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80年前，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20世紀40年代在抗日戰爭環境中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里程碑。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是21世紀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繼承毛澤東文藝思想基礎上，與時俱進地把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又一個里程碑。毛澤東同志與習近平總書記的這兩次重要講話，跨越歷史時空，一脈相承，既有繼承和弘揚，亦有發展和創新，主要體現在對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經濟、文藝與人民和文藝與生活等關系的辯證認識和處理上。本文先就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談點學習淺見。

胡喬木同志晚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后》曾深情回憶道：“《講話》正式發表后不久，毛主席說：郭沫若和茅盾發表意見了，郭說‘凡事有經有權’。毛主席很欣賞這個說法，認為是得到了一個知音。‘有經有權’ ，即有經常的道理和權宜之計。”毛澤東同志“確實認為他的講話有些是經常的道理，普遍的規律，有些則是適應一定環境和條件的權宜之計。”我理解，“有經”，就是如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精辟闡述的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的關系這些顛撲不破的共時性的永恒真理。而“有權”，就是如毛澤東同志結合中國抗日戰爭實際和革命文藝實踐深刻闡明的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是適應當時抗日戰爭嚴峻情勢所必須的提出的合理的歷時性的真理。

毛澤東同志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文藝是黨領導的革命事業的一條重要戰線，鑒于抗日民族戰爭的需要，文藝應當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為此，他提出了“文藝服從于政治”的要求。應當說，這在當時具有歷史的合理性，也是戰爭環境的需要。這一重要口號，之后成為我國文藝界遵循的基本原則之一，它指引了我國半個多世紀的文藝創作與發展。跨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深刻指出：“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根本保證。”無論是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還是在和平穩定時期，文藝工作者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正確處理好文藝和政治的關系，從而推動文學藝術的不斷繁榮發展。

馬克思主義認為，伴隨著文明的發展，人類產生了經濟的、政治的、歷史的、哲學的、宗教的、藝術的把握世界的方式。這諸種方式之間，相互聯系，但并無從屬關系。文學藝術屬于上層建筑，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性，也必然帶有政治傾向性。任何歷史時期的文藝工作，對于意識形態性和政治傾向性都是無法回避的。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深入分析了文學藝術與政治之間的密切關系，指出：“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毛澤東同志還強調：“我們所說的文藝服從于政治，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在毛澤東文藝思想指引下，革命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創作出民族歌劇《白毛女》《小二黑結婚》《洪湖赤衛隊》《江姐》、京劇《逼上梁山》、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青春之歌》《創業史》《紅巖》等一大批優秀文藝作品，為民族革命戰爭和建設新中國提供了強大的思想動力和精神能量。

歷史進入新時期，有鑒于在和平建設環境下出現了把文藝簡單從屬于臨時的、具體的、當前的政治的錯誤傾向，尤其是有鑒于“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把文藝從屬于篡黨奪權的陰謀政治的慘痛教訓，鄧小平同志在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上石破天驚地指出，“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于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接著，鄧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作《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指出：“不繼續提文藝從屬于政治這樣的口號……長期的實踐證明它對文藝的發展利少害多。但是，這當然不是說文藝可以脫離政治。文藝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在他的觀點中，四個現代化建設就是最大的政治，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就要為四個現代化建設服務。到江澤民同志任總書記時，圍繞著正確認識和處理好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他著重強調了與之有著緊密內在聯系的“主旋律與多樣化”的關系問題，指出必須堅持“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所謂“主旋律”，不只指題材，而且指作家藝術家秉持的一種對歷史、對時代、對人民極端負責任的滲透于創作全過程的思想和精神。他具體而深刻地用“四個一切”來表述這種“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發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團結、社會進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一切用誠實勞動爭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作家藝術家在創作中具有了這種主旋律的思想和精神，政治站位就高，審美化處理各類題材，都能努力做到“選材嚴，開掘深”；作家藝術家在創作中缺失了這種主旋律的思想和精神，即便是重大的革命和歷史題材，也會糟踏掉，淪為公式化、概念化或商業化。這實際上是深入文藝創作過程闡述認識和處理文藝與政治的辯證關系。再到胡錦濤同志任總書記時，也是緊扣著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文藝與政治的辯證關系問題，他反復援引鄧小平同志的“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這一重要命題。作家藝術家必須在人民創造歷史的偉業中為人民創造藝術豐碑。這從歷史唯物主義高度，為作家藝術家正確認識和處理好自身與人民、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提供了準繩。

歷史邁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與時俱進地深刻闡述了在新形勢下正確認識和處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關鍵在于必須以堅持黨的領導作為根本保證。“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文藝的根本宗旨也是為人民創作。把握了這個立足點，黨和文藝的關系就能得到正確處理，就能準確把握黨性和人民性的關系、政治立場和創作自由的關系。”面臨新時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紛繁復雜的國際環境、外來文化的滲透、中西思想的碰撞，文藝工作者更應該站穩自己的政治立場，保持黨性第一的原則，為人民創作，為國家書寫，為時代畫像、立傳、明德。習近平總書記旗幟鮮明地批駁了那種遠離政治、脫離人民、表現自我的“為藝術而藝術”創作傾向的回潮，指出被魯迅痛斥過的“只寫一己悲歡”，醉心于描寫“杯水風波”是沒有出息的；批駁了那種止于追求視聽生理快感、嘩眾取寵、敗壞大眾審美情趣的娛樂至上的創作思潮；批駁了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鼓吹票房至上、收視率至上、點擊率至上等唯經濟效益地把文藝簡單從屬于經濟的錯誤思潮，明確指出“當兩個效益、兩種價值發生矛盾時，經濟效益要服從社會效益，市場價值要服從社會價值。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不要沾滿了銅臭氣”。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洞察秋毫、鞭辟入里、全面辯證地撥正了新時代認識和處理文藝與政治關系的航向。

毛澤東同志還進一步要求作品應做到“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他認為“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加以繼承和闡發。他強調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要把握住兩條：一是要緊緊依靠廣大文藝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藝規律。他《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要把提高質量作為文藝創作的生命線。他要求不斷提升作品的精神能量、文化內涵、藝術價值，努力做到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相統一。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作品《跨過鴨綠江》，正是踐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重要論述結出的碩果。該影視作品定旨為“全景式、史詩性”題材作品，對題材資源的開掘與配置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為了深入開掘抗美援朝題材的深度和廣度，發現其蘊含的精神價值和文化意蘊，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深刻揭示出它在當時世界總體格局和新中國的立國之戰中的重要地位和歷史意義，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政治站位高，調集了黨史、軍史、國史專家和一流的影視藝術家，強強聯合，群策群力，史中覓詩，追求審美化、藝術化呈現，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組織優勢、理論優勢、文化優勢和藝術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辦急事，終于高質量地為人民奉獻了為偉大的抗美援朝畫像、立傳、明德的有思想深度、歷史厚度、人文溫度的精品力作。還有如《守島人》《覺醒年代》《山海情》《人世間》等贏得廣大觀眾好評、引起人民審美共情的優秀作品，成功秘訣之一，均是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藝術才華正確地認識和處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可以說，這都是踐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重要指示結出的豐碩成果。

正確認識和處理好文藝與政治的關系，確是一個重要課題。對于文藝工作者，關鍵在于要自覺始終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用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武裝頭腦。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藝家應該“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社會”。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繼承創新中國古代文藝批評理論優秀遺產，批判借鑒現代西方文藝理論” 。他要求文藝工作者要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旗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賴以維系的精神紐帶，是一個國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礎。如果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會魂無定所、行無依歸”。他指出，中華民族有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這是中華民族能夠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傳、頑強發展的重要原因。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應該講政治，懂藝術，堅守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潛移默化地融入文藝創作中，塑造出更多經典流傳的藝術形象，創作出更多影響深遠的藝術作品，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藝養心，以美塑像，重在引領，貴在自覺，勝在自信”。

（作者系著名文藝評論家、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