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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震，北京師范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教授。1958年生；1982年畢業于山東師范學院聊城分院（今聊城大學），獲教育學學士學位；1984年12月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獲西方哲學碩士學位，并留校任教；1997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曾先后任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北京外國語大學校長、黨委書記等職；兼任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委員、國家教材委委員、教育部社科委哲學學部委員、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副理事長等學術職務。出版有《西方歷史哲學導論》《生成的存在》《重建理性主義信念》《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大國話語》等著作，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等報刊發表論文數百篇，多次獲國家和省部級教學、教材及科研成果獎。

人類文明發展越來越呈現加速度的狀態，智能科技重塑了人類的知識生產方式。人的思想啟蒙與社會的現代化，著重體現為知識的現代化。新形態的知識創新成為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動力。為此，人類需要用歷史的眼光激發新的思想觀念。思想應該是人與人在歷史互動中被激活的。圍繞“讓哲學成為哲學”的理念、歷史哲學中的世界與真理、哲學教材的編撰與教育的使命、知識演進邏輯與創新型國家的構建等相關問題，北京師范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韓震教授近日接受了本報記者采訪。

哲學研究作為志業的學術人生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當年為什么選擇哲學研究作為志業？

韓震：每個人都是由他生活的時代和環境塑造的。我是恢復高考之后的首屆大學生，即“77級”，所以我們這代人的成長軌跡與現在的青年人很不一樣。1975年中學畢業后，我先到農村“插隊”，后回到縣城，在一個不到百人的小電器廠做學徒工，先后學過鉗工和車工。能夠有機會參加高考并且被錄取，實屬不易。按照那時的說法，可謂“時代的寵兒”。

之所以選擇哲學，特別是攻讀西方哲學碩士學位，明顯帶有那個時期的特點。當時，伴隨著改革開放進程，國門逐漸打開，包括哲學思潮在內的各種信息開始涌入中國。青年人一方面對各種新鮮的東西非常感興趣，另一方面也意識到，作為文化靈魂的哲學，肯定在西方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當時，我們是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西方哲學著作，甚至迫不及待連夜讀完，力求從中尋找改變自身落后狀況的利器。這種閱讀，現在看來有些盲目，但在擴大視野、解放思想方面，應該說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的第一篇重要論文是為了紀念狄德羅逝世200周年而寫，題為《狄德羅的辯證法及其歷史地位》，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1984年第6期上，能談談寫這篇論文的心路歷程嗎？

韓震：發表這篇論文時，我還是北京師范大學研三的學生，我是1984年12月才畢業留校工作的。能夠在這樣有影響的學術期刊發表文章，要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雜志對青年學者的扶持，尤其要感謝何祚榕先生的指導。記得投稿過了一段時間，何先生寫信約我去雜志社。當時《中國社會科學》編輯部在鼓樓西大街甲158號，離北師大不遠，我騎自行車就去了。何先生給予我很大鼓勵，說我的觀點有新意，因為當時人們往往研究什么就從現在的思想高度給以評價，無意之間會出現“拔高”的現象。譬如，就狄德羅而言，許多研究者認為其思想已經開始接近“辯證唯物主義”，而我則認為，以狄德羅為代表的法國唯物主義哲學家，其歷史貢獻在于他們將17世紀開啟的機械論的形而上學推向了邏輯頂點，機械論在當時具有思想解放的作用，或者說正因為這種哲學將機械論的形而上學推向頂點，才開始在其杰出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展露出某些辯證法的特征，從而下啟德國古典哲學。何先生耐心地向我指出了應該修改或充實之處，這讓我的學術視野和研究思路得到了很好的拓展。讀研階段能夠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這樣的雜志上發表論文，同時我在《國內哲學動態》（今《哲學動態》）發的文章還被《新華文摘》轉載，這讓我備受鼓舞。正是像何先生這樣的老編輯的鼓勵和指導，堅定了我走學術研究道路的信念。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在全國第一屆法國哲學研討會上發表了新穎見解。關于這次會議，您能回憶一些當時的場景和內容嗎？

韓震：這次會議大約于1982年或1983年在北京大學召開。我們還是學生，一開始沒有接到通知，后來主辦方聽說北師大招了三位法國哲學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的碩士導師是于鳳梧先生，他于今年1月24日逝世，享年95歲）——那時候研究生非常少，專門研究法國哲學的就更少了——有人就設法通知了我們。當時，記得參加會議的有朱德生、管士濱、王樹人、李鳳鳴、管震湖、李平漚等先生。作為學生我們就是聽會，感受學者們的知識厚重和思想睿智。會議快結束時，主持人提出讓在座的學生也談談自己的感受或想法。在老師們的鼓勵下，我就將我對法國哲學研究的看法講了一下。我認為，不能過多從辯證法的角度去看待法國哲學的貢獻，與德國哲學相比，這恰恰是其短處。而應該從機械論的形而上學去規定法國哲學，譬如把人看作機器，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是多么具有時代性、創造性的觀點啊！在宗教思想依然起很大牽制作用的背景下，也有很強的啟蒙或者思想解放的作用，就此而言，法國哲學的貢獻，恰恰是把機械論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推到了極致。法國哲學以機械論思維方式標志了那個時代。我講完之后，記得王樹人、李鳳鳴等先生覺得我的想法很有新意，并且鼓勵我寫出來，可以放在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主辦的《外國哲學史研究輯刊》上發表。我因此就著手寫關于這個問題的文章。有關主題的文章發表后，《哲學年鑒》也將其選為重要論文加以介紹。另外，碩士學位論文我原打算寫歷史哲學方面的內容，但是由于這次研討會的契機，論文的題目也就改變了。既然論文已經寫得比較有“分量”了，就直接當作學位論文了。

《中國社會科學報》：20年前，在《關于哲學教育改革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您曾提出，哲學話語的相對沉寂是哲學自身創新能力不夠的結果，因此，哲學研究和哲學教育的出路是必須讓哲學成為哲學。今天您能再談談“讓哲學成為哲學”的內涵嗎？

韓震：馬克思認為，哲學應該是革命的批判的辯證法，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因此，不能把哲學變成一種知識體系來解釋，問題在于怎樣改變世界。作為系統的反思性批判性思維活動，知識是其思維活動的對象，是其加以批判地審視或進一步拓展深化的東西。哲學的魅力就來自它不停留在任何現成的答案上，那是知識體系的特點，而是以目前的思想成果作為思考的前提性資源。哲學肯定有知識，但哲學的本質不在知識性上，而在于其批判性的思維活動之中。我們的哲學教育有時候不是太成功，就在于我們往往將其作為知識體系加以解釋了。哲學由于它本身“形而上”的性質，也就成為在思想中馳騁的最自由的學問，因為它是思想，思想是任何東西都禁錮不住的力量，它必定是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思維活動。讓哲學成為哲學，意思就是讓以知識體系理解的哲學，回歸到以反思性批判性思維活動展開的哲學。

從歷史哲學探尋世界與真理

《中國社會科學報》：《西方歷史哲學導論》是您第一部產生較大影響的著作，該書成為我國大學哲學系關于歷史哲學的重要教學資料之一。您能談談該書的寫作背景和出版效應嗎？

韓震：在讀哲學之前，我很長時間之內對歷史特別感興趣，尤其歷史上許多文明的興衰，有的看似突然崛起或迅速衰敗，其中原因何在？許多歷史現象，可以說是謎一樣的存在。研究往往與一個人的興趣密切相關，有興趣才能支撐持續的研究。我亦不例外，學了哲學之后，就自然有了從哲學的角度探索歷史的想法。既然學的是西方哲學，而且改革開放過程中試圖理解西方世界歷史性崛起的過程、原因與規律的愿望尤其強烈，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言，那我的研究就自然走向對西方歷史哲學進行一次系統的梳理，其結果就是大家看到的由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西方歷史哲學導論》。第一次做這么大的“工程”，40多萬字，還是付出了許多辛苦，當時既沒有個人電腦，也沒有復印機，都是爬格子爬出來的，那時拿筆的手是能夠磨出繭子來的。記得寫完這本書，病了很長時間，且開始有些許白發出現。

這本書出版之后，獲得了學界的肯定，并且先后被評為北京市高校青年科研優秀成果獎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當時我作為一個年輕學者，能夠在教育部的獎項中獲此殊榮實屬不易。許多學校把這本書作為教學參考書。這本書的修訂版于2008年再版時，其中一個月曾進入西單新華書店的暢銷書排行榜。后來許多年輕朋友見到我，也會偶爾提起這本書，說“韓老師，我是看您的關于歷史哲學的書成長起來的”，這對我是莫大的榮幸。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人文社會科學發展過程中，哲學與歷史的交互影響從來沒有中斷過。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導言中提出過經典命題：“哲學史本身就應當是哲學的。”您如何看待哲學史研究與哲學理論創新之間的關系？

韓震：真正的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因此，哲學具有歷史性的特征。譬如，馬克思曾經說過，黑格爾哲學是“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這深刻揭示了哲學與世界歷史之間的關系。即使在哲學自身的歷史上，其理論形態與歷史演進也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這在黑格爾身上表現得可謂淋漓盡致。可以說，黑格爾的哲學就是理論化、系統化、邏輯化了的哲學史，而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又體現為歷史化了的哲學理論，或者說是哲學概念邏輯的歷時性鋪展。恩格斯曾經對此有非常到位的判斷，也就是說，哲學思維都須有前人的思想作為前提性資源。但是，問題是“哲學史本身就應當是哲學的”，那就是說，不能把哲學史看作已經死去的思想觀念的墳場或墓地，只有按照哲學的方式去理解哲學史中的思想材料，哲學史才屬于哲學的范疇。按照這種理解，我們之所以講哲學史，那是因為這些看似是史的東西，仍然以某種方式活在我們的思維活動之中，有時成為我們的思想資料，有時激活我們的思想，有時給我們以新的啟迪。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學界曾出現關于“中國哲學合法性”的爭論。這場爭論表達了中國人渴望讓哲學講漢語的心聲。從一種歷史的眼光來看，哲學思想自古以來就一直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您如何看當下漢語哲學研究的興起？

韓震：“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說法，顯然是從西方學術譜系的角度衍生出來的一個問題。在我看來，這是沒有道理的。我們同樣可以問英國哲學、法國哲學、德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因為從希臘哲學的角度看，英、法、德的哲學也不是完全內生的。從某種意義上，也許漢語哲學的提出，代表了中國本身哲學（Philosophy of China）開始崛起的自覺自主意識。人們期望不僅用漢語翻譯西方的哲學，按照西方哲學的概念整理我們古代的“哲學思想”，即目前作為哲學二級學科的“中國哲學”，而且能夠創造一種新的哲學形態，但創造一種新形態的前提，就是你必須得達到代表世界水準的哲學高度。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漢語哲學”概念的提出，可能是新形態的中國哲學，或者說一種新形態的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哲學醞釀生成的開始。

我認為，“漢語哲學”的提出需要思考兩個問題：首先，是否某種語言產生某種特定的哲學？如果說哲學是思想中所把握的時代，那你是在用什么樣的語言去把握？用特定的語言講的哲學，肯定要體現這種語言所規定、所帶來的特殊形式，如思維方式的架構。我記得王樹人先生曾提出“象思維”的概念，這肯定與漢語是有直接關系的。這就是基于漢語的Philosophy或哲學。由此看來，由于存在不同的語言，在西方也有希臘語的哲學、拉丁語的哲學、法語的哲學、德語的哲學、英語的哲學、波蘭語的哲學，如此等等，由此不同語言的哲學，就產生了“哲學間性”問題，那哲學可能就是復數的。也就是說，不同的語言產生不同的哲學，比如德語的哲學、英語的哲學和原來希臘語的哲學肯定是有差異的，這就是哲學間性。實際上，從歷史的角度去還原的話，古希臘哲學是地中海文化圈相互影響的結果，兩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都起了某種作用。我個人認為，古希臘哲學顯然不屬于西歐本身的哲學形態。西歐當時還處在野蠻狀態，還不可能產生哲學。當代的西方哲學傳統，與古希臘的西方哲學傳統，不是一個西方哲學傳統。它們之間也存在哲學間性，二者之間存在著很大的斷裂層。緊接著還有第二個問題，即Philosophy的復數是指什么？也許是歷史階段性，即思想的歷史性或時代性。既然是思想中把握的時代，那就可能講了不同時代關注的不同問題。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就否定哲學有共性，而且不能否認哲學具有普遍意義，這個普遍意義就是代表那個時代的世界水平。所謂哲學的世界水平，也許是某種哲學在特定時代能夠標志人類達到的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高度。

理論的闡釋、教材的編撰與教育的使命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經從接受的觀點出發看哲學思想的傳播、闡釋與發展，認為只有能為他人所理解的哲學思想，才能取得存在的現實形式，并發揮其社會功能。您是如何看待當代闡釋學研究的新進展的？

韓震：這個觀點是我在1990年《哲學研究》第1期發表的《從接受的觀點看哲學的發展》一文中提出的。我認為，從思想生成的角度看，哲學思想應該是在文本與接受者的互動中被激活的，并且在這種互動中生成真實的思想活動，激發新的思想觀念。不同的接受主體，基于不同的年齡、性別、文化傳統、生活背景、教育水平等，會有著不同的前理解結構，從而在與哲學文本的互動中生成出不同的思想理解來。從這個視角看，哲學思想既是哲學家思維活動的結果，也是接受者思維活動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說，哲學的發展史也是哲學思想的接受史。進入21世紀之后，我與跟我讀博士學位的孟慶鳳合作寫了《歷史·理解·意義：歷史詮釋學》一書。后來，因為擔任學校管理職責，從事學術研究的時間不是太多，但我還是非常關注學術界的發展動態。近年來，在洪漢鼎、張江等先生的努力下，闡釋學或詮釋學的本土化，也就是說闡釋學的中國化得到凸顯。這不僅是西方理論的中國化，而且是對中國傳統闡釋思想的發現、提煉與“闡釋”。山東大學連續多年編輯出版《中國詮釋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創辦了闡釋學高等研究院，且主辦《闡釋學學刊》。另外，闡釋學的研究范圍也得到多視角的擴展。可以說，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中國闡釋學正在日益成形、發展、壯大。

《中國社會科學報》：哲學教學與批判性思維的培養緊密關聯，好的哲學教學必須有一流的教材。優秀的哲學教材和課程資源應該具備什么特點，能將學科基礎與前沿知識有機結合起來？

韓震：我認為，哲學本質上不是知識，而是一種系統的、反思性的批判性思維活動。學哲學的關鍵在于自主思考，且不是記住多少概念、記住多少詞語就能學會的，因此我們的哲學教育就不能變成知識記憶型教育，而應該是啟發式的教育。哲學本來是關于思維的科學，而思維本身是最自由的，在這個意義上，老師要盡量啟發大家自主思考，這比一般的教學更困難。灌輸很容易，而讓青年人自己思考起來，在前人基礎上能有新的想法，能得到更深更新的理解，這是最難的。哲學的使命是激活青年人的思維，我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們閱讀哲學，學習哲學，不是把自己的頭腦變成別人思想的跑馬場，而是讓別人的思想激活自己的思維，讓我們在前人思想的基礎上繼續前行和深化，這是哲學教育要達到的目的。由此看來，好的哲學教材，一、應該是思想探索的地圖，而不是現成的結論；二、應該有利于引導學生反思或者形成批判性思維，而不是把他們當作思想或知識的儲存器；三、應該與其他課程資源形成互補，激發學生閱讀原著和形成擴展性思維習慣，而不是包打天下，形成井蛙效應。

《中國社會科學報》：全球化進程使人的認同發生了復雜變化，人的多樣化身份的折疊如何內在整合，成為具有連續性和完整性的認同，是一個亟須思考的難題。請您談談教育在國家認同形成過程中的作用。

韓震：我對認同問題的研究，緣起于20世紀末翻譯查爾斯·泰勒的《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其中我在《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發表的《論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及文化認同》一文，到目前知網顯示已經有600多次他引記錄。這篇論文是我去瑞典參加歐盟關于高等教育國際交流伊拉斯謨項目會議時，與國外學者討論有感而發的產物，是從隆德去斯德哥爾摩的火車上開始寫的。過去，人們生活在相對封閉的群體內，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人們沉浸在自己的文化母體之中，甚至意識不到認同問題，認同問題恰恰是碰到與自己不同的人即“他者”之后的辨別和抉擇問題。人通過他人才能認清“自我”，我們也是通過“他們”來認識“我們”的。譬如，人員、信息與貨物的跨國流動，使人們的身份、文化和國家等認同，日益成為一個必須時刻思考和作出選擇的問題：我與他人有什么樣的不同？我最終的歸屬感在何處？在國外學習、工作、經商的人，或者在中國生活卻為其他國家的機構或公司工作的人，都有怎樣的認同？加入其他國籍的華裔回到中國之后，又有什么樣的歸屬感呢？

歐洲民族國家的興起是與國家開始壟斷教育密切相關的。教育可以通過共同的語言和生活樣式，培養國民的共性和民族特性；通過民族文化的傳承，為國家奠定統一的文化傳統；通過價值觀的傳遞，為國家塑造共同的道德理想和目標。可見在現代社會，教育在促進文化整合和國家認同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探究知識演進邏輯與創新型國家建設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很早就提出：“智能是社會進步的強大動力。”時至今日，您如何看待當代科技發展對人類產生的影響？

韓震：你說的這個命題，是我們在《現代哲學》1987年第1期發表的論文中提出的，論文的另一位作者是袁貴仁，寫該文時我倆還是青年教師，住在同一宿舍。顯然，人的力氣不如牛、跑不如馬、尖牙利爪不如老虎獅子，但人靠什么成就了當下的主宰地位？靠的就是智能。內在于思想中的智能，外化為改造自然的力量就是科學技術，外化為改造社會的力量就是管理和社會科學。一方面，人類創造了越來越多的財富，生活越來越便利；另一方面，人類也逐漸面臨環境、氣候、核戰爭的威脅。人類已經改變了地球的面貌，甚至將自己的足跡留在了外太空，地球已經進入了“人類世”。人類是否走到了自己創造的“生存還是毀滅”的懸崖上？我們不得不思考這些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大科學視野下的學科交叉融合是當前全球科學技術發展的重大特征，科技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重塑全球創新版圖。創新型國家在構建過程中面對科技向善的問題，對此您怎么看？

韓震：大科學視野下的學科交叉融合已經改變了知識形態。大家越來越認識到，學科過于死板的界限已成為科學創新的障礙。將事物的某些部分、層面、屬性從整體中分離出來孤立地加以研究是必要的，但還是比較初步的，現實問題具有無限的復雜性，需要我們從多方面、跨學科地加以研究。科學研究既需要還原的方法，也需要從有機整體的視角去看問題。研究一個事物，既需要量化的衡量，也需要總體性的質性把握。其中，最重要的總體性把握就是科學技術的道德倫理維度。因為除了無處不在、多如牛毛的病毒和細菌，似乎任何動物都不可能威脅到人類的生存了，唯一能夠毀滅人類的可能就是人類自身。因此，科學技術的發展必須有倫理道德的維度，工具理性的發展必須有價值理性的約束。這應該成為人類明智的選擇，不能讓人類理性匯聚成毀滅性的非理性結果，不能讓人類智能成為巨大的自我毀滅性力量。

《中國社會科學報》：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是時代的要求和呼喚。您如何看待知識形態演進對“雙創”的影響？

韓震：人類文明在交流、碰撞和互鑒之中艱難前行，民族文化的活力首先來自其知識的創造力，而知識的創造力必須適應且引領知識形態變化的趨勢。正如進入鐵器時代的民族必定領先于處于石器時代的民族，掌握且引領新知識形態的民族，也必定領先于處于落后知識形態中的民族。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建立在科學技術自主發展的基礎上。科學技術發展程度與國家利益緊密相關。

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中最大的變局恐怕是知識形態的改變。中美之間的摩擦與其說是貿易不平衡之爭，倒不如說是誰掌握產業鏈或知識生產主導權之爭。無論如何，新形態的知識創新本身已經成為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動力，我們必須把關鍵技術創新能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才不會被別人卡脖子。民族復興的前景要看中國在知識創新方面的能力，這就要求我們培養在知識創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人才。為了應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知識經濟的浪潮，必須強化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的教育。要建設創新型國家，不僅要堅持自主創新是第一動力，而且還必須堅持全方位對外開放，推進更高水平的開放，不斷提高“引進來”的吸引力、“走出去”的競爭力，才能在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贏得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