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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頓”時刻的遠征——楊慶祥詩歌論
      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 | 李曉晴 黃平  2022年05月24日15:15

      內容提要:楊慶祥近年的詩歌創作依托于倫理確定性,展開為“停頓”“建筑”等美學構型。“停頓”指向具有無限可能的“零”,使現實瞬間展露其實質構造。“一”則指向倫理化的世界,“停頓”既是“零”對“一”的持續拆解、重組,也是自我不斷被卷入、重塑的過程。延續前作的“新傷痕”之余,《世界等于零》中的“愛”在當代人的內部危機下,變為需要“我”反復確證的信仰;另一方面,詩歌將“愛”與感知關聯,借助“停頓”來構筑有關倫理現實的感官確定性。“反諷-勸諫”等意象結構呈現為一個恒定的詩意系統,以尋求當代詩與社會現實新的對話格局。

      關鍵詞:楊慶祥 詩歌 停頓 倫理化 感官

      如果說,在“世界等于零”的命題下,要為詩人尋找一個安身的位置,那么應當是這個“等于號”。詩人靜止在這里,看著、聽著“春風”如何穿過“世界”、平行的通道以及虛空的圓環。讀楊慶祥的詩歌,即可以感受到這樣“停頓”和“展開”的往復。它們寫于某個特定時刻,在疫情的車廂、在地鐵的尾部。在這些時刻,詩人經由詩意的“停頓”,踏入“零”的深淵。詩歌因此成為“零”在“一”之上的短暫現身。“人不僅僅是現實的,也是精神的,不僅僅是世俗者,也是超上者。”1這些瞬間被視作“神靈附體”般的珍貴啟示。對于從前的詩人,他們會伏案將之記錄在紙張上;而楊慶祥就“在飛機上、高鐵上”“寫在手機備忘錄里”2,像是某種“自我揭露”,提示著寫作從連續性肉身經驗的解離。

      針對2020年以來的疫情狀況,《疫的七次方》這組詩記錄了從現實到精神層面的“停頓”狀態。在《疫1》,“吻”“牽手”“眉目傳情”受到禁止,愛情場景的開端成了“我用一陣劇烈的咳嗽惹你注目”。聲音承載著浪漫信息,穿過耳膜這道“細菌最后的屏障”被短暫地傳導和接收,最終得到的回應卻是“Don’t touch me”。愛的誘惑被恐懼戰勝,剩下空虛與分裂:“你有你的一顆紅肺/我有我的兩手準備”3,“你”和“我”被截然分開,各不相讓。《疫3》這一首同樣展現了這一特殊時刻愛的不可能。

      ——此刻如果我敢摘下口罩

      她就一定敢和我熱吻

      我們各自打包了一份外賣走遠

      我點的是尖椒蓋飯

      她點的是麻辣米線4

      “我”和“她”在“萬達三樓成都小吃”遇見的瞬間相互鐘情,“狠狠地盯著對方”。“我”在“此刻”作出愛的假設,“一定”“敢”的語氣將潛在的激情推向頂峰,結果一腳踏空。即將展開的愛情故事玩笑般落入空行,戛然掐滅了“我們”的火花。在最后的場景中,詩歌的情緒迅速冷卻:“我”和“她”拿到了外賣,不停留片刻就走遠,走進了各自的詩行。在這里,兩個詩節之間的劇烈轉折完成得平靜利落。過分不言自明而造成的突兀感,有力地傳達了人們對眼前困境慣性的麻木與默契,霧霾時期楊慶祥的寫作呈現了類似的情形,“霧霾選擇北京/受難者選擇口罩和沉默”5。再仔細體會,這些場景均被一種“停頓”的氛圍包裹著。歷史主體的能動性在人與人的隔絕中似乎失靈了,“我”只好“超然物外”,在個人的沉思中進入充滿假定性的精神生活。

      這種假定性既源于對“完整之愛”的懷舊,也包含對“隔離化”語言形式的懷疑。《疫2》將這種語言形式明確指為禁令。以“肺必須是紅的”為目標,“嚴防”“指示”為代表的禁令語言直接侵擾了現實的事物,從貓狗、蔬菜、水果到WiFi。在歷史暫停的“例外狀態”下,語言擁有了絕對的權力。它清楚地將人和世界(包括“無人區”)隔絕開來,并且限定什么“是真正的恩典”。面對內外壓力,這種“停頓”終于呈現為緊張、窒息的精神狀態。“肺是空的/掙扎了很久”“不知道在擔心什么/一直在擔心”“一直在等一個停止/然后安靜了”。6“停頓”提供了一種社會想象的方式,通過切斷運轉和進步的“電源”,真實狀況在靜止的時空中現形。比如《與山河書》要求城市“停下來”正視它滿目瘡痍的環境。

      現在。停下來

      地鐵停下來。看看城市的黑洞

      下水道停下來。吞咽過剩的食物

      路旁的孤兒,也停下來

      想得到本屬于他的一口7

      如此構造一個富有透視性的全景,誘使包含讀者在內“行色匆匆的人群”停下,重新覺知自身命運與祖國山河的“破碎”。在此被損害者的“哭泣”成了某種策略,比“讓河山放聲大哭”更重要的是將哭聲聚集起來,讓無聲的現實被聽到,再用“愛”去修復它。這也應合于詩集《我選擇哭泣和愛你》“新傷痕”的主題。在新詩集《世界等于零》,“哭泣”和“愛”仍然占據最高位置,但作者開始面臨“風塵磨損了深情”的內部危機,“愛”變成需要反復確證的信仰。這一危機構成了楊慶祥新作的問題意識,并且迫使后者提供更確切的精神來源。

      除了通過“停頓”的場景將現實經驗“收緊”呈現,楊慶祥的詩歌將當代人碎片化、瞬間化的生活體驗和形而上的精神生活聯動起來。這是他在詩中力圖實現的美學構型——接近“零”的生活時刻。“我想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間隙寫下自己的詩,每一首詩都非常珍貴。”8在《自畫像》中,詩人描繪自己及至所有同代人的面貌,“就像人生中的很多時候一樣/我沒有醒也沒有死”。⑨活著,并在日常中沉淪。與此同時,存在一種關于“重逢”的超越性時刻,在這些時刻寫作者想起“君父”,或聽見“班瑪斯德”(菩薩的現世化身)的召喚,“我在我們的血里純凈如處子”⑩。這些充滿暗示性的“重逢”是精神短暫的“遠征”。在間隙中追索這些超越性瞬間,使詩人的形象近似游擊隊員——既潛伏于生活內部,又時刻保持信仰和對危險的警覺。他在“怕”的自覺中確證“存在的大旗”仍“在人間遠途”,在“怕”中獲得安全感。

      誰比誰速朽?

      被卷走的煙花、地圖和幕后的馬

      我怕再也找不到存在的大旗

      當時的月光還在

      我的怕不是怕

      它是旗手在人間遠途

      ——《旗手在遠途》

      皎潔如初的月光撫慰了歷經變故的戰士,使他保持精神潔凈。從“我怕”到“我的怕不是怕”,略顯焦灼的自覺,在回環中變為對自覺的自省、對自覺性的肯定。這種怕也不是為了怕,而是使自己堅定地落座在“人間”。步步逼近自我意識的核心,對墮落的可能進行深度清理。它展現了信仰與現實的緊張關系,在這些時刻,自我內部的分離、彌合同時發生。“當我不能愛/我就坐在菩薩的法眼里/我問自己/是不嫵媚了嗎/還是風塵磨損了深情?”11

      這并非無來由的拷問,與日常纏斗的無望感始終威脅著主體意志,就像《她說活著就是讓人后悔》描繪陷落和被淹沒的感受,“星辰飛旋,停留在地鐵的尾部”,“如此多”的人、塵埃和規則六邊形,“污染著我少年的臉”12。改變現狀的希冀一遍遍點燃,在強大的對手面前終于“又將是一次無望”。詩人沒有否認主體的虛弱,但不等于向現實臣服,而是以“清潔”的方式重新整飭內心。“請允許我清潔/不用水,用淚/請允許我在這落日的忘川之中后悔。”13眼淚是淪陷者為撥開迷霧力所能及的行動,也是最低限度的尊嚴。《還是給她發條晚安的微信吧》以一個男子表現自我脆弱瞬間的日常自述,隱喻了掙扎和選擇的較量。“多年潔凈讓他痛恨自己,甚至哭泣/都做不到魯莽和沖動”,只是不論如何,“還是給她發條晚安的微信吧”14。

      此外,“后悔”同樣需要放在更廣闊的倫理范疇中考量。一般而言,當人們作出錯誤選擇,無法挽回時才會表達他的“后悔”。但在這里不可挽回和救贖的事物是文明頹敗的命運。“忘川之中后悔”與其說是“后悔”,更像來自幽冥深處的懺悔,是詩人共情力、理解力的完全灌注。《鏡中》寫道:“這是一生中后悔的時刻/造不了一面鏡子/也不敢破鏡重圓/梅花被PS得美輪美奐。”15大眾審美及其背后的技術體制已經成為難以撼動的“龐然大物”,被PS的“梅花”不能呈現哪怕一朵梅花的生靈。人們活在鏡中,無法得到一面鏡子真正地反觀自身。在深切的無力感中,詩人選擇“后悔”。這是一個為眾人而背對眾人的站姿:“一個聲音說/已經沒有位置了 。”16

      自1990年代的“歷史個人化”以來,當代漢語先鋒詩歌嘗試以“個人”姿態與自由想象處理蕪雜的歷史經驗,介入公共性議題。但這種介入往往以疏遠的姿態為前提,獨自在現實上空游弋。姜濤認為,“‘個人’不一定是想象力的前提,如何具有一種歷史的、乃至社會學的想象力,反倒是重塑‘個人’的一種方式”17。如此把個人后置于歷史,看似退后一步,實則打開了一個更具生命力的個人維度。縱觀楊慶祥詩歌整體,從上一部詩集《我選擇哭泣和愛你》到《世界等于零》,最明顯的變化是出現了一個相對恒定的詩意系統,詩歌承載的信息開始超出“個人化”的體量。詩與社會現實之間新的對話格局正在形成。無論從細節還是整體來評估,社會生活的膨脹速率已經超出個人能夠想象的現實框架,一成不變的個人視野很容易變成盲視化的自我圈囿。“好好活著好好愛你”18的存在命題,被楊慶祥放置于一個更寬廣的社會歷史框架中考量。在書寫以眼淚“清潔”內心的《她說活著就是讓人后悔》背后一頁,便是重申“建筑”之決心的《黃昏的起義》,不能不說有特殊的用意。

      甬道遠遠

      蟲蛾的飛舞是一次方程式的證明

      愛要在虛無中建筑起立體19

      蟲蛾鉆過漫長的甬道,留下生命的軌跡。由誕生到死去,是從“零”到“一”再歸于“零”的歷程。王弼注《老子》言,“達自然之至,暢萬物之情”20,微小似蟲蛾,生命虛無至極仍有情跡可循。就像蟲蛾的飛舞演示了最高者的方程式,存在之“愛”同樣應被賦予立體的形式。詩人的“愛”需要將籠統的、漫無邊際的抒情關懷整合起來,建立一個與現實對話的表象系統,在語詞的反復激活中更加有力地向世界表態。在這個意義上,楊慶祥的詩歌正是在個人與世界之間鋪設了一條“活的甬道”。或許可以將《世界等于零》理解為這樣一個基本的表意結構。

      不斷將“個人”拋入“落日的忘川”,把“世界”放進“忘川的罌粟”,詩歌以“停頓”指向具有無限可能的、不斷敞開的“零”:“世界等于零,也就是說世界重新敞開,并獲得了零一樣的無窮的生命原力。”21這個過程包含了兩層動態:一是現實在“超生活”瞬間中展露其實質構造,再是一個有內在結構性和穿透力的自我持續地被卷入、重塑。

      “我”在這里的位置近似海德格爾的“存在者”,但楊慶祥詩的“一”無疑指向一個倫理化的世界,而非自在的世界。這是一個充滿“選擇”的社會政治空間。站在此時此地,站在他者的歧途之上,自我必然“受到從零開始的一切人類經驗的塑造”22。因而楊慶祥詩中不乏對話者:“君父”“母親”“菩薩”以及變幻無窮的“你”。詩歌的語體、遣詞也常有模擬文言、與古典對話的傾向,這不止是在艾略特的意義上言說傳統。《望梵凈山不登有感》從古典情境引入,開篇猝然發問:“為何雙腳滯重如灌鉛?”正處于“登山的好時節”,且“驟雨初歇”,望而不登的人卻滯留于山腳,仰望著高山思緒跳躍。自王粲《登樓賦》始,中國文學逐漸形成登高賦詩的特殊傳統。若以傳統為參照,這首詩中登高者的腳步似乎停在一個不恰當的位置,現在起興顯然為時過早。關鍵在于,這一停頓開啟了登高者的精神遠游,他聯想起古代君王登高封禪的籌備儀式,“沐浴否?焚香否?/午夜夢回曉風殘月,紫禁城里的君父/尿頻是否好了一點?”23“君父”的形象已顯出衰老,疑問和關切的語氣幾度暗示歷史的頹敗。詩人有意造成傳統儀式的中斷失落,以此和“君父”展開一場想象性的對話。這無疑激活了民族歷史深層的集體無意識——一座被堵塞了言路的宮殿、一位有口難言的臣子。詩中的文言典故以及復沓的節奏也時刻撬動著讀者經驗的常識感,促使一種“非個人”的歷史感生成。

      走一步退了五十步。祥云四合如渡赤水長江。

      翻過那座山就看到偉大的信仰落地生根

      長成了刺梨、丑橘和五塊人民幣。24

      至此,諷喻詩的意味便顯露出來了。從登高場景進入歷史情境,悠長的文言意蘊借勢向當下的反諷轉化。這首詩廣闊的時空跨度,令本該婉轉的卒章顯志也有了磅礴氣魄。信仰結成的果實成為遍地的網紅水果,筑壇封禪的泰山也印成了五塊人民幣。寫作者以臣子的口吻向“君父”勸諫,提醒文明大廈傾覆的危險。“可要把握好平衡啊,君父。”建構一種積極的對話還不足稱“立體”,詩的最后兩行重又匍匐佛門下,“你荒廢日久的功業未遂,/善哉善哉,讓老衲超度你吧”25。這番用意不只是作者的佛學修養使然,也源于登高者眼前得名“梵天凈土”的貴州梵凈山。詩人以游客視點因地起興,黔猴、臥佛、清泉、茅臺、僧人,耳聞目見接連化形入詩,世間自在構造了反諷的形體,由“零”而“一”。然而楊慶祥詩反諷的內核始終是“慈悲”,它指出“善”在現實中的價值,而不是教人超凡脫俗。

      在這個意義上,“停頓”也是禪定般專注的心境。它突破了生理、心理的障礙,從不定感中找到定感,在詩的建筑中與歷史現實對話。這份厚重而凝定的倫理感,正是楊慶祥詩歌不斷“清潔”自我,“建筑起立體”的收獲。相較而言,詩集《我選擇哭泣和愛你》中的作品(主要是2015年以前的)大多夾雜一種峻急、昂揚的情緒,它們是“趁這個世界還沒有徹底變形”向世界發出的詰問:“愛人,我不辜負我還能做什么呢?”26“請問,那與鶴相愛的/少年去了哪里?”27在《我曾擁有錯誤的童年》,“父親”的構造接近于抽象化理論的“大他者”。在《中國長城建造時》,卡夫卡描繪了作為抽象權力自行運轉的中國皇帝和他的統治集團。如何獲取進入結構中喚醒自我、取得對話的勇氣和路徑?如何錘煉一種成熟、健全的詩格,“在‘秩序’和‘責任’中恢復‘先鋒詩歌’與中國當下現實的隱形聯系?”28無論基于理論還是現實上的“在地”,這些是楊慶祥提筆便會觸碰到的顯性問題。

      《哀歌》展現了對總體性存在的這種敏感。這組詩共八首,仍然采用君臣對話的架構,以此展開“鑿言路”式的歷史想象,“我只寫我的信,我只愛我的愛”,但“如果GDP繼續居高不下,我只好把我的信/藏于暗室”29。君父“把哭泣視為洪水”,歷史虛化的進程還在加快。書寫困境之余,“愛”被詩人認定為盛世迷霧里唯一可把捉的確定性,而這種倫理確定性似乎長期被當作傳統的專利,也是當代詩人恥于坦露的內心地帶。《望梵凈山不登有感》《哀歌》這樣的寫作以有限的建筑尋求參與,將對話的可能寄托于“愛”,顯示出必要的深情與擔當。盡管與無法對話者對話的企圖顯得虛妄,也不像“飛升的個人”那樣精致,楊慶祥更在意培育一種嚴峻的倫理感和批判力。《哀歌》組詩將當代人的消費經驗逐個嵌入宮廷生活,用“古風”的能指加以重新造型。

      開心果、松子和意大利冰酒。朝貢的體系一直沒有中斷,

      食物偏安,君父,你終究是一個農民,雖然你深諳辯證法,

      又用新媒體傳播主義。30

      事實上,詩人經常從日常生活中調來一系列小資化的食物意象,用以呈現都市飲食男女的消費盛宴。馬卡龍、好利來蛋糕、牛油果、西班牙火腿……這些食物在詩行間堆砌起來,如同在貨架上,總是不懷好意地整齊陳列。“偏安”本質是對矛盾、對立的視而不見,“食物偏安”隱喻了當代精神格局的萎縮。在消費占據主導的領域,人們用以統攝感官的精神機能日益退化,取而代之的是被動的眼睛與味蕾,以及“漸蛻了聽覺”31。食物為此提供了最直接的證據。“瓷娃娃”(脆弱的中國瓷器)仍是盛宴的主人,只是這“最后的晚餐”沒有了最初的神圣,余下孤獨的食物。“緩緩上升了:奴隸、國王/和無名的游戲”,但“與此相反的不是下降,是展開/是片段”32。新的總體性切割舊的,就此鋪開一個荒蕪的世界。

      值得玩味的是,在楊慶祥詩中感官的展開有兩種寫法。一種以摹仿為本,展現當代生活的感官化及其囚禁性。這仍然可以用“反諷-勸諫”的框架來理解,比如這句:“一個商業和網紅結盟的國度是沒有希望的。/君父,請自瞎雙目。”33另一種寫法引入“停頓”的修辭,向自身之外敞開:“但還是看到了故鄉的原貌/炎熱熟悉如羚羊的臀部。”34借助這種通感的想象力,視覺官能獲得了質的延展,能夠超越內外的屏障自由穿行。“個人”似乎長出一對全新的觸角,開始恢復對倫理現實、對“零”的感知,恢復主體獨立掌控感官的權利。當然,這不意味著人的價值在于他對器官的絕對自由,否則很可能落入另一個齊美爾早已指出的陷阱,即“感官的精致化”,它“造成了都市個體的相互隔絕”35。

      因而在楊慶祥詩中,感官確定性的再造、上升必然以倫理確定性(“愛”)為前提,感官的展開需要配以合理的議論。“失去了眼睛的時刻就是失去了敵人和愛人的時刻啊。”36對于本就置身迷幻的生活中人,霧霾天氣“什么也看不見”的狀況更像是天降的啞謎。“愛”的肉身是感知,問題在于,人們越來越冷淡了。詩人意識到他必須馬上行動,恢復感官的認知能力,由此召喚“健康”的精神。

      不是我不熱愛溫暖,當早茶的霧氣

      覆蓋雙唇,一道碧綠的青菜喚醒方言

      我知道我必須少說多行

      我在蔬果的獻祭里年華不再37

      不是以味蕾相隔絕的“食物偏安”,而是開誠布公的獻祭。在青菜喚醒方言的瞬間,“愛”也被喚起了,于是從故鄉回到北京。“我要去寒冷的北方。”感官的倫理化必然導向禁欲,心和胃融為一體,相互映照,“我的心和胃在這里。這是我唯一確定的。”38清明節在北京,“一整天我喝了一碗粥”,這是一顆從屬于心的胃。又如《我唯一確定的》這首詩,“我”有兩種表白心跡、撫慰信仰的辦法,一個是痛哭,另一個就是如數家珍般穿過北京城的湖泊和建筑去吃熱干面,“我吃了兩碗。一碗因為君父。一碗因為好吃”39。

      如此來看,楊慶祥的詩句大多比較短促,不能完全歸結于“游擊”的日常寫作,也由于這種擠壓感官的寫法。在目前探討的例子里,詩的對話結構、認知感覺都追求外放,只因有倫理的克制,才顯現出邊界。但如果只把“零”當作詩歌“建筑”的方法論還是不夠,比如詩集同名詩作《世界等于零》,從中可以看到倫理框架之外,一些完全展現“零”自身的時刻。這首詩寫于2017年,作者當時住在地鐵線附近,“有一天他夢到了一個陌生的女生,她戴著假發坐于門前,于是就有了這首詩。”40地鐵屬于現實的空間,與非實存的事物相區別。這位陌生女子在夢中來到詩人門前,詩人醒來,她便消失。從“來過”到“走了”,詩中的“我”極力地確認自身的存在。詩的寫作自身也顯示出與這一“執念”相匹配的氛圍。

      對微微顫抖的塵埃說:我來過

      對塵埃上顫抖的光影說:我來過

      對光影里那稀薄的看不見的氣息說:我來過

      每一件衣服都穿過你,來自中原的女郎

      你坐在門外等一個黑色的夢把你做完

      你手握石榴提醒我戴假發的人來自故鄉

      與此同時

      對比深井還深的眼睛說:我走了

      對眼睛里比細雪還細的寒冷說:我走了

      對比寒冷的晶體更多一分的冰棱說:我走了41

      通過層層壓縮視覺的空間,全詩的形式強度被調試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我走了”的三行詩寫出了虛空的“深”,如“比寒冷的晶體更多一分的冰棱”,“寒冷的晶體”是何種形態?多出的“一分”應比于哪套刻度?“我”越是用力確認自身,越是接近空無。也因此一切生活都有它被動的形態,“你”被衣服穿過、被夢做完。用詩人自己的話說,“除以零乘以零,其后果都是坍縮為‘虛空’(sunya)……在‘sunya’里是自我歸于‘一’以后的無限可能性”42。來走只在一瞬間,這首詩以自身的形式巧妙地說明,“一”的存在本質在“零”之中。當然,雁過留痕,詩人吹去浮屑,似乎也覺出精雕細琢的詩歌束縛了“零”的表現力:“如果這首詩放在現在,我不會寫得那么長,三句就可以了:是的,/世界等于零。/世界等于零。”43這并不是說詩越短,瑕疵越少,而是在語詞作為“肉身”被規劃和安置的意義上,這三行詩句以更簡潔的形式撐開了這個無限的對象——偽裝不在場的“空無”自身。

      楊慶祥的詩歌并非一味追求這樣的瞬間表現,或許可以說,“停頓”也是“零”對“一”命名、拆解、重組的時刻。獵者和兔子這組意象最早出現在2001年的《古意或現代少年成長記》。“我”在雪山遇到一位等候白兔十年的獵人,在“我”為他點亮火柴的瞬間,他發現這只兔子早在十年前就死在了他的槍下,獵人因此后悔郁郁而死。“兔子”的意象隨后在詩人密集創作的幾年里再度出現于《秋日傳奇》(2007年)、《陰柔的兔子最愛說話》(2008年)和《楠楠隱喻》(2010年),詩人不吝把一切美好的詞語賦予它。抓住兔子就抓住“善良”“愛與死”“甜蜜”。應合于楊慶祥近年對“新南方寫作”的推重,南方意味著遠離中心的異質性自我的擴張。“政治(主權)無法抵達的地方,漢語的主權卻可以預先書寫和確認。”44同樣,這群“愛說話的多情種”也生活在“南方的山溝”。

      陰柔的兔子其實并不害怕獵槍和捕獲

      它們最害怕守在三個洞穴里孤獨一生45

      結合上文的論述,隱喻上兔子同諫言的忠臣呼應,“獵人”也逐漸被明確為“父親”。兔子拼命從父親的槍下逃離,其主體性在“性感寵物”的邊緣來回拉扯。和以上幾首對照,《我想擁有一桿長筒獵槍》明顯不同。這首詩收錄于2021年的《世界等于零》,仍舊是兔子和父親對立的隱喻,內容和寫法上均有所不同。

      后來兔子越來越少了

      后來壞人越來越多了

      有一段時間父親整夜不睡

      他一邊擦槍一邊喝酒一邊打呵欠

      他向那些消失了的兔子打了一槍

      他向那些洶涌而來的惡霸們打了一槍

      他最后一槍穿過我們美麗的村莊和田野

      ——不知去向

      那些隨風散去的火藥和子彈啊

      我真想擁有一桿父親那樣的長筒獵槍46

      “兔子越來越少了”,更關鍵的是,那位被點破自己已殺過兔子,而陷入存在性困境的獵人也不見了。寫法的轉變也是顯見的,2001到2010年間的四首詠兔詩,詩歌形式著重轉述性和抒懷氣質,轉述獵人的話、轉述記憶的“想起那年秋天”,轉述朋友的看法,“這是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的/他一直以狩獵為生”47,以及這處歌詠,“抓住兔子!啊,寶寶/兔子是多么性感的寵物”48。但是,在這首詩里,對現實的反諷呈現完全受“停頓”視角支配——獵者向“無”的兔子打槍。如同那位被衣服穿的中原女郎,當我們以為要用生活填充虛無,詩人卻偏要寫生活被虛無填充了。詩人有著“零”的感官,將這個空無的世界借用來披露獵者的真相,它時刻表現著自己的虛無,也時刻播報和嘲笑。最后一槍穿過“村莊和田野”,殘忍在于這子彈來自獵者槍中,“美麗”是因為視角著眼點在子彈穿越的過程中由呼嘯的子彈,漸漸轉向深情者眼中的村莊和田野。這呼應了2001年詠兔詩的結尾,“一切很美:/我歷經風雨而趨健壯的身軀,/山巖背后碧綠如磷火的狼眼,/山下萬家燈火,如故鄉之流螢”49。

      那只不知去向而變得空無的子彈,從揭露性的黑色氣息中漸蛻出來。仿佛因為“萬物都忠于自己的靈魂”,子彈回到了空無的世界。最后兩句歌詠以忠貞者的抒情,反諷性地將獵槍消解掉了:隨風散去的火藥、子彈仿佛變成了云朵,這幾乎是向“零”的宇宙祈禱或許愿。在這樣的視角里誕生了一種“感動”的形式,雙向合于寫作和倫理,展現著信念的“熱脹冷縮”。歷史和記憶自然不可能就此散去,但是,從詩歌到現實,“選擇”仍然把握在人的手里。就像他的“建筑”,詩人已經作出他的選擇:“我所能消耗的/不過是菩薩的好憐憫/我所能寄望的/不過是君心似我心。”50在這個結構中,系統的平衡不構成目的,目的在于尋求“零”的破局,從中獲得當代精神的“活水”。從“零”到“一”,再歸于“零”,如此往復。楊慶祥的詩歌清掃了傲慢“個人”的浮塵,就像“怕”的自覺不止于同現實保持距離,反過來,它仍構成“我”參與現實的力量。

      注釋:

      ① 21 22 42楊慶祥:《從零到零的詩歌曲線》,《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173、182、173、182頁。

      ② ⑧ 40 43羅昕:《楊慶祥:一個用手機備忘錄寫詩的人》,澎湃新聞2022年1月11日。

      ③ ④ ⑥楊慶祥:《疫的七次方》,《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1、3、5-6頁。

      ⑤楊慶祥:《我選擇哭泣和愛你》,《我選擇哭泣和愛你》,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6頁。

      ⑦楊慶祥:《與山河書》,《我選擇哭泣和愛你》,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頁。

      ⑨楊慶祥:《自畫像》,《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129頁。

      ⑩楊慶祥:《我在我們的血里》,《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128頁。

      11楊慶祥:《當我不能愛的時候》,《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19頁。

      12 13楊慶祥:《她說活著就是讓人后悔》,《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29頁。

      14楊慶祥:《還是給她發條晚安的微信吧》,《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47-48頁。

      15 16楊慶祥:《鏡中》,《我選擇哭泣和愛你》,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頁。

      17姜濤:《個人歷史化想象力:在當代精神史的構造中》,《新詩評論》2016年第1期。

      18楊慶祥:《我在所有事情中都找不到存在感》,《我選擇哭泣和愛你》,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頁。

      19楊慶祥:《黃昏的起義》,《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30頁。

      20蔡科、張樹勝、楊春友主編《王弼集》,河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97頁。

      23 24 25楊慶祥:《望梵凈山不登有感》,《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95、96、96頁。

      26楊慶祥:《辜負靈魂很久了》,《我選擇哭泣和愛你》,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頁。

      27楊慶祥:《雨雪天登黃鶴樓》,《我選擇哭泣和愛你》,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頁。

      28楊慶祥:《“先鋒詩歌”的歷史和問題》,《當代文壇》2019年第6期。

      29 30楊慶祥:《哀歌》,《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6-17頁。

      31楊慶祥:《不如愛她》,《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60頁。

      32 34楊慶祥:《阿斯維加斯一夜》,《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20頁。

      33楊慶祥:《哀歌(組詩)》,《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14頁。

      35[德]齊奧爾格?西美爾:《感覺社會學》,《時尚的哲學》,費勇等譯,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頁。

      36楊慶祥:《一代人》,《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32頁。

      37楊慶祥:《我特意改簽機票回北京等下雪》,《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35頁。

      38楊慶祥:《我唯一確定的》,《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80頁。

      39楊慶祥:《戊戌年遇小雪有感》,《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84頁。

      41楊慶祥:《世界等于零》,《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65頁。

      44楊慶祥:《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

      45 47楊慶祥:《陰柔的兔子最愛說話》,《我選擇哭泣和愛你》,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53頁。

      46楊慶祥:《我想擁有一桿長筒獵槍》,《世界等于零》,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年版,第34頁。

      48楊慶祥:《楠楠隱喻》,《我選擇哭泣和愛你》,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頁。

      49楊慶祥:《古意或現代少年成長記》,《我選擇哭泣和愛你》,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153頁。

      50楊慶祥:《我所能寄望的》,《我選擇哭泣和愛你》,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頁。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