪了每個人物的初心與夢想、堅守與主張，這樣寫是對一種精神底色的深入解讀嗎？
蔣殊：就如前面說的，這樣書寫就是讓讀者看到每一代人、每一名優秀共產黨員對當初“紅船精神”的堅守與傳承，當然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底色的呈現。而從他們的作為和行動中，讀者也可以感受到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為共產主義信念而矢志不渝的奮斗史，是一首共產黨人拋頭顱、灑熱血，充滿浩然正氣的壯美詩篇。
山西晚報：這四部紅色題材作品體現了您作為作家的責任意識和使命擔當，一路寫過來，這些經歷對您有什么樣的影響？
蔣殊：之所以說這種書寫是一種責任，正是我在書寫過程中所體驗到的。我常常覺得，作為一名文字工作者，出版了一本書不是為我增添了一點分量，而是這種書寫，其實成為了我向英雄致敬的方式。
關于《陽光下的蜀葵（珍藏版）》 通過文字讓讀者關注是最驕傲的事
山西晚報：最近還出版了《陽光下的蜀葵（珍藏版）》，這個珍藏版與八年前的那個版本相比，有什么變化？
蔣殊：是啊，今年幾本書扎堆了，但是特別有意義。《陽光下的蜀葵》是第一個再版本散文；《紅星楊》是第一部兒童小說；《堅守1921》是最后一本年代系列報告文學。與八年前的初版相比，珍藏版《陽光下的蜀葵》首先是顏值更高了，從封面到內文，在設計與裝幀上都下了很大功夫。其次增加了彩頁，讓不認識蜀葵的讀者通過圖片認識了蜀葵。書中還增加了書畫家老師書寫的文章片斷，朗誦藝術家朗讀的書中作品，評論家對本書的評論，以及趙樹理文學獎授獎詞。另外，隨書還贈送有一套12張彩色書簽，為青年畫家孫夏所繪書中作品《故鄉的秋夜》中的12處場景。而且，書中文字與初版也有了很多不同，刪除了不少我不太滿意的篇章，又增加了一些新作品。這本書，其實可以算一本新書。
山西晚報：這第一本書當年就拿到了“趙樹理文學獎”，如今對其再回首，應該有許多感觸吧？
蔣殊：確實感慨，這也是當時沒有想到的。還有一點沒想到，就是八年之后再看，我依然喜歡這本書。于我而言，沒想到的事情太多，比如當初《陽光下的蜀葵》出版后，我認真想，這輩子還會再出版第二本書嗎？但是萬萬沒想到，至今我已經出版了10本書。當然，最沒想到的是，這本書讓無數人認識并喜歡上蜀葵，并在許多地方種植蜀葵。不管是一朵花，還是一個人，通過文字讓讀者關注，這是最驕傲的事。
山西晚報：您在初版的《陽光下的蜀葵》的后記中寫道：“這是我的第一本書，一本獻給故鄉的書。之后，我自然還會有第二本、第三本關于故鄉和村莊的書。”如今，您當初的想法都實現了，不僅寫了故鄉、寫了村莊，還寫了故鄉的老兵、故鄉的紅星楊，可以說說您現在的心境嗎？
蔣殊：越寫越覺得故鄉博大、厚重，那片土地上，還有無數的寶藏值得我去挖掘。所以，常常覺得時間不夠用，就在想什么時候才可以將故鄉的美好、偉大與苦難都變成文字。
山西晚報：如今再版《陽光下的蜀葵》，故鄉和蜀葵在您心目中有變化嗎？
蔣殊：故鄉遠了，蜀葵近了。
山西晚報：您的文字充滿溫情，您知道它有催人淚下的功能嗎？
蔣殊：與其說是我的文字有催人淚下的力量，不如說是我筆下的人物有催人淚下的魅力。感動讀者的，是我筆下的人與事。當然，這需要我用真情去呈現，用藝術的方式去表達。我覺得，心里有什么，眼里就會看到什么，筆下就會呈現什么。寫作時，我是把自己放進情景中的，因此許多時候，我也會跟著主人公一起難過，一起流淚。
山西晚報：武鄉和沁源是您創作的文學原鄉，也讓您成為一位具有鮮明地域書寫特色的實力作家，這樣的書寫還會繼續嗎？
蔣殊：當然，我會繼續書寫故鄉，但實力卻不敢當，身邊優秀的作家太多。我一直覺得，寫作的源泉來源于故鄉。故鄉真的像一位母親，而書寫者就是她懷中的嬰兒，能源源不斷汲取到她豐盈的乳汁。所以我的下一部作品，背景依然是故鄉，蜀葵會再次成為書中的主要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