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創作應堅守為人民的初心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和隨后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成為了中國現當代文藝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講話》以文藝為什么人服務和如何為群眾服務為全篇的中心思想，目的是求得文藝對革命的有力配合。《講話》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對解放區文學和新中國文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講話》的“引言”中，毛澤東同志指出了一些應該解決的問題，主要是“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講話》要求無產階級的文藝工作者們要“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于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至于對人民群眾，對人民的勞動和斗爭，對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黨，我們當然應該贊揚”。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還指出我們文藝服務的對象：“文藝作品在根據地的接受者，是工農兵以及革命的干部。”那么，什么叫作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
在《講話》的“結論”部分，毛澤東同志強調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的文藝是為什么人的？”而且強調“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他指出，我們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那么，什么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斗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為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
毛澤東同志的《講話》一經發表，就產生了深遠廣泛的影響。無論在1940年代，還是新中國成立之后，《講話》均是我們黨制定文藝政策、指導文藝事業發展的重要綱領。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文學理論思想，包括如何理解和處理文學的民族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創作中的客觀真實與作家主體精神的關系、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以及創作中的個人追求和文藝的大眾化方向的關系。在以后的幾十年中，通過對這些理論命題廣泛的討論和實踐，不僅取得了豐富的理論成果，而且推動了中國文學創作的發展，在文學的民族化和大眾化方面的進展尤為顯著。
為了實現以上目的，眾多作家特別是生活在解放區的作家積極踐行《講話》精神，義無反顧地走出象牙塔，深入人民群眾的生活，以多彩的筆墨來反映時代氣象。在這種文藝思想指導下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都表現出注重認識功能、教育功能以及干預生活的特點。比如趙樹理，他的小說具有“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他采用的是適合中國大眾的審美習慣、欣賞趣味，能為大多數中國人所接受的藝術形式。可以說，內容上的干預生活，藝術上的本土風味，構成了趙樹理小說的經緯之網。其他的相當一批作家的創作也深受《講話》精神的影響。比如歌劇《白毛女》，本是一個民間口頭創作的“白毛仙姑”傳說，在《講話》思想的影響下，被賦予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全新主題，再加上融合西洋歌劇與民間戲曲，使得革命意識形態與民間審美趣味獲得某種統一，因而得到了觀眾的贊許。
從現實生活中獲取創作的素材，寫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作品，這當然是《講話》精神的直接影響；但如果我們從五四以來作家們的創作走向中來考察，會發現其中暗含的連續性的“線索”和“緣由”。
就五四新文學運動而言，作家們講究的啟蒙，必然要求文學藝術的創作要走一條大眾化的道路，即五四以來的文化本身就是追求大眾化的。大眾化早就已經成為諸多有責任的作家所恪守的信條，在這方面也有相當多的作品和理論的闡釋。五四時期諸多的優秀分子已經明確意識到要完成政治革命，必須徹底摧毀舊政治的思想基礎，而這新舊思想的一立一破便成為政治革命的根本。文學作為新舊思想的重要載體，就成了這一立一破的具體對象。自晚清梁啟超等人倡導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之時，我們就看到這樣一條文學革命的思路：欲救亡興國，必先新其政治（新政），欲新其政治必先新其道德（新民），欲新其道德必先新其文學（新詩、新文、新小說）。五四之后，文學研究會也注重文學的社會功利性，被看作“為人生而藝術”一派。隨后諸多作家的創作，也是沿著這一脈絡行進的。
也就是說，在這點上，毛澤東同志的《講話》是有相當的繼承性和社會根基的。五四以來，那些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從一開始就自覺地將大眾化納入自己的創作考量之中，并努力使人民大眾成為主要的形象和內容。因此，他們的創作與社會的發展進步是契合的。
也就是說，新文學誕生之時，其追求的價值取向就是平民化。創造社在提出革命文學時就說，“我們要使我們的媒質接近農工大眾的用語，我們要以農工大眾為我們的對象”。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上，通過了一項“文藝大眾化研究會”的議案；1931年11月“左聯”執行委員會決議《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正式宣布：“為完成當前迫切的任務，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必須確定新的路線。首先第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文學的大眾化。”魯迅認為：“文藝本應該并非只有少數的優秀者才能鑒賞”，“倘若說，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論起來，誰也不懂的東西，就是世界上的絕作了”。郭沫若說：“須得趕快回到民眾中去。深入農村，深入工場地帶，努力接近人民大眾，了解他們的生活、希望、言語、習慣，一切喜怒哀樂的內心和外形，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復到人民的主位。”
這些與《講話》精神是一致的，和大眾化的要求是統一的，是在向大眾的價值觀靠攏的。那個時期的知識分子自覺放棄了精英化的啟蒙立場，將自己從啟蒙者的身份降下來，這既是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要求，也是《講話》精神的要求。于是，在《講話》精神的影響下，向人民的生活學習，寫出群眾喜愛的作品，成為作家創作的根本出發點。
（作者系《詩刊》副主編、《中華辭賦》雜志社社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