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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壯譜寫的時代史詩——讀黃蓓佳《太平洋,大西洋》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 | 黃紫萱 田振  2022年05月24日15:15

      內容提要:《太平洋,大西洋》以兒童的視角進行敘事,講述了跨越兩個時代的令人感動的故事。作家筆觸細膩,給兒童帶來笑聲與淚水的同時,探討了關于兒童成長與人生追求的深刻主題。本文主要從三個方面解讀《太平洋,大西洋》:一是“復調”敘事結構,小說將兩條線索放在地點、背景都截然不同的兩個時代,仿佛復調的樂曲,兩個聲部相互應和,一步步把故事推向高潮,串起兩個時代人的信仰;二是人物群像,小說在人物群像的塑造中展現宏大歷史圖景,將時代性與人物形象塑造化為一體,用時代大背景烘托人物形象,用人物形象展現宏大歷史圖景;三是兒童本位視角,小說從兒童的立場出發,充分描摹兒童的成長經歷,為讀者即孩子們傳遞著積極的價值觀念與人生態度。三個層面共同構成了作者以悲壯譜寫的時代史詩。

      關鍵詞:黃蓓佳 《太平洋,大西洋》 “復調”結構 時代史詩 兒童本位

      一、雙線并行,串起兩個時代人的信仰

      故事的起點,是兩個時代音樂人的相遇。來自南京的荊棘鳥童聲合唱團來到愛爾蘭參加兒童合唱比賽,故事的三個小主人公甘小田、林棟、豐子悅因而得以偶遇另一半故事的敘述者——華僑老爺爺。這位歷經滄桑的老爺爺,或許是被合唱團孩子們對音樂的誠摯所打動,又或許是對豐子悅臉上的痣一見如故,兩個跨越時代的故事便在此交叉。

      小說的標題《太平洋,大西洋》富有新意,讓讀者有一探究竟的沖動。“太平洋、大西洋”實際上暗中呼應書中兩條線索,也與書中兩個時代一一對應。“太平洋”,指的是一群熱愛音樂朝氣蓬勃的孩子們;而“大西洋”,指的是思念家鄉與故友的垂垂老矣的華僑老爺爺。華僑老爺爺將自己一生中最大的承諾托付給這三個即將回國的孩子:將銅管小號嘴交給他童年的朋友多來米。小說的結構自此以雙線形式展開,一條線索是抗戰結束后國立幼童音樂學校在丹陽艱難的辦學歷程,以及音樂神童多來米和眾多孩子在流離顛沛的時代學習音樂的成長故事,另一條線索則是獵犬三人組尋找多來米以及他們在荊棘鳥童聲合唱團不斷成長的故事。兩條線索由華僑老爺爺一封封從大洋彼岸寄來的、寫滿對過往回憶的郵件串起。

      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雙線并行,小說敘述將兩條線索放在地點、背景都截然不同的兩個時代,仿佛復調的樂曲,兩個聲部相互應和,一步步把故事推向高潮,串起兩個時代人的信仰。黃蓓佳也在接受采訪時提及過這種敘述方式。“這一場盲目、糾結、充滿懸念、帶著強烈使命感、以喜劇開場以悲傷結束的漫長尋覓,勾連了兩個大洋之間的時間和空間,以復調的形式,在溫暖泛黃的過往歲月和生動活潑的當代生活中穿梭往返,昨天和今天,歷史和現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從前的講述和正在發生的尋找……我選擇了這樣一種時空交錯的方式,把一段難忘的歷史呈現給當代讀者。”①

      復調小說是一種獨特的敘事方式,蘇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諸問題》一書中對“復調”“對位”小說理論作了深入研究。錢中文在《“復調小說”及其理論問題》一文中解釋了巴赫金所言的復調小說“對位法”并把它們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小說是有意運用不同的調子來寫的,它通過音樂中的‘中間部分’的過渡辦法,完成了從一個調子向另一個調子的轉變,不過唱的是一個題目,這是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是“‘復調’在結構上表現為情節發展的平行性”。②小說《太平洋,大西洋》就是將當下孩子們的敘事時空與1940年代歷史敘事時空相“對位”,兩者的主角都是與音樂相關的孩子們,年齡相仿,有著非比尋常的友誼,對音樂也充滿熱愛。甘小田、林棟、豐子悅,他們三位珍惜每一次排練機會,因為不知什么時候就會因為變聲而退出童聲合唱團;而多來米,在他的小屋里,一遍又一遍用一只二手銅管小號吹著《降b大調進行曲》。我們難以區分哪一條為主線,哪一條又為輔線,而是覺得兩者密不可分,相得益彰。這是因為這兩個聲部始終被同一主題所統領。同時,在表現孩童們對音樂的熱愛與對承諾的堅持時,小說讓兩個不同時代、不同空間的孩子們相互映襯,不僅讓故事有歷史底蘊的同時富有現代懸疑色彩,也讓小說脫離“單調”敘事,變得更加豐富多彩,主題意蘊更加豐滿。不管時代怎樣變遷,信仰卻依舊如一,在一代代孩童心中從未變遷,始終明晰。

      很多讀者將《太平洋,大西洋》看作黃蓓佳《野蜂飛舞》的續集,黃蓓佳自己也曾說:“雖然兩本書在歷史背景的設置上,有某種傳續,讀這個故事的人,你可以先讀一讀《野蜂飛舞》,你可以把《太平洋,大西洋》看作是《野蜂飛舞》的續篇,或者什么。總之,大時代是差不多的,大背景也是差不多的,不同的是故事,是人物。”③但兩本書的敘事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野蜂飛舞》很純粹地講了一個過去的故事,只是敘述上在過去和現在間來回切換,采用回溯性童年敘事方式,加強了文本時間的立體感,是一個遲暮之年的老人對童年往事的傾情回望。而《太平洋,大西洋》則是“復調”“對位”敘事,雙線并行,在現代故事部分打造偵探懸疑小說外殼,用“獵犬三人組”的探尋,打撈起另一個發生在1940年代的“音樂神童”的成長故事和幼童音樂學校在艱苦年代苦苦堅守的故事,內涵上比《野蜂飛舞》豐富很多。

      《太平洋,大西洋》的兩條線索就像樂曲的兩個聲部彼此相互獨立卻又交相輝映,曲折交叉,它們共同映襯彼此一致的主題,豐富了小說的中心意蘊,即歌頌對音樂藝術美的極致追求,謳歌少年友誼的溫暖美好,贊嘆老師們與少年們在那個困苦年代中的家國之愛和彼此團結守望相助的真情,表現孩童時代承諾的重量與永生難忘的情誼……

      首先,便是音樂之美。多來米抱著廢棄小號在小屋中不停練習,用這把殘缺不全的小號吹出了令音樂老師吉姆先生震驚的旋律,是1940年代孩童們對音樂的執著追求;不舍得離開荊棘鳥童聲合唱團而珍惜每一次訓練機會直到最終與自己和解,是現代的孩子們對音樂的熱愛與珍惜;岑校長帶著全校師生從鎮江步行到南京募集經費,是20世紀知識分子對音樂教育的執著;溫老師嚴厲卻又生氣勃勃,將帶領孩子用生命去歌唱這世界上的一切美好作為使命,是這一代人對音樂仿佛荊棘鳥流血高歌那般的不懈追求。其次,是友誼之美。多來米在作“啞巴”這么久之后對“我”的那聲“哥”以及拒絕高官父親帶走他的請求而鉆入兄弟的被窩,是20世紀孩子們的深厚情誼;“獵犬三人組”互相幫助互相玩笑,是現代的孩童們珍貴的少年友誼。再次,是家國之愛。岑校長在當時南京教育部撥款極其有限的情況下,為了提高本國的音樂水平,一直堅持辦幼童音樂學校,譜寫了那個年代知識分子的家國大愛;溫老師帶領學生們走出國門,參加國際合唱比賽,展示中國音樂的魅力,是當代愛國精神的體現。

      值得一提的是,作品從不同層面呈現了不同人物之間守望相助的溫情。不管是岑校長、老張、林先生對學生的愛護,還是岑校長拜托吉姆給多來米買的二手小號,抑或是多來米在艱苦日子里從荷花缸下挖出的、全數交給岑校長來維持師生基本生活的銀洋,無不體現出那個饑寒交迫的年代人們的堅守和互助;而現代的孩子們,也因為人們的互相幫助得以四處打聽多來米的消息,并得到了神秘阿姨的幫助。作品還呈現了承諾的重量:無論是華僑老爺爺跨越大洋對多來米的承諾,還是“獵犬三人組”信守對爺爺的承諾,小小年紀的孩子們獨立乘坐高鐵,跨越重重困難堅持找到多來米的音訊,都體現了他們身上一諾千金的可貴品質……

      復調音樂厚重的聲響前后疊置,一個個音符勾勒出兩代人的精神風貌。音樂、家國、友誼、承諾,這一個個質樸的追求,串聯起兩個時代的信仰,也讓這部在故事盡頭被時代灰塵遮蔽的悲劇結局小說充滿了光亮,成為各自時代中熠熠生輝的精神明燈。

      二、人物群像,展現宏大歷史圖景

      小說《太平洋,大西洋》以史詩般的敘事描繪了抗戰結束至解放戰爭期間幼童音樂學校的艱難辦學歷史,塑造了一個個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

      小說極具突破性的一點便是展現宏大歷史圖景。它敘述的故事不止停留于現在,還追溯到過去。“回憶并不意味著對現實的逃離,而是現代人承受生命之重的一種勇氣。”④華僑老爺爺對過去在中國苦難童年的回憶,便是他在大洋彼岸慰藉綿綿鄉情的重要方式。時代是艱苦的,但為了許多抗戰時期音樂前輩的夢想——戰爭結束后能實現為國家組成一個全建制大型交響樂隊這一愿望,岑校長在條件萬分艱難的情況下開辦了幼童音樂學校。然而戰爭不斷,國家百廢待興,音樂成為一種最要不得的奢望,正如小說中所說:“在國家百廢待興時,音樂這東西不比鋼鐵化工,是最邊緣最當不得飯吃的,有它更好,無它也行。”⑤幼童音樂學校創辦于抗戰時期的重慶,戰后搬至南京。可是,他們在南京下關的一座炸沒了房頂的破廟里,苦苦等待了兩個月,卻怎么也等不來教育部門的安置通知與經費。對于舉辦幼童音樂學校之艱辛,黃蓓佳并沒有采用過多悲愴的筆觸,而是以華僑老爺爺閱盡滄桑的口吻,以一種嬉笑玩鬧的語氣描繪出時代的艱辛和辦學的不易,節奏是歡快明朗的,細節的刻畫是率真的和充滿童趣的。音樂學校被迫在鎮江落腳,但作者的環境描寫卻是歡快的,“荷花缸”“夏天的知了”“冬天的冰凌”以及孩子們互相開著玩笑說著漏雨的屋子。而事實上孩子們兩個人擠一張小床,吃不飽,穿不暖,樂器稀少,經費不夠,條件十分艱苦。作者以樂寫悲,將那個時代的艱苦表達得更淋漓盡致;以樂景寫悲情,讓我們在歡笑中更深層次地體驗到獨屬于那個時代的歷史之痛,感受到更加刻骨銘心的悲傷,從而展現了宏大的歷史圖景。

      時代是翻滾不息的洪流,每個人都是其中的一粒沙,被裹挾著奔涌四方。而文學,就致力于描繪不同的時代和生活境遇,呈現各個時空背景下個體的不同存在方式與生命狀態,表達更為深刻的歷史時代文化敘事與主題。因而將時代性與人物形象塑造化為一體,用時代大背景烘托人物形象,用人物形象展現宏大歷史圖景,是小說創作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常常采用的重要方法。黃蓓佳在采訪中說過:“兒童也是完整意義上的人,而且是社會的人,一切的喜怒哀樂脫離不了社會性,把社會背景寫出來了,豐富性就出來了,人物才能從時代底色中突顯,呼之欲出。準確而誠懇地描寫人物,這是對文學的尊重,也是對兒童的尊重。”⑥在《太平洋,大西洋》中,她就成功塑造了很多大時代背景下的人物形象。

      第一類是孩子們的形象。不管是“獵犬三人組”,還是那個歷史中的多來米,都是經歷種種挫折不斷成長變化的少年形象。以小說的一個少年主人公多來米為例,他的出身賦予其最初的固執、疏離、不愿與人交流的印象。時代給予多來米巨大的苦難,他出身于一個漢奸家庭,抗戰勝利后,他一家老小死的死,散的散,因而初見他時他瘦小羸弱、內心封閉、與世隔絕。縱然之后他經歷了很多美好并一步步成長,但他在漫長的人生中卻依然對外界始終有一根刺,這冥冥之中也暗示了他“悲劇”的結局。而作者塑造人物更成功的一點是淋漓盡致地寫出了一個人物在這個特殊時代中的成長過程。岑校長接收多來米并同意他去聽課,老張努力想給瘦弱的多來米補點營養,“我”和“我”的父親對他的關照,讓多來米在愛與溫暖中不斷成長,曾經的累累傷痕一點點抹掉。多來米終于喊出來了那個“哥”字,終于放下隔閡把“我”們當作親人。他無比強烈而執著地愛上了音樂,他的人生也因而更加豐滿。

      第二類是成年人的形象。《太平洋,大西洋》就著重刻畫了岑校長和溫老師這兩個跨越時代的成年人物形象。以岑校長為例,他用自己的脊梁抗下所有的壓力與期待,不管學校辦學多么艱苦,仍然傾盡全力改善學生們的生活和學習環境,教學生們以和平文明的方式去抗爭,只是因為他身上背負著更多抗戰時期音樂前輩的期望。就是在他的帶領下,暗淡的日子才有了些微的光亮。師生們一路跋山涉水,在嚴寒中走了八九十公里,餓著肚子、感冒發燒、凍瘡潰爛,堅持步行到了南京作文明抗爭。岑校長的帶領讓孩子們一路走來,迎來貧瘠土地上的花開,這便是成人對兒童的重大影響。除了岑校長,還有那個艱苦時代的知識分子群像,管樂班嚴格但愛才的林老師;因經費不足無法繼續聘請卻主動來看孩子們并贈送分別禮物的外教吉姆先生;當下為荊棘鳥童聲合唱團嘔心瀝血的溫凌云老師等。他們不僅給孩子們描摹出音樂藝術之美,還帶給孩子們一種自我堅持、砥礪前行的信念。

      由此可以看出,《太平洋,大西洋》以兩個時代的孩子們和大人們的形象豐富了小說的主旨意蘊。雖然是兒童小說,但小說中不止塑造了多來米等兒童人物形象,還致力于充分描繪宏大歷史背景下知識分子的生存面貌。黃蓓佳在接受采訪時說道:“我個人認為,一部好的‘成長’小說,應該同時反映出兩個世界:純真的兒童世界和復雜的成人世界。如何把這樣兩個世界用符合兒童審美的方式表現出來,這是對我們的創作水平的一個檢驗。在一個人從童年到少年的成長過程中,‘成長’小說是閱讀中的一個承上啟下的重要環節。”⑦確實如此,如果沒有這群知識分子在戰亂年代中對教育的苦苦堅守和對孩子們的深深關愛,孩子們是很難在社會如此動蕩、生活如此艱辛的時期仍執著于對音樂的追求和彼此相守相望的。

      兒童與成人在精神性格上總是有某種延續性,正是這種延續才構成了中華民族或是中國知識分子獨特的精神基因,才有得以感染我們的、在苦難歲月中永不磨滅的人性光輝。孩子們在幼童音樂學校深受老師們精神的感染,在幼童音樂學校被迫解散后,盡管孩子們有著不同的選擇和結局,但孩子們卻擁有著永遠相同的追求:希望中國的音樂舞臺上永遠群星璀璨。市面上有很多只描繪兒童生活而非成人生活的兒童小說,也有很多不那么突出成人對兒童影響的小說,但筆者認為能夠把成年世界的繁復以及成年人對兒童成長的影響描繪出來的小說也應當是一篇優秀的兒童小說。正如一位評論者所說,兒童的生存空間環境就是成人的生存空間環境,成人的一舉一動,性格精神對下一代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⑧兒童與成人是互相影響的,更是代代延續的。中華兒女的下一代踏著前輩們走過的路,披荊斬棘,身上也烙印著上一代人的精神風骨。成人文學是書寫成人對人生、社會和時代的看法,兒童文學雖然與成人文學不同,但兒童文學可以不僅僅局限于兒童的視角,它可以有成人的塑造刻畫,只是更清澈、透明、輕盈,更有一種純潔的美。

      除了眾多人物形象的塑造之外,作者將眾多人物匯聚到同一場面之中,多元化人物交互,對此進行整個人物群像的刻畫,是小說極具震撼力的另一個重要因素。約翰?多恩在詩歌《喪鐘為誰而鳴》中說:“沒有人是自成一體、與世隔絕的孤島,每一個人都是廣袤大陸的一部分。”《太平洋,大西洋》讓人極為感動的地方便在于它所描繪的人物群像,是他們烘托起一個時代的史詩。小說中最能表現人物群像的地方,是師生們一起在金陵女子大學禮堂進行募集經費演出的時候。臺下華服靚麗、笑語歡顏,臺上師生合奏、面黃肌瘦,但當音樂響起時,一切便變得“安詳”:“美妙的音樂在舞臺上蕩漾和澎湃,盤旋和穿透,抹去了王子和貧兒的區別,使得這個禮堂里的時光停滯,萬物安詳。”⑨小說的精妙之處在于它的人物群像也是傳承下去的。兩個時代交相呼應,兩代人在不同生活境遇中都為了祖國的美好而砥礪奮斗,從而使小說的鏡頭拉長,穿過風云變幻,增強了歷史的縱深感與文化的空間感。七十年前幼童音樂學校的孩子們在黑暗歲月中艱辛成長,七十年后荊棘鳥童聲合唱團的孩子們用生命去歌唱;七十年前岑校長投入全部精力只為讓孩子們受到更好的音樂教育,七十年后溫老師一絲不茍地指揮樂團帶領孩子們進入音樂的殿堂……

      一位研究者在評論黃蓓佳兒童小說時曾說過:“當作家以頗具創造性的眼光將創作視野投向跨越一個世紀的童年生活時,她也以最具說服力的方式,詮釋了她對于兒童小說這樣一個體裁所應當具有的歷史承擔與文化使命的深切體認。”⑩這位研究者對當代長篇兒童小說幾種寫作路徑也作了考察,并將它們分為三類:一種是兒童校園生活的原生態描寫,一種是幻想世界的表現,第三種是童年回憶式的書寫,并且指出了黃蓓佳兒童小說史詩化寫作在當下兒童文學娛樂化寫作大背景下的獨特意義。的確,兒童文學寫作在21世紀有著越來越繁榮的景象,但同時,兒童文學的宏大歷史敘事也越來越少,很多貼近日常生活的兒童經驗敘事越來越多,兒童文學越來越具有市場化娛樂化傾向,卻缺少了歷史情懷與兒童文學的文學性、藝術性。而黃蓓佳卻堅守著自己的初心,承擔著歷史文化使命與現代關懷責任,正如她在接受采訪時說過:“歷史是一首波瀾壯闊的詩,用史詩的形式來寫小說,容易感染人,感動人,因為文字會調動讀者心里的波瀾壯闊,會激發出人心里的崇高、偉大、悲壯等等的情感。”11

      黃蓓佳兒童文學創作常常將童年敘事放在波瀾壯闊的歷史與時代大背景下,將那段艱苦歲月里人性永不磨滅的光輝與整個大時代的情懷精神更加濃烈地渲染出來,讓讀者們氤氳在那段悠久時光的重重霧氣中,深受感染和感動,內心深處也對那個時代的家國之愛、音樂之美、情誼之真深深敬佩,精神無形中被激勵與鼓舞。跨越時代的大背景使讀者們更深刻體會到不同年代的少年們追逐音樂夢想的艱辛,感受友誼在生活中的熠熠生輝。時代不是隔閡,而是少年們與知識分子們熱血信仰的傳承。通過小說,孩子們不僅會銘記信仰、友誼、奮斗精神的薪火相傳,更知道要珍惜當下來之不易的幸福。

      三、兒童本位,奏響時代的悲歌與希望

      讀者意識一直是作家們創作的重要觀念。而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很大不同點在于兒童文學的讀者主要是兒童,因而作家要在寫作中加強與孩童的交流。黃蓓佳在兒童文學創作時一直非常注重兒童本位的價值觀念,《太平洋,大西洋》也是如此,兒童本位的寫作觀念貫穿于整部小說中。小說從兒童的立場出發,充分描摹兒童的成長經歷,為讀者即孩子們傳遞著積極的價值觀念與人生態度。

      首先,小說在故事中用了以小見大的手法。故事發生的背景是抗戰結束后的解放戰爭時期,那時,國家百廢待興,經費嚴重不足。小說講述了幼童音樂學校在廢墟中的艱難辦學史和孩子們的苦難成長史。毋庸置疑,抗戰結束后國家的重建、復興,是一個宏大的歷史敘事。但作者卻選擇了以一個孩子——多來米為敘事視角,歷史宏大敘事被細節濃縮,不再枯燥乏味。小說通過“我”的視角講述一個音樂神童在生活極其困難、學習條件極度艱苦的情況下的成長歷程,從而表現了幼童音樂學校所經歷的風風雨雨,更表現了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知識分子們在教育與音樂人才培養上的堅守。那個時代太過于晦暗,因而作者以描繪孩子們與老師們的活動為主,以講述社會時代背景為輔,讓兒童讀者更有代入感。

      其次,小說敘事的整體情感基調是歡愉的。小說以一位華僑老爺爺的口吻敘述故事。老人本就是一類特殊的敘事主體,童年與現在間隔太長時間,腦海中記憶最深的不是黑暗而是黑暗中的那抹亮光,因而小說對幼童音樂學校孩子們富有趣味的日常生活作了細致描寫。例如小說中寫到的幼童音樂學校落戶處的美好:學校在校址遴選時面臨著無處辦學的艱難困境,幾經周折,終于找到落腳點時,卻用溫馨的筆觸進行景物描寫,渲染了一種歡愉美好的氣氛。除此之外,小說整個敘事的情感基調都是愉快的,例如,同學們開玩笑吐槽這座房子漏雨和房子的霉味,為了不辜負這座院子的荒涼孩子們裝神弄鬼,廚師老張在食物極其短缺時千方百計琢磨一些有趣的辦法以解決大家的飲食問題,“我”父親為樂器東拼西湊的趣事等等,讓我們讀來忍俊不禁。但在短暫的歡愉之后,一股濃濃的悲涼和酸楚涌上心頭。小說既表現了那個年代舉辦藝術學校的艱辛不易,又能吸引兒童津津閱讀的興趣。

      最后,小說的主旨是表達生活的美好與光亮。在主題表達上,《太平洋,大西洋》沒有傳達對生活的不滿與怨懟,沒有塑造任何主動放棄追求美好的孩子,傳達出的是生活的美好與光亮,是去贊美那個時代孩子們的堅持與勇氣。雖然小說結局是一場悲劇,但作者通過第二條線索,又描繪了現在的孩子們的幸福生活,呈現了溫老師帶領的荊棘鳥合唱團的不斷成長,刻畫了“獵犬三人組”的深厚友誼以及對諾言的堅持。當下的孩子們閱讀小說后仍會被溫暖包圍,因為他們看到了那個年代的堅守與執著。不管是岑校長四處奔走拉捐贈,還是學校面對五湖四海的招生,抑或是為了申請辦學經費師生們一道在冬天從丹陽步行到南京,都會讓現在的孩子們深刻感受到當下生活的無限美好與生機,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幸福,才能更深刻銘記這段歷史,升華這份精神。

      但是這樣一部兒童小說,卻是以悲劇結尾。筆者也曾困惑,這對孩童而言是不是太過悲愴與沉重?每一個人都為幼童音樂學校付出過畢生心血,但在故事的尾聲,一切都潦草謝幕,留下滿目滄桑:經費短缺、樂器不足、外籍教師聘不起,幼童音樂學校最終關閉。老師們雖懷揣音樂教育夢想,最終還是各奔東西,自謀生路,甚至沒有機會從事與音樂有關的工作。小說里那個上個時代的故事的殘忍不止于此:老張為了給孩子們多找些食材而落水淹死;吉姆先生因車禍而死;岑校長雖找到臺灣音樂學校的教職,卻在發生沉船時把生的希望留給了下一代——把救生圈套在了“我”的頭上。從此,“一段歷史,跟隨‘太平輪’的沉沒而成為過去”12。

      這是一個悲傷的結局。而這些令人感傷的故事,卻都抵不過多來米一生的悲劇。“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多來米的性格,很難被社會所包容。他不愿與高官父親發生瓜葛,煢煢孑立,孤苦伶仃,因為抗美援朝戰爭受傷再也無法從事吹奏樂器的工作。音樂神童的光環曾經璀璨耀眼,而今終歸于平淡無奇。這是華僑老爺爺一直等待的音訊,亦是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的結局。“獵犬三人組”不忍心告訴他事實的真相。可是,“三人組”編造的所謂“美好”結局即多來米考上音樂學院當上小號手,華僑老爺爺卻還是沒有看到,因為他沒有等到最后一封郵件便已離開人世。那個號嘴,跨過了大西洋到太平洋的遙遙路程,卻撫慰不了華僑老爺爺站在世界盡頭回首故鄉的永恒思念:他的好兄弟多來米已經癡呆,甚至記不起那個號嘴與小號。夢想被現實一點點抹平,這或許就是生活。

      雖然結尾的悲劇令人感傷,但悲劇本身也具有巨大魅力。“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13悲劇會讓人更加難以接受,但在某一種程度上能給人帶來更大的感染與震撼。人生圓滿的結局可以留下滿足,而悲劇結尾則帶給我們一種直面生活的力量與勇氣。對于擔心孩子們能否消化這段沉重的歷史的疑惑,黃蓓佳回應道:“我不擔心小孩子們能不能讀懂。文學是要讓他們仰頭去看的,是應該超越他們的生活和認知,讓他們在閱讀中有所獲得,在他們的心靈中照進一束光的。不超越生活和認知的文學,讀完之后哈哈一樂,什么也沒有剩下,那好嗎?”14不言而喻,文學不應當僅作為一種娛樂的工具,而是帶讀者見證生活、認識生活、思考生活并且迎接生活的精神導師。兒童小說不一定都是圓滿的結局,悲劇有時候或許更能給孩子們以靈魂上的觸動。力量不來源于遺忘,而是匯聚于銘記。

      悲劇的魅力不止于此。悲劇的結局亦能增強故事的真實性,讓人們更加深刻體會個人之于時代的渺小,個人奮斗的不易,增強故事的縱深感與歷史的深刻感、厚重感。每一個孩子或許都沒有完美的結局,但每一個孩子都有自己的道路,或許這與他們的性格有關,又與時代大環境有關。他們每個人所選擇的道路,都是他們在那個戰亂頻發的年代以小我投入時代洪流努力奔騰向前的真實寫照。《太平洋,大西洋》通過這樣的悲劇結局,更加真實地表現出解放戰爭時期教育事業,特別是藝術教育事業發展的舉步維艱,給當下的孩子們呈現出一個感性、豐富而又真實的歷史,讓他們努力奮斗以守護現在幸福的生活。

      暗淡并不代表沒有光明,20世紀的孩子們與老師們心中的燈火始終長明,因為那曾經在幼童音樂學校度過的時光會永遠熠熠生輝,成為余生都炙熱的精神明燈。因而如果更加深入地探究小說的結局,這部小說從兒童視角來看究竟是不是悲劇的問題值得深思。小說的悲劇結局究竟是否真的是一支“悲愴奏鳴曲”?

      像小說中所寫的,在那個戰亂年代,蕓蕓百姓能夠活下來已經十分艱難,而一群知識分子卻帶領幼童音樂學校走了那么遠,甚至培養了一些音樂人才,已經算是一個不圓滿但美好的結局了。那些在戰亂年代對音樂教育的堅守,那些在艱苦歲月中攜手奮進的勇氣,是無論怎樣的結局都磨滅不去的人性光輝。而這無疑給予了下一代的孩子們更大的希望與勇氣。不遺忘黑暗,才能不走向黑暗。那段歲月的熱血,讓再悲劇的結局都有了熱火和希望。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山河不再動蕩,風雨不再飄搖。但上一代奮斗者的精神卻一脈相承。童聲合唱團的名字“荊棘鳥”,來源于一個美麗而悲愴的傳說:荊棘鳥一生只唱一次歌,從離開巢開始,便執著不停地尋找荊棘樹。當它如愿以償時,就把自己嬌小的身體扎進一株最長、最尖的荊棘上,流著血淚放聲歌唱。一曲終了,荊棘鳥氣竭命殞,以身殉歌——以一種慘烈的悲壯塑造了永恒的美麗,給人們留下一段悲愴的絕唱。小說中的下一代孩子們,他們是幸福的,卻又懂得珍惜幸福的來之不易。荊棘鳥童聲合唱團的夢想便是用生命去歌唱這世界上的一切美好。他們一遍遍排練,從國家一代代音樂人身上繼承并發揚著這種一絲不茍、為夢想拼盡全力的精神。由此看來,《太平洋,大西洋》這部小說的結局并不是一曲完全的“悲愴奏鳴曲”。悲壯并不完全是悲劇,悲壯可以塑造最美麗的永恒。有時候結局沒有那么重要,它所歌頌的積極向上的精神才是更為深入人心的。

      [本文為2021年度江蘇省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敘事構建視閾中的新時代江蘇小說研究”(項目編號:21ZWA00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張競艷:《黃蓓佳:在心里“養”一篇小說》,《出版人》2021年第5期。

      ②錢中文:《“復調小說”及其理論問題——巴赫金的敘述理論之一》,《文藝理論研究》1983年第4期。

      ③黃彥文:《黃蓓佳:我把孩子當上帝一樣尊敬》,《揚子晚報》2021年5月6日。

      ④徐妍:《堅守記憶并承擔責任——讀曹文軒小說》,《文學評論》2000年第4期。

      5 9 12黃蓓佳:《太平洋,大西洋》,江蘇鳳凰少年兒童出版社2021年版,第34、198-199、228頁。

      6 7 11徐芳:《只寫作成人文學的作家,絕對體驗不到這樣美妙的幸福》,https://www.jfdaily.com/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117550。

      8 10譚旭東:《超越于童年生命的書寫——評黃蓓佳兒童小說新作》,《當代作家評論》2011年第2期。

      13魯迅:《再論雷峰塔的倒掉》,《墳》,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87頁。

      14施向輝:《黃蓓佳新作〈太平洋,大西洋〉:照亮孩子生活的一束光》,《現代快報》2021年7月11日。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 江蘇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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