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讀完路也新詩集《大雪封門》里的所有詩歌，回過頭來再次閱讀她的自序《詩和家門口》，我清楚地意識到，我想對這本詩集說的話，作者在自序里已經全部說完。因此，我的這篇讀后感，事實上是對詩集自序的一個復述與理解。

從精神層面講，一個人的一生就是一次返鄉之旅。這里的故鄉，我指的是最終養育一個人并讓她成為自己的那個地方。因此這個故鄉，存在于詩人的心里，位于塵世的彼岸，是那個永恒的精神之鄉。誠如路也在自序末尾引用福克納的語句時所言，她在《大雪封門》里給讀者所展示的故鄉，是那個“有同情心，有犧牲和忍耐精神”的人類世界。從現實層面講，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如詩人這般幸運——可以返鄉：一是故鄉還在，二是那人還在。一是路也的出生地有幸位于泰山余脈、濟南南部的“南部山區”，從而在近五十年間基本得以保持原貌；二是作為詩人的路也，多年來始終保持著精神上的獨立與純粹。基于這雙重契機，我們看到自2020年秋天至2021年夏天，面對“中年的病痛和孤絕”和全球的“疫情”爆發兩個主客原因，詩人完成了一次地理與精神上的雙重返鄉。

基于對路也的“故鄉”的這個理解，我在第一輯“南部山區”里看到了一個在自然意義上更廣闊、更宏大的故鄉形象。“群峰和大地正站立起來/支起綠帆布的帷幕”“栗樹的柔荑花序披紛，致使山坡白了頭/核桃樹敲鑼打鼓地結滿了果子”，詩人走進山里就像走進了自己的家中，與草木毫無距離之感，“松樹都單腿斜立于巖縫”“青山在左，蒼天在上”，也因此萬物在詩人眼中皆有各自的姿勢和語言，“一大片褐黃色巖崖，直直側立/有鮮亮而荒寂的高傲/小路延伸過來，被擋在了陰影里/似乎提醒要把往事牢記”“忽然，一只刺猬披著鐵蒺藜攔在路上/它說：你好/并且想給我一個大大的擁抱”，詩人面對山中之物，如數家珍，熟悉如故。作者在與萬物的心靈交流中展示了奇瑰的想象力，對大自然的觀察細致入微，高超的語言技巧讓詩歌呈現出一幅幅清晰的畫面，飽含情感的詩句如行云流水，“我愛這個清晨，不需要理由/這個清晨也愛我，同樣找不到理由”“白云在白云之上，白云在白云之下/這是普遍性的白云/具有白云的道德”，哲理在自由的書寫中娓娓道來，但絲毫沒有說教的壓抑感。也因此，透過具體的詩歌語句，路也詩歌的內在似乎在對“道法自然”進行著深層次的注解，比如在《壑谷野花》中詩人寫到，“這些壑谷里的野花開放得那么偶然/溪水從它們身旁一去不返//這些初開的花兒，弄濕了絲質的鞋襪/陽光又幫它們晾曬......亙古重巖正被春天軟化/輾轉山中，我的喘息與野花的呼吸/彼此以身相許”。詩人這種將萬物納入我、將自我消融于萬物的眼光，帶給我的不僅是閱讀上的愉悅，更讓我感受到了一種精神上的自由。《蚱蜢在紫菀花心里》里作者將花朵比喻為一個宇宙，作者筆觸細膩的知性視角讓我驚嘆，讓我看到了一個自給自足的內心世界。總之，路也的“南部山區”與作者共同構成了一個自在的客觀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我們窺知了久違的寧靜鄉野、暮色溪流、山間野趣，詩人用詩歌向讀者展示了大自然這本美學教案，并向讀者發出了真誠邀約——人應經常返回到彼岸的精神之鄉看看，那里保存著我們所有感官的最初快樂。這一輯里的文本，其流暢性本身甚至超越了詩歌的具體內容，展示了人與自然相互確認的和諧狀態。

在第二輯“東流去”中，我隱約看到了詩人更具主觀意愿的精神自我，輯中詩歌有一個共同特征：像某種自我宣言。我們知道，精神自我本質上是一種否定的自我精神，是一個他者，對于精神自我而言，生活永遠在別處，“所有沒有去過的地方，都是故鄉”。也因此，“東流去”寫的是詩人“在途中”，“途中”于詩人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精神實體，這個實體有別于其他物質實體，但又不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誰能命令一個活成蒼茫之同義詞的人/去認領一些干巴巴的概念”，因此，“在途中”事實上便構成了這個概念的現實內容。“途中”本質上是一個自由的精神世界，在這個精神世界里，事件不再按照日常的時空邏輯依次出現，“我已飛升至秦漢和盛唐的上空/倚舷窗而坐/懷著生之虛無”。詩人所面對的是一個超越現實之上的那個通達古今的共相世界，“現代夸父，乘著高鐵追日”，詩人與神話里的夸父一同追日，但乘坐的卻是“高鐵”，“高鐵飛駛，在速度里/現代夸父有一顆精確的心”，詩人秉承了夸父的追日的心，但她迎向朝陽而不是落日，因為詩人自覺到了務虛是她一生的使命。雖然“途中”詩人也曾幾番猶疑，“久遠和永恒，讓我心生恐懼”“命運在蒼茫中是未知的”“早晨還是理想主義者，到黃昏成虛無主義”，但她最終目光堅定，義無反顧，因為她已經清醒地意識到，“人到中年的我，從自身角度，亦感受到了生命的流逝，比從前更增添了無法挽回之感”，精神之路上，詩人以高鐵自喻，與時代的列車合二為一，“末班高鐵因空蕩而輪子輕捷/....../這輛高鐵肩負黑暗的開關/....../因遲晚而成為車次中的先驅/”，詩人承認自己的命運就是一個詩人，并愿意承擔作為詩人的一切使命，“我并不拒絕讓命運每時每刻/都處在火山口上”。

也因此，我們看到詩人的每次出發都能讓她看到，“地平線在前方，蒼穹打開了門窗//真好，迎春花綻放，舉著黃色信號燈/允許我通過，只是需慢行”，也因此，我們總能聽到詩人決絕的精神自語，“時光流逝，永不回返/我再也無需回到謊言和背叛/春天在對冰雪的否定之中，一路向前//往事留下了拜訪的地址/允我隨時去敲門，坐下來，喝杯茶/我托晚風捎去口信：/不必了，我已經想不起來從前”。可以說，作者的每次地理上的出行，都是一次心靈到精神原鄉的皈依之旅。這皈依里充滿了對現代生活的反思，反思現代生活的狹窄，“附近那條不寬的東西馬路/已是彼此的盡頭/有人居北邊，有人居南邊/相當于國界和生死界”；反思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她將死，死于對溫暖和自由的渴望”；作者在反思中真誠地表達了對寧靜與自由的渴望，“一顆星星唯在寧靜中才會燦爛”“在虛構的鐵絲網上方/有一朵白云，載著無限”。從本質上講，路也的這種反思精神源自她對自然的理解和熱愛，來自她擁有一個精鶩八極、心游萬仞的詩歌世界，來自她確信自由和自然是人的一部分，“相約煙臺，直奔秦始皇養過馬的島”“樹林在秋末冬初，有晚唐之風”“我的異域三姐妹/我與你們早就相識，已逝的青春時代遠在中國/古舊的小旅館窗前，我的燈亮著/你們可否越過教堂東南角的籬墻來相會”。詩人偏愛在一個想象的世界里，無拘無束地生活，這是詩人的特權。人的一生，在詩人眼中也許就是一段滯留此岸的日子，“我多么愛那段日子，我一意孤行”。

反思的本質即反思“我”的連續性，反思我的來處，由我思及他者，最終反思到人的個體即普遍的人類，我即是我們。這不僅是一種存在論意義上的和解，于詩人而言，更是一種文化上的自覺與傳承，“在這條小路上走，仿佛走向天邊/最后的路途在鞋子里面，在行者的體內”，現實的物質生活對于詩人來說只是生活的一半，另一半被她寫在詩歌里。時光流逝，但詩意永存。在第二輯“東流去”里，我看到了世俗之我與精神之我在對立與矛盾中相互交纏、相互詰問，最終被詩人以高超的詩歌技巧統一于灑脫的詩句之中，現實與理想在文本中握手言和，肉體之我與精神之我相互承認，相依為命。

在第三小輯“大雪封門”里，我看到的路也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精神實體，寫作于她而言已經不再是一種日常寫作，而是一種精神生產，一種生命創作。這種詩歌創作與作者對自我精神的確認密切相關。“人以順從命運的方式獲得自由”這種看起來似乎是回避現實的內在超越，其實卻是一種真誠的承認態度，是“神坐在了大家中間”。正是這種對自我精神的確認意識，讓路也的詩歌釋放出一種自由的力量，“這是擴大自我空間的唯一方式/終于擴大到可以有力量/使你我遠離/謝天謝地”，這里的“你”既是實指與作者相對的現實的他者，也是虛指那個與自我意識相對的作為意識的自我，由此詩人進入一個純粹的精神世界，“這兩個我，通過一本英漢詞典/而成為一體”，這是一個概念的世界，具體的時空不再是一種羈絆，作者進入了純粹的自由之思，“在青年和中年之間/相隔的不是一片稻田，而是/一陣恍惚”“手機音樂響起，提議跳節奏熱烈的舞/在這松嫩平原上/天旋得開，地也轉得動”，讀者在詩句中得到到的不再是一種具體的內容，而是一種超越具體內容的韻律。“從此，靠書籍墊出的高度，摘下蘋果和云朵”“從此，我的愛/由平行變為垂直/方向只有一個”，詩人最終將讀者領入那個客觀的更高的啟示世界，那是一個充滿喜悅和贊美的神啟世界。也因此，路也的詩歌總有一種使得平凡之物蒙有神性之光的能力，每個客觀詞語皆具有一顆感恩之心，“地下的油，被散落野外的機械裝置/用鞠躬的方式/抽上來”，而這一切，均源自于自我精神的能動的溢出，均源自那個生活之我與精神之我和解的那個“自由之我”，作者借由詩歌將這種自我能動性融入具體詩句，“這一切的操作者/都是風嗎，那么，又是誰在驅動著風/發出了那個絕對命令”。因此，閱讀路也，你總能感受到她的詩歌語言的強大內驅力，以及由語言帶來的無拘無束的自由感。

我重點談一下對《大雪封門》這首詩的閱讀體會。2020年歲末，濟南城遭遇百年不遇的零下二十四攝氏度低氣溫和長達半個月的暴雪圍困，與此同時新冠病毒肺炎開始爆發，作者在這個背景下，在濟南南部山區，創作了這首34節長詩。詩歌前兩節，作者將自己的住所營造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精神空間，“在一幅木刻畫中，我安頓自己/向外眺望著皚皚，斯世抽象而虛無”“大雪封門，沒有道路可行，只留天空可飛/大雪封門，靠圍困的力量，退至內心/大雪封門，兩朵云鑲上檐楣”。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個空的世界，然而這個“空”卻也是容納萬有的那個世界，無形體的精神借助世間之物便有了形體，但此物已非自然之物，乃是浸透了自我精神之物，因此“老式的鑄鐵暖氣片/給我安慰”，這物理世界的安慰，便對應著精神上的安慰。也因此，詩人看到鄰居劈柴，她想到了“生起壁爐，是用來圍坐著讀詩么？”面對病毒“那看不見的幽靈還在這顆星球上/轟炸著人類”，返回內心溫暖之處，便是對外界嚴寒的超越。大雪之中，疫情之下，作者反思到事物的兩面性乃人為規定與判斷，事物本身也許并不具有善惡，“大雪填平國界、省界、市界、鄉界、村界/填平愛與恨，填平種族歧視和性別不公”，作者在此之思讓我想到康德所講的最高的善，最高的善就是這個世界存在本身，這個世界能夠存在、存在下去，本身就是一種最大的善意。但人類只有在一些重大災難來臨時才反思到生的根本可貴性，而一旦返回日常生活，依然帶著各種偏見各自孤獨地活著。詩歌第7節，作者對這種帶有區分的日常生活進行了深刻反思，該詩節中，每個人都是一片雪花，都是那個“一”的“多”，是一種無精神的物質區分，作者最終得出結論“大地已容不下如此之多的白色”，物欲橫流的世界讓人眩暈。所幸，大雪封門給了人類這樣一個反思自我的機會，“雪正徒步穿越各省/靜悄悄地用封鎖道路的方式/開拓者疆域”，返回內心單純的精神世界，也許是大雪給我們的啟示。9到12小節，我們看到了一個超越了那個此岸與彼岸對立、矛盾的自我，一個純粹精神世界里的自我，作者對這個自我進行了肯定，“那虛心的人有福了，那溫柔的人有福了”，作者贊美這個精神世界，“雪蓮在雪里唱圣歌/雪地瑩瑩地燃燒/光焰來自元音，清寂來自輔音”。贊美之余，作者進行了真誠的懺悔，“這雪地，想讓我在上面寫下什么呢/....../寫懺悔錄”，我與日常之我進行了和解，“我的前半生只需要一方/無字的雪地/寫著白茫茫”。回到精神這個純粹之地之后，作者要面臨的問題仍是那個最古老的問題，“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仍然面臨意識對意義的苦苦追問。于是，從13節開始，作者在大雪的“啟示”下，在一顆“感恩”之心的引領下，開始“創造”。13節，作者首先用精神之語對有區別的實際存在進行了彌合，“一場雪泯恩仇，一場雪均貧富”。緊接著14、15節，作者心懷感恩與喜悅，開啟了精神創造的生活：“書本是雪地，標上了頁碼/打印機吐出片片稿箋”“爐灶閃爍慈悲的光芒”“白瓷盤有異樣的清香，從雪而來”，創造使得生活充滿了輕盈與富足。于是在16節里我們看到，“倚著伊甸園的斜坡/....../我想與雪地交談/我想與雪地之上的天空交談”，作者的精神自足且飽滿。在第17、18、19、20節中，我看到了作者對這種精神創造生活的肯定，“這所房子居于雪地的邊緣/是冬天的開端和終點”“從前那外面的生活/遠遠比不上這大雪封門之后的生活/更加遼闊”，作者對這種雪之啟示心懷感恩，她將這啟示比喻為光，“是從天空縫隙中漏下來的一束光”“我在世界之外的另一個地方得了獎賞”。21節到24節，作者抒發、分享了這種沉浸于精神世界的喜悅之情，“面南背北/稱為女王”。25節到27節，作者陳述了苦中有樂的精神創作，但作者無所畏懼，并將詩人具有原創性的寫作視為“向著冰雪之上的萬丈光芒/獻祭”。28節，作者開始從啟示之光中漸漸蘇醒，再次返回現實，但是此時的作者已經通過反思，獲得了精神自我，她將“懷著對未來的深信不疑/通過呼喊，讓積雪崩塌”，作者將攜帶懺悔精神重新上路，“與所有胚芽一起/獲得釋放”，因為詩人在29節中已經深知，“從天堂可以望見地獄/從地獄卻望不見天堂”，人類必須作為一個精神共同體，才能真正進行無障礙溝通，共同建設一個美好的家園。30節寫作者對這種虛無精神的再次確定。31節開始，作者看見的現實世界，不再是那個寒風中了無生氣的世界，而是一個充滿自由與生命精神的自然界，“有一棵小樹在風雪中要橫穿馬路/有一朵小花在風雪中要赤裸地開放在屋頂/不認可定義，不認可死亡法則/從來如此，便對么？”“懷揣最苦澀的宿根/在圍困和重壓下，冒死發芽”。作者最終在“大雪封門”時刻孕育出一個全新的自我，“雪地里只有一條路，就是死而復活的路”，詩歌結尾，我看見作者在大雪中跋涉、反省、成長，最終“遠行，登上意志的巔頂”。

路也在實現自我精神世界時，之所以將文本聚焦于感官對象，而不是迷戀概念的凌空虛蹈，在于詩人真誠地看到了：彼岸并不存在，但彼岸必須存在。彼岸給我們以永恒的召喚，但同時彼岸就是此岸，眾神即人類自身，種種跡象表明，在宇宙中渺小如塵埃的地球，不可能有上帝對我們進行所謂的“拯救”，拯救我們自己的只能是人類自己。作者在更高層次上思及人的命運，作者對人的命運之思抵達了人類的存在之基——信心和希望。寒冬里，詩集《大雪封門》給我們帶來了一場可貴的自由之旅。詩人用實際文本向我們展示了她是那位與遠方、與天空交流的忠實使徒。從這點看，無論路也身在何處，事實上她永遠都是一位在虛無中趕路的人。

如是，我這樣來認識《大雪封門》的邏輯結構，在第一輯“南部山區”里，作者強調的是“自在的故鄉狀態”，即作者身在故鄉、身心合一的天然狀態；在第二輯“東流去”里，作者強調的是“自為的故鄉狀態”，作者通過不停地旅游、旅居，保持對故鄉的擁有，即作者身在異鄉、追求身心合一的自為狀態；在第三輯“大雪封門”里，作者已經實現了對故鄉作為一種地理性存在的超越，即作者不再關心身體究竟居于何處，她更關心心靈要始終居于精神之鄉，詩歌語言體現出了一種強烈的生命意識。人作為思維與存在統一的現實存在者，路也的詩歌寫作讓我想到弗里德里希·荷爾德林《在柔媚的湛藍中》那不朽的人類宣言，“誠然。只要良善純真尚與心靈同在/人就會不再尤怨地用神性度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