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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論路也詩歌日常生活的詩性建構
      來源:《百家評論》2013年第2期 | 孫書文  2022年06月09日23:53

      若“世道必進,后勝于今”這一法則,在通行意義上還能夠站得住腳的話,那么,推動世界“進步”的是那些給世界制造問題的人。哲學家制造了那些凡常人從不去想的問題,如生死,如物質與存在的關系,由此讓人類更有智慧因而也更加符合“道德原則”;科學家制造了那些凡常人想不到的問題,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甚至那些古代的中西方的術士們的對世界大勢的預言,由此推動人類生存的方式越來越“人化”。詩人路也曾提到自己小時候的夢想,是要做陳景潤,那也是一個制造了別人不會制造的問題,因而推動了數學發展的人。文學同樣需要那些制造問題的作家們提升進境。路也屢屢致敬的李白,便是一個制造文學問題的人:文學不是要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嗎?怎么可以一上來就大喝一聲:噫噓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詩原本是要精煉的,怎能“昨日之日不可留,今日之日多煩憂”樣的絮絮煩煩的如飲者般噫語?……李白給那個時代的讀者制造了難題,李白式問題給后世的文學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個話題。然而,他所制造的文學問題,恰恰深深影響了中國文學的進程,甚至從一定意義上說,“李白問題”讓中國文學的血脈更加豐盈充沛。文學需要多層次的多樣性,文學需要多種可能性,因而,文學更需要一位位制造問題的問題式人物。當今文學創作引發種種的不滿意,部分原因也正在于我們所遇到的一位位作家大多都能用我們所習得的那套理論自由自在地解讀,我們很少遇到能給當下整個文學批評積累提出問題制造麻煩的作家。換一個角度說,一位作家的價值往往也正在于他制造了有價值、有影響的問題。詩人路也,以自己的創作,或有意或無意中制造或參與了一個個問題,這其中顯著者包括:怎樣激活日常生活煥發出詩意?具有怎樣品格的詩人才能讓日常生活煥發出詩意?

      怎樣激活日常生活的詩意?

      路也不是凌空蹈虛的詩人,她重視詩歌的“細微和具體”。2010年,在美麗的廬山,在“新世紀十佳青年詩人”頒獎會上,路也做了一個題為《最美麗的頒獎臺》的演講,其中說到:“一個詩人……應該在忠實于個人經驗的基礎上,沖決孤獨的牢籠,盡力寫出當今人類的普遍處境和共同命運,以真誠和理智給苦悶心理帶來力所能及的聲援與安慰。”這段話出自路也之口稍稍令人吃驚,其中蘊含的宏大氣象——“寫出當今人類的普遍處境和共同命運”突破了她慣常的詩觀。不妨將此段話與詩人另一段話做一對比:“在一個詩人眼里沒有什么東西真的是抽象的,就是那些貌似抽象的概念都可以被想成有體積有形態有顏色有重量有情態的,日常生活本身就夠豐富的了,就是寫也寫不完的,一個詩人不應該把自己架空,跟看不見摸不著的未來呀歲月呀流浪呀馬呀月光呀荒原呀夢呀心中的疼呀黑影呀永恒呀攪和在一起,我害怕那種詩,在那種詩里生命大而無當,連談一場戀愛都那么虛幻,沒有皮膚觸摸的快感,仿佛愛的對象是萬米高空上的或者峰頂上的雪蓮——寫詩的目的難道是為了離地球越來越遠,而離火星和天王星越來越近么?”“我贊成在詩里描述細微的場景和具體的事物,往往這些細微和具有才蘊含著生命的感動。”(《詩歌的細微和具體》)廬山演講的宏大,或許是因為有著“新世紀”的冠冕的帽子,或許是因為這是一場公開的演講。在這個演講中檢索,我們發現一個個宏大命題有著共通的基礎——“忠實于個人經驗的基礎”,這才是路也的特質。

      讓日常生活能夠在詩中生存、煥發出詩意,這也是中國漢語白話詩的一個問題。這其中又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日常口語能否入詩?其二,日常事件能否入詩?中國新詩歷經百年,但它的身份依然是個問題。有理論家認為,漢語白話不能入詩,因而近百年的白話詩一無是處;有理論家則針鋒相對,白話漢語先天有著濃郁的詩意,近百年的白話詩經典頻出,創造出與中國古典詩相并列的漢語詩的文體。同時,從詩歌創作實踐上看,當下口水詩歌類的廢話詩歌與優秀的口語詩歌相距甚遠甚至南轅北轍,又不禁讓人對日常生活入詩報有極大的懷疑。

      “大白菜”能入詩嗎?抱著大白菜回家這樣的生活事件能入詩嗎?路也用自己的詩作做了回答:

      我抱著一棵大白菜/穿著大棉襖,裹著長圍巾/疾走在結冰的路面上/在暮色中往家趕/這棵大白菜健康、茁壯、雍容/有北方之美、唐代之美/挨著它,就像挨著了大地的臀部/我抱著一棵大白菜回家/此時廚房里爐火正旺/一塊溫熱的北豆腐/在案板上等著它/我兩根胳膊交叉,摟著這棵白菜/感到與它前世有緣/都長在亞洲/想讓它隨我的姓/想跟她結拜成姐妹/想讓天氣預報里的白雪提前降臨/輕輕覆蓋它的前額和頭頂/我抱著一棵大白菜/匆匆走過一個又一個高檔飯店門口/經過高級轎車,經過穿裘皮大衣和高統靴的女郎/我和我的白菜似在上演一出歌劇/天氣越來越冷,心卻冒著熱氣/我抱著一棵大白菜/頂風前行,傳遞著體溫和想法/很像英勇的女游擊隊員/為破碎的山河/護送著雞毛信(《抱著白菜回家》)

      寫日常生活,需要詩人格外的能力。日常生活有著獨特的意味。明末文學批評家張岱在給袁于伶的信中說:“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許多滋味,咀嚼不盡,傳之永遠,愈久愈新,愈淡愈遠。”(《良環文集·答袁籜庵》)寫日常生活,追求的是“常”而不是“奇”,是質樸的美,而不是人為的生動、曲折。“質樸——這是巨大而難以達到的優美境界。”①日常情事,歸根結底因為它是生活的細胞,里面藏著人與人生的奧秘,通過它們能更深入、更細致地顯示人生的精義和社會的某些本質特征。但日常生活,并不能天然煥發詩意。路也對把生活直接放入詩中有著高度的警惕。日常生活的詩意需要詩人有效的激活,需詩人精心的涵養。大白菜“健康、茁壯”,讓抱著它的人“像挨著了大地的臀部”,這是踏實、牢穩的生理感覺;由此“我”感覺到自己與這棵大白菜的前緣,甚至“想讓它隨我的姓/想跟她結拜成姐妹”,這便由踏實、牢穩的生理感受進入了深層的心理認同了;更動人的是,大白菜要在一間“爐火正旺”的廚房里與早已等在那里的一塊“溫熱的北豆腐”親密融合,于是冰冷的大白菜因北豆腐等待的熱情有了熱度,北豆腐“溫熱”的等待有了心理的著落,在“爐火正旺”的廚房里、在白菜燉豆腐的聲響中生活的暖意油然而生。這種暖意,放在一個路面結冰的冬天黃昏,激活了更大的能量。詩尾很是出奇,“我”成了“英勇的女游擊隊員”,大白菜則成了拯救破碎山河的“雞毛信”,在不同時空的組合、遠距離形象的對接中,前面堆積起來的大白菜濃郁的“詩意”一下子明亮起來。最末一個詩節,看似有些隨意,甚至還帶點戲謔,但卻在看似不用力之中賦予了收束全篇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這一筆,擴張的是詩人內心的詩意。《抱著白菜回家》好似法國著名攝影家亨利·卡蒂爾·布列松那幅題為《男孩》的著名攝影作品:一個興致勃勃給父親買酒歸來的男孩,抱著兩個大酒瓶,邁著輕快的步子,躊躇滿志地走回家,好像完成了一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那得意洋洋的神氣,透出少年的天真可愛,充滿了生活的情趣。布列松在《男孩》中特意設置了左右鄰舍的女孩子,路也則在詩中設置了一個“經過高級轎車,經過穿裘皮大衣和高統靴的女郎”的場景。男孩在女孩子們的注視下,甚至有的取笑他,仍然昂首闊步,充滿了生活的情趣;抱著白菜的“我”,在高級轎車和時髦女郎的映照下,體現著凡俗的樂趣。帶著溫情的詩意,應該也溫暖著那“穿裘皮大衣和高統靴的女郎”。

      2012年7月,路也在接受《詩潮》編輯訪問時,曾談及:“將口語寫出深長的意味來,把日常化書寫跟文學烈度結合起來,素樸又不失典雅,這是我所看到的新世紀以來的優良的詩歌語言。”同時又說,“這個時期,那些不好的詩歌語言,傾向大致有兩種:一類是口語化日常化到完全不加選擇完全不加提煉地從生活中原樣照搬,把懶惰和缺乏創造力跟所謂原生態混為一談。另一類是把句子制造得散發著完全的書面語腔調或者擺出一副跟國際接軌的洋腔洋調,嚴重者可以達到糾結之地步,恨不得把每個句子都擰成麻花,用漢語寫不知所云的外國話,用言辭的云山霧罩來掩飾生命經驗的貧乏和感受力的薄弱。”②路也有著很好的文學積淀,她的詩尤其表現出她對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文學的熟悉。“沒有哪個女子比你更蘇州/你有評彈之韻,昆曲之致,蘇繡之意,碧螺春之味/你有絲綢之貌,園林之骨,太湖之心,桂花和茉莉之魂”(《木瀆鎮》),“曲水流觴,青梅煮酒,與菊同眠,魚雁傳書/留得枯荷聽雨聲,明朝有意抱琴來/漏盡更殘,望斷秋水,天際人歸一葉舟/那都是古代的事情了/在這里不會發生”(《學院》),諸如此類等等,似乎都是隨手拈來。但這些字字珠璣之作,并不能完全展現詩人的詩情,相反,是那些沒有典故、沒有擰起來的詩如《抱著白菜回家》這樣的作品,才顯出她的真功夫。“我要出門去看雪花怎樣在地上積了一層/我會對著一大片空茫發呆/那些起落的麻雀最懂什么叫快樂”(《馬海毛圍巾》),“為防不測,他拷貝一個小一號的自己,留在人世/把命給了我,把魂寄于我,讓我替他往下活,憑什么說/他已經死去?”(《遺傳》),“我聽得見血在脈管里流淌/看得見影子在地上輕輕搖晃/天空低矮,太陽猛烈,云朵舒卷/當它們自己也無法忍受自己時/黃昏將遼闊一下子伸延至天邊”(《內布拉斯加城》)……這樣的詩,可以跨越文化的障礙,讓全世界有詩情的人心動。這樣的詩才是葉延濱曾評價的——語言是“智慧與創造性的產物”。

      把日常生活化作詩情,這是路也努力的方向。讀路也近幾年的詩,繁花落盡的樸素而潤物無聲的詩意愈加突顯。此前的路也有時流露出渲泄知識積累的樂趣,古典詩句、古典意象、古典的哲人在詩中連珠式地亂飛。這種語言風格,甚至滲透到她的小說之中。如《冰櫻桃》的開篇:“這是一個陳詞濫調和老生常談的早晨。”當然,這里面有許多的文化的、文學意蘊可以挖掘,甚至可以作為小說開篇的佳例來進行解讀,甚至從中擴展出路也小說與錢鐘書小說在“巧智”上相通,都有著知識型的幽默味的研究來。但,從直覺上說,這樣值得推敲、經得起闡釋的小說開篇,是不是有點過了?倒失了一種自然從容的風范。再有,路也的詩,一提學界,一提文學院,也有著失去從容的情狀。

      文學院,文學院,沒有“文學”,只有“院”/大抵如此!大抵!/在所有人的碗中,我的碗型號最小/并且是泥巴做的/在大家棲身的屋檐下,我的屋頂最矮/還是以茅草覆蓋的

      《述職報告》、《文學院》之類的詩作,充滿了智慧,也能博得喝彩,可總覺得詩人難以把自己用詩意的外殼包裹起來。文化體制、教育體制,當然不是詩人探討的問題,詩人沒有這樣的責任和義務,詩人也無暇顧及,評論者也不可以詩以外的標準來評論詩人的詩作,詩人只是要表達自己的“感性”。正是從詩的感興上說,這些詩失去了詩的味道。詩人曾說,小說是寫給別人的,詩是寫給自己的,而這些詩恰好是寫給別人的,不是寫給自己的。因此,便也減損了詩的味道。有一首《夜餐》便與此類詩截然不同,透出詩人的味道來。

      時間:凌晨兩點四十五分/日期:星期三和星期四之間/這是一個普通的夜晚億萬個夜晚中的一個/我為自己做夜餐……燈光亮著/讓小偷干著急/燈光將一直亮到天明讓小偷的計劃破產我滿意地笑了/離人群那么遠/我的快樂靜悄悄/它躡手躡腳/唯恐驚擾了別人的睡眠/它有小貓咪那樣長了肉墊的小腳

      唯一的聲響/來自旁邊的針式打印機/它故意學歌星啞著嗓子/唱一首名叫《茲啦茲啦》的歌/為我的食欲伴奏/這首勞動贊歌/劃破了夜晚的天鵝絨

      我忽然覺得/這里是第比利斯印刷所/我是一個地下黨/剛剛印完傳單/待會兒還要發電報

      寫出這樣的詩的路也,方是真詩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詩歌對路也有著明顯的影響。中國白話漢語詩,與西方詩歌有著密切關聯;新詩的創作之初,便有著打破古典文化融入西方傳統文化的文化訴求。路也在隨筆《群峰之上正是夏天》的開篇引了一段詩句:“我踏上山中落葉繽紛的小路/我漸漸看不清了,然后我完全消失/群峰之上正是夏天”。這是獲過兩次普利策詩歌獎并在2010年榮任美國桂冠詩人的W·S·默溫寫下的詩句。詩里有著遼闊的寂靜,有著松散的抒情音調和自由的行吟風度。大詩人龐德曾對求教于他的默溫建議:“要成為一個好詩人,就要學習母語之外的語言,這樣就可以不受制于翻譯,就可以回歸原文即事物誕生的地方,就可以閱讀種子而非嫩枝,最終結果是用其他語言來挖掘母語的表現力,更好地運用母語進行創作。”路也具有這樣的優勢,她給學生講授外國詩,比較各種譯本,比如《荒原》,讓學生翻譯外文詩,體會母語的魅力。路也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應文學雜志之邀請曬出自己的代表作,冠以“路也詩”、“路也的詩”、“路也代表作”等名目,但《內布拉斯加城》一詩卻屢次從她的手指間漏掉了。詩中,詩人不再有賣弄、巧智的嫌疑,很詩意地寫著詩。這首詩和這首詩所在的美利堅組詩,體現了路也不同的進境。詩人曾回溯這段歷程:“2006年和2008年的兩次難忘的美國之行,使我愛上了哲學尤其是西方哲學。在那邊的大學里,接觸了哲學系的學者,那里有值得感念的人、摯友和知音。那些經歷與見聞,使我在內心深處找到認同并且重新審視自己過去長期所處的文化背景。”生活詩意的書寫,詩的進境的提升,或許原因正在于此。

      路也在獲第三屆華文青年詩人獎時,獲得了評委梁平這樣的評價:“把世俗寫得如此優雅,需要一種非凡的能力。路也的詩,讓人從此不敢忽略我們天天面對的世俗生活,由不屑變成敬畏,即使那里有‘遼闊的傷感’”。路也,激活了日常生活的詩意,于是,一切皆可為詩。

      接下來問題是,具有怎樣品格的詩人才能激活日常生活的詩意?

      路也之詩與路也之人達到了人詩合一之境。她把詩歌作為自己的“籍貫和出生地”,“小說或者散文更像是離家出走”,“無論走出去多遠,都會回來的”。文字順從地聽從詩人的使喚,詩人運用文字熨貼自如,她筆下的文字似乎一寫出來便具詩的范型。路也自然具有多方面寫詩的資稟,如她的文學積淀,如她對文字的敏感,她對細切事物體悟的貼心,等等。這些說出來的條條框框,都正確,但似乎說出來的這些又都不重要,它們可以成就一個小說家、一個散文家,并不一定非得成就一位詩人。路也曾寫過一篇關于大提琴奇才杰奎琳·杜普蕾的隨筆,驚嘆于藝術家的“才能”:“杰奎琳·杜普蕾能讓大提琴開口說話,讓大提琴嘆息,讓大提琴笑,讓大提琴哭,讓大提琴疼痛,讓大提琴高興。……分不清那聲音是從大提琴這種樂器里發出來的,還是從杜普蕾的身體里發出來的,或者說那樂器已經成為了杜普蕾身體上的一個器官,是所有器官中最敏感的也是最有力量的,它伴隨她成長、漫游世界、戀愛、漂泊、疲倦、失落、掙扎,最后又和她一起枯萎。”這篇隨筆有個動人的題目——《愛什么就死在什么上》。路也對詩的深情,不讓于杰奎琳·杜普蕾之于大提琴。在美國中西部的小城里,路也看到美國銅峽谷出版社出版的詩集,這本英文詩集的書脊上寫了一個“詩”字,出版社的解說是——此字有兩部分構成,“詞語”和“神殿”——令路也嘆息。“用詩歌把自己的半生掩埋”,這是路也對以往歲月的解讀,“一個詩人/每寫完一首詩就離死亡更近了一步”,這又像詩人的誓言。評論者韓青在十幾年前評點路也:“在路也與詩歌之間,有著一種牢固的端莊的愛情,有種執子之手契約生死的意味。在詩歌里,她縱情,卻不放肆。雖然我們能從中讀到一些來自于日常生活細節中的激情,但是說到底,她用詩歌表達的一切,都是她自己內心神馳八極的事情。”③十幾年過去了,路也與詩之間“端莊的愛情”歷久而愈濃。這段與詩的感情得以維系,路也取得今天的創作成就,有多種因素,其中最重要者,當屬詩人的“率真”。

      路也喜歡胡適,喜歡胡適的率性,率性到做事只做到一半:“正是他的雜,他的博,他的廣,他的不專,他的好奇,他的永遠不肯固定下來,他的率性,他的唯興趣至上而無功利之心,才使他成為大家,成了許多人的‘我的朋友胡適之’。”(《你看人家胡適》)路也是個率真的人,她自己所寫、刊發在雜志上的長長的履歷,把自己出生時“體重四斤半”公之于天下,“10月,家中發生巨大變故,精神幾近崩潰”之類,似在掩飾之中,但掩飾之中更顯率真。(《路也創作年表》)有論者評價路也“有些是以單純得近于孩童的眼光來打量這個世界”。此言有誤,因為率真,絕然不是單純天真。單純天真是不懂世事。路也不懂世故嗎?其實是最懂的。看她的小說《有詩為證》,何等的“世故”!率真是懂得了世事之后再單純地去做,不難為自己,因而也善待別人。看看,這就是路也的率真。

      路也評詩人徐國俊的作品,認為詩人寫動物寫的都是與人類相濡以沫的、“微小”、“弱小”的、實實在在的動物,并感嘆:“不知詩人是否意識到這些弱小動物它們的力量正源于溫柔?面對強悍的世界,有時柔弱勝剛強,這些小動物既無傷害追他者的能力亦無傷害他者的動機,只是把赤裸、單純、透明的心捧出來給這個世界看,這個世界哪怕還有最后一絲良知,都不應該與不忍心甚至都不好意去傷害它們了,這算是‘弱勢外交’嗎?”④“率真”是否也是路也的“弱勢外交”?在她的小說《一比八》中,孤身在異國的柏萌萌面對陳雨花的惡語相向,并沒有感到多少傷害,反而是可笑和可氣。往前追溯,她最早的小說《扎小辮的教師》中塑造的秀子,也有同樣的“本領”:與同宿舍的敏爆發了戰爭,“秀子說著說著就被自己的話逗笑了,笑得直掉眼淚”。這或許也是一種帶有率真味道的“弱勢外交”。

      率真影響了路也寫詩、寫小說的路子:抒情直截了當,時間都是順著來的,不用倒敘、插敘。比如她的長詩《木瀆鎮》,從濟南到蘇州,旅程即是詩程;小說《學術》寫學術會議,從會議報到一直寫到會議結束。沒有花哨的技法,如此率真,需要勇氣,也是性情使然。

      這種率真促成了詩人路也對自然的親就,把人與自然那種本源性的獨特親密感流溢出來,是路也詩的一種成就。《江心洲》系列向來被認為是愛情之作,其中充盈著愛情中的女性熾熱的情感。同時,這組詩作也可看作是路也對自然致敬之作,甚至現在反過來細讀,那種對自然的深情自然從容,反倒比愛情來得更加自然而長遠。融入自然,一切都自然而然了,人回歸本位——自然的一個部分。“在這里我稱油菜花為姐姐蘆蒿為妹妹/向貓和狗學習自由和單純/一只蠶伏在桑葉上,那是它的祖國/在江南潮潤的天空下/我還來得及生育/來得及像種植一畦豌豆那樣/把兒女養大”(《江心洲》)吃是自然的,“菊葉蛋湯、清炒蘆蒿、馬齒莧燒肉/江蝦炒韭菜、涼拌馬蘭頭/讀一張菜單像是在讀田野的家譜”(《農家菜館》);養育子女是自然的:“我要把女兒生在江心洲/生在一棵紫楝樹下,一簇野菊花旁/我用乳汁喂養她,大江在身邊日夜奔流”,“她的姓氏里有三點水做偏旁/名字是這島上的某種植物,筆劃里有草字頭/我喊她的時候,露珠閃爍,風吹草動/大江在身邊日夜奔流”(《女兒》);詩人“想要做這江心洲的女皇”(《這些遍地盛開的野菊》)。”女性與自然相通,女性主義與生態主義相連。路也讀德爾蘇的《在烏蘇里的莽林中》感覺到“描繪大自然的文字……極具感性和直覺感悟力,不時滲透出斑駁的詩意,有著俄羅斯文學中的神性、哀歌、苦難、愛等重要元素,有著在現代文明坐標系中對于人與大自然關系的重大思索,使得這部書又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地理考察報告而具有了文學價值和人文意義。”(《永別了,德爾蘇》)豐富的文化底蘊是現代詩人應有的素養,這種家養還包括詩人與自然的關系,返璞歸真,返璞于是歸到率真的狀態,這是與生命、生活和諧地貼近,最高的知性自然就會轉化成悟性和智慧,于是詩歌有了靈魂。

      以率真作詩,要寫得興味盎然,需要力道。作為詩人的率真,需要一種詩意,把性格的直率、把對世事的直感包裹起來由這個角度,我們會看到,路也的率真,有時也會給詩人制造麻煩。她的詩當然是真性情的,但有時也會因著詩這一體裁本身的盛名而顯出小小的不自然,比如憤激,比如亢奮。“我愛文學,一直愛到了姥姥不親舅舅不愛/我愛文學,把自己愛成了弱勢群體中/慘遭滅絕的物種/我愛文學,愛到偷換概念,以為文學院也應該愛我/其實,文學跟文學院/究竟有什么關系呢”(《文學院》)。在這一點上,路也的詩應該向她的隨筆學習。她的隨筆不是寫給想等待著憤激、亢奮、壓縮了的情感的人讀的,而是平平和和地講給聽者來聽,因此有了格外熨貼的味道。比如《長壽和自殺》一篇:“對于搞文學的,四十歲以前死去可以叫做天才,九十歲以后死的可以稱之為泰斗,而在這中間的歲數上死去,不上不下的,最尷尬了。所以如果一個文人年紀在四十歲以前,他還有自殺的資本,還有當天才的可能,他想自殺那就趁早吧;如果他已經活過了四十歲這個界線,那他當天才的可能性已經沒有了,那就建議他不要自殺了,他的目標只能有一個,就是當泰斗了,那就索性一鼓作氣活過九十歲去吧。”形式是散文的,卻有著濃濃的詩意。路也的《江心洲》系列,屢獲好評,冷靜下來看,此組詩的好在于其中透出人與自然相融相生、一個北方人掛念南方風物的詩情,這種詩情越久越醇;相反,其中“熾烈”的情感,經過時間的冷卻,古人所說的悲憤出詩人,在詩思的積淀、涌動、噴發意義上講,是符合創作規律的:悲憤之人是在整個人類歷史的悲憤、整個世界的悲憤在極短的時間內聚合到他自己一個人的身體上來,充滿了有厚度的爆發力。但這一爆發力只有經過詩人,經過“化學”反應,才能成詩,只能經過這一化學反應,悲憤才不再是一個人情緒渲泄式的悲憤,而具有了美感。路也在表達自己詩觀時,曾言:“寫詩就是到懸崖邊上去采花,需要發揚左傾冒險主義精神,它排斥安全的中庸之道,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路線。”接著強調:“在節制的原則下,我喜歡那種有著極致的想象力和充足的力比多的詩歌。”⑤節制,是詩人將個體情緒變為詩的化學反應中重要的質素。

      1996年,路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詩集,楊匡滿為之作序:“路也屬于流行歌曲這一代人,卻因她的詩超越了這一代。從她的詩里,你見不到某些流行歌曲某些港臺詩歌里的那種故作媚態故意夸張的矯情、小家子氣和詰屈聲樂文理不通的語句。這或許與路也作為一個詩人的真率坦誠以及北方女子的爽朗豁達有關,或許也得益于她受過系統的教育,具有扎實的文學功底。”⑥確是知路也之語。

      “從來沒一首詩能阻擋住坦克”,也從來沒一首詩能使人榮華寶貴加官進爵,但我們依然熱愛詩歌,這最古老也最年輕的文體,它是我們生命燃出的篝火。(《路也致母校雪宮中學的一封信》)

      同意。

      詩只有好壞之分,沒有流派之分。這種離生命最近的詩體,其最高技巧是無技巧,就像生命本身一樣。(《路也詩四首》)

      同意。

      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長安。(《在增城吃荔枝有感》)

      祝愿!

      (孫書文,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注釋

      轉引自貝奇柯夫:《托爾斯泰評》(托爾斯泰致斯特拉霍夫的信),33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

      嚴力等:《新世紀以來中國詩歌現狀考察》,載《詩潮》2012年第9期。

      韓青:《非現實時空——路也印象點滴》,載《山東文學》2001年第4期。

      路也:《詩人徐國俊的“動物學”》,載《詩探索》2012年第5期。

      路也:《路也詩歌及隨談》,載《詩選刊》2005年Z1期。

      參見路也:《風生來就沒有家·序》(楊匡滿先生序言),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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