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寫小說是一種艱苦的工作。在《郁郁澗底松》里，周文講的就是這種艱苦性，小說里那位仁兄為寫出一部杰作，生生地把自己給搞魔怔了。這倒也不能完全怪他。依我之見，這位仁兄對小說根本就缺乏熱愛，要不是他老爹非要趕鴨子上架，他大概很愿意淪為一名平庸的大學教師。當然，還有另一種可能：如果不是他老爹直到晚年還懷著莫名其妙的宏愿，并且非要把如此宏愿強加給自己的兒子，這位仁兄也可能仍未磨滅自己對于文學的野心。這事兒說不清楚，卻足以說明人和人之間的彼此理解是何等困難。

這位仁兄顯然是父親的好兒子——他也不大能夠理解別人——否則也不至于在小說選材這一關就被卡住。誠然，他在大學里教授文學理論，一定掌握了不少有關文學、有關小說的知識，但對于那些知識以外的現(xiàn)實世界，卻實在太少關懷。這樣的人非要寫小說，堪稱一種災難。看看他大學時代的德性，就知道他想要做一名小說家，怕是難度不小。——“這是他一貫的處世方式：對于和自己不在同一層次的人，他打心眼里是不屑的，只不過為了顯出自己素質高，才裝出一副客氣的態(tài)度。”我以為一個致力于寫小說的人，處世方式該恰恰相反才對：他大可以在人前表現(xiàn)出一點傲慢和清高，但骨子里卻應該是謙虛、寬容和開放的。唯有如此，他才能夠不僅站在自己的角度，也站在別人的角度，站在生活中任何位置，去觀察和理解他所遭遇或未曾遭遇的一切人與事。但這位仁兄只能看到他自己，甚至，連自己都看不到——他只不過是在努力地矯飾他自己罷了。順便說一句，我對于周文把文學青年和大學教師塑造成這個鬼樣子，其實心懷不滿。不過考慮到她自己也是文學青年和大學教師，我就只能選擇原諒她，并且認為，在塑造這樣一個令人頗感不適的人物形象時，周文有一種對著鏡子開懷大笑的自嘲精神。而這，正是現(xiàn)代小說該有的精神。

不過她筆下的這位仁兄顯然笑不起來——命運的敲門聲把他嚇壞了，他年輕時代裝模作樣的清高和目中無人的愚蠢終于迎來了報應。那個埋藏在記憶里的阿松突然醒來，闖入他的家中，生動展示了一個底層青年如果受到文學青年的蠱惑，會有怎樣的后果。這一次，周文簡直是近于惡毒地對文學和作為寫作者的自己給予了無情嘲笑，甚而我們可以更為具體地說，她是對新世紀初文學對于底層的書寫給予了無情嘲笑。“底層敘事”風行的那幾年，評論者們始終在糾結一個問題：知識分子是否能夠真正地理解底層？知識分子為底層代言，是否有其合法性？在這里，周文似乎明確地給出了否定的回答，并更進一步對人與人之間理解之不可能，表達出悲觀的態(tài)度——個人與個人之間尚且無法互相理解，更何況是一個人群與另一個人群之間呢？

好在，這位仁兄終于從噩夢中醒來，踏上了尋找阿松的道路。在阿松的故鄉(xiāng)，他見到另一個阿松，一個沒有被文學捆住手腳或切斷手指的阿松，一個將他早年受到的文學熏陶務實地用來撰寫商業(yè)文案的阿松。這樣的結尾很容易讓人以為，這是周文對所謂“純文學”最狠重的一擊，但我的看法卻有所不同。當這位仁兄將電腦里的小說草稿統(tǒng)統(tǒng)刪除，面對空白的文件夾深感空虛的時候，破滅的不是文學夢，而只是“那一種”文學夢；周文所要嘲弄的也并非是文學，而只是“那一種”文學。我恰恰以為，正是在這位仁兄文學夢想破碎的時刻，小說的價值才得到了彰顯。在這一刻，這位仁兄真正認識到了自己的狹隘與可笑，跨出了孤芳自賞的牢籠，看到山野之間的廣闊風景，以及如阿松這樣的世人無限的可能性。或許對于這位仁兄來說，這的確可以算是一個痛苦和絕望的時刻，但對于小說而言，這樣的結尾顛覆了自身，卻也成就了自身。因此我以為，小說里前一個阿松對于文學的種種怨憤，和后一個阿松對于文學的種種見解，都并非在調侃文學，而恰恰提示了小說應有的氣度。在彼此難以溝通和理解的世界里，小說的價值正在于通過不斷地替換、翻轉，讓被遮蔽的重新呈現(xiàn)，讓遭怨恨的得到救贖。

或許我們也可以說，恰恰是因為人和人之間、人與世界之間的理解是那么困難，所以小說這門藝術才成為必要，并且發(fā)展出那么復雜的技術。小說所講述的故事與所塑造的人物恐怕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以其故事與人物，不斷提醒我們理解與溝通的難度。因此，才會有《靛藍毛衣》這樣有如謎團的小說。小說中的女子從遇到鄰座男子的那一刻起，便始終無法對他產生信任，于是所有的對話與心理活動，乃至于車窗外一閃而過的風景，都像是與他人、與世界在斗智斗勇。這樣一種緊張的氣氛，讓后面看似漸趨于友好甚至曖昧的交流，難以具有足夠的說服力，而顯得搖搖欲墜，好像隨時都可能崩塌。因此那場事故看似來得突然，其實恰逢其時。當然，這樣一種恰逢其時的感覺，與事故發(fā)生時男子剛剛給女子講述完的電影情節(jié)有著密切的關系。事實上，盡管小說一再強調人與人、人與世界之間那種無法信賴更不可理解的緊張關系，在敘事層面卻又不斷地建立起種種關聯(lián)，以彌補那些處處可見的裂痕。譬如在女子到來之前，她的座位曾被一個醉酒的女人占據(jù)；而女子短暫逃離這個座位時，又有一個女人坐在了這個座位上——盡管火車上更加舒適的空座還為數(shù)不少。在我們的女主人公討回自己的座位之后，那鳩占鵲巢的女人仿佛是憑空消失在車廂連接處，就像是藏進了火車隱秘的暗間；而那名男子在事故發(fā)生后，同樣躲開所有人視線，從車門的縫隙溜了出去……這些文本當中刻意構造的呼應顯然并不能夠建立起穩(wěn)定感，反而進一步暗示了這個世界的神秘與不可知，這讓小說結尾處的陡然變故，顯得格外順理成章。小說的結尾不能不讓人想起格非的《褐色鳥群》，而這篇小說也像《褐色鳥群》一樣，讓讀者在驚覺此身之偶然與世界之荒誕的同時，深感不解、惶惑，甚至恐懼。像《褐色鳥群》和《靛藍毛衣》這樣的小說，其價值或許就在于刺破了有關于此世堅固的謊言，動搖了我們原本早已麻木的認知，讓那些長久被掩蓋的斷裂與傷痕重新變得新鮮和痛楚。就此而言，這樣的小說同樣是在與理解之不可能性作斗爭。但是，當這樣的真相已經一再遭到揭發(fā)，今時今日，此類小說總難免令人感到疑惑：誠然如此，然后呢？如果一切具體的經驗，都被含混的概念所裹挾，那么小說藝術究竟能夠在怎樣的意義上不僅揭示真相，并且回應這一困局？

由此必須強調經驗的重要性。在小說中，經驗永遠比知識重要，智慧永遠比技術重要。論敘事技術，方曉的《雨后》至少不如《靛藍毛衣》那樣令人眼花繚亂。甚至可以說，《雨后》所講述的，真是一個既離奇又老套的故事。——多年之后，曾經的戀人再度相見，女子喋喋不休地說了半天，又耍了種種花招，死纏爛打就是要男子跟她生個孩子。這樣匪夷所思的故事梗概，簡直可以跟重金求子什么的相媲美了。但因為一種鮮活而真切的經驗被灌注在敘述當中，小說就充滿了款款深情，使《雨后》成為本期“小說新干線”中完成度最高的一篇。由此可見，在小說當中，故事梗概可能沒那么重要，支撐《雨后》的也并不是情節(jié)，而是始終縈繞在敘述當中的那位男子的回憶與反思。層層疊疊的回憶不斷涌出，淹沒了一場尷尬的聚會，也讓整個小說有了溫度。而沉浸在回憶中，我們會逐漸發(fā)覺，原來自己理解自己也同樣存在難度。男子看著餐桌對面同樣已屆中年的故人，一再撫問往昔，其實也是一再追問，追問自己究竟有沒有愛過這個女人，追問在自己的生命里，這女人究竟意味著什么。顯然，他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假如他當真認定，自己“曾經沒有愛上一個女人”，那么那些時隔多年仍不能忘懷的瞬間，那些過往畫面中繾綣的情感，為什么依舊如此清晰，如此具有刺痛感？但是，明確的答案或許本來就不重要，重要的是追問本身，借由此時之“我”與過去之“我”的辯難，這篇小說所討論的已不僅僅是愛情，而成為對中年人生的一種悠長的慨嘆；而我們也不知不覺跟隨這名男子，不斷翻檢我們自己的記憶，不斷站在往昔回望現(xiàn)在，透過故人的眼眸審視自我，從而完善了我們對于自己和他人的理解。如上所述，這就是小說的價值所在。

就此而言，出生在新世紀之后的楊渡，在小說創(chuàng)作這條充滿荊棘的道路上，恐怕還要有一個艱苦而漫長的探索過程。《尾隨》里有一道怯生生的目光，也在好奇地打量著他人與世界。但這道目光現(xiàn)在還被封閉在狹窄的教室里，并且只能在一張人臉與另一張人臉之間漂浮，而無法深入那一張張面孔背后的內心世界，甚至，連“我”的內心世界都無法進入。這道目光太過羞澀了，又或者可以說，太過冷漠了。連那個“我”頗有好感的女孩，它都不敢直視，以至于我們無法將她從這教室的人群里，從我的情感里去將她特殊地區(qū)分出來。這樣一種青澀的感情，當然值得珍視。但是談戀愛也好，寫小說也罷，大概還是要努力從那種看似羞怯實則過分自愛的情結里解脫出來，走向廣闊的世界才行。這是寫小說這件艱苦的工作中，最需要去認真面對，并勢必不斷面對的核心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