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人類歷史的腳步執著地從遠古走到今天，中華民族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真切生動展現了從涓涓溪流到江河匯海的發展歷程。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進行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系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在五千多年漫長文明發展史中，中國人民創造了璀璨奪目的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證實：良渚遺址是人類早期文化遺址之一。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早期發展是一個多元一體的過程，最終融匯凝聚出以夏代中晚期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文明核心，開啟了夏商周三代文明。現探明的六大遺址有：可能與黃帝有關的河南靈寶西坡遺址、與傳說中堯時代時空吻合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可能是禹都陽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崗城址、可能是夏啟之居的河南新密新砦遺址，還有考古學界公認的夏代中晚期都城二里頭遺址，以及鄭州大師姑遺址。這六大遺址年代先后銜接，時間上大體從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為了解這一千年間的社會組織結構的變遷、王權發展的程度以及當時的自然社會環境等，提供了翔實的資料。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文明，有如黃河長江滋養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乘風破浪、一路前行。

文化與文明的聯系與區別

厘清文化與文明的聯系與區別，對我們深入認識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及其價值具有理論和實踐意義。恩格斯說：“文明是個歷史概念，文明是和蒙昧、野蠻相對立的，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進步狀態。”文明是文化中的積極成果，具有鮮明的經濟社會和國家制度特征，體現出人類在實踐中創造的社會形態和發展水平，顯示出特定時期的社會秩序、精神價值。文明相較之于文化的產生，時間為晚；而文化則伴隨著人類生產勞動和生活方式而生成，具有鮮明的地域性、群體性、民族性。如一個人的創造，如制作風箏、畫糖畫等，不屬于文化范疇，而當許多人制作風箏、畫糖畫等，才是一種文化現象。

英國人類學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說：“文化或文明是一個復雜的整體，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倫理道德、法律、風俗和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人通過學習而獲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習慣。”泰勒對文明和文化還沒細分，英國人類學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卻認為，文化是人們在相互交往中獲得知識、技能、體驗、觀念、信仰和情操的過程。文化只有在社會結構發揮功能時才能顯現出來，如果離開社會結構體系就觀察不到文化。由此可見，過程性是文化濡化、化成、沁潤的鮮明特征。文化相對自然而言，是人類獨有的創造物，動植物界沒有文化；文明是以進步文化為基礎的開化狀態和發展成果，沒有進步文化的發展就不會有文明的發展。

先賢們所奠定的文明根基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

據《帝王世紀》載，炎帝神農氏“嘗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夭傷人命”。他為嘗百草，一日之間而遇七十毒。在與大自然、與疾病作斗爭中，為后世醫藥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炎帝還發明了農具，教人們進行農業生產。黃帝是我國古代部落聯盟首領，姓姬，號軒轅氏或有熊氏。黃帝當了部落首領后，教人們建筑房屋、喂養家畜、種植五谷，還“制衣冠、建舟車、制音律”等。黃帝的妻子嫘祖開始了養蠶、抽絲和織錦。炎、黃帝一直被當作中華民族的杰出代表，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海內外華人都稱自己為“炎黃子孫”。

據《尚書·堯典》記載，堯的品質和才智俱是非凡絕倫，“其仁如天，共知（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驕，貴而不舒”。他即位后舉薦德才兼備的賢者，使族人能緊密團結，做到“九族既睦”；又考察百官政績，獎善罰惡，使政務井然有序；同時注意協調各個部族間的關系，教育老百姓和睦相處，因而“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天下安寧，政治清明，世風祥和。堯令羲氏、和氏根據日月星辰的運行情況制定歷法，頒布天下，使農業生產有所依循，“敬授民時”，使人民不致耽誤農時。古人將帝堯時代視為農耕文化飛躍進步的時代。

這些先賢帶領民眾創造了那個時代的豐富物質文化，而這個創造的過程也無形中鍛造了我們民族的性格和精神，使之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根基，并隨著后來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豐富。

中華文明智慧的當代價值

翻檢五千年來的文明史，中華文明自始至終形成了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質和發展形態，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構筑了博大精深、堅固厚實的文化根基。

在發展經濟上，需要審視和吸收傳統經濟中富國強民的發展智慧。孔子希冀“足食足兵”，管子主張富國必富民，荀子期待“上下俱富”。今天的我們要升華傳統富強觀，正確處理競爭與協作、效率與公平的關系，追求河清海晏、物殷俗阜的盛德大業。此外，中國古人提出的治理其財、用之有節的節儉觀，先義后利、義利合一的義利觀，勤勞致富、取財有道的財富觀，依然適用于當下的現實。在民主政治方面，需要審視和吸收民本政通的政治智慧。中國古代先哲很早就認識到“以民為本”的重要性，倡導“政通人和”，同時強調“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王安石）。這些治國辯證思想，已成為融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文化元素。在文化建設方面，需要審視和吸收中國傳統理想人格的思想智慧。歷代先賢十分重視理想人格的培養和塑造，倡導道德上的完美典型。孔子的“圣人”，孟子的“大丈夫”，莊子的“至人”“真人”，黃宗羲的“豪杰”，都提倡通過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的方式，使自我修養達到一種高尚境界，把人自身的心性修養推廣到社會領域，擔當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使命。這種富有中國智慧的文化自信，為中國夢的實現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撐和智力支持。

在社會建設方面，需要審視和吸收中國傳統仁愛和合的治理智慧。“和合”一詞最早出自《國語·鄭語》：“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即商契能和合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使百姓安定和諧地相處與生活。《管子》認為：“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仁者愛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仁愛思想，對于引導當代的社會建設依然富有啟發意義。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需要審視和吸收中國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不講“人定勝天”，不講征服與被征服，使天道、地道、人道相互對應、相互聯系，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些思想告誡我們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在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集體學習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講清楚中國是什么樣的文明和什么樣的國家，講清楚中國人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展現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和人文底蘊，促使世界讀懂中國、讀懂中國人民、讀懂中國共產黨、讀懂中華民族。”泰戈爾在《飛鳥集》中非常辯證地描寫道：“根是地下的枝，枝是空中的根。”文化的根與枝、源與流，放在歷史整體中，其實是一以貫之、系統整一的，關鍵是如何看待古今脈動、傳統與現代的融合轉化，為當代社會發展賦能歷史自覺和文化自信。在這個意義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證實的五千年中華文明史，為更好認識和認同中華文明，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給出了歷史的確證和科學的答案。

（作者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四川省社科院二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