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生命的本質在于自由，自由的本質在于選擇。本來多棲寫作且已經實力雄厚的路也選擇主要用詩來表現世界本原、表達生命自我，其最新詩集《大雪封門》回歸行走和漫游，追溯歷史和文明，涵蓋自然和人文，既深入個體經驗和體驗，又敏感時代問題和風向，而終究表達其“獨立”詩學精神的建構。

首先是自然世界對照下的“獨立”。在天地人神的四維結構中，人生天地間，從自然中來，怎么能沒有信仰？《野菊來函》把人與自然溝通起來，“我的清香已滲進秋天的動脈和靜脈/石頭和石頭受香氣牽連/結為了兄弟”，顯然只有“野菊”如此，而不是人工培育的“秋菊”，“是的，我已得到天空的允許/成為一叢野菊，不進入任何園圃”。“野菊”面向的是無限的“天空”，而不是“秋菊”所在的有限的“園圃”，前者屬于個體而自由自在，后者屬于群體而供人品鑒，也就突出“野菊”之“野”的獨立特性。《走在山間公路上》有山崖、有溪水、有柿子、有山楂、有瀑布、有白云、有村莊、有鵝鴨，終究還是只有自己。“就這樣越走越輕快/邊走邊卸掉心中積壓多年的石塊/這是一條不在意人世的道路/偶爾停下來，只是為了等等我自己”，在不斷地行走中消除心中之塊壘，只有去積返虛，才能真正找尋到自我。《去梯子山》和《十月中旬，在梯子山》中，都表達“獨自”出行的狀態，“全程未遇一個人，三公里秋光，三公里流水/近幾年，我總是只身出行，偏愛獨處/一個人常常像一支部隊”，喧囂世界里的“獨處”不事張揚而謙卑低調而潛入思考，其實“獨立”的自我比一支部隊的力量都要強大。既然如此，也就有了《泉池》中的“不必合群的喜悅”；也就有了《晚秋》中的“悲傷就無法把我壓倒”；也就有了《徒步》中的“只要大地肯容下我/我就會帶著獨自徒步的力量往下活”；也就有了《南部山區》中的“請讓我離開人群，請讓我獨自一人/跟我的童年在一起”；也就有了《大壩》中的“獨自的我陪伴獨自的我”；也就有了《迎春花》中的“只是蹲在門檻上獨自黯然”；也就有了《轉變》中的“人生最大的轉變：/越來越不喜歡人，而喜歡石頭”這樣的立場和宣言。

《轉變》一詩將獨立而自由的精神在自然世界里的顯現集中地表達出來。從山中巖石那里，感受到天然的有情有義；從山中巖石那里，體會到隱者的無欲無求；從山中巖石那里，觸摸到自由的永恒氣息；從山中巖石那里，沐浴著天地的萬世光輝。而巖石自身卻是獨立的象征，“它們是它們自己的旁觀者/渾身充滿與世隔絕的力量/它們有時像雕像/守衛自己的孤獨”。雖說“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可是追求成為“當局者”又前仆后繼。成為旁觀者尚且難以心甘，自己成為自己的旁觀者如何直面，也就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互參和借鑒。“當我在黃昏時分坐車返回城里/仿佛幾個世紀已經過去”，山中的“獨立”與城里的“群居”形成鮮明對照，仿佛呈現在異時空，已經不可同日而語，自然世界里的“獨立”詩學呼之欲出。

其次是人文對話意識中的“獨立”。在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中，“自我”與“他者”是平等關系，是對話關系，甚至是“二合一”的關系，唯獨不是通常理解的對立關系。路也的詩作常常在與“他者”的對話意識中，進一步確認起“自我”的“獨立”價值。《到崮上去》中的“崮”一直與天空對話，“崮接收答案，但從不轉發”。這里的“對話”過程和結果只屬于自己，而從不歸于某個群體。《偶遇》中的“野泉”與“天空”碰杯并結盟，“水書寫水”，“自己對自己發表評論”，無需外物的判斷。“我偶遇野泉，真是一個奇跡/一定有第三方在安排此事/獨自出行，容易在時間里碰上空間/在空間里碰到時間”，在“第三方”安排的“自我”世界里，時空一體而不再分離。《彩石溪》中的“我”獨自面向溪水而感到無限富有，因為只有一個“我”的存在去呼應對方的二元合一。“真的什么都不要，什么東西都別再給我/我一個人在山澗/擁有一條溪水的形而上學”，“我”所擁有的不僅是外在的溪水具象，還有內在的溪水本身和本原。也只有“我”的“獨立”作為前提，才能產生如此的絕對意味。《山中一日》同樣在無人的山澗獨自行走，真理的教導來源于幽林峽谷，永不辜負的深情唯有寄托山水。“哪里來的決心，獨自攀越這么大一座山？”“不是靠著決心，而是憑借絕望。”決心往往來自于外力的施加，而絕望則源自于心靈的深處；決心的主語往往是復數形式，比如說“我們”如何決心。而絕望的主語往往是單數形式，比如說“我”如何絕望。決心可以做給別人看，而絕望卻只能屬于自己。然唯有絕望，才能通向希望。《七星臺》的秋末冬初，蕭瑟而寥廓，一棵沒有葉子的老柿樹、一只遺留的南瓜、一株耷拉腦袋的向日葵……“即使這樣的慘淡光景，也有獨自的美/也值得去愛/記在心中”。尤其道旁田間的一座新墳，激起生命的去路沉思：“今秋是里面那人所看到的/最后一個秋天，并跟隨其漸行漸遠”。詩人在這里獨自遠行，每一個人終究都要“獨自遠行”并且再無蹤跡。《深秋，齊長城》中的“遺址”，“無論面朝何方/看見的都是瞬間在永恒面前的掙扎”。在永恒這個分母之上，作為分子的每一個生命都是約等于無了。那種“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的感覺，也就油然而生。《早春的蝴蝶》中那只被高溫假象蒙騙而提前羽化的蝴蝶，“沒有任何同伴/它只身飛在寒涼里/它輕緩地飛在春天的門檻上/它在梁祝般的今生/再也回不到毛毛蟲的前世”。其實有了今生，也就無所謂前世，因為并非每個生命都會有今生。盡管提前羽化，也畢竟看見了春天，因為即使高溫也并非每一只毛毛蟲都會羽化成蝶。總是一次性的生命，“只身”或許正是其本源。《草原》中的“我”弄丟了愛情，“只剩下獨自一人，越來越孤零”，而收獲了“他者”愛情的，終究不也重新孤零？倒不如和永恒的大自然相愛。《抵達》中的“我一個人”悄悄地遠行，“或許只是想表達一下流浪的自由”。其實，真正的自由又何嘗不是“流浪”？非流浪便無以實現。至此，《野棉花》的詩意境界或許值得尤為重視。

《野棉花》呈現了“野棉花”的“無用的一生”，并且恰恰因為無用而自由自在。棉花的功能是時刻準備著為紡織服務，而野棉花則自然放棄了這樣的使命。因為野，而“白里透紅”，沒有成為純白；因為野，而“生在溝澗，長在峭崖”，沒有進入田壟；因為野，而不再懼怕秋風冷雨，無需什么顧忌，本來就是如此；因為野，而“單身并快樂著”，無需關心收成。無用之用才能回歸本源，野棉花舍棄了“紡織”，獲得的卻是整個獨立自我的生命。“她們要開花/開花只是為了好看/好看為了什么呢，謹向那創造了她們的/表達贊美和感恩。”還原生命的綻放，就是生命的全部；本來無一用，如果說有用，贊美和感恩無與倫比。我們習慣了有用，殊不知無用之用乃大用，“天空、云朵、陽光、山谷、溪水、吹拂的風/正向所有無用的事物致敬”。其實并非消極逃避，而是回歸獨立狀態，也是自我的全新境界。

最后，長詩《從此》作為“獨立”譜系集大成者，建構起路也詩學精神的“獨立宣言”。其一，詩中鋪陳諸多意象及其表征，張揚斷裂而非彌合，走向碎片而非整體，進入邊緣而非中心，堅守自我而非大眾，歸于原初而非功效。半島漂移，脫離大陸的依靠；歲月靜好，隨時都會引爆；松開所謂的擁抱，撤退荒誕的等待，中斷難忘的記憶，回歸時間的子午線；同一塊大地發生割裂，同一片天空逐漸分離，你我也不在同一個宇宙；把殘缺作為完整的姿態，把后退作為前行的姿態，把放緩作為加速的姿態，把放棄作為獲得的姿態，把愛作為個體的姿態；只有獨唱才是真正的歌唱，只有獨舞才是真正的舞蹈，只有獨立才是真正的站立；道路坍塌，不留退路；風吹往事，不留痕跡；你我之間，社會失聯；所謂的人生，既沒有終點站，也沒有里程碑，只有獨自來過世界這一事件本身。

其二，詩中打破語詞及其連接的人為約定，恢復語詞本身的獨立狀態，閃現出一種超乎其原有意義的“魔力”。山高和水長沒有必然的關系，花好和月圓沒有必然的關系，云淡和風輕沒有必然的關系，空谷和幽蘭沒有必然的關系，藕斷和絲連沒有必然的關系，冷卷和青燈沒有必然的關系，針尖和麥芒沒有必然的關系，桃紅和柳綠沒有必然的關系，曉風和殘月沒有必然的關系，干柴和烈火沒有必然的關系，快刀和亂麻沒有必然的關系，小巫和大巫沒有必然的關系；水至清沒必要有魚的存在，雞犬之聲可以永不相聞，沒必要留得青山在也沒必要擔心沒柴燒，州官放火和百姓點燈各隨其便，一日不見絕不會如隔三秋，流水無情落花也無意，身在曹營心不一定在漢，換湯也可以換藥，舊瓶也可以不裝酒，老調是老調而不再重彈，愛屋不再及烏不再混淆，青紅皂白完全能分開，天高地厚完全能知道，子虛烏有互相懷念，風馬牛能相及，說后會不一定有期；一切都可以改變，只有死亡屬于永恒，而這只能由一個人去面對。

其三，詩中反其意而為之，化腐朽為神奇。讓眼睛盯著命運，把傷疤當成紋身，白日夢發生在每時每刻，泰坦尼克號撞沉冰山；一個人并非孤單而是更好的圓滿，一座孤島本身就是一片大陸，天上掉餡餅也是餡餅的運氣，既然不怕死也可以不怕活，從此之后可以認輸、可以甘心、可以舍得、可以服氣。楚河漢界可以跨越，因為有了愛，而愛只能源于獨立的自我。

如果說莫言倡導并踐行“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那么可以說路也在倡導并踐行“捍衛長詩的尊嚴”。長詩《從此》采用形式平行而意義對立的《圣經》體結構，從意象及其表征、語詞及其連接兩個層面讓事物回歸本原，讓個體回歸獨立。

路也的詩作中，“野花”“野菊”“野菜”“野果”“野泉”“野葡萄”“野棉花”等時常出現，一個“野”字盡顯天然，而使之迥異于人工。這是獨立意志的體現，也是獨立精神的象征。在長詩《海風吹》中，詩人找到了“無人”的安全感，樹立了“人生在無人之處重啟”的獨立意義。如果進一步追究，路也的“獨立”詩學其實同步潛在著與生俱來的“虛無”元素。比如《到崮上去》中，“崮一直在跟時間和虛無說話”；比如《大壩》中，“頭頂薄云，陽光發出嗞嗞聲/腳踏深淵與虛空”；比如《埡口的云》中，“那朵云發出了喘息和絮語/那朵云用虛幻指引著我”；比如《過白土崗村》中，“秋風吹過頭頂，吹過命運，秋風吹走了一切/吹走一切之后，秋風朝著虛空繼續吹”；比如《大雪封門》中，“飛雪在飛，什么也沒有抓住/里面有無邊的虛無”……如何在“獨立”所伴隨的“虛無”中將“自我”解救？詩人寄托于人類文明，進而走向“神”和“愛”。長詩《從此》中參照了基督教文明的“福音書”“萬物皆有時”的定理、“罪人變義人”的神跡以及“愛”的方向；長詩《大雪封門》中同樣如此：“那在后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后”，“落在寬恕和懺悔上/落在恒久忍耐和恩慈上”，“大雪一直封門/我遠在自己的天邊/大雪一直封門/那虛心的人有福了，那溫柔的人有福了”。

路也的詩集《大雪封門》盡管寫了自然，寫了生物，寫了社會，甚至寫了疫情，但我更愿意認為寫了“獨立”二字。如何既保持“獨立”又擺脫“虛無”，這是永恒的命題。如其詩學“獨立宣言”《從此》中流露的，“愛無需理由，無需理由的愛看上去很純粹/荷爾蒙說了算”，愛的本能的回歸或許能夠提供參考答案。

（叢新強，文學博士，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省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山東省簽約文藝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